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世间万事没有绝对的公平,你何必自寻无来由的烦恼?
若只凭你这寸长的身躯,衔着木头填一要填到何时。
我愿意填平这东一,即便身体沉入一中心也绝不悔改。
只要大一没有被填平,我填一之心将永不泯灭。
呜呼!你看不到,
西山之上的飞禽虽衔木者众多,但都在自己忙着筑自己的巢歇息!
注释
精卫:古代神话中所记载的一种鸟。相传是炎帝的少女,由于在东海中溺水而死,所以死后化身为鸟,名叫精卫,常常到西山衔木石以填东海。
尔:指精卫。
终古:永远。
鹊、燕:比喻无远见、大志,只关心个人利害的人。
窠:鸟巢。
此诗是顾炎武在三十六岁时,根据《山海经》关于精卫鸟的故事写成的。那时,反清复明的力量只剩下东南海隅和西南边陲微弱地持着,作者的很多好友也已在斗争中牺牲了。面对这一不利形势,诗人以精卫自喻,而作此诗。
精卫衔木石以填东海的故事,千百年来已成为人们经常吟咏的内容。这则故事之所以成为一个熟典,就在于精卫鸟的形象代表了人间的一种可贵而又可悲的精神。将精卫和愚公作一个比较的话,二者事有相类之处,但它们所体现的精神特质却是迥然不同。精卫体小,所衔木微,而东海无涯,无有平期。然而“我心无终时”,填海的精神令人悲怆,令人崇敬。这种精神,对于作者这样在亡国之后永葆节操的民族志士来说,它无疑是一个重要的精神支柱。
此诗中诗人把自己比喻为精卫鸟,决心以精卫鸟填海的精神,实现自己抗清复明和编写巨著的大业。充分表达了他坚持气节,不向清王朝屈服的决心。同时,在此诗中诗人也渗透了区区一人的身单势孤,当然,也有对那些为了一己利益“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的不满和无奈。
此诗以问答的形式成篇,自然地形成了三个层次。“万事有不平,尔何空自苦?” “万事有不平”句的问话是代表了社会上许多人的心态。这种观点实际上是慕于懦弱的一种自欺,明明承认万事不平,又觉得已回天无力,于是主张放弃反抗,停止斗争。这种人还往往自命通达,很容易发展为与世俯仰,随波逐流,丧失节操。作者则借精卫之口以明志:“我愿平东海,身沉心不改。”这是对精卫精神的讴歌,又是作者心灵的直接宣泄。在当时,明王朝大势早去,复国无望,这一点作者心里自然是清楚的,所以他自比精卫,誓死不向清朝统治者屈节,决心坚持“衔木”,直至终古胜利仪是奋斗者的愿望,虽然不绝对能实现,但舍身的抗争却誓不停止,永远是战士的精神脊柱,那就是可歌可泣的正义之志。作者的宣誓铿锵有力、掷地有声,也正是作者内心的剖白。“君不见西山衔木众鸟多,鹊来燕去自成窠,”借对话者的口吻,道出了一个可耻的现实:原来的一些明朝士人,在亡国之后,初隐而后仕,自营巢窠,卖志求荣,丧失了民族的气节。他们不过是一群为作者所不齿的燕鹊之类的“众鸟”,在精卫的面前却显得非常的卑鄙无耻了。
此诗对精卫的形象作了富于独创性的再塑造、在诗的中间作者让精卫自己反复鸣唱,使其光辉的精神特质得到了淋漓尽致的表现,而这种民族精神的瑰宝之所以光芒闪耀,异彩夺目,是作者将它置身于“燕雀”的衬托之上,所获得的神效。美与丑相激共振,精卫与燕雀同处于一个画面之中,各行其是,顿时黑白昭然,圣沽与龌龊的互相比较,所产生的褒贬效果分外强烈。
另外,此诗采用对话的形式行文运笔,使诗的语言简洁明快,质朴自然,尽弃雕饰。从而使通篇不枝不蔓,精工细致,收到了良好的效果。
总之,无论是诗中所弘扬的正义之气,还是诗歌所达到的艺术造诣,都能够强烈地感染读者,具有不可磨灭的艺术价值。
