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龙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龙蹲”代孔子,用“虎踞龙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龙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生;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龙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龙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乱”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龙,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生”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质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龙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生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质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龙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乱,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生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乱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生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事,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事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乱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事险恶、人生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乱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乱”字生出。但是,“乱”本形容石落散乱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生”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乱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乱石如虎踞龙蹲满地纵横,陨星的光芒渐灭雨痕渐生。
不要把东西通道全都阻塞,会哭坏了那位厨头阮步兵!
注释
虎踞龙蹲:形容怪石雄伟之状。此用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
雨痕:雨点打在细砂、泥或粘土上形成的小浅坑,有时保留在沉积岩的层面上。
不须:不要。
并:同时。
碍:妨害,限阻。
阮步兵:即阮籍,魏晋时期“竹林七贤”之一。
这是一首咏物诗。前两句写石点题。“虎踞孔蹲”既是写石,又是用典。以“孔蹲”代孔子,用“虎踞孔蹲”形容非常之人,才华之士,在唐人的作品中常可见到。如卢照邻《南阳公主集序》:“孔蹲东鲁,陈礼乐而救苍“;虎踞西秦,焚诗书以愚黔首。”李商隐在这里借以描绘石积于地,辨其姿态,如虎伏欲跃,如孔卧欲飞,以暗示有志于世的才士。而“纵复横”三字则陡转急下,尽写虎石翻仰、孔石横陈的一片散落凋零,紧扣题目中的“生”字,点出才士失志受挫之意。联系到《易·乾卦》中的“云从孔,风从虎”,更令人有志士沦落之感。“星光渐减雨痕“”一句也为用典。古人以为,地上之石,本天上之星,故《黄石公》曰:“石者,星渍也。”《左传》以“陨星”解释“陨石”,并且有“夜中,星陨如雨”的记载。此处以陨星紧扣题目中的“石”字,并以天落之星来暗示才士不凡,回应上句中的“虎踞孔蹲”。然而,星堕人间,光采渐渐泯灭;雨水浸渍,又留下了道道深痕。这是艰难世道、无情风雨刻下的印迹,这是历经沦贱艰虞的“活标识。这两句的含意有四层:一谓石乃陨星,本渍不凡;二谓落地化石,星光泯灭,遭际不幸;三谓石形如孔似虎,雄姿依稀;四谓纵横散生,风雨剥蚀,饱尝艰难;层层转进,于写石之中寄寓了诗人的坎坷不平之志。
诗的后两句因石而寄慨。阮步兵(阮籍)“当魏晋鼎革之际,社会现实的混生动荡,政治斗争的血腥杀戮,使他非但才志不得施展,而又时有“命之忧,内心痛苦万状。《晋书》记载,阮籍不与世的,酣饮为常(实亦借酒避祸)。闻步兵厨营人善酿酒,有贮酒三百斛,乃求为步兵校尉又常醉意驾车,不由路径,至不可行处,便恸哭而返。李商隐此处就是用阮籍之的以抒发自己的穷途之悲。“不须并碍东西路,哭杀厨头阮步兵。”即是说,星落光灭,散生纵横,又加以雨痕水渍,使人观此石便已有世的险恶、人“唯艰之痛,根本不用像阮籍一样驾车寻路、至行不通时方悲途穷。这样的表达方式,比直说自己有阮籍穷途之悲更沉痛,而且纤徐委婉,耐人寻味。纪昀评此诗,曾谓冠阮籍以“厨头”,语言“粗鄙”、“不佳”(见《李义山诗集辑评》)。其实,阮籍名为求官,实为求酒,至官之日,便与刘伶痛饮。酒乃厨头所酿,称他为“厨头”,是以讥讽的笔调写阮籍的无可奈何的悲哀,又是借阮籍为“厨头”抒发自己的才志不得其所的悲愤。这也是李商隐诗的语意曲折之处。
想要真正理解像李商隐这样喜用僻典、情思幽微的诗人的作品,就要注意分辨那透过客观物象以传达主观情怀的信号。《生石》一诗,各注家说法不一:或以为是讥刺令狐绹,或以为是愤怨仕途不通,或以为是痛恨小人蔽贤;但莫不以诗中之石为阻碍路途的劣物。此意均由题目中的“生”字“出。但是,“生”本形容石落散生之态,并非指石本身;以陨星指小人,也不符合古典诗歌的表达习惯;诗曰“光渐灭”、“雨痕“”义分明寄同情于陨石。而且,如果是生石挡路,诗人就不必说“不须并碍东西路”了。可见诗中写石并不从“挡路”着眼。正因为那弃置散落、风雨侵蚀的星石的形象已凝聚了多重才士失志受挫的含意,所以引起屡试不第、沉沦漂泊的诗人的共鸣。“不须”二字,尤见悲愤。
这首诗咏石而有穷途之悲,悲石之命运与己之不幸相同,悲石只为悲人。
李商隐(约813年-约858年),字义山,号玉溪(谿)生、樊南生,唐代著名诗人,祖籍河内(今河南省焦作市)沁阳,出生于郑州荥阳。他擅长诗歌写作,骈文文学价值也很高,是晚唐最出色的诗人之一,和杜牧合称“小李杜”,与温庭筠合称为“温李”,因诗文与同时期的段成式、温庭筠风格相近,且三人都在家族里排行第十六,故并称为“三十六体”。其诗构思新奇,风格秾丽,尤其是一些爱情诗和无题诗写得缠绵悱恻,优美动人,广为传诵。但部分诗歌过于隐晦迷离,难于索解,至有“诗家总爱西昆好,独恨无人作郑笺”之说。因处于牛李党争的夹缝之中,一生很不得志。死后葬于家乡沁阳(今河南焦作市沁阳与博爱县交界之处)。作品收录为《李义山诗集》。 ▶ 534篇诗文
此诗首句用“东风吹落战尘沙”隐喻宋室灭亡;次句以“梦想西湖处士家”,借林逋的故事暗写故国之思;第三句一个“恐”字,表达作者内心的担忧,而“江南春意减”则暗叹江南备受摧残;第四句点明作诗的深意与梅无关。全诗以观梅而有感,而引发联想,但全文的主旨都与眼前盛开的梅花无关,这样言此物写彼物的手法,让情感更加深厚而沉重,曲折中见深意。
东风骀荡,摇枝拂叶,吹去了蒙在梅花上面的尘沙,花蕊花瓣,一概显露出清新的面庞。如此雅洁怡人的氛围,本该令游人陶醉,而诗人却偏要将这沙尘,想像为战火中的尘埃,因为,他从眼前的梅花联想到另外一个梅花的世界。那里刚刚经受了战火的摧残,那里曾经是西湖处士的隐居之地,那里曾是他的希望,那里是他醒里梦里都不曾忘却过的宋国京城。此诗作者虽然从未做过宋朝的臣民,但是,出于对异族统治者的不满,汉族人的宋都对于他始终是富于诱惑力的,这里的一个“梦”字,足以表白他那种朝思暮想的痴情。
