通常认为这首词为伤春之作。惜春伤春是历代词的传统题材，留下的佳篇汗牛充栋，僧挥的这首《金明池》即为其一，被选编进《宋词三百首》。全词基调哀婉，上片主描景，下片主抒情，行文多有绮语；而作者又为僧人，词作别有一种情趣。
“天阔云高，溪横水远，晚日寒生轻晕”，上片首句一气连用了三个境界开阔的短句，一反伤春词细腻入文的模式，起笔突崛。三个远景，如果只从单个分开细看，纯粹只显豪阔苍远的境界，于伤春主题并不切合，但一经组合排列，哀氛就透过词句四处弥漫，奠定了全词“伤”的基调。起笔突崛而又不显唐突、违拗，且自有新意，正是这首词入文的妙处。
“闲阶静、杨花渐少，朱生掩、莺声犹嫩”，这是近景，与首句远近结合，成一画境。首句奠定了词意的气氛基调，但并不能判断句中所描绘的是什么时间季节，这第二句作者点明了是暮春时节。“闲阶静，杨花少，朱生掩”，是目之所及的视觉感受，莺声嫩则为听觉感受，这几个“冷色调”意象的有机叠砌，予人幽深、凄切的感觉。然而，作者并未让这些意象营造的感觉如滔滔江水一放到底，一览无遗，而是且放且收，“莺声犹嫩”，一个“犹”字，恰如其分地把前头的表达“收”了起来。但不是单为了收而收，是为了接下去能更好地放。虽然莺声“犹”嫩，但也不能再“嫩”很长日子了。
“悔匆匆、过却清明，旋占得馀芳，已成幽恨”，此句既是前面景的描绘后的情的流露，也是“莺声犹嫩”收了之后的续放。时光易流，一过了清明，各种各样的花儿，就都陆续委地凋谢了，丛中和枝头只疏疏落落地留了一点儿残英。到这时，莺声已老，不再嫩了；可见“犹”得短暂、无奈。“却几日阴沉，连宵慵困，起来韶华都尽”，这句是接前句的深延。几天前还有若有若无的遗留的花儿，可忽忽几日，稍没注意，一下子就只剩满目绿肥，些许瘦红也难觅了。
上片主描景，景中时也露情，下片主抒情，全为伤春心事。“怨入双眉闲斗损，乍品得情怀，看承全近”，写的是春愁怨情。怨入双眉，思量甚苦，皆因春去无情。“深深态、无非自许，厌厌意、终羞人问”，写的是怨态，情动于衷而形于表。因春去而心怨，因心怨而神形缱绻。“深深态”两句是女子自怜自爱、自怨自艾的情态，大有美人惜春迟暮之感。“深深态”和“厌厌意”二词运用对比，将女子愁绪满怀的怨态和因春去精神萎靡的无力之状形象描写出来，读之令人感同身受，心怀大动。 [4]
末句“纵留得莺花，东风不住，也则眼前愁闷”是全词最堪回味处。心怨源于春逝，这里却说即使莺声和花香留住了，仍还是愁绪难遣。原来春去仅是引子，最伤心处，并非春天美景消逝，而是时间老去人老去——春天可以再来，人却难以再少。无言之伤，尽在其中矣。
此首伤春之词，却出自诗僧笔下，可见其性情坦荡，不拘礼法。上片阶静生掩，美人春睡。杨花渐少，莺声犹嫩，正是暮春景象。睡起方识春色已阑，幽恨遂油然而生。下片因惜眷而自怜，因伤春而厌厌。这首词把年轻女子的多情与娇羞写得十分动人，她有些慵懒，有些感伤，有些哀怨，也有些甜蜜。一个感情真挚、热烈而又羞涩矜持的女性形象跃然于纸上。 [1] [5]
有观点认为下阕以“怨入双眉闲斗损”句过片，承上阕末意，也补足了人对春光去尽的反映。一“闲”字、一“损”字，暗暗透露作者对这种伤春怨情的保留态度。以下渐渐转出真意：先用“乍品得”二句过渡，语极委婉。这两句真像耐心布道者的口吻。“深深态”二句，又忽作狮子吼，将悔憾怨恨种种情怀之实质一语道破：自我期许太多，就难免不深深作态；羞于向人吐露，才必定会恹恹不振。“怎知道”以下又如佛手指点迷津。从正反两面说去：想闻得好“音信”，关键在于“忘了余香”，不必有所留恋，这是从正面说；若总想“留得莺花”，执迷不悟，那只会招来“愁闷”，自堕苦海，这是从反面说。禅理而能入词，又说得如此有诗趣、理趣，实属不易。
