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仁宗皇帝廿三年,下诏命令各州县设立学馆。那时的州县长官,有的贤明,有的愚昧。奉行诏令时,有的尽心竭力,恭敬地仰承皇帝旨意;有的装装门面,充当官、师,胡乱写一道奉诏文书了事。以致有些地方,一连几座城邑,听不到朗朗的读书声。上面倡导而地方不响应,使得教学受阻,不能推行。
仁宗皇帝三十二年,范阳人祖无择任袁州知州。初来时,就召见一班儒生,了解到学馆残缺破败的情况。他很担心人材流失,儒学的教化作用逐渐削弱,不能合乎皇上旨意。颍川人陈侁通判,听了很以为然,意见与祖无择完全一致。他们一同察看了旧有的夫子庙,觉得太狭窄,不适宜改建为学馆,于是决定在城的东北角上建造新学馆。那儿土地干燥坚硬,那儿地势朝南,那儿建筑材料非常优良。学馆的陶瓦、墙壁、大门、房廊,有深灰、雪白、朱红、漆黑诸色,完全合乎法度。所以学生、老师都有安身之所,厨房、粮仓都有安排之处。各种器物准备齐全,大家齐心协力建造,工匠技艺高超,官吏勤快不怠,没日没夜努力从事,过了一年,就将学馆建成。
在即将开学之时,旴江人李觏对众人勉励说:“那虞、夏、商、周四代办学之事,我们只需考察一下经书就可以知道。那秦始皇凭藉崤山以西之地,与六国大战,想万世称帝,被刘邦率军振臂一呼,却连关门也守不住。武官战将,争相投降惟恐落后,这是为什么呢?那是因为秦国废弃了诗书教化之道,使众人见利忘义的缘故。汉武帝即位于民富国强之际,光武帝出身于行伍之间,都能极力推行儒学,所以民风淳厚极了,一直影响到汉灵帝、汉献帝的时代。当时,那些在野之人而敢直言的,即使有杀身之祸也不反悔自己的忠直;那些功劳大得连皇帝也感到威摄的大臣,一听到天子的命令就放下了武器。各路诸侯虎视眈眈,却都不敢称帝,这种局面尚且维持了数十年。儒家的教化之道竟能这样地维系人心。如今躬逢圣明天子,你们袁州人又遇到了贤明的官长,使你们能通过学馆的教化,追随古代圣贤的遗迹。当天下太平的时候,则可以继承礼乐来陶冶我们百姓的性情;一旦有了变故,还可以坚持节操,做臣子的为国尽忠,当人子的为父尽孝。学了儒道,可以使人有所效法,有了精神支柱。这就是国家倡导教学之意。如果到这里来只学得一套舞文弄墨的本领以求得名利,那岂仅是你们的羞耻,而且也是治国之人的忧虑。”
至和元年夏某月甲子日作记。
注释
皇帝:这里指宋仁宗。
祗:恭敬。
教尼:教学受阻。教:教育,指导。尼:阻止;阻拦。
范阳:古郡名,在今河北涿县一带。
祖君无泽:祖无泽,字泽之,北宋上蔡(今河南上蔡县)人,历官直集贤院。
袁州:治所在今江西宜春县。
通判:官名,地位略次于州府长官。
陈君优:陈优,字复之,北宋长乐(今福建长乐县)人,进士。
黝:淡黑色。
垩:白色土。
舍菜:也作“舍采”,古代入学开始时举行的一种仪式。即向孔子牌位献上芹藻一类菜蔬。舍,放下。
盱江:水名,一称抚河,又称建昌江,在今江西东部。
谂:规劝,告诉;勉励。
草茅:指在野的人。
谭:同“谈”。
二三子:即“二三君子”的略称,大家,诸君。
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任袁州知州,看到当地学宫破败、孔庙狭小,于是修建新学宫并祭礼。李觏听说此事后写了这篇文章,记叙了袁州州学创办的经过,从而批评了办学不力的地方官,指出了办学的重大意义。他认为,秦始皇抛弃了儒家的仁义道德导致秦朝的很快灭亡,而汉武帝和光武帝则遵循圣人的学说统治天下,并勉励袁州的读书人努力学习圣贤的礼节,不要只想着谋求功名富贵。
在《袁州州学记》中,李觏记叙了宋仁宗三十二年,祖无择到袁州任知州,看到学宫破坏、孔庙狭窄的现状,决定兴建一座新学宫的过程。当学宫落成,举行“释菜”祭孔的时候,在宜春讲学的李觏大为感慨,发了一通议论。他说,秦始皇想万代做皇帝,但刘邦一带头造反,函谷关就守不住了。秦朝的大小将领,叛变投降,争先恐后。为什么?是《诗》、《书》的大道理被抛弃了,人们只见私利,而没有听过正义之声呀!而汉武帝、汉光帝努力发扬儒家学说,纯善的风俗教化一直延续,结果民间读书人敢讲正直的话,连功高震主的军阀,也不敢胆大妄为,圣贤的教化深入到了这个地步。如今,你们袁州的读书人能得到神圣天子的关怀,在本地的学校学习古代圣贤,就应该培养忠孝礼节,成为人们学习的榜样。如果只是舞文弄墨,求得功名富贵,那不仅是耻辱,也让朝廷为政者担忧呀!