想起江南之后,诗人的感情立刻变得细腻,语气也委婉起来。他担心江南的梅花大概不会如此鲜艳,江南的春景必然失去了昔日的光彩。对于蒙元初入中原的残酷洗劫,诗人耳闻目睹,记忆犹新,他担心那“大乱凡数十余年,数千里间,人民杀戮几尽”(《武强尉孙君墓铭》)的惨状是否会在江南重现,所以,他在末句中直率地说出,他的《观梅有感》其实并非为梅花着想。他也许曾经憧憬过林逋所处的时代及其环境,同样身为隐士,一个伴梅饲鹤,受到皇帝的褒奖;一个却生活在异族统治者的铁蹄之下,而如今,那样一块圣地也许永久地消失了,他不能不为自己,也为所有的汉人痛心疾首。
此诗短小精悍,音节铿锵,读来朗朗上口。全篇未用任何典故,照样发人深省,意味深长。它之所以具有如此深沉的意蕴,完全得益于象征的手法。不过,象征毕竟太含蓄,太沉闷,难以容纳诗人全部的思想和愤恨,因此诗的结尾处又否定了象征手法。“此心元不为梅花”一句,实打实地透露出作者的真实感慨,犹如阴云郁积很久之后的一声闷雷,虽然沉闷了些,总算给人以希望,为全诗抹上了一道亮光。
这首诗详细地描写了庆州战役的全过程,较为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作战情况。诗中对宋王朝忽视边防和宋军将士的怯懦无能进行了尖锐的毫不留情的抨击,体现了诗人的爱国主义激情。
诗人不是一般地记述这次战败,而是有意总结失败的教训。所以,开端四句,就揭示出宋朝“王者师”为西夏所败的原因:在于宋对外失策,边防无准备。“无战王者师”是说朝廷的军队有征而无战,因而应该是不可抗拒的。有备才能无患,这是兵书上十分强调的。如今天下太平几十年,“有备无患”虽然还写在兵书上,但早已被人抛弃了。所以宋军遭至到了惨败。“直随秋风寇边城”,含义颇丰,即是写实,也是比喻,西夏这次进犯正值秋天,而西夏寇边,又如秋风扫落叶、长驱直入,写出了西夏敌寇的来势凶猛,“屠杀熟户烧障堡,十万驰骋山岳倾”,更见其西夏的声威,成势不可挡之势。敌人的声威如此,而宋朝军队又是什么状况,国家的边防要塞如今有谁在那里指挥,原来竟是一个身为承制之官的乳臭小儿。大吃大喝就是这位承判的事业,他不懂得用兵打仗的谋略。这样的人指挥军队,是一定会失败的。“符移火急蒐卒乘”,照应了开端四句,正面描写宋军的无备。宋军将帅不仅毫无战前的准备,而且大敌当前,竟以为杀敌就如同捆绑尸体那样容易。因此,未组成一个军的兵力就仓促出战了,急急忙忙催促着战士们沿着艰险的山路行走。这些铺叙都深深地隐含着作者的激愤之情,是议论,是抒情,也是对失败原因的总结,是情、事、理的结合。
下面四句则叙述描写了宋军行军的艰难和狼狈的状态。“虏骑笑指声嘻嘻”以敌人的指笑反衬出宋军的失败。上面的“就戮如缚尸”正是成为宋军自己的写照,真是绝妙的讽刺。这一段是铺叙之笔,诗人毫无掩饰地描写宋朝军队从将军到士兵的腐败无能,从而揭示了宋军必败的根源,叙述中,饱含着沉痛的感情。下面宋军惨败的描写,更令人痛心且惨不忍睹。敌人早已窥伺到宋军的行动,出其不意地把山下的道路堵截起来,宋军脱下头盔,向敌人投降,乞求免死。那位承制被敌人反绑着双手,眼泪鼻涕一齐流出来。正当这帮将士进退不知所措时,敌人下令,有技艺的人可以保全生命,“争献小技歌且吹”,真实而又轻蔑地描绘出战场上那种群魔乱舞,令人哭笑不得的情形。“其余劓馘放之去,东走矢液皆淋漓。道无耳准若怪兽,不自愧耻犹生归!”更是对宋军苟且偷生丧师侮国行径的无情揭露。他们的丑态刻画得淋漓尽致。宋军残存的人,被割去了鼻子和耳朵,狼狈地,屎尿淋漓地竟不觉得耻辱地逃了回去。对此诗人极为愤慨,便引发下面的议论,指出了失败的责任和原因:“守者沮气陷者苦,尽由主将之所为。地机不见欲侥胜,羞辱中国堪伤悲!”“地机不见”,即看不出地势险阻对于作战的机宜,再一次揭示了主将的愚昧无知。这四句议论与开端四句相呼应,进一步深化了全诗的主题。
宋诗在表现爱国斗争,抒发爱国思想方面比历代海歌都更为深入,更为直接。愤慨国势削弱、异族侵凌而愿意“破敌立功”的英雄抱负,已经成为北宋爱国诗歌的共同主题,苏舜钦的诗表现的尤为充分和突出。《宋史》本传说他“时发愤懑于歌诗,其体豪放,往往惊人”。他的诗具有强烈的政治感情而以明快豪迈的语言表达,是他诗歌的显著特色。这首诗更充分体现了他这种风格特征。在叙事中,感情激越,气势奔放,语言畅达,充满了一种英雄气概和浓厚的爱国之情,是宋代边塞诗中少有的作品。略显不足的是在修辞上稍嫌粗糙,缺乏回旋转折、含蓄淳泓之妙。其中以“之”所构成的诗句较多,开头结尾都陷于议论,显然是继承了韩愈的以文为诗,以议论入诗的传统,因而使诗明显地表现出散文化的倾向。然而,在西昆体纤巧浮靡诗风盛行的情况下,象《庆州败》这样豪放激越的诗歌,无疑是宋代边塞诗中的典范之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