武则天当政时期，搜刮民财，大规模地在全国范围内兴建佛寺。佛寺的规模超过宫阙。崇佛的工程兴起以后，每天要役使上万人，国库耗竭，民不聊生。
诗人对此义愤填膺，禁不住把怨刺之笔直接指出了武则天，尖锐地讽刺和揭露武则天崇奉佛教，劳民伤财的荒唐行径，有如痛斥弊政的檄文。
这首诗的主要特点是用诗来议论时弊。与诗人多次向武则天上呈的那些批评朝政得失的奏章大不相同，它所谈的虽然也是政治、社会问题，但不同于一般直陈其事的政论文，它既是政论，但又首先是诗，是诗与政论的结合。
开头四句标举懦家仁政爱民的思想，抨击武则天生事扰民的行为。借上古“仁德”之君来讽诫当代胡作非为的君主是中国古代诗歌习用的传统手法。因此陈子昂开宗明义地为全诗立论：上古道德之君从来不为一己谋利，而是处处关怀和扶助善良的平民百姓。
接着三、四两句引出古代著名的贤君与暴君的例子，进行正反对比。诗人以恳切而激烈的语气向当代最高统治者进言：尧一向以节俭著称，乘坐考究的车子决不是他所愿意；你大周皇帝本该励精图治，不去学习万代称颂的圣君尧，难道还去效法那亡国之君商纣王建造瑶台的奢侈行为吗？这里引入了具体的历史人物和有代表意义的事物（“黄屋”与“瑶台”），避免枯燥地直接说理。因而使议论具有了形象性，富有情韵，增强了感染力与说服力。
“吾闻西方化，清净道弥敦。奈何穷金玉，雕刻以为尊？”诗人援引佛教主张清净慈悲的教旨，指出崇佛者穷金玉、兴土木、残生灵，恰恰是悖离了佛家的本意。这里“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有理有据地否定了当事者为自己辩解的借口。武则天是代李姓皇帝而立，建立武周政权的，她执政后急于欺骗民心，让百姓相信大周是“天命”所归。于是奸佞小人趁机而起，投其所好，伪造符箓图谶，宣扬这位女主是西方弥勒佛转世，这正迎合了武则天的迷信心理和政治需要。此后，兴建佛寺之风愈演愈烈。陈子昂针对此驳斥道：来自西方的佛教，本以清净慈悲为主，愈是清净愈见佛道的尊严；自称崇佛的人为什么反而要违背佛道，大兴土木，用金玉塑像造庙这种奢侈行为作为对爱好清净的佛的尊奉呢？这是全诗的第二处反问。
这个反问，比第一个反问更为有力。如果说，前一个反问中还带有劝导的成分，那末这个反问就完全是怒斥了。这一怒斥，揭穿了崇佛者的虚伪。“奈何”一词诘难有力，使对方没有辩解的余地。
“云构山林尽，瑶图珠翠烦”以严格的工对对新建的座座佛寺的宏伟规模与奢华布局进行充分的描绘。
为了建造高耸云霄的庙宇寺院而将山林砍伐开采殆尽，为了做成金碧辉煌的图案花纹而搜尽了民间的珍珠宝物，给人民带来很大的苦难。这里只写建筑物的巨大耗费，而将百姓因此而遭受的深重苦难留给读者去想象和补充。接下去“鬼工尚未可，人力安能存”二句仍是对偶，但已由实化虚，从前面的描写重新转入议论。两句大意是：这些宏大精丽的巧妙工程，看来连鬼神也难以建成，人怎么竟把它们建成了呢？言外之意是：这些，耗费了多少百姓的血汗和生命。这是全诗浩繁的工程对统治者倒行逆施的第三处反问。这个反问由第一处的劝导和第二处的申斥，上升为愤激的控诉了。诗的最末二句：“夸愚适增累，矜智道逾昏”，是警告统治者向“愚民”夸示宗教排场，足以造成无穷的后患；玩弄聪明的结果，徒然劳民伤财，使政治更加昏乱。这个结尾正面着笔，慷慨陈辞，说服力极强。以批判昏乱之“道”来呼应开头所歌颂的古圣人之“道”，使得篇章结构严密，说理透辟，具有很强的批判性和说服力。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此诗载于《全唐诗》卷七十五。下面是唐代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刘学锴先生对此诗的赏析。
