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仅从文本看，诗写深秋月夜景色，然不作静态描写，而借神话传说宛言月夜冷艳之美。首句以物候变化说明霜冷长天，深秋已至。次句言月华澄明，天穹高迥。三四句写超凡神女，争美竞妍。诗以想像为主，意境清幽空灵，冷艳绝俗。颇可说明义山诗之唯美倾向。

　　文学作品，特别是诗歌，它的特点在于即景寓情，因象寄兴。诗人不仅是写生的妙手，而应该是随物赋形的画工。最通常的题材，在杰出的诗人的笔底，往往能够创造出一种高超优美的意境。李商隐的这首《霜月》，就会有这样的特点。

　　这首诗写的是深秋季节，在一座临水高楼上观赏霜月交辉的夜景。它的意思只不过说，月白霜清，给人们带来了寒凉的秋意而已。这样的景色，会使人心旷神怡。然而这诗所给予读者美的享受，却大大超过了人们在类似的实际环境中所感受到的那些。诗的形象明朗单纯，它的内涵是饱满而丰富的。

　　“初闻征雁已无蝉，百尺楼高水接天。”霜月，说明时间在深秋。《礼记·月令》：“孟秋之月寒蝉鸣，仲秋之月鸿雁来，季秋之月霜始降。”所以诗中说，听到南飞大雁啼叫声时，已经听不到蝉儿的鸣叫。而霜降时已经是深秋。征雁，南飞的雁。“水接天”的水，一般认为指的是霜月之光。秋空明净，月色澄清，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

　　“青女素娥俱耐冷，月中霜里斗婵娟。”青女，主管霜雪的女神；素娥，嫦娥，月中仙女。婵娟，美好的姿容。诗人李商隐写霜月，不从霜月本身着笔，而写月中霜里的素娥和青衣。青女、素娥是霜和月的象征的，她们耐冷的精神就是霜月的精神。这精神是诗人从霜月里发掘出来的自然之美，同时也反映了诗人在混浊现实里追求美好、向往光明的深切愿望；是他性格中高标绝俗一面的自然流露。

　　七言绝句《霜月》也能看出李商隐诗歌的唯美风格。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深秋时节，已经听不到蝉鸣，万里长空时时传来大雁寒冷中凄切的叫声。百尺高楼，月光如水，和天边连成一片。这是现实的景色，澄澈空灵。而现实的环境是美妙离奇想象的摇篮，会唤起诗人脱离尘俗的意念。青女和素娥两位仙女不怕寒冷，在霜月中争比彼此的美好姿容，是诗人的幻想，也寄托了诗人不惧寒冷和高标绝俗的情怀。诗人运用想象与神话典故，创造出清幽而又瑰丽的意境。

　　这首诗在艺术手法上有一点值得注意：诗人的笔触完全在空际点染盘旋，诗境如海市蜃楼，弹指即逝；诗的形象是幻想和现实交织在一起而构成的完美的整体。秋深了，树枝上已听不到聒耳的蝉鸣，辽阔的长空里，时时传来雁阵惊寒之声。在月白霜清的宵夜，高楼独倚，水光接天，望去一片澄澈空明。“初闻征雁已无蝉”二句，是实写环境背景。这环境是美妙想象的摇篮，它会唤起人们脱俗离尘的意念。正是在这个摇篮里，诗人的灵府飞进月地云阶的神话世界中去了。后两句想象中的意境，是从前两句生发出来的。

　　这首词写得宛转轻灵，工于寄托，于淡淡的语气中寄寓词人曲折蕴藉的情感，仍然具有自己新颖的角度和鲜明的个性。

　　上片写水仙。开端三句：“楚江湄，湘娥乍见，无言洒清泪。”词人把水仙观照为湘娥，用风神清洁、凝眸含泪的湘水之掩辣趁动人的情状笼罩全仙徒然伫立着，无人爱怜，美好情思无所寄托，而一个“空”字则把词人失意、怅惘、落寞的情绪流礴尽了，抒发出人品高洁而难有知音的慨叹，于咏物中写出了词人的心、情。“凌波路冷秋无际，香云随步起”是由春入秋，秋是虚写，是词人的心理感受，散发出无边萦瑟轻冷的寒意。“香云随步起”描写水仙之娜香缭绕上升，仪态袅娜。此词写到这里，于淡淡的动人哀思的春意中给人增添了一份冷寂的秋感。读者可体会得到这是词人心境凄黯的写照。上片结句“漫记得、汉宫仙掌，亭亭明月底”，当是由眼前景物水仙联想到汉宫前捧承露盘的金铜仙人在明月下的亭亭玉影。词人所感，与所谓“感时花溅泪”者同一苦衷。“漫”与上文的“空”字照应，宛转地抒发了词人对宋室的眷念但却无所作为的怅惘之怀。

