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

　　此诗是以小伙子为第一人称口吻写的，姑娘是子仲家的女儿。开篇就交代了男女欢聚的场所：陈国的郊野有一大片高平的土地，那里种着密密的白榆、柞树。这既是地点实写，也是交代春天胜景。在这样一个美妙的时光，美好的地点，一群美丽的人儿，做着美妙的事情：子仲家的姣好少女，跳着飘逸优美的舞蹈。春天来了，少男少女的春天来了，他们以曼妙的舞姿吸引着对方多情的目光。

　　这里说的美妙的时光是一个很有意义的特别时间“榖旦”。对这一词汇的理解不仅可以帮助读者顺利解读此诗，而且还有助于读者了解久已隐去的古风及其原始含义，从而认识某些节庆的起源以及少数民族中至今尚存的某些特殊节日及其节日风俗。同样，诗的地点“南方之原”也不是一个普通的场所。

　　“榖旦于差，南方之原。”“榖旦”，《毛传》云：“榖，善也。”郑笺云：“旦，明。于，日。差，择也。朝日善明，日相择矣。”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云：“榖旦，犹言良辰也。”朱熹《诗集传》云：“差择善旦以会于南方之原。”“南方之原”，于省吾《泽螺居诗经新证》解曰：“谓南方高平之原。”

　　良辰吉日是祭祀狂欢日。上古的祭祀狂欢日有多种。比如农耕社会中作为时历标准并祈祷丰收的火把节、腊日节等远古年节；祭祀生殖神并乞求部族繁衍旺盛的上巳节等各种祭祀日。不同主题的祭祀狂欢日有不同的祭祀和狂欢内容，比如驱傩、寒食、男女短期的恢复自由性交等。据朱熹《诗集传》，陈国“好乐巫觋歌舞之事”，陈国的古风可以说是保存得比较好的。因此就有这样的“榖旦”。

　　前人曾经常指责所谓的“郑卫之风”，认为它们“淫”。其实所谓的“淫”无非是指这些“风”热情奔放，是男女欢歌狂舞的音乐。实际上，这又何止郑风、卫风。陈风从诗文内容上看就是非常“淫”的。《汉书·地理志》说：“太姬妇人尊贵，好祭祀用巫。故俗好巫鬼，击鼓于宛丘之上，婆娑于枌树之下。有太姬歌舞遗风。”就此诗而言，其内容是关于男女情爱的，可以推断，这一“榖旦”是用来祭祀生殖神以乞求繁衍旺盛的祭祀狂欢日。

　　诗人所写的“如荍”的女子就是第一章的“子仲之子”，也就是第二章“不绩其麻，市也婆娑”的人，这人就是诗中主人公爱慕的对象。

　　这首诗写得很美。在城东门外的白榆树下，在宛丘的柞树林边。在某一美妙的好时光，小伙姑娘便去那里幽会谈情，姑娘舞姿翩翩，小伙情歌宛转。幸福的爱情之花含苞而放。在小伙眼睛里，姑娘美如荆葵花；在姑娘心目中，小伙是她的希望和理想，要送他一束花椒以表白感情。

　　客馆临江，所以开头先点出环境特点。“水面细风生”，写的是清风徐来，水波微兴的景象。但因为是在朦胧的暗夜，便主要不是凭视觉而是凭触觉去感知。“生”字朴素而真切地写出微风新起的动态，透露出在这以前江面的平静，也透露出诗人在静默中观察、感受这江馆夜景的情态。因为只有在静默状态中，才能敏锐地感觉到微风悄然兴起于水面时所带来的凉意和快感。这个开头，为全诗定下一个轻柔的基调。 

　　第二句“菱歌慢慢声”，转从听觉角度来写。菱歌，指夜市中歌女的清唱。她们唱的大概就是江南水乡采菱采莲一类民歌小调。“慢慢声”，写出了歌声的婉曼柔美，舒缓悠扬。在这朦胧的夜色里，这菱歌清唱的婉曼之声，随着阵阵清风的吹送，显得格外清扬悦耳，动人遐想。如果说第一句还只是为江边夜市布置了一个安恬美好的环境，那么这一句就露出了江边夜市温馨旖旎的面影，显示了它特有的风情。