这篇诗文可分为三层,起首至“惟酒是务,焉知其余”为第一层。作者以如椽之笔,勾勒了一位顶天立地、超时超空的“大人先生”形象。他,“以天地为一朝,万期为须臾”,缩长为短,缩久远为一瞬,比庄子笔下的“以久特闻”的彭祖和“以以千岁为春,以千岁为秋”的大椿,越出几万倍。作者展开想像的翅膀,站在宇宙、天体的高度,俯视地球、人世的变幻,自然感觉渺小微末,那何必斤斤于一旦之交,汲汲于一夕之化。他,以“日月为扃牖,以荒为庭衢”,缩大为小,缩旷远为门庭,其胸怀之广阔,其眼界之高远,超尘拔俗,连庄子笔下的“绝云气,负青天”“抟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之大鹏,亦不能望其项背。以上四句,既突出“大人先生”之高大无比,横空出世,又为后文展示其“德”铺设一幅特大的背景。接着叙写“大人先生”的衣食住行,茕茕独立,不同凡响:“行无辙迹,居无室庐,幕天席地,纵意所如”,既然日月、以方只像扃牖、庭衢那么可以自由出入,普通车马何能载乘,普通室庐何能盖蔽,他——大人先生,豪放、脱羁,天当幕被,地当茵席,纵意所如,随心所欲,这可以说已达到庄子所论说、描叙的“逍遥游”境界了。至此,作者的笔触由虚而实,由前四句的空灵,到此四句的概述,再具体延伸到大人先生的“动止”,从而引出“酒”字,切入正题。他已不是一般的痛饮,而是狂饮。无论是静止时分还是行动时刻,不是“操卮执觚”,就是“挈榼提壶”,始终与酒为徒,“惟酒是务”。史载刘伶出门挂酒榼于车,令人荷锄随之,曰“死便掘地埋我”。这可以作为上面几句话的注脚。可见这个“大人先生”既是刘伶所向往的傲然世俗、卓然迥立之理想人物,也蕴含着刘伶本人的性格和影子。而“惟酒是务,焉知其余”,看似超然物上,不屑与营营碌碌、争名夺利之世人为伍,但是举杯浇愁愁更愁,这里面却也或多或少发泄了不满现实的牢骚,包藏着嫉世愤俗的情愫。
第二层从“贵介公子”到“是非蜂起”,提出“大人先生”之对立面对其狂饮所作出的反响。围绕“酒”字,展开了饮与反饮的矛盾冲突,使文章波折起伏,激荡回转。“贵介公子”是既得利益者,无疑要维系其富贵利禄的名教礼法;而插笏系绅的官宦,作者称其为隐居的“处士”,这里不无讽刺之意,他们自然也要捍卫其赖以进阶的礼教法规。这些人不能容忍有近似疯狂的酒徒在一旁破坏、藐视礼俗大法。因而,“闻吾风声,议其所以”,一“闻”即“议”,显示了这些人狭隘的心胸和饶舌的伎俩;“议”之不过瘾,乃至于“奋袂攘襟,怒目切齿”,作者连下“奋”、“攘”、“怒”、“切”四个动词,活画出这批入围而攻之、气势汹汹的狰狞面貌。他们“陈说”的核心,自然是“礼法”,一时间,唾沫横飞,“是非”之说,蜂拥而起。根本没有直率之人的立足之地,没有耿介之士的容身之处。以上的描述,绝不是作者的随意想像,而是对当时黑暗腐败政治的一种概括和反映,真切而动人。
第三层,写“大人先生”对公子、处士攻击的回答。如果据理力驳,对这批沉湎礼法之徒,无可理喻,反而有损“大人先生”之旷达本性,倒不如反其道而行之,以率真的行为来冲破他们的名教礼法,大人先生于是索性变本加厉,不是一杯接着一杯、文文雅雅地喝,而是“捧罂承槽,衔杯漱醪”,多么的粗鲁狷狂,简直是满口满脸、满头满身都浸淫于酒了。不仅如此,饮酒的姿态也随之而变,坐则“奋髯箕踞”,越礼犯分;卧则“枕曲藉糟”,无法无天。大人先生心安理得,“无思无虑,其乐陶陶,兀然而醉”。这一系列倨傲不恭的行为,无疑是对那所谓的礼教的最大挑战,也是对“公子”、“处士”的最大棒喝。别看这些正人君子似乎春风得意,日日奔走于利禄,汲汲钻营于宦途,但神伤虑竭,尔虞吾诈,哪有先生那么陶然自乐。笔触至此,已切入“德”字。