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以泪为主题，专言人世悲伤洒泪之事，八句言七事，前六句分别言：失宠、忆远、感逝、怀德、悲秋、伤败（朱彝尊批注语）等典故，七八句写青袍寒士送玉珂贵胄。“未抵”二字乃全诗关键，意谓前六句所述古之伤心泪，皆不及青袍送玉珂之泪感伤深重。

　　前六句所写之事看似情况都不同，但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含有诗题的一个“泪”字。首句长门宫怨之泪，次句黯然送别之泪，三句自伤孀独之泪，四句有怀睛德之泪，五句身陷异域之泪，六句国破强兵之泪。程梦星说：“泪至于此，可谓尽矣，极矣，无以加矣。然而坎坷失职之伤心，较之更有甚焉。故欲问灞水桥边，凡落拓青袍者饯送显达，其刺心刺骨之泪，竟非以上六等之泪所可抵敌也。”陈永正《李商隐诗选》（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云：“末两句点出全诗主题。作者把身世之感融进诗中，表现地位低微的读书人的精神痛苦。义山是个卑官，经常要送迎贵客，……此外对令狐綯低声下气，恳切陈情，还是被冷遇，被排斥。这种强烈的屈辱感，好比牙齿被打折了，还得和血吞在肚里，不能作声。……前六句是正面咏泪，用了六个有关泪的伤心典故，以衬托出末句。而末句所写的却是流不出的泪，那是滴在心灵的创口上的苦涩的泪啊！”此诗可谓是诗人感伤身世的血泪的结晶。

　　李商隐诗用典较多，此诗可谓代表之一。北宋前期诗坛有“西昆体”，刻意学李商隐，其代表人物杨亿、钱惟演、刘筠曾专效此《泪》诗，各作《泪》二首，句句尽用前代感伤涕泣之典故。

　　这首词上片忆昔，通过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下片抚今，写如今国破家亡、沦落天涯，写出作者对往日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上片回忆往昔。

　　开篇二句，从眼前节候节物着笔，写元宵节的环境氛围。严冬余威尚未消退，残雪未尽，梅花凋残零落，黄昏时刮风下雨，春寒料峭。恶劣的气候，暗淡的黄昏，令人压抑、沉闷，难以尽兴游赏，从而勾起对昔日元宵节的回忆。

　　“长记”四句，叙写昔日首都临安元宵节的热闹景象。李白《侍从宜春苑奉诏赋龙池柳色初青听新莺百啭歌》：“东风已绿瀛洲草，紫殿红楼觉春好。”周密《武林旧事·大礼》载：“每队各有歌头，以彩旗为号，唱和杵歌等曲以相。”又说：“禁去岁赏菊灯之后，迤逦试灯，谓之预赏。一入新正，灯火日盛。”这里作者特点“小红楼”、“杵歌”、“预赏”，说明作者所“长记”的元宵不是一般的元夕，而是南宋朝廷观灯的往事。“杵歌昏昏，鼓声叠叠”，极写昔日元宵观灯歌舞不绝，热闹喧腾的景象，字里行间透露出作者对故国繁盛的缅怀与向往。

　　下片抚今。

　　过片宕开一笔：“涯客鬓愁成缕，海上传柑梦中去”。这里写出国破家亡、沦落天涯，无以寄身的凄惨和难脱的愁绪。过去上元夜于宫中宴臣，贵戚宫人得以黄柑相遗的美好情景，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梦中去”三字，进一步写出作者对往日元宵的眷恋，对故国的缅怀与痛悼。以上所写，既突出昔元宵节的美好，又反衬出今年元宵节的凄凉。

　　所以作者接下去有由昔而今、由梦境而回到现实，自设问答：“今年上元何处度”设问，应片头“天涯客鬓愁成缕”句，领起下文。接着以“乱山茅屋，寒炉败壁，渔火青荧处”作答，说明今年元夕不是在都城临安的“小红楼畔”，而是在“乱山茅屋”之中；不是往日“杵歌昏昏，鼓声叠叠”的繁华，而是面对着“寒炉败壁”，孤苦凄凉；自然自己所观赏的也不是“火树银花流溢的繁灯焰火，而是青荧的令人发愁的“渔火”，满目凄楚的元宵节物出而已。着末写出悲惨处境，悲愤几极。

　　此词拙朴无华，词意凄婉，情调深沉，具有很强的艺术感染力。

　　全诗五章，写冬寒时节诗人复还藩邑雍丘时的复杂情思。第一章以朔风起兴，抒写怀念魏都之情；第二章转入抒写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第四章透过朔风素雪，向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责询；第五章抒写对未来生活的瞻念之情。此诗时而借用典故，时而化用前人名句，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

