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表面上如诗题所明,是写离思,主要抒写别后相思的煎熬苦况,怨恨离人的不通音讯,写得情调悲怆。
首联即写情人离去后主人公的心酵气绝。《前溪舞》和《子夜曲》皆为悲伤的作品,是被遗弃者的哀怨之作。这里引入诗中,即是离思之苦,心里有担心被遗弃之痛。颔联仍化用典故,写难以寻觅爱人踪影、东西分离相隔如沟水东西分流而无可奈河的痛苦心理。此联运用典故和即实写景巧妙融合,不露痕迹,从字句看就是写实景,是看不出用典的,这是李商隐诗用典得心应手的表现。颈联写书信断绝。和主人公的以泪度日,化用湘妃竹的典故渲染伤心痛苦至极。结联仍作希冀之词,一片深情希望通过江水给恋人捎去自己的问候。
此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是李商隐借失恋女子寄意而为,前六句极写自己的凄苦,第七句一转,第八句仍作希冀之词,希望令狐绹能加以提拔。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读来荡气回肠,久久不能自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看罢一阕前溪舞,直让人回肠断气,吟诵一曲子夜歌,心里好不酸苦烦忧。
巫山的行云到哪里去寻觅,像沟水般东西分流,也让人无可奈何。
朔雁一只只飞来,却不见传来音讯,湘江上一株株斑竹,有多少眼泪洒在上头。
可怜我总也见不到他的容颜,只有把一腔衷情,寄托给这江上的微波。
注释
前溪舞:六朝时吴地舞曲。
子夜歌:晋乐曲名。相传是晋女子子夜所作。后人更为四时行乐之词,谓之《子夜四时歌》。
峡云:三峡山高云低,传巫山神女在焉,此借指巫山神女。
朔雁传书:指苏武以雁传书之事。
湘篁染泪:传说舜南巡,死于苍梧之野。他的两个妃子哭舜,泪滴竹上,遂生斑点,所以称湘妃竹。篁:泛指竹子。
颜色:容颜,面色。
托微波:言无路可通,故借诗以通情愫。
此诗是李商隐在大中二年(848)夏初离桂北归留滞荆湘时所作。因为桂管观察使郑亚远贬循州,同时令狐绹内调召拜考功郎中,急需人才,李商隐故作此诗与令狐绹。
这首诗表面上如诗题所明,是写离思,主要抒写别后相思的煎熬苦况,怨恨离人的不通音讯,写得情调悲怆。
首联即写情人离去后主人公的心酵气绝。《前溪舞》和《子夜曲》皆为悲伤的作品,是被遗弃者的哀怨之作。这里引入诗中,即是离思之苦,心里有担心被遗弃之痛。颔联仍化用典故,写难以寻觅爱人踪影、东西分离相隔如沟水东西分流而无可奈河的痛苦心理。此联运用典故和即实写景巧妙融合,不露痕迹,从字句看就是写实景,是看不出用典的,这是李商隐诗用典得心应手的表现。颈联写书信断绝。和主人公的以泪度日,化用湘妃竹的典故渲染伤心痛苦至极。结联仍作希冀之词,一片深情希望通过江水给恋人捎去自己的问候。
此诗,“为芳草以怨王孙,借美人以喻君子”,是李商隐借失恋女子寄意而为,前六句极写自己的凄苦,第七句一转,第八句仍作希冀之词,希望令狐绹能加以提拔。怨而不怒,哀而不伤,读来荡气回肠,久久不能自已。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后汉书·列女传》中说蔡琰“博学有才辩,又妙于音律。适河东卫仲道,夫亡无子,归宁于家。兴平中(案,兴平当作初平。王先谦《后汉书集解》引用沈钦韩的说法,已指出此点),天下丧乱,文姬为胡骑所获,没于南匈奴左贤王,在胡中十二年,生二子。曹操素与邕善,痛其无嗣,乃遣使者以金璧赎之,而重嫁于(董)祀。……后感伤乱离,追怀悲愤,作诗二章。”其一为五言,其二为骚体。自从苏东坡指出它们的真伪问题之后,主真主伪派各有人在。《悲愤诗》二章见载于《后汉书》蔡琰本传中,主伪派(包括一真一伪派)没有确凿的证据,一般人相信这两首诗是蔡琰所作,其中五言的一首艺术成就远远超过骚体的一首,历代选家多选其五言而遗其骚体,是不为无见的。