凡是读过《袁州州学记》的人,会觉得李觏有一股封建卫道者的味道。文中充满了对皇帝的崇敬,反复宣示“为臣死忠,为子死孝”的说教。但再读思之,则又释然。范仲淹不也是“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吗?倘若能把这个“君”解读成国家的话,就不难理解李觏那一片忧国忧民的赤诚了。
作为宋代散文的经典,《袁州州学记》虽然不像欧阳修散文那样摇曳多姿,也不像苏东坡散文那样豪放与婉约兼备,但它凝炼庄重的语言让我们领略到散文厚实的格调。如果撇去它的文学意义不论而从广告层面上去看,《袁州州学记》可能是较早宣传宜春(袁州)的报告文学了。就凭这一点,我们也有理由感谢李觏。据史志载,最早在宜春兴建昌黎书院(当时称韩文公祠)的正是《袁州州学记》中的主角祖无择。由此很自然会让人想到,倘若昌黎书院还在,何不以此为基础,建成一个反映宜春古代教育的场所——就像在北京的国子监中展示北京的文明史——让人们能真切地触摸到宜春的一段文化史。
此诗从予之水起兴。悠悠的流水啊,漂不起成捆的薪柴。诗经中多次出现予之水,也多次出现“束楚”“束薪”之类。《诗经》中的兴词有一定的暗示作用。凡“束楚”“束薪”,都暗示夫妻关系。如《王风·予之水》三章分别以“予之水,不流束薪”“不流束楚”“不流束蒲”来起兴,表现在外服役者对妻子的怀念;《唐风·绸缪》写新婚,三章分别以“绸缪束薪”“绸缪束刍”“绸缪束楚”起兴;《周南·汉广》写女子出嫁二章分别以“翘翘错薪,言刈其楚”“翘翘错薪,言刈其蒌”起兴。看来,“束楚”“束薪”所蕴含的意义是说,男女结为夫妻,等于将二人的命运捆在了一起。所以说,《郑风·予之水》只能是写夫妻关系的。
此诗主题同《陈风·防有鹊巢》相近。彼云:“谁侜(zhōu)予美,心焉忉忉”(谁诓骗我的美人,令我十分忧伤)。只是《陈风·防有鹊巢》所反映是家庭已受到破坏,而此诗所反映只是男子听到一些风言风语,妻子劝慰他,说明并无其事。如果将这两首诗看作是一对夫妇中的丈夫和妻子分别所作,则是很有意思的。
此诗抒情女主人公是忠贞、善良的,同丈夫有着很深的感情。她因为娘家缺少兄弟,丈夫便是她一生唯一的倚靠,她把丈夫看作自己的兄弟。在父系宗法制社会中作为一个妇女,已经是一个弱者,娘家又力量单薄,则更是弱者中的弱者。其中有的女子虽然因为美貌会引起很多人的爱慕,但她自己知道:这都不一定是可靠的终身伴侣。她是珍惜她的幸福的家庭生活的。但有些人却出于嫉妒或包藏什么祸心,而造出一些流言蜚语,使他们平静的生活出现了波澜。然而正是在这个波澜中,更真切地照出了她的纯洁的内心和真诚的情感。
此诗运用了有较确定蕴含的兴词,表现含蓄而耐人寻味。第一句作三言,第五句作五言,与整体上的四言相搭配,节奏感强,又带有口语的韵味,显得十分诚挚,有很强的感染力。
