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怀古伤今。前四句,写西晋灭吴的历史故事,表现国家统一是历史之必然,阐发了事物兴废决定于人的思想;后四句写西塞山,点出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曾经是军事要塞,而今山形依旧,可是人事全非,拓开了诗的主题。
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以高大的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开头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下”:一有符合地理形式,由上游向下游进军,符合历史事实的意思;又有西晋攻下了东吴的意思。“收”字写出了东吴的望风披靡。益州金陵,相距遥遥,一“下”即“收”,何其速也!两字对举就渲染出一方是声势赫赫,一方是闻风丧胆。
“沉”、“出”写出了战事及结果,细腻传神的点出。从形象上看,一横一竖,一下沉一高扬;从色彩上看,一边是晋军烧毁铁锁的冲天火光,一边是投降的白旗;从气氛上,晋军得胜趾高气扬,东吴兵败无限凄惨。在对比中写出了战争双方的强弱,更写出了胜利者那种摧枯拉朽、咄咄逼人,而失败者黯然失色,仓皇逃窜的神态, 孙吴政权日薄西山的颓势和溃败的丑态。
诗的前四句,洗炼、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战争的结局。它只用第一句诗写西晋水军出发,下面就单写东吴:在战争开始的反映,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直下。人们不仅看到了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了胜利者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间,胜败相形,巧于安排。
诗人在剪裁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的头,它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了。照理后人应引以为鉴,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的地形、千寻的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发了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可见如此剪裁,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
清代屈复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该指出,若是没有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山形,指西塞山;寒流,指长江,“寒”字和结句的“秋”字相照应。诗到这里才点到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它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的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竦峭,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的。山川“依旧”,就更显得人事之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作了补充。