《悲愤诗》(其一)是我国诗史上文人创作的第一首自传体的五言长篇叙事诗。全诗一百零八句,计五百四十字,它真实而生动地描绘了诗人在汉末大动乱中的悲惨遭遇,也写出了被掠人民的血和泪,是汉末社会动乱和人民苦难生活的实录,具有史诗的规模和悲剧的色彩。诗人的悲愤,具有一定的典型意义,它是受难者对悲剧制造者的血泪控诉。字字是血,句句是泪。
全诗可分三大段,前四十句为第一大段,其中分三个层次。前十四句,先从董卓之乱写起。这是诗人蒙难的历史背景,它概括了中平六年(189)至初平三年(192)这三四年的动乱情况,诗中所写,均有史可证。“斩截无孑遗”以下八句,写出了以董卓为首的一群穷凶极恶的豺狼所进行的野蛮屠杀与疯狂掠夺。据《三国志·董卓传》记载:“(董卓)尝遣军到阳城,时适二月社,民各在其社下,悉就断其男子头,驾其车牛,载其妇女财物,以所断头系车辕轴,连轸而还洛,云攻城大获,称万岁。入开阳城门,焚烧其头,以妇女与甲兵为婢妾。”诗中所写的卓众东下,杀人如麻,以至积尸盈野、白骨相撑以及“马边悬男头,马后载妇女’的惨象,是这场浩劫的实录。“载妇女”三字,把诗人自己的遭遇暗暗引入。初平三年春,董卓部将李傕、郭氾大掠陈留、颍川诸县,他们的部队中又杂有羌胡兵,蔡琰就是此时被掳的。“所略有万计”以下十六句,细述诗人在俘虏营中的生活。这些成千上万的俘虏,贼兵不让他们在一起屯聚,即使骨肉之间碰在一起,也不敢说一句话。稍不留意,就会遭到一顿臭骂和毒打。他们日夜号泣悲吟,欲死不得,欲生不能,于是诗人含着满腔的悲愤,只好呼天而问。“彼苍者”两句,将途中之苦总括收住。这一大段最精彩的艺术描写,是贼兵辱骂俘虏的几句话,口吻毕肖,活画出贼兵一副狰狞的嘴脸。
“边荒与华异”以下四十句为第二大段,主要描写在边地思念骨肉之亲的痛苦及迎归别子时不忍弃子、去留两难的悲愤。“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高度概括了诗人被掳失身的屈辱生活,在不忍言、不便言之处,仅用“少义理”三字概括,“以少总多”,暗含着她被侮辱被蹂躏的无数伤心事。“处所多霜雪”以下六句,用“霜雪”、“胡风”,略言边地之苦,以引出念父母的哀叹。诗人通过居处环境的描写,以景衬情,以无穷无尽的“霜雪”和四季不停的“胡风”,来烘托出无穷已的哀叹,增强了酸楚的悲剧气氛。有的注家认为蔡琰被掠后所居之地在河东平阳(今山西临汾附近),这是不确切的。暂居在河东平阳的,是南匈奴右贤王去卑的一支,非左贤王所居之地。谭其骧先生考证出蔡琰所居之地在西河美稷(今内蒙古自治区伊克昭盟一带),较为可信,不然,地近中原的河东平阳焉能称作“边荒”?又何言“悠悠三千里”呢?“有客从外来”以下六句,叙述引领望归和急盼家人消息的心情,忽喜忽悲,波澜起伏。客从外来,闻之高兴;迎问消息,方知不是同乡,也不是为迎己而来,希望转为失望。“邂逅徼时愿,骨肉来迎己”两句,诗的意脉忽又转折,平时所企望的事情意外的实现了,真是喜出望外。“己得自解免”以下六句,忽又由喜而悲。返回故乡必须丢弃两个儿子,可能一别永无再见之日,念及母子的骨肉之情,怎能忍心抛弃自己的儿子呢?诗人于是陷入痛苦与矛盾之中。“别子”的一段艺术描写,感情真挚,而且挖掘得深而婉,最为动人。儿子劝母亲留下的几句话,句句刺痛了母亲的心。清人张玉谷评“天属缀人心”以下十六句诗说:“夫琰既失身,不忍别者岂止于子。子则其可明言而尤情至者,故特反复详言之。己之不忍别子说不尽,妙介入子之不忍别己,对面写得沉痛,而己之不忍别愈显矣,最为文章妙诀。”(《古诗赏析》卷六)此言颇为精到。儿子的几句质问,使诗人五内俱焚,恍惚若痴,号泣抚摩其子,欲行不前。在去住两难中,突现了抒情主人公的复杂矛盾心情。“兼有同时辈”以下八句,插叙同辈送别的哀痛,“同时辈”应指与蔡琰一起被掳,同时流落在南匈奴的人,其中应多为妇人女子。她们羡慕蔡琰能返回故乡,哀叹自己的命运,故号啕痛哭。作者描绘出马不肯行、车不转辙、连观者和路人目睹此情此景无不欷歔流涕的场面。不言而喻,当事者的痛苦,要甚于旁观者十倍、百倍。此种衬托手法,更加突出了诗人悲痛欲绝的心境。