这是曹丕《燕歌行》二首中的第一首。《燕歌行》是一个乐府题目,属于《相和歌》中的《平调曲》,它和《齐讴行》、《吴趋行》相类,都是反映各自地区的生活,具有各自地区音乐特点的曲调。燕(Yān)是西周以至春秋战国时期的诸侯国名,辖地约当今北京市以及河北北部、辽宁西南部等一带地区。这里是汉族和北部少数民族接界的地带,秦汉以来经常发生战争,因此历年统治者都要派重兵到这里戍守,当然那些与此相应的筑城、转输等各种徭役也就特别多了。拿最近的事实说,建安十二年(207)曹操北伐乌桓的战争,就发生在这古燕国的北部今辽宁省兴城一带。反映这个地区战争徭役之苦的作品,早在秦朝就有“生男慎勿举,生女哺用脯。不见长城下,尸骨相撑拄”的民歌,到汉代更有了著名的《饮马长城窟》。曹丕的《燕歌行》从思想内容上说就是对这种文学作品的继承与发展。郭茂倩《乐府诗集》引《乐府解题》说:“魏文帝‘秋风’‘别日’二曲言时序迁换,行役不归,妇人怨旷无所诉也。”又引《乐府广题》说:“燕,地名也。言良人从役于燕,而为此曲。”这样来理解作品的内容是正确的。《燕歌行》不见古辞,这个曲调可能就创始于曹丕。这篇作品反映的是秦汉以来四百年间的历史现象,同时也是他所亲处的建安时期的社会现实,表现了作者对下层人民疾苦的关心与同情。
“秋风萧瑟天气凉,草木摇落露为霜,群燕辞归雁南翔。”开头三句写出了一片深秋的肃杀情景,为女主人公的出场作了准备。这里的形象有视觉的,有听觉的,有感觉的,它给人一种空旷、寂寞、衰落的感受。这种景和即将出场的女主人公的内心之情是一致的。这三句虽然还只是写景,还没有正面言情,可是我们已经感觉到情满于纸了。这种借写秋景以抒离别与怀远之情的方法,中国是有传统的。宋玉《九辨》中有:“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高临水兮送将归。”汉武帝的《秋风辞》说:“秋风起兮白云飞,草木黄落兮雁南归。兰有秀兮菊有芳,怀佳人兮不能忘。”从这里我们不仅可以看到《燕歌行》与它们思想感情上的连续性,而且还可以看到其中语言词汇上的直接袭用。但是这些到了曹丕笔下,却一切又都成为具有他个人独特思想面貌,独特艺术风格的东西了。这点我们后面再说。
“念君客游思断肠,慊慊思归恋故乡,君何淹留寄他方?”在前面已经描写过的那个肃杀的秋风秋夜的场景上,我们的女主人公登台了:她愁云满面,孤寂而又深情地望着远方自言自语,她说:你离家已经这样久了,我思念你思念得柔肠寸断。我也可以想象得出你每天那种伤心失意的思念故乡的情景,可是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你这样长久地留在外面而不回来呢?慊慊(qiànqiàn):失意不平的样子。“慊慊思归恋故乡”是女主人公在想象她的丈夫在外面思念故乡的情景。这种写法是巧妙的,也是具体、细致的。一个人思念另一个人,其思想活动总有具体内容,或者回忆过去在一起的时光,或者憧憬日后见面的欢乐,或者关心牵挂对方目下在外边的生活,想象着他现在正在做什么,如此等等。这种借写被思念人的活动以突出思念者感情急切深沉的方法,早在《诗经》中就有,到了宋人柳永笔下更有所谓“想佳人,妆楼颙望,误几回,天际识归舟”,那就更加精采了。这种写法的好处是翻进一层,使人更加感到曲折、细致、具体。淹留:久留。“君何淹留寄他方?”这里有期待,有疑虑,同时也包含着无限的悬心。是什么原因使你至今还不能回来呢?是因为修筑繁忙?是因为战事紧急?是因为你生病了?受伤了?还是……那简直更不能想了。看,女主人公的心思多么沉重啊!