首句中的“五原”，就是现在内蒙古自治区的五原县。张仁愿任朔方总管时为防御突厥而修筑的著名的三受降城之一──西受降城，就在五原西北。这一带地处塞漠，北临大碛，气候严寒，风物荒凉，春色姗姗来迟，所以说“五原春色旧来迟”。着“旧来”二字，不但见此地的荒寒自古迄今如斯，而且表明诗人对此早有所闻。这一句是全篇总冒，以下三句即对春色之来迟进行具体描绘。
“二月垂杨未挂丝。”仲春二月，内地已经是桃红柳绿，春光烂漫，这里却连垂杨尚未吐叶挂丝。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抓住“垂杨未挂丝”这个典型事物，便非常简括地写出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垂柳在凛冽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
三四两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一副笔墨。通过五原与长安不同景物的对照，来突出强调北边的春迟。第二句与三四两句之间，包含着一个时间的差距。河畔冰开，长安花落，暗示时令已值暮春。在荒寒的北边，到这时河冰刚刚解冻，春天的脚步声虽已隐约可闻，春天的身影、春天的色彩却仍然未能望见，而皇都长安，这时早已姹紫嫣红开过，春事阑珊了。这个对照，不仅进一步突出了边地春迟，而且寓含了戍守荒寒北边的将士对帝京长安的怀念。
面对五原春迟、北边荒寒的景象，诗人心里所唤起的并不是沉重的叹息与忧伤，也不是身处穷荒绝域的孤寂与凄凉。这里是荒寒的，但荒寒中又寓有它所特具的辽阔与壮美；这里是孤寂的，但孤寂中又透露出边地的宁静和平，没有刀光剑影、烽火烟尘；这里的春天来得特别晚，但春天毕竟要降临。“河畔冰开”，带给人的是对春天的展望，而不是“莫言塞北无春到，纵有春来何处知”（李益《度破讷沙》）这样沉重的叹息。如果把这首诗和王之涣的《凉州词》对照起来读，便不难发现它们的声息相通之处：尽管都写了边地的荒寒，流露的思想感情却是对边塞风物的欣赏。在这一点上，《边词》可以说是开盛唐风气之先的。
这首诗散起对结，结联又用一意贯串、似对非对的流水对，是典型的“初唐标格”。这种格式，对于表现深沉凝重的思想感情可能有一定局限，但却特别适合表现安恬愉悦、明朗乐观的思想感情。诗的风调轻爽流利，意致自然流动，音律和婉安恬，与它所表现的感情和谐统一，让人感到作者是用一种坦然的态度对待“春色旧来迟”、“垂杨未挂丝”的景象。特别是三四两句，在“河畔冰开日”与“长安花落时”的工整对仗之前，分别用“即今”、“便是”这样轻松流易的词语勾连呼应，构成了一种顾盼自如的风神格调。“治世之音安以乐”（《毛诗序》），这首诗可以作为一个典型的例证。不妨说，它是初唐标格与盛唐气象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