　　“客亭临小市，灯火夜妆明。”客亭，就是诗人夜宿的江馆中的水亭。它紧靠着“小市”，这才能听到菱歌清唱，看到灯火夜妆，领略水乡夜市的风情。这一句明确交代了诗人所在的地方和他所要描绘的对象，在全篇中起着点题的作用。诗人不把它放在开头而特意安排在这里，看来是用过一些心思的。这首诗所描绘的景色本比较简单，缺乏层次与曲折，如果开头用叙述语点醒，接着连用三个描写句，不但使全篇伤于平直和一览无余，而且使后三句略无层递，变成景物的单纯罗列堆砌。现在这样，将叙述语嵌入前后的描写句中间，一则可使开头不过于显露，二则可使中间稍有顿挫，三则可使末句更加引人注目，作用是多方面的。

　　末句又转从视觉角度来写。透过朦胧的夜色，可以看到不远处有明亮的灯光，灯光下，正活动着盛妆女子婉丽的身影。“明”字写灯光，也写出在明亮灯光照映下鲜丽的服饰和容颜。诗人写江边夜市，始则在朦胧中感触到“水面细风生”，继则在朦胧中听到“菱歌慢慢声”。就在这夜市刚刚撩开面纱，露出隐约的面影时，却突然插入“客亭临小市”这一句，使文势出现顿挫曲折，也使读者在情绪上稍作间歇和酝酿，跟着诗人一起用视觉去捕捉夜市最动人的一幕。因此当夜市终于展示出它的明丽容颜——“灯火夜妆明”时，景象便显得分外引人注目，而夜市的风姿也就以鲜明的画面美和浓郁的诗意美呈现在面前了。

　　旅馆夜宿的题材，往往渗透着凄清孤寂的乡愁羁思。从“旅馆寒灯独不眠，客心何事转凄然”、“旅馆谁相问，寒灯独可亲”、“金陵津渡小山楼，一宿行人自可愁”这些诗句中，可以看到这个传统的相继不衰。王建这首旅宿诗，却怀着悠闲欣喜的感情，领略江边夜市的诗意风情。这里面似乎透露出由于商业经济的繁荣，出现了新的生活场景，而有关这方面的描绘，在以前的诗歌中是反映得不多的。由此启渐，“夜市卖菱藕，春船载绮罗”、“夜市桥边火，春风寺外船”一类描写便时常出现诗人笔下。这恰恰反映出了时代生活的变化，和由这种变化引起的诗人视野的扩大，和审美感情的变化。

　　在这首小令中，作者淡淡地写出了伤春自怜的哀伤。这表面上看是一首伤春伤离之作，但事实上却是借着伤春抒写伤怀之情。

　　上阕写春阑花残，艳丽的桃花被东风吹落，飘零殆尽。然而，艳丽娇柔、多情婉转的桃花无法接受无情的死，多情的花总要有某种多情的死法。 “感激东风”是观花的作者所发的感慨。东风把娇红的桃花吹落，没有任它委于尘土泥泞，而是吹它飞进了容若的小窗，让它来陪伴容若这个伤情的人共度残留的春光。看到桃花无可奈何的命运，作者也感伤起了自己，从下片开始，“谁怜落苦东阳瘦”，便是作者的自况。

　　下阕先点出作者为春残懊恼，而慵懒无聊，下接以结句，加深加浓了伤春之意，心静下来了，可是思念之情却更加强烈。纳兰性德以沈约自况，形容自己像沈约一样病容憔悴、抑郁多疾。沈约和作者是一样的美男子，有才有德，作者以沈约自比，既是说自己风流才俊，更是感伤自己身体单薄。这个典故用的十分贴切自然，交代了心境，也写出了实情。而后所接之句“也为春慵”，更是说出自己的身心之所以如此慵懒，并非是为其他闲杂之事所累，只是春天就要结束了。

　　“不及芙蓉，一片幽情冷处浓”，虽然作者认为桃花妖艳，却还是比不上芙蓉的清幽芬芳。不过，作者这里所指的芙蓉并不是荷花，传说唐朝李固在考试落第之后游览蜀地，遇见一名老妇人，这个老妇人对他说，他明年会在芙蓉镜下科举及第，再过二十年还有拜相之命。于是心灰意冷的李固再次去参加考试，果然中第，而且榜上正好有“人镜芙蓉”一语，正应了那老妇的预言。作者也是因病失去殿试的机会，和落第等同，所以，在这个背景下，作者所说的芙蓉应当是指“芙蓉镜”的典故了。于是，自然而然的，接下去的一句“一片幽情冷处浓”，正是写了自己懊恼的“幽情”。