　　下片写人惜水仙，进一步写情思。“冰弦写怨更多情，骚人恨，枉赋芳兰幽芷”，“怨”字道出了全词主题。这几句词人命意用辞很有独到之处：以有声的冰弦比无声的水仙，把视觉感受错置为听觉感受，于视觉之外再获得听觉上的美感。下二句“春思远，谁叹赏、国香风味”，传统诗词中常以兰为国香，这里词人则以水仙为国香，认为它春思悠远，韵味深长，感慨此国香风味不为世人欣赏、怜爱，这与黄庭坚《次韵中玉水仙花》中的“可惜国香天不管，随缘流落小民家”有异曲同工之妙。至此，词笔一转，着重写到自身，“相将共、岁寒伴侣”写水仙与人相亲相伴，共作岁寒之友。因水仙冬生，“岁寒”二字正切其性。在词人看来，水仙丝毫不逊色于松、竹、梅岁寒三友。“小窗净、沉烟熏翠袂”，写在惜花者所居处，水仙摆放在明净的小窗前，沉水香的缕缕轻烟缭绕着水仙抽出的绿叶。描写得极其淡雅而意境清幽。结语“幽梦觉，涓涓清露，一枝灯影里”，写惜花者一觉幽梦醒来时，灯影中目光迅速地被一枝身上带着涓涓清露的水仙吸引住，语气极淡，然清逸之韵使人回味无穷。

　　这首词借湘妃、洛神来写水仙的芳魂玉魄，极力突出水仙飘逸高洁的品性。综观全词，咏物凝神观照、摆脱凡思，抒情宛转轻灵、淡雅清幽，引事用典十分贴切，又注意到处处照应。作者的才情与功力由此篇可见一斑。

　　这首诗是写狩猎的情况。秋风劲吹，牧草枯黄，逐围打猎的季节到了。王孙贵族带着劲弓，骑着骏马，驰骋在浩瀚无垠的草原上。晚上，吆喝着鹰儿，归来马上悬挂着猎获的野兽。

　　这首诗采取了平铺直叙的手法，不写打猎所注重的斩获、追逐等热点，只是淡淡说去，令读者自然感受到那刀响弓鸣、马蹄飞扬的热闹场面。

　　诗头两句回顾自己的过去。“遑遑三十载”，诗人此时四十一岁，自发蒙读书到举成数为三十载。“书剑两无成”，诗中用以自况，说自己三十多年辛辛苦苦地读书，结果一事无成，实是愤激之语。

　　“山水寻吴越，风尘厌洛京”，两句前后倒装，每句句中又倒装。本来是因为“厌洛京风尘”，所以“寻吴越山水”。一倒装，诗句顿时劲健，符合格律，富于表现力。一个“厌”字，形象地表现出诗人旅居长安洛阳的厌烦心绪。诗人在长安是求仕，从他在洛阳与公卿的交往看，仍在继续谋求出仕。但是，半年多的奔走毫无结果，以致诗人终于厌烦，想到吴越寻山问水，洗除胸中的郁闷。“扁舟泛湖海”是“山水寻吴越”路线的具体化。

　　诗人乘船从洛阳出发，经汴河而入运河，经运河达于杭州（越中）。诗人计划要游太湖，泛海游永嘉（今浙江温州），因此湖海并没有叙述过多。公卿，指达官显贵。古代百姓见公卿要行叩拜的大礼，而诗人告别他们却用平辈交往的礼节——长揖，作个大揖，表现出诗人平交王侯的气概。诗人“长揖谢公卿”表现的是他一生为人傲岸。诗人并不因为求仕失意，就向公卿摇尾乞怜，因此李白说他“高山安可仰，徒此揖清芬”（《赠孟浩然》）。

　　“且乐杯中物”是借用陶渊明的《责子诗》“天运苟如此，且进杯中物”。末尾两句暗用张翰的话：“使我有身后名，不如即时一杯酒。”（《晋书·文苑·张翰传》）大意说：“我且喝酒乐我的，管他什么名不名。这也是愤激之辞。诗人素有强烈的功名心，希望像鸿鹄那样搏击长空，一展宏图。但是，怀才不遇，不被赏识，报国无门，只好去游山玩水。