　　大约诗人落笔之际，正是朔风怒号之时，所以首章即以朔风起兴，抒写“用（以）怀魏都”之情。魏都洛阳，远在雍丘西北。诗人在那里，曾经度过美好的青春时光，留下过少年的宏大梦想。从黄初四年（223年）七月离开那儿以来，至今又已五年了。朔风北来，听去似乎全都是往日亲朋的呼唤之声。古诗有“代马依北风”之句，说的是北方代郡的良马南来，一闻北风之声，便依恋地嘶鸣不已。马犹如此，人何以堪。诗人因此凄楚地吟道：“愿骋代马，倏忽北徂（往）。”他是十分希望驱策代马，迎风扬蹄，飞快地驰往洛阳。不过，诗人此时的怀念国都，已不是为了寻回少年之梦，而是志在“捐躯济难”、列身朝廷、报效国家。每当凯风（南风）吹拂，他总要记起“蛮方”（指江南）还有“不臣之吴”。他在此年上明帝的《求自试表》中，就以“辍食忘餐，奋袂攘衽，抚剑东顾，而心已驰于吴会矣”之语，表达了愿为征吴大业效力的急不可待之情。此章结句“愿随越鸟，翻飞南翔”，亦正化用了古诗“越鸟巢南枝”之典，抒写了诗人南征孙吴的壮志和渴望。其辞促情迫，正与上引《求自试表》之语异曲同工。

　　然而，诗人的这一壮志，总是化为碎坠的泡影。他的政治生涯，大多是在不断流徙的“汲汲无欢”中度过的。诗之第二章，由此转入对自己身世飘泊的感伤抒写。“四气（节气）代谢，悬景（日、月）运周”，时光荏苒。诗人于太和元年（227年）徙封浚仪，至此复还雍丘，这一别正如一俯一仰，相隔并不太久。但在痛惜于光阴流逝的诗人眼中，却是“脱（忽然）若三秋（年）”，未免生出年华不再的失落之感。回想当时“初迁”，雍丘还是百花盛开的春日；而今重返故地，却已是“素雪云飞”的冬季。这四句，化用了《小雅·采薇》的名句“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将自身流徙往返的凄怆之感，与千年前西周戍卒重返家园的物换星移之伤，融为一体，显得愈加深沉、酸楚。

　　第三章慨叹自己的处境。

　　从黄初二年（221年）以来，诗人东封鄄城、北徙浚仪、二徙雍丘。八年之中，正如翻越于高山峻谷，忽而“俯降千仞”，忽而“仰登天阻（险）”，尝尽了颠沛流徙之苦。诗人因此慨叹于身如“风飘蓬飞’，不知何时才有安定之所。这两句，与次年所作《吁嗟篇》中“宕宕当何依”、“谁知吾苦艰”之语一样，饱含着诗人无数酸辛和泪水。如果仅仅是飘徙，倒还罢了。最使诗人痛苦的是，当局还明令禁止他与同胞兄弟相往来，这简直令诗人绝望。诗中接着四句，便是诗人绝望之中的凄厉呼号：“千仞易陟（登），天阻可越。昔我同袍，今永乖别！”极言险阻之可翻越，更反衬出当局者之禁令正如无情的“雷池”，难以跨越半步。兄弟的分离，恰似生死永别，令诗人怆然泣下。

　　诗人当然明白这悲剧是谁造成的。诗之第四章，即中断对自身飘泊痛苦的泣诉，透过朔风素雪，向始终疑忌他的远方君王，发出了责询。

　　前四句运用屈原《离骚》的比兴方式，以“芳草”喻忠贞之臣、“秋霜”比小人，愤懑地大声责问：你（君王）说过喜爱芳草，我就牢牢记着要把它们进献给你；谁料到它们荣华繁茂之际，你却驱使秋天的严霜，使它们归于憔悴凋零！“君不垂眷”以下，诗人又以凛然之气，表明自己的心迹：即使君王毫不顾念，我的忠贞之心，也决无改易。请看看寒霜中的秋兰，朔风前的桂木吧：它们何曾畏惧过凝寒，改变过芬芳之性、“冬荣”之节！“秋兰可喻”二句，于悲愤中振起，显示了诗人那难以摧折的“骨气”之“奇高”。

　　第五章为全诗结尾，抒写诗人对未来生活的瞻念。

　　君王既不眷顾，诗人的流徙生涯定是绵长无尽的了。想到这一点，诗人不禁忧从中来。弹琴放歌，虽可借以倾吐心曲，但无知音，没有人能和他同销忧愁；雍丘之地，自然亦有川泽可供“泛舟”，但无同志，没有人能了解他临川思济的政治怀抱。在《求通亲亲表》中，诗人曾这样描述他的孤寂生涯：“近且婚媾不通，兄弟永绝。”“每四节之会，块然独处。左右惟仆隶，所对惟妻子。高谈无所与陈，发义无所与展。未尝不闻乐而拊心，临觞而叹息也！”这正是诗人最感痛苦的，难怪他在结句中发出“岂无和乐，游（交游）非我邻（同志）；谁忘泛舟，愧无榜人（撑船者）”的啸叹了。