“去去割情恋”以下二十八句为第三大段,叙述归途及归后的遭遇。首六句写归途:割断情恋,别子而去,上路疾行,日行日远,但情恋又何尝能割去?“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两句,以念子作收,随作一顿。“既至家人尽”以下十二句,先叙述归后方知亲人凋丧,连中表近亲也没有,以此状写诗人的孤苦无依。接叙乱后荒凉:城郭变成山林,庭院长满荆棘漫草,白骨纵横,尸骸相撑。特别是“出门无人声,豺狼号且吠”两句,把战后的荒凉,通过阴森恐怖气氛的渲染,表现得十分透足。“茕茕对孤景”句,遥接“既至家人尽,又复无中外”两句。“登高远眺望”两句,又以念子暗收,遥应“念我出腹子”两句,把念子之情表现得回环往复。以下四句,叙述诗人在百忧煎熬之下,自己感到已快到生命的尽头,虽勉强生活下去,也失去了生活的乐趣。“托命于新人”以下四句,叙述重嫁董祀之后,虽用尽心力,勉励自己活下去,但自己经过一番流离之后,已经成为被人轻视的女人,常常耽心被新人抛弃,这反映了加在妇人身上的精神枷锁及自轻自贱的女性心态。最后以“人生几何时,怀忧终年岁”作结,“虽顶末段,却是总束通章,是悲愤大结穴处。”(《古诗赏析》)说明自己的悲剧生涯已无法解脱,悲愤无时无往不在,没有终极。
通观全诗,《悲愤诗》在艺术上有几点突出的成就。
诗人善于挖掘自己的感情,将叙事与抒情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虽为叙事诗,但情系乎辞,情事相称,叙事不板不枯,不碎不乱。它长于细节的描绘,当详之处极力铺写,如俘虏营中的生活和别子的场面,描写细腻,如同电影中的特写镜头;当略之处,一笔带过,如“边荒与华异,人俗少义理”两句,就是高度地艺术概括。叙事抒情,局阵恢张,波澜层叠。它的叙事,以时间先后为序。以自己遭遇为主线,言情以悲愤为旨归。在表现悲愤的感情上,纵横交错,多层次,多侧面。她的伤心事太多了:被掠、杖骂、受侮辱、念父母、别子、悲叹亲人丧尽、重嫁后的怀忧,诗中可数者大约有七八种之多,但是最使她痛心的是别子。作者为突出这一重点,用回环往复的手法,前后有三四次念子的艺术描写。别子之前,从略述边地之苦,引出“感时念父母,已为念子作影。”(《古诗赏析》)正面描写别子的场面,写得声泪俱下。同辈送别的哀痛,又为别子的哀痛作了衬托。赎归上路后,又翻出“念我出腹子,胸臆为摧败”一层。见得难以割舍的情恋,是因别子而发。至“登高远眺望,神魂忽飞逝”,又暗收念子。从这里可以看出别子是诗人最强烈、最集中、最突出的悲痛,从中可以看到一颗伟大的母亲的心在跳动。诗人的情感在这方面挖掘得最深,因此也最为动人,这是令人叹为观止的艺术匠心之所在。
《悲愤诗》的真实感极强,诗中关于俘虏生活的具体描写和别子时进退两难的复杂矛盾心情,非亲身经历是难以道出的。诚如近代学者吴闿生所说:“吾以谓(悲愤诗)决非伪者,因其为文姬肺腑中言,非他人所能代也。”(《古今诗范》)沈德潜说《悲愤诗》的成功“由情真,亦由情深也。”(《古诗源》卷三)足见它的真实感是有目共睹的。
《悲愤诗》语言浑朴,“真情穷切,自然成文”,它具有明白晓畅的特点,无雕琢斧凿之迹。某些人物的语言,逼真传神,具有个性化的特点。如贼兵骂俘虏的几句恶言恶语,与人物身分吻合,如闻其声,如见其人,形象鲜明生动。文姬别子时,儿子说的几句话,酷似儿童的语气,似乎可以看到儿童抱着母亲的颈项说话的神态,看出小儿嘟努着小嘴的样子,孩子的天真、幼稚和对母亲的依恋,跃然纸上,这在前此的诗歌中是罕见的。