“贱妾茕茕守空房,忧来思君不敢忘,不觉泪下沾衣裳。”茕茕(qióngqióng):孤单,孤独寂寞的样子。不敢:谨虚客气的说法,实指不能、不会。这三句描写了女主人公在家中的生活情景:她独守空房,整天以思夫为事,常常泪落沾衣。这一方面表现了她生活上的孤苦无依和精神上的寂寞无聊;另一方面又表现了女主人公对她丈夫的无限忠诚与热爱。她的生活尽管这样凄凉孤苦,但是她除了想念丈夫,除了盼望着他的早日回归外,别无任何要求。
“援琴鸣弦发清商,短歌微吟不能长。”援:引,拿过来。清商:东汉以来在民间曲调基础上形成的一种新乐调,以悲惋凄清为其特色。短歌:调类名,汉乐府有长歌行、短歌行,是根据“歌声有长短”(《乐府诗集》语)来区分的,大概是长歌多表现慷慨激昂的情怀,短歌多表现低回哀伤的思绪。女主人公在这秋月秋风的夜晚,愁怀难释,她取过瑶琴想弹一支清商曲,以遥寄自己难以言表的衷情,但是口中吟出的都是急促哀怨的短调,总也唱不成一曲柔曼动听的长歌。《礼记·乐记》云:“乐也者,情之不可变者也。”女主人公寂寞忧伤到了极点,即使她想弹别样的曲调,又怎么能弹得成呢?
“明月皎皎照我床,星汉西流夜未央。牵牛织女遥相望,尔独何辜限河梁?”女主人公伤心凄苦地怀念远人,她时而临风浩叹,时而抚琴低吟,旁徨徙倚,不知过了多久。月光透过帘栊照在她空荡荡的床上,她抬头仰望碧空,见银河已经西转,她这时才知道夜已经很深了。“夜未央”,在这里有两层含意,一层是说夜正深沉,我们的女主人公何时才能捱过这凄凉的漫漫长夜啊!另一层是象征的,是说战争和徭役无穷无尽,我们女主人公的这种人生苦难,就如同这漫漫黑夜,还长得很,还看不到个尽头呢!面对着这沉沉的夜空,仰望着这耿耿的星河,品味着这苦痛的人生,作为一个弱女子,我们的女主人公她又有什么办法能改变自己的命运呢?这时,她的眼睛忽然落在了银河两侧的那几颗亮星上:啊!牛郎织女,我可怜的苦命的伙伴,你们到底有什么罪过才叫人家把你们这样地隔断在银河两边呢?牵牛、织女分别是天鹰和天琴星座的主星,这两颗星很早以来就被我国古代人民传说成一对受迫害,不能团聚的夫妻,这是家喻户晓,无人不知的事情。女主人公对牵牛织女所说的这两句如愤如怨,如惑如痴的话,既是对天上双星说的,也是对自己说的,同时也是对和自己命运相同的千百万被迫分离、不能团聚的男男女女们说的。这个声音是一种强烈的呼吁,是一种悲凉的控诉,是一种愤怒的抗议,它仿佛是响彻了当时的苍穹,而且在以后近两千年的封建社会里年年月月、时时刻刻都还可以听到它的响亮的回声。这样语涉双关,言有尽而余味无穷,低回而又响亮的结尾,是十分精采的。
作品表现的思想并不复杂,题材也不算特别新鲜,但是曹丕作为一个统治阶级的上层人物能关心这样一种涉及千家万户的事情,而在诗中寄予了如此深刻的同情,这是很可贵的。在艺术上他把抒情女主人公的感情、心理描绘得淋漓尽致,她雍容矜重,炽烈而又含蓄,急切而又端庄。作品把写景抒情、写人叙事,以及女主人公的那种自言自语,巧妙地融为一体,构成了一种千回百转、凄凉哀怨的风格。它的辞藻华美,也袭用了许多前人的东西,但这一切又象是完全出之于无心,而不带任何雕琢的痕迹。这是《燕歌行》的特点,也是曹丕诗歌区别于建安其他诗人的典型特征。曹丕是个政治家,但从他的作品中往往看不到其父曹操那种慷慨激扬以天下为己任的气概,也找不到其弟曹植那种积极上进志欲报效国家的思想。在他那里总象是有一种诉说不完的凄苦哀怨之情,而且他的言事抒情又常常爱用妇女的口吻,因此明代锺惺说他的诗“婉娈细秀,有公子气,有文人气”(《古诗归》)。清代陈祚明说他的诗“如西子捧心,俯首不言,而回眸动盻无非可怜之绪”(《采菽堂古诗选》)。《燕歌行》可以说是最能代表曹丕这种思想和艺术风格特征的作品。前人对这两首诗的评价是很高的,清代吴淇说:“风调极其苍凉,百十二字,首尾一笔不断,中间却具千曲百折,真杰构也。”(《六朝选诗定论》)王夫之说:“倾情倾度,倾色倾声,古今无两。”(《姜斋诗话》)
