萧统《文选》选录曹植《杂诗》六首，获得历代诗评家的赞赏和肯定，是曹植诗歌中的著名篇章。此诗是其中的第四首。
这首诗是曹植后期所作，采用比喻手法，表现了他怀才不遇的苦闷。曹植不但文才很高，而且具有政治抱负，希求建功立业，垂名青史。曹操一度想立曹植为太子，结果没有实现。曹操死后，他因此备受其兄曹丕（魏文帝）、侄子曹叡（魏明帝）的猜忌和压抑，屡徙封地，连生活都很不安定，根本谈不上实现政治抱负。这首诗以佳人自比：佳人的容貌艳若桃李之花，比喻自己才能的杰出；“时俗”二句，说佳人的美貌和歌唱才能都不为时人所赏识，比喻自己怀才不遇；“俯仰”二句，说时光流驶，佳人的容华难以久恃，寄寓了自己盛年时无法施展抱负的深沉慨叹。
在我国古典文学作品中，从屈原的辞赋开始，就形成了以美人香草比喻贤能之士的传统。曹植这首诗，在构思和写法上明显地学习屈赋。屈原《九歌》中的湘君、湘夫人二神，其游踪大致在沅、湘、长江一带，《湘夫人》篇中有“闻佳人兮召予”句，以佳人指湘夫人。曹植这首诗中的前四句，其构思用语，大约即从《湘君》、《湘夫人》篇生发而来。《离骚》云：“汨余若将不及兮，恐年岁之不吾与。”“惟草木之零落兮，恐美人之迟暮。”曹诗末二句又是从它们脱胎而出。这种继承发展关系，可以帮助说明这首诗的主题是抒发怀才不遇的苦闷。元代刘履《文选诗补注》（卷二）释此篇题旨说：“此亦自言才美足以有用，今但游息闲散之地，不见顾重于当世，将恐时移岁改，功业未建，遂湮没而无闻焉。故借佳人为喻以自伤也。”清代张玉谷《古诗赏析》（卷九）也说：“此诗伤己之徒抱奇才，仆仆移藩，无人调护君侧，而年将老也。通体以佳人作比，首二自矜，中四自惜，末二自慨，音促韵长。”刘、张两人的解释都是颇为中肯的。曹植在《求自试表》一文中，强烈地表现了他要求在政治上建功立业的愿望，文中后面部分有云：“臣窃感先帝早崩，威王弃世，臣独何人，以堪长久！常恐先朝露填沟壑，坟土未干，而身名并灭。”这段话的意思与此篇“俯仰岁将暮，荣耀难久恃”二句的内容也是息息相通的。
有一种说法，认为这首诗的主题不是作者自伤，而是为曹彪鸣不平。“佳人”盖指彪，时为吴王也。《魏志》：彪于黄初三年，徙封吴王，五年改封寿春县，七年徙封白马。朝游夕宿，喻迁徙无定也。”（见黄节《曹子建诗注》卷一）曹彪是曹植的异母弟，曹植与曹彪同受朝廷猜忌压抑，有同病相怜之感，黄节的看法可备一说，但证据毕竟不足。徐公持同志说：“按曹彪虽膺过吴王的封爵，其封城却并不真在吴地。当时自江以南，全在孙氏控制之下，曹彪无由得至江南。他这个吴王封在寿春附近，此点曹植不会不知。所以诗写‘南国’‘佳人’，‘朝游江北岸，夕宿潇湘沚’等等，不可能是指曹彪，而是借用楚辞的意境和成语，来抒发自己对‘时俗薄朱颜’的感慨，其主旨是怀才不遇。”这样讲比较合乎情理。
这首诗与曹植的另一首名作《美女篇》主题相当，在艺术描写上却有丰腴与简约的区别，可进行一下比较。《美女篇》全诗较长，节录如下：
美女妖且闲，采桑歧路间。柔条纷冉冉，落叶何翩翩。攘袖见素手，皓腕约金环。……借问女何居，乃在城南端，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容华耀朝日，谁不希令颜？媒氏何所营，玉帛不时安？佳人慕高义，求贤良独难。众人徒嗷嗷，安知彼所观。盛年处房室，中夜独长叹。