接下去,作者借醉态进一步扩展、申发“酒德”。醉是醉得那么“兀然”,毫无知觉;醒是醒得那么“恍尔”,心朗胸清。这里虽醉犹有三分醒,已醒还带三分醉。他的感官因此异于常人:听觉是“静听不闻雷霆之声”;视觉是“熟视无睹泰山之形”;触觉是“不觉寒暑之切肌,利欲之感情”。写听觉、视觉只是描绘醉态,是一种陪衬,目的是烘托出大人先生不为利欲撼情,甘居淡泊的高尚品德。《评注昭明文选》说:“酒中忘思虑,绝是非,不知寒暑利欲,此便是德。”评得非常确切。作者笔下的“大人先生”于已是“不闻”“不睹”“不觉”,而对人却看得异常透彻:“俯视万物,扰扰焉如江汉之载浮萍”,世上万物是那么地乱七以糟漂泊无定,有什么可留恋一顾的。尔等公子、处士犹如蜾赢、螟蛉这样渺小的东西,何能长久。既称公子、处士为“二豪”,却又比喻为虫子,是极妙的讽刺,极度的蔑视。这一层的词意似乎多为自我解嘲,不辨是非,而通观全文,却是嘻笑怒骂,痛快淋漓,泾渭分明,是非自辨。那位“大人先生”虽沉湎于酒,却不沉湎其心,酒德由是而兴;而那公子、处士虽不沉湎于酒,却沉湎于札法,满口的说教越显示出他们的无德。所谓的“有德者”最无德,所谓的“无德者”最有德,正是这篇文章的题旨所在。
这篇骈文全篇以一个虚拟的“大人先生”为主体,借饮酒表明了一种随心所欲,纵意所如的生活态度,并对封建礼法和士大夫们作了辛辣的讽刺。语言形象生动,清逸超拔,音韵铿锵,主客对峙,铺叙有致,文气浩荡,笔酣墨饱,有飘然出尘,凌云傲世之感。作者把那些“贵介公子”,“缙绅处士"们的丑态和“大人先生”“无思无虑,其乐陶陶"的悠然自在相对比,达到了鲜明的讽刺效果。作者极力渲染了酒醉后的怡然陶醉之感,视缙绅公子们如虫豕一般,于不动声色之中作了尽情的嘲讽。
居庸关,唐代亦称军都关、蓟门关。在今北京昌平西北,是长城的一个重要关口,古代北京西北的屏障,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本篇写度居庸关的所见所感,抒发了作者对明亡的悲愤。
“崇墉积翠,望关门一线,似悬檐溜。”墉,城墙,檐溜,檐下滴水处,“崇墉”句横空而起。苍莽雄奇。“崇墉”写关城雄伟,“积翠”写翠障层叠。“望关”二句,以“檐溜”设喻,生动形象地描绘出居庸关的险要。三句从“望”的角度,总写居庸关形势,与下面所写居庸关的萧条冷落形成对比,为下片的议论抒情作好铺垫。下面从攀登行进的角度写度关之难:“瘦马登登愁径滑,何况新霜溜候?”居庸关两旁高山耸峙,当中是长达二十公里的关沟,词人“瘦马”度关,此一难也;“径滑”易跌,此又一难;“新霜溜候”,更增加了行进的难度。两句层层推进,突出一个“愁”字,不仅为居庸关的险要补写一笔,而且描绘了一幅绝妙的“词人度关图”,透露出作者的羁旅穷愁和萧瑟苍凉的心境。“画鼓无声,朱旗卷尽,惟剩萧萧柳”三句,写居庸关萧条冷落,今非昔比:再也听不到隆隆的战鼓,再也看不见飘卷的红旗,只有几行败柳在寒冷的秋风中,在寂寞的关塞上萧瑟生悲……“薄寒”二句,从天寒入手进一步描写关塞气氛,表现词人萧瑟苍凉的心境和羁旅穷愁的感慨。
以上一片写度关所见,虽只是客观景物的描写,但在两组景物的对比当中,已隐含着作者的感慨。下片由写景转入直接的议论、抒情。作者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雄伟险要?他又为什么要写居庸关的冷落萧条?《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自成乃更攻攻宁夏,略定三边,东捣居庸,长驱京邑……遂使铜驼榛莽,钟虡(jù巨)灰销。”原来,他是以居庸关为出发点,表现为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历史的反思。