《燕歌行》二首在七言诗的发展史上有重要地位,这也是我们应该知道的。《诗经》基本是四言体,偶尔也出个七言句子,但为数甚少。《楚辞》是楚歌体,有七言句,但大多数都带有“兮”字,与七言诗句子的格式韵味不同。汉代乐府中有一部分杂言体,如《战城南》、《东门行》等,其中有一部分七言句,这些对于七言诗的发展显然是有促进的,但七言句在那些作品中还不是主体。两汉四百年间,全篇由七言构成的作品今天被人们提到的有两首,第一首是汉武帝时的君臣联句,即所谓《柏梁台诗》。这首诗出于后代小说,漏洞甚多,原不可信,而且生编硬凑,堆砌敷衍,也完全没有什么诗味。第二首是张衡的《四愁诗》。诗味很浓,但张衡这四首诗每首的第一句还都带着一个“兮”字,还拖着一个楚歌的尾巴。因此,真正摆脱了楚歌形式的羁绊,使七言形式宣告独立的作品就不能不说是曹丕的这两首《燕歌行》了。由此我们可以看到曹丕学习汉代乐府,学习前人诗歌,在形式上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精神。《燕歌行》句句压韵,而且都是平声,格调清丽宛转,这是七言古诗发展的一个阶段。晋宋作家模写七言,还照此继续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后来又经过南朝鲍照、萧绎、庾信等人的努力,到唐代卢照邻、骆宾王那种隔句用韵、平仄相押的鸿篇巨制出现的时候,那时七言古诗就又进入一个更新的发展阶段了。可见,曹丕的开创之功是不能掩没的。
《关山月》充分地体现了陆游爱国主义诗歌的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是思想性和艺术性结合比较完美的作品。饱含诗人忧国爱民的思想,感情沉痛悲愤,读来使人泪下。这种感人肺腑的巨大力量,除了来自其伟大的爱国情怀,还在于其高超的艺术手法,其中最突出的一点就是构建了多重套叠的对比示现修辞文本。
诗每四句分为一个层次,三个层次分别选取同一月夜下三种人物的不同境遇和态度,作为全诗的结构框架,语言极为简练概括而内涵却又十分丰富深广。一边是豪门贵宅中的文武官员,莺歌燕舞,不思复国;一边是戍边战士,百无聊赖,报国无门;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诟,泪眼模糊,盼望统一。这三个场景构成了三幅对比鲜明的图画,痛斥了南宋朝廷文恬武嬉、不恤国难的态度,表现了爱国将士报国无门的苦闷以及中原百姓切望恢复的愿望,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渴望统一的爱国情怀。
第一段: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朱门沉沉按歌舞,厩马肥死弓断弦。
