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这是一首吊古伤今、借景抒怀的词作。大约作于诗人抗清失败、削发为僧之后。
唐末的黄巢，曾率领义军转战南北，先后渡过长江、黄河、湘江、北江等许多江河。黄巢矶当是他曾经渡过的一个险渡，故得此名。但是由于黄巢一生中经过的险渡很多，故现在已难以知道“黄巢矶”究在何处。黄巢，在封建时代中，当然是一个“逆贼”，而“黄巢矶”也就成为一个恶名。古人重名，所以当他们路经一些有“恶名”的地方时，往往会表示憎恶。传说“县名胜母而曾子不入，邑号朝歌而墨子回车”(《史记·鲁仲连邹阳列传》)，对这种地方连经过都不愿意，更不用说作诗吟咏了。“黄巢矶”这样一个地方，谁愿意为它而动吟兴呢？然而世上本有非常之人，能作非常之诗，金堡就是一位非常之词人！他曾积极参加抗清斗争，后在南明永历政权中受党人倾轧，谪戍清浪卫。桂林失陷，遂绝世事，削发为僧，法名今释，号澹归。他坚持气节决不向清统治者屈服，实乃一位身披袈裟的奇士。当他路经黄巢矶时，其反映就不同流俗了。在他看来，此矶既是自然界的天险，又是历史上的古战场，面对着江中兼天的激浪和江边高耸的绝壁，思念起古代曾在此地叱咤风云的豪杰，不由得热血沸腾，奇情壮思奔涌而出。“激浪输风”、“滩声战、冰霜竞冷，雷霆失壮”，大风狂浪，挟带着愤怒的感情和不屈的斗志，这究竟是江面上的壮观，还是心海中的波澜呢？“鹿角声头”用杜诗“鹿角真走险，声头如跋胡”(《白帝城放船出瞿塘峡久居夔府将适江陵漂泊有诗》)之意，指山势险峻。“龙蟠虎踞”乃用诸葛亮语，指地形雄奇。如此险要之地，竟然说是“休地险”、“无天相”，意谓若无天时，则地险实不足恃。这是否指明代的江山终于亡于异族之手，虽有天险也无济于事呢？我们不能肯定，但诗人心头的愤懑之意却是可以感受到的。正因如此，诗人对天发问：把此地唤作“黄巢矶”，是真实还是诽谤？
下片由怀古转入抒情。风雨难止，江海相激，这种波谲云诡、变幻莫测的自然现象正是世事沧桑的象征。对于诗人这种曾经沧海的人来说，世事沧桑早已是司空见惯之事，纵然面对大风巨浪，又何足道哉！更何足惧哉！据说黄巢兵败之后，避难隐居于雪窦寺为僧，曾作诗云：“三十年前草上飞，铁衣着尽着僧衣。天津桥上无人识，独倚危阑看落晖。”(原载陶谷《五代乱纪》)其实此诗是后人据元稹的《智度师》诗二首改写而成以嫁名于黄巢的，但是流传很广，词人也以之为黄巢诗。“铁衣着尽着僧衣”，这与他本人的经历是何等相似！“堪相傍”，这是说堪与“黄巢矶”相傍，还是说堪与黄巢相傍呢？这两种解读其实是一样的，因为这反正与黄巢这个人物有关。读到这里，我们才能给上片末句所提出的问题作出回答，诗人对黄巢是持肯定态度的，所以在他看来，把这个雄伟奇险的江矶称作黄巢矶，实在是名符其实的，这并不是诽谤。这种写法不但做到了前后的呼应，而且把当时不宜直接说出的意思蕴含在字里行间，相当巧妙。
最后，此词题作“大风泊黄巢矶下”，意即因大风不能行舟而停泊于此。首句中“偏绝分、乘风破浪”即从侧面写出此意；“绝分”，犹无缘。然而这显然又有人生壮志不得实现一层意思在内，而这与下片中故作淡泊，似乎已忘却乘风破浪之志的表白互为表里。这样，题目自身的本意与所寓之深层意蕴融合无痕，这也是我们读此词时应该注意的。