第七句宕开一笔,直写“今逢”之世,第八句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便是分裂失败的象征,也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江山一统的结果。怀古慨今,收束了全诗。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繁简得当,直点现实。
刘禹锡的这首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像是在客观地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王濬的战舰沿江东下离开益州,显赫无比的金陵王气骤然失色。
千丈长的铁链沉入江底,一片降旗挂在石头城头。
东吴灭亡以后,在金陵建都的王朝都先后灭亡,如今的西塞山依旧紧靠长江。
从今以后天下归为一同,故垒萧条长满芦荻秋风飒飒。
注释
王濬:晋益州刺史。一作“西晋”。
益州:晋时郡治在今成都。晋武帝谋伐吴,派王濬造大船,出巴蜀,船上以木为城,起楼,每船可容二千余人。
金陵:今南京,当时是吴国的都城。
王气:帝王之气。
黯然:一作“漠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东吴末帝孙皓命人在江中轩铁锥,又用大铁索横于江面,拦截晋船,终失败。寻:长度单位。
一片降幡出石头:王濬率船队从武昌顺流而下,直到金陵,攻破石头城,吴主孙皓到营门投降。
人世几回伤往事:一作“荒苑至今生茂草”。
枕寒流:一作“枕江流”。
今逢:一作“从今”。
此诗怀古伤今。前四句,写西晋灭吴的历史故事,表现国家统一是历史之必然,阐发了事物兴废决定于人的思想;后四句写西塞山,点出它之所以闻名,是因为曾经是军事要塞,而今山形依旧,可是人事全非,拓开了诗的主题。
公元280年(西晋太康元年),晋武帝司马炎命王濬率领以高大的战船“楼船”组成的西晋水军,顺江而下,讨伐东吴。诗人便以这件史事为题,开头写“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便黯然消失。“下”:一有符合地理形式,由上游向下游进军,符合历史事实的意思;又有西晋攻下了东吴的意思。“收”字写出了东吴的望风披靡。益州金陵,相距遥遥,一“下”即“收”,何其速也!两字对举就渲染出一方是声势赫赫,一方是闻风丧胆。
“沉”、“出”写出了战事及结果,细腻传神的点出。从形象上看,一横一竖,一下沉一高扬;从色彩上看,一边是晋军烧毁铁锁的冲天火光,一边是投降的白旗;从气氛上,晋军得胜趾高气扬,东吴兵败无限凄惨。在对比中写出了战争双方的强弱,更写出了胜利者那种摧枯拉朽、咄咄逼人,而失败者黯然失色,仓皇逃窜的神态, 孙吴政权日薄西山的颓势和溃败的丑态。
诗的前四句,洗炼、紧凑,在对比之中写出了双方的强弱,进攻的路线,攻守的方式,战争的结局。它只用第一句诗写西晋水军出发,下面就单写东吴:在战争开始的反映,苦心经营的工事被毁,直到举旗投降,步步紧逼,一气直下。人们不仅看到了失败者的形象,也看到了胜利者的那种摧枯拉朽的气势。可谓虚实相间,胜败相形,巧于安排。
诗人在剪裁上颇具功力。他从众多的史事中单选西晋灭吴一事,这是耐人寻味的,因为东吴是六朝的头,它又有颇为“新颖”的防御工事,竟然覆灭了。照理后人应引以为鉴,其实不然。所以写吴的灭亡,不仅揭示了当时吴王的昏聩无能,更表现了那些后来者的愚蠢,也反映了国家的统一是历史的必然。其次,诗人写晋吴之战,重点是写吴,而写吴又着重点出那种虚妄的精神支柱“王气”、天然的地形、千寻的铁链,皆不足恃。这就从反面阐发了一个深刻的思想,那就是“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可见如此剪裁,就在于它能完满地表现其主题思想。