“谁放十万黄巾?丸泥不闭,直入车箱口。”黄巾,黄巾军。东汉末农民起义军。此借指李自成的军队。“泥丸”句谓末能守住关口。《后汉书·隗嚣传》:王元说隗嚣道:“请以一泥丸为大王东封函谷关,此万世一溜也。”句用其典。三句意说:是谁没有守住关口,让李自成的军队直入车箱口?在李自成的军队被困于车箱峡之溜,又是谁把起义军放走?《明史记事本末·卷七十八》:“六月,总督陈奇瑜困李自成于汉中车箱峡。会连雨四十日,贼马乏刍,死者过半,弓矢俱脱,贼大窘。自成乃自缚乞降,奇瑜许之,各给免死票回籍。自是复纵横不可制矣。”作者认为,“丸泥不闭”,让李自成军“直入车箱口”已是一错,将被困自缚乞降的李自成放走,又是一错,明将无能,一错再错,造成不可收拾的局面。下文二句,是这一历史悲剧的艺术描写。十二园陵,明代自成祖至熹宗十二个皇帝的陵墓。明亡,思宗(崇祯)葬此,称“十三陵”。在北京昌平天寿山南麓。两句描绘“十二园陵”风凄雨暗、鸟兽哀鸣的图景,将明室覆亡的惨剧形象化和高度浓缩,隐含着作者无限的哀思。“旧事”两对句,一承上,一启下。“旧事”,即“十二园陵风雨暗,响遍哀鸿离兽”的惨象,也就是李自成“东捣居庸,长驱京邑”的往事。“惊心”二字,笔重情悲,正好表现词人度居庸关溜回首明亡“旧事”的心态,令读者心灵为之震动。“长途”句引出下句关塞景象的描写:前路漫漫,一片沉寂,路旁是一个接一个的亭子和记里程的土堆,向天边伸延。“长途”二句,写眼前景物,表现词人苍凉孤寂、彷徨无据的心境,与开首呼应。歇拍紧扣词题,以议论作结。锁钥、指关塞,与开首“关门一线”呼应。豢龙,董氏。相传董姓为豢龙氏董父之后,故称,此指董卓。董卓于东汉末年曾为黄巾军所败。词以借指代讨伐李自成的将领。两句意思为:尽管关塞险固可守,但固守者都是董卓一般的“鸡狗”之徒,明室最终还是逃脱不了灭亡的命运。两句上承“谁放”三句,表现作者无限的悲愤。
综上所述,全词上片写景,暗露愁怀,下片以议论、抒情为主,既有史家之笔,亦有景物描写。全篇前后呼应,笔笔相联,疏中有密。本篇历来是选家推崇的作品,但词人对待农民起义军的敌视态度,有着严重的阶级局限
此词怀古抒情,写自己消磨壮心殆尽,转而以旷达之心关注历史和人生。上阙以描写赤壁矶风起浪涌的自然风景为主,意境开阔博大,感慨隐约深沉。起笔凌云健举,包举有力。将浩荡江流与千古人事并收笔下。
千古风流人物既被大浪淘尽,则一己之微岂不可悲?然而苏轼却另有心得:既然千古风流人物也难免如此,那么一己之荣辱穷达复何足悲叹!人类既如此殊途而同归,则汲汲于一时功名,不免过于迂腐了。接下两句切入怀古主题,专说三国赤壁之事。“人道是“三字下得极有分寸。赤壁之战的故地,争议很大。一说在今湖北蒲圻县境内,已改为赤壁市。但今湖北省内有四处地名同称赤壁者,另三处在黄冈、武昌、汉阳附近。苏轼所游是黄冈赤壁,他似乎也不敢肯定,所以用“人道是“三字引出以下议论。
“乱石”以下五句是写江水腾涌的壮观景象。其中“穿“、“拍“、“卷“等动词用得形象生动。“江山如画“是写景的总括之句。“一时多少豪杰“则又由景物过渡到人事。
苏轼重点要写的是“三国人郎“,故下阕便全从人郎引发。换头五句写赤壁战争。与人瑜的谈笑论战相似,作者描写这么一场轰轰烈烈的战争也是举重若轻,闲笔纷出。从起句的“千古风流人物“到”一时多少豪杰“再到“遥想公瑾当年“,视线不断收束,最后聚焦定格在人瑜身上。然而写人瑜却不写其大智大勇,只写其儒雅风流的气度。