《美女篇》的主题，过去不少评论者都指出它是曹植以美女自比，比喻他怀抱才能而不得施展。如清王尧衢《古唐诗合解》（卷三）说：“子建求自试而不见用，如美女之不见售，故以为比。”《美女篇》与《杂诗》“南国篇”的主题相同，又同用比喻手法，城南美女与南国佳人，都是曹植自比。《美女篇》“佳人慕高义”以下四句，说城南美女不为众人所理解，意思与“南国篇”的“时俗”二句相通，点明了“怀才不遇”的主旨。“盛年处房室’二句，也与“南国篇”的“俯仰”二句一样，在结尾表现了深沉的慨叹。上面《美女篇》的引文，在“攘袖”二句下省略了十句，这十句连同“攘袖”二句都是写城南女的姿态和装束，从各个方面来刻划她的美丽，而“南国”篇写佳人之美，仅用了“容华若挑李”一句，非常简括。《美女篇》在其他方面的描写也较“南国”篇丰腴，但写美女姿态装束的一段尤为突出。这两首诗同用比喻法写同一个主题，但使用了详略不同的写法，“南国”篇简练爽朗，《美女篇》华赡生动，在艺术上各擅胜场，用词造句毫无雷同之感，这里表现了曹植高超的写作才能。
钟嵘《诗品》评曹植诗云：“骨气奇高，词采华茂，情兼雅怨，体被文质。”这是对曹植诗歌很深刻的评语。“情兼雅怨”是论思想内容，指出曹植诗具有“小雅怨诽而不乱”的特色，曹植后期的不少诗作，倾吐牢愁，的确多近似小雅的怨诽之词，《杂诗》“南国篇”、《美女篇》都是其例。骨气即气骨，也就是风骨。骨气奇高，是赞美曹植诗富有风骨，即富有爽朗刚健的风貌。词采华茂，是赞美曹植诗语言华美丰富。钟嵘主张诗歌应当“干之以风力（即风骨），润之以丹采”（《诗品序》），即以爽朗刚健的风骨为骨干，再用华美的辞采加以润饰，二者结合起来，达到优美的艺术境界。曹植的诗“骨气奇高，词采华茂”，符合于他的艺术标准，所以获得极高评价。明胡应麟在评曹植《五游》、《升天行》诸诗时云：“词藻宏富，而气骨苍然。”（《诗薮》内编卷一）也是承袭了钟嵘的批评标准。
曹植的诗，总的说来是风骨、词采二者兼备，但仔细分析，不同的诗篇在某一方面往往有所侧重，有的风骨更遒劲一些，有的词采更宏富一些。他的部分诗篇，像《箜篌引》、《美女篇》、《白马篇》、《名都篇》等，大抵篇幅稍长，对偶句与铺陈语较多，其词采华茂的特色就显得更为突出，但也仍然具有风骨。另外有一部分诗，像《野田黄雀行》、《泰山梁甫行》、《杂诗六首》等，大抵篇幅稍短，描写较简练，对偶句与铺陈语少，这类诗篇更鲜明地显示出骨气奇高的特色，但也仍然具有词采。王世贞评曹植诗说：“子建天才流丽，虽誉冠千古，而实逊父兄。何以故？材太高，辞太华。”（《艺苑卮言》卷三）王世贞认为曹植诗成就低于曹操、曹丕，意见未必公允，但曹植诗在词采华茂这方面的确大大超过其父兄，特别如《箜篌引》、《美女篇》一类诗表现尤为突出。王世贞又说：“子桓之《杂诗》二首，子建之《杂诗》六首，可入《十九首》，不能辨也。”（同上）又从风格的质朴刚健方面对曹植的《杂诗》六首给予很高评价，认为可与汉代无名氏的《古诗十九首》并驾齐驱。王世贞不喜华丽文风，所以对曹植作出这样的评价，但由此也可以看出，曹植的不同诗篇，在风骨和词采二者的某一方面的确有所侧重。
《杂诗》“南国”篇这首诗，其中“时俗薄朱颜”二句，也是文采斐然；但大体说来，其艺术上的主要特色是简练峭直，语短情长，含蕴丰富，意境深邃，它虽然不像《美女篇》铺陈细致，词藻华美，但也自具一种爽朗自然之美，经得起吟咏咀嚼。
公子重耳由于受骊姬的陷害，在晋献公在世时流亡国外。公元前651年，晋献公去世，晋国无主，秦穆公派使者到重耳处吊唁，并试探他是否有乘机夺位的意思。重耳和子犯摸不清穆公的真实意图，怕授人话柄，于己不利，于是婉言表态，得到穆公倍加赞许。
问过舅舅才做决定、学舌舅舅的话：“父死之谓何？”都充分显示出政客的虚伪、善于表演的实质。“爱父”、“远利”之说完全就是欺世盗名之辞。这些话由劝人夺权的秦穆公嘴中说出，就更是刻画出工于权谋的政客众生像。
这是明朝诗人李梦阳为自己睡“船板床”写的一首诗。
睡在船板上，梦的是什么？虽然知道不是在江湖上，但仍梦见江湖上的风浪。
一个文学大师，寥寥几笔，就把思绪浓缩于笔端，殊为不易。
“江湖”，除解释为江河湖泊外，官场以及社会关系中的帮派亦称“江湖”，而江湖风险如同风浪，一不小心，就会翻船。