诗人先以“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空临边”总领全诗,与下文的诸种场景形成直接的因果关系。诗的开始“和戎”句谓本应只是暂时权宜之计的和戎,却一忽而过十五年,有批评之意;将军能战而不战,“空”字质疑的语气很重。继以“朱门沉沉按歌舞”和“厩马肥死弓断弦”这两个典型情景为着眼点,进行对比。一边是深宅大院里歌舞升平;一边是马棚里战马肥死,武库中弓弦霉断。
“朱门”句指朝廷的权臣、重臣已经忘怀了国土沦陷的现状,“沉沉”用得很好,好像沉醉得很深,“按”字很好地写出重臣不以国家为重,唯知作乐的情形。“厩马”句写英雄无用武之地写得很沉痛。这种对比揭示了统治者终日醉生梦死,荒淫腐化,导致边防武备一片荒废的现状。这说明他们早已忘却国耻。我们完全可以体味到:日日不忘抗金复国的伟大诗人陆游,面对统治者的苟安思想和腐朽生活,强烈的愤慨之情如万丈烈火,喷涌而出。
这是因为南宋统治集团只顾自己的安乐,而不惜出卖国家、民族的利益。 “朱门”一句一针见血地揭露了他们妥协、投降的实质,在大敌当前,国土沦丧,民族危亡之际,统治者却是一味追求灯红酒绿,争歌逐舞的享乐生活。他们贪生怕死,向敌人屈膝投降,采取不抵抗政策,下什么自欺其人的“和戎诏”,致使那些养来抗敌的战马,用来杀敌的弓箭,死的死,断的断,而且马是肥死,弓是朽断。这是多么惨痛的现实呀!“厩马肥死弓断弦”是对“将军不战空临边”的补充,这两句都与和戎下诏有直接的因果关系。
第二段:戍楼刁斗催落月,三十从军今白发。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
在这和戎诏下的十五年中,边关没有了流汗掉肉的辛苦操练,没有惊心动魄的流血战事,一切归于风平浪静,相安无事。在这里,诗人把比较的着眼点聚焦于尚存者和死难者的命运和价值。对于尚存者来说,由于有最高统治者的“和戎诏”,多少年来,他们无所事事,只有以阵阵刁斗声送走一轮又一轮的明月,只有把自己的心事寄托于幽咽的笛声中,每天都在这种百无聊赖的生活中打发时光。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许多三十岁左右参军的壮士现在都已经白发苍苍了。
一个“催”字,下得何等急促,一句“壮士心”,写得何等赤诚,一个反问句,显得多么无奈!在这急促催月的刁斗声中,在这如怨如泣的笛声中,隐含了壮士们盼望杀敌立功,尽快结束这种枯燥无味的生活,早日回归久别的家园的迫切心情,但这种心情,又有谁能理解呢?“存者且偷生,死者长已矣。”(杜甫《石壕吏》)如果说存活者还可以有一丝幻想,那么对于死难者来说呢?“沙头空照征人骨”,一个“空”字,说明了战士们杀敌和归乡的诸种愿望,将随着老死边关、化做暴露于野的白骨而最终落空,也说明了他们的献出的青春与生命毫无价值。
诗歌忌重字,这句诗却与前面的“将军不战空临边”复用“空”字,看似败笔的两个字却正好将“将军”“征人”的生活命运构成了鲜明对比。生者无聊幽怨,死者暴尸沙场,生与死的对照画面揭示了战士的悲剧命运,反映了战士的满腔悲愤,字里行间,饱含着诗人对和戎路线的无声控诉和对边关战士的深切同情。“空照”、 “谁知”等词语是他这种心情的写照。
最后四句是第三段:中原干戈古亦闻,岂有逆胡传子孙!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令宵垂泪痕!