清代屈复认为此诗第五句甚妙。不过应该指出,若是没有前四句丰富的内容和深刻的思想,第五句是难以收到如此言简意赅的效果。第六句“山形依旧枕寒流”,山形,指西塞山;寒流,指长江,“寒”字和结句的“秋”字相照应。诗到这里才点到西塞山,但是前面所写并没有离题。因为西塞山之所以成为有名的军事要塞,之所以在它的身边演出过那些有声有色载入史册的“活剧”,就是以南北分裂、南朝政权存在为条件的。因此前面放眼六朝的兴亡,正是为了从一个广阔的历史背景中引出西塞山,从而大大开拓了诗的境界。诗人不去描绘眼前西塞山如何奇伟竦峭,而是突出“依旧”二字,亦是颇有讲究的。山川“依旧”,就更显得人事之变化,六朝之短促,不仅如此,它还表现出一个“江山不管兴亡恨,一任斜阳伴客愁”(包佶《再过金陵》)的意境。这些又从另一个角度对上一句的“伤”字作了补充。
第七句宕开一笔,直写“今逢”之世,第八句说往日的军事堡垒,如今已荒废在一片秋风芦荻之中。这残破荒凉的遗迹,便是六朝覆灭的见证,便是分裂失败的象征,也是“今逢四海为家日”、江山一统的结果。怀古慨今,收束了全诗。全诗借古讽今,沉郁感伤,但繁简得当,直点现实。
刘禹锡的这首诗,寓深刻的思想于纵横开阖、酣畅流利的风调之中,诗人好像是在客观地叙述往事,描绘古迹,其实并非如此,刘禹锡在这首诗中,把嘲弄的锋芒指向在历史上曾经占据一方、但终于覆灭的统治者,这正是对重新抬头的割据势力的迎头一击。当然,“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这个六朝覆灭的教训,对于当时骄侈腐败的唐王朝来说,也是一面很好的镜子。
这首诗是刘禹锡于公元824年(唐穆宗长庆四年)所作。是年,刘禹锡由夔州(治今重庆奉节)刺史调任和州(治今安徽和县)刺史,在沿江东下赴任的途中,经西塞山时,触景生情,抚今追昔,写下了这首感叹历史兴亡的诗。
“心术”一词,含义较复杂。《管子》有《心术》篇,以虚静之说讲养心治国之道。苏洵《心术》,讲将领的心理修养,制下待敌之道,以及运思、机权之术。
文章首先论“将”:“为将之道,当先治心”。治心,就是心理修养。作者认为,主将的心理品质最重的有二:第一,超人的镇定,临大事于不乱。“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第二,极度的沉静,能有效地排除一切干扰,“糜鹿兴于左于目不瞬”。能如此,就能把握利害得失,能够抵御敌人。孙子讲将的修养有“智、信、仁、勇、严”(《孙子兵法·计篇》),苏询也讲智与严,这些属于智能与品德修养,但他认为镇定和沉静的心理素质更为重要。这就是“大将风度。”
其次论“兵”:“凡兵上义”。上义就是崇尚正义,“不义,虽利勿动”,把正义性作为军事行动的准则,如非义举,那就“胜有所不取,败有所不避”(《项籍》)。尚义之说,自占于有,但苏询并非重复迁阔之论,他是义利统一论者,认为“义利、利义相为用,天下运诸掌矣”(《利者义之和论》)。他是从利的目的出发提出尚义原则的,因为背义逐利的战争只能获一时之利,最终将弄到“不可措手足”的地步,那就大不利了。依义于行,则可尽天下之大利。因为“惟义可以怒士”,要以“义”来激励士兵,“十以义怒,可以兴战”,正义之帅将无敌于天下。
再次论“战”:“凡战之道”有四养:“未战养其财,将战养其力,既战养其气,既胜养其心”。四养之说,显然有“讥时之弊”的意义。宋王朝积贫积弱,原因很多,于下能“使耕者无所顾忌”,兵冗于供给贫乏,用人“赏数于加于无功”(《衡论·审势》),都是重要原因。他提出的四养的办法正是:“谨烽燧,严斥堠,使耕者无所顾忌,所以养其财,丰犒于优游之,所以养其力;小胜益急,小挫益厉,所以养其气;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所以养其心”。这四养中,最重要的是“养心”——培养和保持士兵积极的心理状态、高昂的战斗意志。“用人不尽其所欲为”,暗合了管理学适最刺激、不断刺激的理论。不断刺激,则能保持士气于有“余勇’,适量刺激,则时常有所追求于有“余贪”,士兵永远保持旺盛的斗志,“故虽并天下,士不厌兵”,这就是“黄帝之所以七十战于兵不殆”的道理(七十战未必有出处)。反之,“不养其心,一战于胜”。士兵既骄且怠,“不可用矣”。