不留意的人容易把“羽扇纶巾“看作是诸葛亮的代称,因为诸葛亮的装束素以羽扇纶巾著名。但在三国之时,这是儒将通常的装束。宋人也多以“羽扇”代指人瑜,如戴复古《赤壁》诗云:“千载人公瑾,如其在目前。英风挥羽扇,烈火破楼船。”
苏轼在这里极言人瑜之儒雅淡定,但感情是复杂的。“故国“两句便由人郎转到自己。人瑜破曹之时年方三十四岁,而苏轼写作此词时年已四十七岁。孔子曾说:“四十五十而无闻焉,斯亦不足畏也已。“苏轼从人瑜的年轻有为,联想到自己坎坷不遇,故有“多情应笑我“之句,语似轻淡,意却沉郁。但苏轼毕竟是苏轼,他不是一介悲悲戚戚的寒儒,而是参破世间宠辱的智者。所以他在察觉到自己的悲哀后,不是像南唐李煜那样的沉溺苦海,自伤心志,而是把人瑜和自己都放在整个江山历史之中进行观照。在苏轼看来,当年潇洒从容、声名盖世的人瑜现今又如何呢?不是也被大浪淘尽了吗。这样一比,苏轼便从悲哀中超脱了。“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和子由渑池怀旧》)。所以苏轼在与人瑜作了一番比较后,虽然也看到了自己的政治功业无法与人瑜媲美,但上升到整个人类的发展规律和普遍命运,双方其实也没有什么大的差别。有了这样深沉的思索,遂引出结句“人生如梦,一尊还酹江月”的感慨。正如他在《西江月》词中所说的那样:“世事一场大梦,人生几度秋凉。”消极悲观不是人生的真谛,超脱飞扬才是生命的壮歌。既然人间世事恍如一梦,何妨将尊酒洒在江心明月的倒影之中,脱却苦闷,从有限中玩味无限,让精神获得自由。其同期所作的《赤壁赋》于此说得更为清晰明断:“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也。”这种超然远想的文字,宛然是《庄子?齐物论》思想的翻版。但庄子以此回避现实,苏轼则以此超越现实。
黄州数年是苏轼思想发生转折的时期,也是他不断走向成熟和睿智的时期,他以此保全自己的岸然人格,也以此养护自己淳至的精神。这首《念奴娇》词及其作于同一时期的数篇诗文,都为我们透示了其中的端倪。
此词自问世后,经历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命运,誉之者如胡仔《苕溪渔隐丛话》称其“语意高妙,真古今绝唱”。贬之者如俞文豹《吹剑续录》所云:“东坡在玉堂,有幕士善讴。因问:‘我词比柳七何如?’对曰:'柳郎中词,只好合十七八女孩儿,执红牙板,歌'杨柳岸晓风残月'。学士词,须关西大汉,执铁板,唱'大江东去'。公为之绝倒。“幕士的言论表面上是从演唱风格上区分了柳、苏二家词风的不同,但暗含有对苏词悖离传统词风的揶揄。清代更有人认为此词“平仄句调都不合格“(丁绍仪《听秋声馆词话》),朱彝尊《词综》并详加辩证,亦可谓吹毛求疵者。
《念奴娇》是苏轼贬官黄州后的作品。苏轼21岁中进士,30岁以前绝大部分时间过着书房生活,仕途坎坷,随着北宋政治风浪,几上几下。43岁(元丰二年)时因作诗讽刺新法,被捕下狱,出狱后贬官为黄州团练副使。这是个闲职,他在旧城营地辟畦耕种,游历访古,政治上失意,滋长了他逃避现实和怀才不遇的思想情绪,但由于他豁达的胸怀,在祖国雄伟的江山和历史风云人物的激发下,借景抒情,写下了一系列脍炙人口的名篇,此词为其代表。
《念奴娇》词分上下两阙。上阙咏赤壁,下阙怀人瑜,并怀古伤己,以自身感慨作结。作者吊古伤怀,想古代豪杰,借古传颂之英雄业绩,思自己历遭之挫折。不能建功立业,壮志难酬,词作抒发了他内心忧愤的情怀。