　　这一首《采桑子》上、下片相对比较紧凑，但是全词似伤春又不似伤春，颇值得多加玩味了。

　　子产不毁乡校和周厉王监谤的故事，人们都不陌生。但韩愈却在他的《子产不毁乡校颂》中把二者联系起来，加以对照。这就使人感到很有新意，而且能够从中得到深刻的历史教训。

　　春秋时，“郑人游于乡校，以论执政”。当时执政的是子产，他以礼法纲纪治国，进行了一些大胆改革。这就招致一些人的不满，批评，甚至攻击。有人建议毁乡校，子产坚决反对。他说：“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我闻忠善以损怨，不闻作威以防怨。岂不遽止？然犹防川，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见《左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对别人的批评采取的这种态度，是完全正确的，用现在的观点来分析，也是符合唯物辩证法的认识论的。两千多年前的子产能够有这样的气度和认识，是十分难能的。孔子对子产的作法也十分赞赏。据《左传》记载：“仲尼闻是语（指上述子产的话）也，曰：‘以是观之，人谓子产不仁，吾不信也。’”孔子把仁当作崇高的政治、伦理道德的标准，从不轻易以仁许人，现在居然据此即称子产为仁。这说明孔子认为这种作法就是仁的一种表现，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作法和孔子的中庸学说是一致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并不是要人们对人处事不分是非，模棱两可。对于那种巧言令色的佞人、乡愿，孔子是非常鄙视的。孔子的所谓中庸，就是“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礼记·中庸》）孔子曾经说过：“君子之行也，度于礼，……事执其中。”（《左传·哀公十一年》）中庸学说承认事物存在着对立的两端，互相矛盾，又互相联结，应取长补短，以得其中，否则就会“过犹不及”（《论语·先进》）。要避免事物的任何一端超过了界限（用现代哲学的术语来说就是“度”），就要求使两端（即矛盾的双方）都能及时暴露出来，使人们及时了解，采取措施，否则就会使问题堆积起来，变得积重难返，甚或酿成大祸。子产说“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否则“大决所犯，伤人必多，吾不克救也！不如小决使道（同导），不如吾闻而药之也。”这些话正是这个意思。

　　正确的认识方法，导致了良好的效果。当子产执政头一年，有的人对他整顿田地疆界和沟洫等改革措施不理解，不满意，就怨恨他，叫喊“孰杀子产，吾其与之！”正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国口嚣嚣”，仇视到了极点。但子产既不因为这些人的不满而停止自己的改革措施，也不对不满的人采取镇压（毁乡校）的办法。而是如韩愈所说的那样，“善也吾行，不善吾避”。结果，子产执政三年之后，舆（国）人诵之曰：“我有子弟，子产诲之！我有田畴，子产殖之。子产而死，谁其嗣之？”郑人从实践中认识到子产的正确，对子产的态度也从仇恨变成爱戴，起了根本的变化。正因为如此，韩愈在诗中称颂“维是子产，执政之式（榜样）。”这样的颂词，子产是当之无愧的。

　　韩愈在诗中，也举了反面的例，就是《国语·周语》中著名的周厉王使卫巫监谤的故事。周厉王暴虐无道，国人批评他，他不但不改，反而派卫巫监谤，加以镇压。大臣召公劝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建议他多方设法听取各种意见，然后斟酌采行。但是，厉“王弗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可能是由于吸取了周厉王失败的教训，子产才能悟出乡校不可毁的道理（前面引述的子产的一些话和召公的话很相似）。

　　经过这样的对比，韩愈在诗中说：“成败之迹，昭然可现。”他通过两个历史故事，两种方法带来两种结果，说明管理国家应该采取甚么方法。当然，韩愈只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立场出发的，但从认识论角度看，却有普遍的意义。