　　前人称曹植的诗“肝肠气骨，时有块磊处”（钟惺《古诗归》）。《朔风诗》正是一首颇有“块磊”的抒愤之作。诗人抒写胸中愤懑，吸收了《诗经》、《楚辞》运用比兴的成功经验，借助于“朔风”、“素雪”、“芳草”、“秋霜”、“飘蓬”、“天阻”种种意象，情由景生，物随意驱，辉映烘托，将心中的思情和壮志、哀伤和怨愤，表现得九曲回肠、悲惋感人。诗中时而借用典故，如“代马”、“越鸟”之喻；时而化用《诗经》名句，如“昔迁”、“今旋”之比；时而运用对仗和比喻，如“别如俯仰，脱若三秋”等等，均思致灵巧、意蕴深长，显示了诗人对诗句的锤炼之工。

　　诗人运笔的徐疾变化、辞气的抑扬宕跌，更表现了一种“兔起鹘落”的气象。就一章来说，诗情时有起伏。如首章前四句叙怀思，哀婉低回；后四句抒壮志，辞促情迫。就全篇来说，章与章之间，亦往复回环、顿跌奋扬，呈一波三折之形。首章徐徐振起，二章平缓悠长，三章啸叹直上，四章于结尾忽作金石掷地之声，五章复以悠悠之叹收束。这些，都可见出曹植之诗“始为宏肆，多生情态”的特色（王世懋《艺圃撷余》）。

　　此诗所写，都是回应其他人的关心和慰问。诗题“发临洮将赴北庭”，因而诗中所叙述，也是临洮至北庭沿途景物。开头“闻说”者，则说明此行轮台和第一次去的安西不同，暗示着和安西有对比：自然方面，春风不到，连年雪飞；人事方面，汉使应稀。此次虽是作者第二次出塞，但到北庭还是第一次，所以凭传闻写出轮台的寒冷与荒凉，但是调子并不低沉。

　　从“连年见雪飞”至“青山过武威”写景，但诗人并没有直接说环境多么寒冷和恶劣，而是通过描写春风不来、人少、植被稀疏来衬托北庭连年见雪飞的苦寒的恶劣环境。“连年见雪飞”写气候之寒冷，“春风曾不到”写其荒凉，“白草通疏勒”写其萧瑟，“汉使亦应稀”写其地距中原之遥远，揭示出西域戍边的艰苦性。

　　尾联在内容情感上起到了点染和升华的作用，全面地抒发了诗人的爱国情怀，“勤王敢道远”就是指要竭尽全力报效祖国，而“私向梦中归”表达了诗人想念家乡，想和亲人团聚的情感。这两句其实是回答别人“勤王道路远，家乡何时归”的关怀，写得很有创意，把忠君报国之志和思念故乡之情很巧妙地融合在一起。在结构上点明了诗歌主旨，升华了主题，言简义丰，言有尽而意无穷。

　　全诗从“闻说”落笔，极写通往轮台之路的奇寒景象和边地风物，以抒发诗人不辞路途遥远艰苦，尽力国事的高昂的思想感情。

　　中唐诗人戎昱这首《咏史》，题又作《和蕃》，最早见于晚唐范摅的笔记小说《云溪友议》“和戎讽”条。据说，唐宪宗召集大臣廷议边塞政策，大臣们多持和亲之论。于是唐宪宗背诵了戎昱这首《咏史》，并说：“此人若在，便与朗州刺史。”还笑着说：“魏绛（春秋时晋国大夫，力主和戎）之功，何其懦也！”大臣们领会圣意，就不再提和亲了。这则轶闻美谈，足以说明这首诗的流传，主要由于它的议论尖锐，讽刺辛辣。

　　这是一首借古讽今的政治讽刺诗。唐代从安史乱后。朝政紊乱，国力削弱，藩镇割据，边患十分严重，而朝廷一味求和，使边境各族人民备罹祸害。所以诗人对朝廷执行屈辱的和亲政策，视为国耻，痛心疾首。这首讽喻诗，写得激愤痛切，直截了当，一针见血。

　　在中唐，咏汉讽唐这类以古讽今手法已属习见，点明“汉家”，等于直斥唐朝。所以首联是开门见山，直截说和亲乃是有唐历史上最为拙劣的政策。实际上是把国家的安危托付给妇女。三联更鞭辟入里，透彻揭露和亲的实质就是妄图将女色乞取国家的安全。诗人愤激地用一个“岂”字，把和亲的荒谬和可耻，暴露无遗。末联以斩钉截铁的严峻态度责问：是谁制订执行这种政策？这种人难道算得辅佐皇帝的忠臣吗？诗人以历史的名义提出责问，使诗意更为严峻深广，更加发人思索。此诗无情揭露和亲政策，愤激指责朝廷执政，而主旨却在讽谕皇帝作出英明决策和任用贤臣。从这个角度看，这首诗虽然尖锐辛辣，仍不免稍用曲笔，为皇帝留点面子。

　　对于历史上和亲政策的是非得失要作具体分析，诗人极力反对的是以屈辱的和亲条件以图苟安于一时。由于“社稷依明主，安危托妇人”一联，击中了时政的要害，遂成为时人传诵的名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