以上论“将”、“兵”、“战”,着眼大处,讲为将、治兵、待战之大道。以下再论将、兵、战,讲战时为将之道、战时用兵之道、战时运思之术。临战之将应“智于严”,士则应愚,这样士兵才能委身听命,与将共生死。苏询将智士愚的论点当然不好,但要求士兵应绝对服从和无条件执行命令则是合理的。战时用兵,在于五知。知敌,应“知敌之主,知敌之将”,然后“与贤将战则持之,与愚将战则乘之”(《法制》)。“乘之”就是抓住敌将的弱点“动于险”于出奇制胜。三国时邓艾由阴平道“缒兵于蜀中”,穿越了蜀道天险攻灭蜀国。他之所以敢于如此,就在于看透了蜀后主“刘禅之庸”。能知敌则“去就可以决”、还耍知己,在自己则应“知理”、“知势”、“知节”,理是事理,知义之所在为知理,势是战略形势,要知自己所处的形势,节指军事指挥中应掌握的法度节度,能正确确定作战方案,调度兵力为知节,“知理于后可以举兵,知势于后可以加兵知节于后可以用兵。知理于不屈,知势于不沮,知节于不穷”。知己知彼,知节是关键,也是其它四知的目的和表现。苏询认为,“知节”之将,能“忍”能“静”,具有“泰山崩于前于色不变。麋鹿兴于左于目不瞬”的心理品质。在战机到来之前,能以忍待勇,以静制动,不因小利小患暴露作战方略,以应付大利大患。能如此就可以“无敌于天下”。
战争中运思之术,文章提出两点:一是避实击虚和暴短阴长的辩证思号,一是“有所恃”和“以形固”的辩证关系。
“兵有长短”,谁都想用长避短以避实击虚。但战争是双方的事,“吾之所长,并出于用之,彼将不一与我校;吾之所短,吾蔽于置之,彼将强与我角,奈何?”兵有奇正,兵不仄诈,苏询认为,要用用长避短之正,需设暴短阴长之奇:“吾之所短,吾抗于暴之,使之疑于却;吾之所长,吾阴于养之,使之狎于堕其中”。苏询认为,暴短阴长才能达到用长避短的目的。
“善用兵者”要使部队“无所顾”、“有所恃”,打仗才能勇敢。一切有利条件如地形之固、兵器之利都是“所恃”,凭所侍可以坚定斗志,鼓舞士气,正如一个人,“尺捶当猛虎,奋呼于操击;徒手遇蜥蜴,变色于却步”。有恃则勇,无恃则怯,“人之情也”。这是事物的一个方面。如果以为“有所恃”于麻癣涣散,其“所恃”将不可恃,这也如正一个人,袒裼于按剑,则乌获不敢逼,冠胄衣甲,据兵于寝,则童子弯弓杀之矣”。善用兵者注意发挥有利条件的精神作用,以振起军心,巩固阵容,这就是“以形固”,能用有利的形势巩固自己,“则力有余矣”。这是苏询对用兵应“有所恃”于不可只有恃的辩证认识。
此诗的最大特点是大量运用比喻来表情达意。
这首诗起笔标其目,用一形象的比喻将“妾意”进行了高度概括,一开始就一目了然。 “妾意逐君行,缠绵亦如之。”妻子的心意随着丈夫一道漂泊,情意缠绵就和不断的流水一样。紧接着用门前草作比。诉说丈夫离家时间之长。接着,作者写夫妻二人如同凤凰鸟一样,因为受惊,各自飞奔。丈夫犹如游云一样,不知落于何处,一去就不见回来。这些比喻都生动地道出了妻子的切身感受,打动人心。还有后面的”妾似井底桃,开花向谁笑?君如天上月,不肯一回照。”宗氏把自己美好的年华,比作“井底桃”,桃花虽艳,但开在“井底”,又能得到谁的赏识和爱抚呢?自己犹如桃花,本为丈夫而开,但夫君就如天上的明月,连一次也不肯照到“井底”,照到自己身上。比喻新颖独特,别具一格。此言此语,凄凄切切,感人肺腑,在艺术上别有洞天,新奇制胜。这首诗还运用了典故“阳台梦行雨”,既表现了夫妻二人相思之甚,也表现了夫妻二人相会之难,而且用得自如,毫无生搬硬套之感,突出艺术效果。
诗歌最后用了“安得秦吉了,为人道寸心”。表示夫妻相见不能,作为妻子的宗氏有多少话要对夫君说啊,所以她就想到“秦吉了”。如果能得到一只“秦吉了”,让它代替自己去向丈夫表达自己的相思爱怜之意,该是多好。这最后四句,遣词用句,也自有特色,把全诗推向高潮。
全诗文词朴实,情感缠绵凄楚,是一首爱情诗。