　　韩愈最后为子产的善政“化只一国”（他的教化只限于一个郑国），而大发感慨。”四海所以不理，有君无臣，谁其嗣之？我思古人。”韩愈以为天下之所以得不到正确的治理，就在于没有称职的良臣。因此，他对子产特别怀念。其实，在古代的封建社会，象子产这样的良臣，是很难被重用的，纵使一时能执掌权柄，实施改革，也免不了要遭到保守势力的攻击，一旦失势或死亡，其改革的善政便又复归失败，即所谓政以人举，也必以人亡是也。

　　历史的经验证明，健全的政治，不能只靠个别的圣君贤相，而要靠健全的政治法律制度，以保证人民群国可以批评议论执政者及其作为，社会上各方面的不同意见也都能及时反映出来，以便使人们通过实践、试验和比较，认识真理。否则就会如韩愈在诗中所说的“下塞上聋，邦其倾矣！”同时，制度还要保证使那些思想品质好、有才干的人材能不断地被选拔出来，担任重要的职务，使他们能大展宏图。

　　《登原州城呈张贲从事》是北宋诗人魏野创作的一首七言律诗。这首抒写羁旅客愁。首联以问句呼起，点明忧愁因独上边城城楼望远，但见满目荒寒引起。颔联渲染原州冷落萧条的景象，言置身于无尽头的孤寂之感。颈联由听觉感受和视觉感受，衬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尾联总束全篇，写出友人为异乡贫官而自身为客，离恨均难收拾的情状。全诗写景高远开阔，情调苍凉凄楚。

　　首联以设问形式开篇，先是自问身处异乡何处最易牵发个人愁绪，接着自答孤身一人独自登上边远城楼，这就足“答案”。身处异乡，就已令人孤寂忧愁的了，更何况是客子伶仃一人独自登上偏远边城城上之楼呢。站在边城高处，就能极目远眺，边地景色一览无余。就是这带有边地特征的景色，最能牵动客子心中之愁，此意虽然诗人没有明说，但却蕴情于景。借助逼真的画面予以展现。这就既为下文抒写展开了宏伟的画卷，又设定了“愁”这一主体旋律，颇有柳宗元“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式的开头风格。

　　颔联开始抒写塞外风光。“日暮北来惟有雁”，秋季黄昏，抬眼望去，眼前看到的唯有振翅而飞的北归雁群，尽管是“平沙万里绝人烟”，但却仍是“衡阳雁去无留意”，北来的雁群仿佛毫无留意，头也不同地向着南方的中原飞去了。渐渐地“几行归雁云边断”，心中不难涌起“何处行人不断肠”的愁怨。诗人的家同本在中原，但却不得不滞留两北边陲一望着那越飞越远的雁儿，令作者伤感。“地寒西去更无州”，虽说现在还是秋天，然而边地冬季来临甚早，早已天寒地冻，衰草连天了。从此再往西去，已经没有朝廷的州郡了。想到自己就像那身不由己无依无靠的蓬草，被寒风一吹，就流落到了这边远荒凉的原州边城了，作者不由得悲从中来。

　　颈联紧承上文进行情景描述。“数声塞角高还咽”，处在凄凉哀愁情绪中的诗人偏偏又听到了几声时而高昂时而呜咽的军中号角，就不禁在凄凉悲切的羁旅心境中又平添了几多哀愁：“一派泾河冻不流”，诗人此刻站在原卅城上，放眼望去，只见泾河之水早已被冻住不流了，更使人觉得“塞上风云接地阴”，让这种顿起“愁云惨淡万里凝”哀思。面对这样的穷荒野漠，碎丘幽壑，耳闻声声号角，呼呼北风，一介书生剩下的只有“可怜无定河边骨”的惨不忍睹的景象和“古来征战几人回”之无穷无尽的感慨了。

　　尾联“君作贫官我为客，此中离恨共难收”。这两句是说：你在异乡作小官，我在异乡作异客，其中的客愁，是你我两人都难以收拾的。尾联以贫官、异客之离恨作结，呼应了开头的“牵愁”，点明了主旨。

　　这首诗首尾两联抒情，中间两联写景。抒情，则感情悲怆；写景，则景象萧瑟。情景交融，感人至深。这首边塞羁旅行役律诗景象萧瑟，感情悲怆，和盛唐的边塞诗有霄壤之别。时代之不同是造成差异的一个原因，身份之不同则是更主要的原因，作者是个消极遁世的隐士，而高适和岑参他们则是积极进取的用世之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