从睡船板床而联想到江湖风浪，李梦阳的这首诗，联想丰富，发人警醒。
此词副题是“与欧阳公席上分题”。范仲淹为什么要向欧阳修倾吐衷肠呢？原来欧阳修早就是范仲淹政治上的知音。仁宗时“景祐党争”，欧阳修就坚定的站在范仲淹一边。时以吏部员外郎任开封府的范仲淹耿介正直，容不得权相吕夷简擅权市恩，便向仁宗上《百官图》，又上《帝王好尚论》等四论，批评朝政。切中要害的疏论激怒了吕夷简。他反诉仲淹“越权言事，荐引朋党，离间君臣”。宠信吕相的仁宗将仲淹贬黜出京，当时余靖等正直朝臣上疏替范仲淹申辩，而谏官高若讷却讨好吕夷简，说范应当贬官。欧阳修痛恨谏官高若讷为了自己的高官厚禄，竟不分是非，行为卑鄙，于是写了《与高司谏书》，斥其一味迎合权相是落井下石，是不知人间有羞耻二字。欧阳修也因此被贬夷陵。政治上的风雨磨难，高尚人格的互相吸引，革新朝政的共同追求，使范欧二人最终成为相濡以沫的盟友。宋仁宗庆历三年，范仲淹推行新政，反对者攻击改革派引用朋党。此时已奉调回京的欧阳修任谏官，为了回击反对派的无端指责，支持庆历新政，又写下了著名的《朋党论》。可见范仲淹和欧阳修志同道合、同仇敌忾。
此词大约写于这几年二人在朝共事同受打击之时。新政失败，共同的遭遇，共同的感情，使他们自然产生相似的感受。弄清了这一点，再来读这首词，读者就恍然大悟了：原来，它是词人因毕生为之奋斗的政治理想破灭之后极度失望、苦闷乃至沮丧的反映。在心头郁积已久的愤懑总得找个宣泄的出口吧？于是，愤激之时，酒酣耳热，对着同遭厄运的老朋友发发牢骚，说说醉话，有何不可？
其实，这首词固然宣泄了词人的愤懑，但也折射出了他内心时不我待的焦灼。这与李白那首著名的《将进酒》非常相似。“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钟鼓馔玉不足贵，但愿长醉不复醒。古来圣贤皆寂寞，惟有饮者留其名。”李白被“赐金放还”后八年仍未找到出路，于是在此诗中借题发挥，尽情倾吐郁积在胸的不平之气。李白的恃酒放旷并不说明他就此沉沦，即便是这首诗亦流露了施展抱负的愿望，“天生我材必有用”，何其自信！但人生苦短，“君不见高堂明镜悲白发，朝如青丝暮成雪”，现实无情徒唤奈何。范仲淹同样如此，“人世都无百岁。少痴騃、老成尪悴。只有中间，些子少年” ，能够干一番大事的年华太少了，哪里禁得起几番蹉跎？于是，借酒浇愁，抒发其时光易逝、壮志难酬的感情就很自然了。
从思想上来说，范仲淹的这种感情是有其深刻渊源的。儒家的积极用世是其思想主流，不仅如此，他还出入佛老，精研三教经典，力求会通而经世致用。这种海纳百川的学术视野，使其作品博大精深，异彩纷呈，而老庄清净无为、随遇而安的思想也是他迭遭打击时能够舒缓压力的精神避难所。在这点上，李、范二人是相似的。再说，在当时，文人们普遍认为词是娱情遣兴的“小道”、“末技”，范仲淹有时亦未能例外，与老朋友一起喝酒聊天时，就不免戏作小词了。应该说，这几句亦真亦幻的牢骚话倒显示了他作为一个平常人的本色，使得他可亲可近。
当然，范仲淹身处逆境，失意惆怅乃至发牢骚，并不意味着他永久的消沉。庆历六年，贬谪到邓州，摆脱了朝党纷争，暂时卸去了烦琐的朝政和边防重任的范仲淹，度过了三年难得的惬意时光，他营造百花洲，重修览秀亭，始终把关怀民生疾苦放在首位，赢得了邓州人民的衷心爱戴。同时，迎来了一生中最重要的一次创作高潮，千古杰作《岳阳楼记》及许多著名诗文都写于此时。这表明，范仲淹已经走出了苦闷、沮丧的阴影，已经做到了“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始终是他毕生的追求。这才是立体的、全面的范仲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