第一首从回顾楚国兴起和发展的历史着笔，与其衰落败亡的结局以及今日遗址荒芜的景象，作强烈的对比。“远接商周祚最长，北盟齐晋势争强。”是说楚国远承商周二代的王业，国统由来久长，在发展鼎盛时期，曾和齐晋结盟，对抗强秦。楚原是商的属国，后至周，又被周成王正式封为诸侯国。因此可以说“是远接商周祚最长”了。“祚”，指王统。
第二联顺接上联意，写楚国最终由盛而衰，以至为秦所灭。“章华歌舞终萧瑟”，写的便是这种历史的结局。“章华”，即章华台，楚国离宫，旧址有几处，此当指沙市之豫章台。当年章华台上的歌舞，早已萧索寂寥了，但是，“云势风烟旧莽苍”：楚地著名的云势泽，气象依旧，风烟迷蒙，阔大苍茫。这里，诗人以章华歌舞之短暂映照云势风烟之永恒，产生强烈对比，抒发物是人非之感叹，揭示出历史发展之无情。
第三联由历史的回顾转为对眼前景象的描写：“草合故宫惟雁起，盗穿荒冢有狐藏。”当年郢都宫殿旧址，如今已野草滋蔓，唯见雁群时时飞起；早已被盗掘的荒坟野冢，如今成了狐兔藏身之所。这景象是多么凄凉败落，它既是诗人眼前所见之景，又是当年楚国衰亡的象征。而导致楚国衰亡的原因，正是屈原在《离骚》中所尖锐指出的，贵族蒙蔽君王，嫉贤还能，朋比为奸惑乱国政。这一历史的教训，使得千秋仁人志士莫不感到感慨万分，热泪沾裳。末联“离骚未尽灵均恨，志士千秋泪满裳。”是诗人对楚之衰亡所作的结论，也是全诗主旨之所在。“灵均”是屈原的字，“灵均恨”，既是屈原在《离骚》中所无法尽情宣泄的家国无穷之恨，也是陆游在这首诗中所要表达的与屈原共命之叹。
第一首以议论起笔，以抒情落笔，中间两联写景，情寓于景。第二首则首尾写景，中间抒情，情因景而发。第一联：“荆州十月早梅春，徂岁真同下阪轮。”“荆州”，即指郢都；“徂岁”，犹言过去的岁月；“下阪轮”，即下坡的车轮，这里用以形容流光迅速。此联是说荆州十月便是早梅初开的小阳春气候了，时光的流逝的感慨，这是一个胸怀大志、迫切要求报国效命的志士的感慨，是在对自然界客观规律的认识中包含着对人事代谢现象的探寻。第二联由对屈原的怀想而抒发对古往今来仁人志士壮志难酬的愤慨，这是伤古，又是悼今。“天地何心穷壮士？江湖自古著羁臣。”写得极为沉重。是啊，天行有常，何曾有导致壮士途穷困厄之心；自古以来，皆因人事之非，以致多少像屈原这样的贞臣节士去国离乡，放逐江湖。这一切怎不令人顿生怨愤，非淋漓痛饮焉能排遣，非慷慨悲歌何以发泄。诗的第三联“淋漓痛饮长亭暮，慷慨悲歌白发新。”正是表达这样一种感情。但是，诗人心中那报国无门的怨愤和苦闷是无法解脱的，所以“淋漓痛饮”于长亭薄暮之中，更显孤独；“慷慨悲歌”于白发初生之际，自增惆怅。这种心情只有泽畔行吟的屈原可以与之相通，美人迟暮悲今古，一瓣心香吊屈平。但眼前却是“欲吊章华无处问，废城霜露湿荆榛。”末联勾画出的这种荆榛满地、霜露侵入的惨淡景象，深深地印在诗人的心上，也引起读者的沉思。
陆游的优秀诗篇大都回荡着爱国激情。在这组诗中，诗人的一纸诗情，又是通过郢都古今盛衰的强烈对比来表现的，并且借屈原的千古遗恨来抒发自己的爱国之情。杨万里说陆游诗“尽拾灵均怨句新”（《跋陆务观剑诗稿》），正可概括这首诗的特色，读后，确如朱熹所云：“令人三叹不能自已。”（《答徐载叔赓》）公元年1178（淳熙五年）五月，陆游又写了《楚城》：“江上荒城猿鸟悲，隔江便是屈原祠。一千五百年间事，只有滩声似旧时。”皆抒发同一感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