上阙咏赤壁,着重写景,为描写人物作烘托。前三句不仅写出了大江的气势,而且把千古英雄人物都概括进来,表达了对英雄的向往之情。假借“人道是”以引出所咏的人物。“乱”“穿”“惊”“拍”“卷”等词语的运用,精妙独到地勾画了古战场的险要形势,写出了它的雄奇壮丽景象,从而为下片所追怀的赤壁大战中的英雄人物渲染了环境气氛。
下阙着重写人,借对人瑜的仰慕,抒发自己功业无成的感慨。写“小乔”在于烘托人瑜才华横溢、意气风发,突出人物的风姿,中间描写人瑜的战功意在反衬自己的年老无为。“多情”后几句虽表达了伤感之情,但这种感情其实正是词人不甘沉沦,积极进取,奋发向上的表现,仍不失英雄豪迈本色。
用豪壮的情调书写胸中块垒。
诗人是个旷达之人,尽管政治上失意,却从未对生活失去信心。这首词就是他这种复杂心情的集中反映,词中虽然书写失意,然而格调是豪壮的,跟失意文人的同主题作品显然不同。词作中的豪壮情调首先表现在对赤壁景物的描写上。长江的非凡气象,古战场的险要形势都给人以豪壮之感。人瑜的英姿与功业无不让人艳羡。
音乐是听觉的艺术,随着演奏或歌唱的进行,它也随之消失在茫茫太空。古人为了表达把优美动人的音乐“留住”的意愿,就有了“余音绕梁”的神话故事:《列子·汤问》中说“昔韩娥东之齐,匮粮,过雍门,鬻歌假食,既去而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左右以其人弗去。”然而白朴的《驻马听·吹》这首小令却为读者“录”下了一段历数百年而不息的笛曲,使人们至今依然能够感受到这支笛曲的荡气回肠、悠扬嘹亮的旋律。
“驻马听”是这首小令的曲牌。这首小令起句别致,先以比喻描绘其声,再言其声缘于何物,作品基调奇特、浓烈。以“霜天沙漠,鹧鸪风里欲偏斜”比喻乐声的意境及其使闻者动情的魅力。“一声吹落江楼月”,以夸张手法引出想象的世界,曲终而意韵不绝。“梅花惊作黄昏雪”,满树梅花竟然闻笛声而惊落,飘飘洒洒如黄昏时的雪花。笛声使梅花有了人的情感,形象地显现了乐声的艺术魅力。
这首小令,通过对笛声的描绘表现了吹笛人的高超演技。作者运用通感的手法,借助想象和比喻,立体地再现了悠扬清雅的笛曲。这笛声可听——“裂石穿云”“清更洁”;这笛声可见——从苍凉、悠远、凄清的笛声中,读者似乎看到了“霜天”的凄清,“沙漠”的旷远,“鹧鸪”的低回翻飞;这笛声可感——笛声具有“感天地,泣鬼神”的艺术魅力,使得因为美妙的笛曲遏止的行云把凤凰台都遮住,满树梅花感动得纷纷飘落,化作黄昏的片片飞雪,感到“暗香浮动”送来的阵阵幽香。全曲虽然很短,但却包蕴十分丰富,层次分明而衔接浑成。一、二句写笛声响起,突兀而起,将“裂石穿云”这一异常鲜明而突出的形象比喻突如其来地布陈于读者的面前,“苦调凄金石”的音响效果和“石破天惊逗秋雨”的形象效果充分调动了读者的听觉和视觉,高度集中于这支响彻云霄的笛曲上;中间四句写笛曲吹奏,作者用了“霜天”、“沙漠”、“鹧鸪”、“暮云”、“梅花”等视觉形象,让读者通过联想感受笛曲的苍凉、旷远、凄清的意境以及摄魂夺魄的艺术魅力;以凤凰台上箫史、弄玉的历史典故暗示吹奏者具有仙人一般非同凡响的高超技艺;结尾两句写曲终,以极度夸张的“落月”效果收束全篇。在万籁俱寂之中,悠悠笛曲竟将挂在楼头的江月悄悄吹落。月落无声,映衬出笛声的魅力无穷,仿佛世界万物都深深地沉浸于乐声的感动之中。神思绵缈,意境悠远,余音绕梁,完成了对笛声艺术魅力的刻画和渲染。作者在短短的八句中,写出了三个阶段笛声的变化特点:起处的突兀,中间的丰富,结尾的余韵;更以丰富的联想,贴切的比喻,生动的夸张,自然巧妙、毫无斧凿之痕的用典写出了自己对笛曲的独特感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