从写边防战士转到写人民,写在敌人统治下被奴役的北方人民即所谓遗民。主要描绘中原遗民含泪盼望复国的画面。“中原干戈古亦闻”,诗人首先展现了一幅遥远浩瀚的历史背景图:中原地区自古以来就是一个硝烟弥漫的战场,古代中华儿女为了抵御外辱,曾经在这里浴血奋战。诗人此句用意深刻:这一句上与开头的“和戎诏下十五年”“将军不战”的现状遥相对照,形成古今对比的情景,借古讽今;下与“岂有逆胡传子孙”形成对比,诗人用了一个语气强烈的反问句式,表达了对和戎政策的无比愤慨之情。
紧接着,“逆胡传子孙”和“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构成一幅对比鲜明的情景:一边是占领中原的女真人在这里子孙成群,其乐融融,准备落地生根;另一边是中原遗民忍辱含泪,盼望统一,这两个情景两相对照,又融为一体。这幅图景使我们很容易联想到陆游的另外两句诗:“遗民泪尽胡尘里,南望王师又一年。”(《秋夜将晓出篱门迎凉有感》)中原沦陷地区,胡人的盛嚣尘上和遗民的痛苦凄惨,无不揭示了“和戎诏”的巨大祸害,展现了遗民的复国愿望。遗民们深受异族蹂躏,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支持他们的精神力量,就是盼望宋军能够挥戈北上,恢复祖国统一的局面。然而遗民们期待北伐,盼望恢复的愿望无法实现,他们只好空望着南方,伤心落泪。这就是结尾两句“遗民忍死望恢复,几处今宵垂泪痕”的含义。
此诗的思想内容:《关山月》虽然既写了统治集团,又写了将士、遗民,但是从头到尾贯穿着一条线索——南宋王朝下诏和戎,这是诗的第一句指明了的。正是因为下诏和戎,将军才不战空临边,战士才不得趁年轻力壮上阵杀敌,遗民才不得从外族统治的水深火热之中解放出来。诗人的思想倾向是非常鲜明的,这就是诗中所表现的对南宋集团妥协投降政策的谴责,对抗敌爱国的将士和遗民的深切同情,和对侵略者的无比仇恨,正因为表现了这些思想,所以我们才说《关山月》集中体现了陆游爱国诗歌的进步内容和精神实质。陆游诗歌爱国主义精神还常常表现为他壮志未酬的愤懑。
在《关山月》诗中,虽然不像《书愤》等诗那样直接表现这一点,但是在“将军不战空临边”,“厩马肥死弓断弦”,“笛里谁知壮士心”,“沙头空照征人骨”等句子中间也隐含着自己倾音无路,壮志未酬的悲愤,诗人与抗金的将士们是息息相通的。
这首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全词表现了作者对时光飞逝,今是昨非的一种感叹。
词的上片写对杭州的怀念。
开端从自身宦游的行踪说起,并倾注了对杭州的怀念之情:“蜀客到江南,长忆吴山好。”“蜀客”,表明了客籍的身份。“江南”、“吴山”,借指杭州,前者从地理位置说,后者则从山水美景说。“长忆”,是就行役在外而言,一个“好”字则概括了对杭州的总体印象。
事实上,词人从熙宁四年(1071年)十一月到杭州通判任开始,就与杭州结下了不解之缘。他赞美“余杭自是山水窟”(《将之湖州戏赠莘老》),甚至说“故乡无此好湖山”(《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五),他拿起多彩多姿的诗笔,尽情地歌颂和描绘美丽的西湖风光,留下了《饮湖上初晴后雨二首》之二、《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首》之一、《有美堂暴雨》等精美的诗篇。因此,词人说他“长忆吴山好”,完全是出于真诚,虽然年近不惑,而不失其赤子之心。他又把吴、蜀作了比较,表达了早归的愿望:“吴蜀风流自古同,归去应须早。”所说的“归去”是指归杭州或是归故乡(蜀地),叙“自京口还钱塘道中”一语说得很清楚,当然是指眼前要去的目的地。既然“吴蜀风流自古同”,那么归吴(杭州)也就形同归蜀,与上文怀念杭州之意相承。