《悲愤诗》激昂酸楚,在建安诗歌中别构一体,它深受汉乐府叙事诗的影响,如《十五从军征》、《孤儿行》等,都是自叙身世的民间叙事诗,《悲愤诗》一方面取法于它们,另方面又揉进了文人抒情诗的写法。前人指出它对杜甫的《北征》、《奉先咏怀》均有影响,不为无据。它与《古诗为焦仲卿妻作》,堪称建安时期叙事诗的双璧。
这首诗所写的是出卖苦力的劳工的艰难生涯。前四句写暑天长期无雨,云头尘土飞扬,深堂挥汗如雨,干旱酷热。中四句言“负重民”,身冒酷暑,奔走长街,衣不蔽体,弯腰负重,承受着惨重的劳累,换钱来养活儿女。后四句以富人家的牛马来与劳工对比,牛马能在高树下乘凉避暑,劳工哪有这种福气。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
张耒出身贫寒,从政后又一直沉沦下僚,对广大人民的穷苦生活有所体察和了解,在苏门四学士中,他是最关怀民生疾苦的,也写过不少反映人民疾苦的诗篇,这首《劳歌》是他的“古乐府歌词”之一。它以朴素明快的语言,通过对“负重民”劳动神态的刻画,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劳动人民的悲惨命运。
诗的开头四句刻意渲染暑天之热。一二两句写天气:说“云头不合”,则可见烈日当空;说“惟飞土”,既呼应了上句“三月元无雨”,又强调了气侯炎热干燥,尘土飞扬。三四两句写诗人自己:盛夏赫赫,骄阳似火,深堂高卧,想动身而未动身,就汗如雨下,这表明炎热已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这四句对“热”尽情渲染,为后面写“负重民”劳动的艰辛,作了有力的铺垫。
“忽怜长街负重民”,下一“忽”字,笔锋陡然一转,结上开下,中间四句进入对“负重民”的正面描写。诗人由己及人,对于苦力的劳动强度,生活境况,不发抽象议论,也不作全面介绍,而是巧妙地通过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把“怜”的感情交织进去,含蓄地表现出来,这种手法是很高明的。“筋骸长彀十石弩”,一个青筋暴出,骨瘦如柴,身负重物,移步艰难的苦力形象,令诗人心碎。这一细腻描绘,不仅具有强烈的真实感,而且逼真地点明物体之重已远超过人所能承受的限度。
“以力受金饱儿女”,苦力的区区报酬得来十分不易,其中渗透着很多血和汗。这就深化了主题。“半衲遮背是生涯”一句,使文意层层逼进。烈日曝晒,“负重民”尽管衣不蔽体,却全然不顾。因为他们已被剥削得一无所有,除出卖苦力外别无“饱儿女”之法。“负重民”是家中直接挣钱者,从事的又是如此费力的劳动,尚且是“半衲遮背”,那么完全可以推断,所谓“饱儿女”,充其量也只不过勉强活命而已。这两个典型细节的刻画,不仅逼真感人,使文势跌宕,而且含意深长,从中也引发了一个问题:“是谁把“负重民”推向了苦难的深渊?”诗中体现了作者观察的深刻,剪裁的精当。
最后四句,变换韵脚,笔锋一转,向更深的意境开掘,以人与畜相比。牛马都有人爱护,拴在树下乘凉,唯恐其“犯炎酷”,而“负重民”如此艰辛,却无人怜惜,人还不如牛马。这样的强烈对比,更可看出“负重民”是生活在人间地狱,更能激起读者的深切同情。此外,作者有意换了入声韵,更表现出这是“凄厉萧杀”之音。
这首诗之所以具有强烈的艺术感染力,首先是因为诗人对劳动者有很深的感情,其次是因为成功地运用了多种描写技巧,刻意经营,发挥了艺术独创性。
《劳歌》通过作者自己的切身体验,反映劳动人民的痛苦生活。全诗取材贴近现实,出语平易晓畅,不用一个典故,也没有一个怪字,字里行间充溢着对下层劳工的同情和怜悯。