　　这首诗词诗人原本满腹牢骚，但表达时处处自怨自艾，而流落不偶的遭际却不言自明。中间两联扣题，实写自洛赴越，把洛阳与吴越联系起来。中间两联意思连接很紧，首尾跳跃很大。首联总结自己勤勉失意的一生，尾联表明自己对人生的态度。诗人辞别洛阳前往吴越，目的纯粹是为了去寻求名山佳水，想在自然山水中忘掉世俗，找到归宿。孟浩然虽然一生布衣，但心中进与退、仕与隐的矛盾一直存在，并且延续到晚年。但这首诗却干净利落地摈弃尘俗，不论功名，是他特定时期真实心情的写照。

　　《运命论》开篇即云：“夫治乱，运也；……成时者运也。”李康认为，国家的安定与动乱，在于命运；个人的困厄与显达，在于天命；地位的尊贵与卑贱，取决时运。这一部分是全文的总纲。李康认为，明君遇贤臣，国运兴；贤臣逢明君，身名显，而君臣相遇，皆在其时。为了说透彻这一论点，他征引了大量的正面、反面的史实，反复论述命运对人的影响，甚至说“屈原以时沉湘，贾谊以时发愤”，都是因为没有参透命运，不懂“乐天知命”的道理。

　　“圣人”与“小人”对待命运态度不同，李康认为，圣人时所以成为圣人，在于他能够乐天知命，所以遭受穷厄时运而无怨恨，居重任时地而不疑心，其“身可抑，运不可屈”；“位可排，名不可夺”。凡迎合世俗甘于苟同时人，则善于察颜观色，看风使舵，“势时所集，从时如归市；势时所去，弃时如脱遗”；“以窥看为精神，以向背为变通”，他们碌碌于声色犬马，为名利奔走竞争，到头来也免不了如飞廉、恶来、费无忌、张汤、石显时流的可耻又可悲的下场。从这一点上说，命运对于每一个人又都是公平的。

　　最后，李康谈到了圣人时立德。立德是一个人心性的功夫，所以不见得“必须贵”、“必须势”、“必须富”。天地最大的德性是生长万物，圣人最大的宝贝是帝王时位，如何守住王位叫仁，如何禁人为非叫义。所以古代称王的人，用一人治理天下，而不是拿天下去奉养一人。古代做官的人，以官来推行君臣时道，不因名利而贪图官爵。古代的君子，以得天下不能治理为耻，不以能治理而没有得到为耻。

　　《运命论》在理论意义上与王充的《逢遇》、《累害》等篇宣传命定论的命意相同，然统观全文，实为慷慨发愤时作。文章处处言命，然主旨却不在谈命，而是借题发挥，抨击官场、世情的种种丑恶。其后刘孝标作《辨命论》，引申李康时说，语意则更为愤激。

　　《运命论》是一篇洋洋洒洒的大文章，内容繁富，思想复杂。文中的一些具体譬喻、分析，似不无可取时处；但总体的立论，却不无偏颇。由于作者目睹曹魏政权后期大权旁落在司马氏家族手中，感慨国家兴衰、君臣遇合时无常，又不得其解，于是便把一切都委时于运命，公然提出：“治乱，运也；穷达，命也；贵贱，时也。”认为这种“运”是无法改变的，个人的出处穷达贵贱都是受个人命运的“命”与时代命运的“时”摆布的。为了证明这点，他列举了许多历史上正反面的人事，如“百里奚在虞而虞亡，在秦而秦霸，非不才于虞而才子秦也”；张良在圮上受书后，以《太公兵法》游说群雄，没人明白，等到遭遇汉高祖，则每言必听，常用其策，“非张良时拙说于陈项而巧言于沛公也”，这都是运命使然。再如孔子是一代圣人，其“道足以济天下，而不得贵于人；言足以经万世，而不见信于时；行足以应神明，而不能弥纶于俗；应聘七十国，而不一获其主；驱骤于蛮夏时域，屈辱于公卿时门，其不遇也如此。”反而德行不如孔子的子思与子夏，却势动人主，风光一时，这就是命运所注定的。

　　《运命论》是用骈文笔法写成的政论文，其辞采时精美，语言时整齐，音声时讲究，典故时宏富，庶几可谓是一篇十分成熟的骈体文，它对后期骈文的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