下片想象归后同游共饮的情景。
过片承上“归去”句,展开了与陈襄同游西湖的想象:“还与去年人,共藉西湖草。”两人坐在西湖边碧绿的草地上,共赏大自然美景,这是富有诗意的赏心乐事。妙在词人不作平平叙写,而是将温馨的回忆与对未来的想象“迭印”在一起,这就平添了诗的意蕴。两句既表达了友情,又扣住杭州美景来写,与上文“吴山好”、“吴蜀风流”相照应。篇末两句进而想象共饮的情景,要友人在宴会上仔细看一下,怕是自己容颜变得衰老了。这两句扣合着自身行役在外、数月未归的经历,流露出岁月流逝、羁旅劳苦的感慨。出语坦率而略带诙谐,这是真挚的友情一种自然的表露。
唐肃宗乾元二年(759年)是杜甫行路最多的一年。所谓“一岁四行役”,说的便是这一年。这一年也是他一生中最苦的一年,像这七首诗所写的,真是到了“惨绝人寰”的境地。他采用七古这一体裁,描绘流离颠沛的生涯,抒发老病穷愁的感喟,大有“长歌可以当哭”的意味。
在内容上,第一首从自身作客的窘困说起;第二首写全家因饥饿而病倒的惨况;第三首写怀念兄弟;第四首写怀念寡妹;第五首,由悲弟妹又回到自身,由淮南山东又回到同谷;第六首由一身一家说到国家大局;第七首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在结构上,七首相同,首二句点出主题,中四句叙事,末二句感叹。
从艺术上说,组诗末首是较为精彩的篇章。此诗开头使用了九字句:“男儿生不成名身已老”。浓缩《离骚》“老冉冉其将至兮,恐修名之不立”意,抒发了身世感慨。杜甫素有匡世报国之抱负,却始终未得施展。如今年将半百,名未成,身已老,而且转徙流离,几乎“饿死填沟壑”,怎不叫他悲愤填膺!六年后杜甫在严武幕府,曾再次发出这种叹穷嗟老的感慨:“男儿生无所成头皓白,牙齿欲落真可惜。”(《莫相疑行》)其意是相仿的。
次句“三年饥走荒山道”,把“三年”二字缀于句端,进一步突现了诗人近几年的苦难历程。“三年”,指至德二载(757)至乾元二年。杜甫因上疏营救房琯触怒肃宗而遭贬斥,为饥饿驱迫,在“荒山道”上尝够了艰辛困苦。
三、四句,诗人追叙了困居长安时的感受,全诗陡然出现高潮。十二年前,杜甫西入长安,然而进取无门,度过了惨淡的十年。他接触过各种类型的达官贵人,发现长安城中凭借父兄余荫,随手取得卿相的,以少年为多:“长安卿相多少年。”这不能不使诗人发出愤激之词:“富贵应须致身早。”“致身早”,似是劝人的口吻,却深蕴着对出现“少年”“卿相”这种腐败政治的愤慨。这和他早年所写的“纨袴不饿死,儒冠多误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显然同属愤激之言。
五、六句又回到现实,映现出诗人和“山中儒生”对话的镜头:“山中儒生旧相识,但话宿昔伤怀抱。”诗人身处异常窘困的境地,当然感叹自己不幸的遭遇,因而和友人谈起的都是些令人很不愉快的往事。忧国忧民的“怀抱”无法实现,自然引起无限伤感。
第七句“呜呼七歌兮悄终曲”,诗人默默地收起笔,停止了他那悲愤激越的吟唱,然而思绪的巨潮如何一下子收住?“仰视皇天白日速”,搁笔望天,只见白日在飞速地奔跑。这时,一种迟暮之感,一种凄凉沉郁、哀壮激烈之情,在诗人心底涌起,不能自已。
《同谷七歌》在形式上学习张衡《四愁诗》、蔡琰《胡笳十八拍》,采用了定格联章的写法,在内容上较多地汲取了鲍照《拟行路难》的艺术经验,然而又“神明变化,不袭形貌”(沈德潜《唐诗别裁》),自创一体,深为后人所赞许。此诗作为组诗的末篇,集中地抒发了诗人身世飘零之感。艺术上,长短句错综使用,悲伤愤激的情感,犹如潮水般冲击着读者的心弦。文天祥曾拟此体作歌六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