这首诗的开头两句写中唐诗人李绅,并以李绅自况。自居易《拙集编成十五卷因题卷来戏赠元九李二十》云:“每被老元偷格调,苦教短李伏歌行。”可见时人称之为“短李”。首联所写就是这件事。这两句说,城南的矮小诗人李绅,经历坎坷,形容憔悴。他多愁善感、系念世事,乌黑的帽子上落满尘土。两句诗用粗线条钩勒出李绅,也是作者自己的形象,手法洗炼。颔联即从首联引申而来,展开“憔悴”、“多情”的含蕴,笔墨也从以李绅自比转向直接叙写自身。虽刻苦攻读,手不释卷,对平生所历世事却不甚了然;饱经风霜,阅尽世态,却只能眼睁睁看着大好河山任人践踏,一腔热血无从抛洒。这联的出句和对句的前后两部份,各自形成鲜明的对比。“读书”而“不了平生事”,“阅世”而“空有后死身”,出语舒缓,感情却十分愤激。颈联推开一层,是赋也是比。落日残照,是眼前实景,也象征着南宋王驯的没落凋零,飒飒西风则象征着笼罩在南宋国土上的萧瑟寥落气氛。“落日”、“西风”,景象悲壮,令人想起相传为李白所作的《忆秦娥》中的名句:靠西风残照,汉家陵阙。”不过,粱栋诗中“落日”、“西风”带有更为强烈的时代悲剧色彩。“唤酒”、“愁人”,与首联的“憔悴舻、“多情”相应,写出了在天下多故的南宋束年一个正直士大夫忧心如焚的心理状况,感情十分沉痛。前面三联,气氛沉重压抑,结尾两句却陡然一转,格调为之一振。蜂蝶黄花老,翻用苏东坡诗意。这里是说,尽管秋色愁人,然而在明月的照临之下,园林小春的景色还是十分动人的。农历十月间,阳光和煦,景色宜人,大有春意,故称小春。尾联让人想起鲁迅先生“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冬夏与春秋”的诗句。尾联也是全诗的点睛之笔,肃杀中透露出生机,痛苦中孕育着希望,它表达了作者身处逆境泰然自若的人生态度。
这首诗以舒缓的笔调,似乎只写自己阅尽沧桑后与世无争的淡泊,而这种淡泊中,表现出作者的愤激和无奈。
这首词描绘了一个暮春时节的美人形象,展现了深刻的寓意,文字的表现尤其优美。
上片描写落花的景象,花影稀疏,风吹残片,纷纷坠落在阶庭。一个“垂”字,一个“空”字,表现出晚春庭院的寂寞。画帘一直未卷起,说明主人公很少外出,内心可能有伤春、相思、怀念远方,或者还有其他原因。而一个“空”字,则意味着没有“香车宝马”和“酒朋诗侣”(引自李清照的《永遇乐·落日熔金》),没有人登门造访,可能是“蛾眉曾有人妒”(引自辛弃疾的《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也可能是孤傲不受世俗拘束。这样的情境留白让读者产生多种联想。接着,“舞愁红”写出落花纷飞之景,带有感情色彩。此时,更觉空堂寂寞。上片描写花落春暮之景,情感表露于景,为下片抒情构建了环境。
下片描写观花之人,展现了美人迟暮之感。她的妆容不整,半着金靥,残留着一些妆容,香气依然暖暖。一个“半”字,形象地表现了女子脸上靥钿掉落一半的样子。她连美容关键的靥钿都掉了一半,却似乎全然不知或者毫不在乎,真是“芳心是事可可”(引自柳永的《定风波·自春来惨绿愁红》)。同样,她的炉香也已经烧残,却不想再添香,随其去,慵懒的情态令人可以想象。这种心灰意冷的情绪在末句得以深化:女子的纯美之心无处倾诉,无人可以理解。词中虽不明言伤春,然而情感来源于整个衰暮春景,表现了美人迟暮之感。然而此词并不仅止于伤春,“蕙心”一句寄托了深深的感慨,虽然有迟暮之感,但依然保持着纯美之心,不愿丢失自身的美好品质。由此可以明白,首句中的“风”字,不仅指自然风,也指扰乱女子心境的多种因素,是一种摧花之风。
这首词是一篇腻而不俗、密而不质的佳作。首先,用词避开了许多陈旧的表达,选字造词方面非常用心,景语不多,清新而不失流畅;其次,情景交融,主题隐晦转移,美人的形象直到词末才逐渐呈现。这种写法增加了阅读的想象空间,调整了读者的思绪,使词境显得更加清丽而深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