此词以回环起伏。跌宕有致的方式抒发了作者沉郁,惆怅和空虚的心境。作者寓情于景,借景物创造出一种空灵深远的境界,深沉淡淡雅,凝重旷远的意境中,烘托出词人曲折细腻、飘忽不定的复杂心绪。时空错综交织与意脉变化莫测,是此词的特点。
全词分为四层。第一层为起笔三句,写当日寒食白天之景,系追思实写。以下写当日夜色,是现境,系第二层。换头三句写当年寒食之邂逅。是回忆为第三层。以下写当日重寻前迹情景,又是追思实写。为第四层。第一层大开,第四层大合,中间两层则动荡幻忽,全篇神明变化几不可测,极尽千回百转刻骨铭心之情,又极尽其郁积深厚之意。整首词写得惊心动魄,荡气回肠,激越凄楚,峭拔有力,迷离惝恍,意脉流转。
“条风布暖,霏雾弄晴,池塘遍满春色”。条风即调风指春风。春风骀荡,迷雾飘动,逗出一轮睛日,池塘水绿草清,一片春色。起笔三句,幅春意盎然的图画。可是,这并非此词基调。“正是夜堂无月,沉沉暗寒食。”“正是”二字,点明当下作词之现境。寒食之夜黯然无月,沉沉夜色笼罩天地,也笼定独坐堂上的词人心头。原来起笔三句乃追思实实写,追叙寒食白天的情景。“梁间燕,前社客。似笑我、闭门愁寂。”寒食为清明前二日,春社为立春后第五个戊日,寒食前,其时燕子已经归来,故称梁间燕为前社客。上二句以沉沉夜色喻示自己心灵之沉重,这四句则从燕子之眼反观自己一人之孤寂。闭门之意象,更象征着封闭与苦闷。“乱花过,隔院芸香,满地狼藉。”芸是一种香草,此处芸香借指乱花之香气。乱花飞过。院里院外,一片香气,其境极美,而残花满地,一片狼藉,则又极悲。此三句哀感顽艳,可称奇笔。
“长记那回时,邂逅相逢,郊外驻油壁。”换头以“长记”二字领起遥远的回忆,为全词核心。词人心灵中的这一记忆,正是与天长、共地久的。那回,指双方不期而遇的那一年寒食节。“时”,是宋人词气辞,相当于“呵”。词人满腔哀思之遥深,尽见于这一声感喟之中。宋代寒食节有踏青的风俗,女性多乘油壁轻车来到郊外,其车壁用油漆彩饰,故名油壁。
记忆中这美好的一暮,词中仅倏忽而过,正如它人生中倏忽而过那样。以下,全写当日重游旧地情景。“又见汉宫传烛,飞烟五侯宅”,此二句化用韩翃《寒食》诗:“日暮汉宫传蜡烛,轻烟散入五侯家。”既点染寒食节气氛。也暗示出本事发生的地点汴京。下“又见”二字,词境又拉回当日白天的情境,从而引发出下文所写对当年寒食邂逅不可遏止的追寻。“青青草,迷路陌。”沿着当年踏青之路,词人故地重游,然芳草萋萋,迷失了旧路;可是词人却固执不舍,“强载酒、细寻前迹。”“强”字,道尽词人哀哀欲绝而又强自振作的精神状态。明知重逢无望而仍然携酒往游,而细寻前迹,终于寻到。“市桥远,柳下人家,犹自相识。”市桥远处,那柳下人家,意与自己相识。可是此时自己只身一人,绝非当年双双而来可比。至此,上片起笔所写之盎然春意,只是当天重寻旧迹之前的一霎感受,其下所写之夜色沉沉、闭门愁寂,才是下片所写白天重寻旧迹之后的归宿。
清真词情深入骨。回忆与追思实写,是这位词人的两大的绝技。清真词具备这两个特点,可谓有体有用。此词是作者怀人之作,调名《应天长》,实有深意。南宋陈元龙注于调名下引《老子》“天长地久”及《长恨歌》“天长地久无终毕”二语,不愧词人之知音。此词声情与语言之特色也颇为明显。上片自“梁间燕”之下,下片“自青青草之下。皆为三、四字短句,此词韵脚为入声,句调既紧促,韵调又激越,全词声情便是一部激厉凄楚的交响乐。
词一开头就直叙送别事。“君”乃安伯弟也,但其生平不详。“送君南浦”是江淹《别赋》里著名的句子:“春草碧色,春水渌波,送君南浦,伤如之何。”这段话一直成为人们抒发惜别之情的意念载体。
只要一提到“送君南浦”,或只提出“南浦”两字,就会使那整段话的意境全出,令读者感受到一股感伤的意味。这首词也借用了这个句子,开门见山,迅速入题。
“对烟柳”至“叶底黄鹂自语”数句,铺叙当时景物。这里有“青青万缕”的柳条,有满眼的绿树,有藏在树叶深处鸣啭的黄鹂。它们的出现。是在“送君南浦”之后才出现的。“折柳赠别”是我国的古老传统,因而烟柳万缕就会使人产生分别的感伤的联想。而满眼绿树这一意思的表达,却是用“更满眼、残红吹尽”这样的句子,它调动人们的思维能力,去想象那残花在枝头片片被吹落的景象,以增添感伤的气氛。
文学描写的得天独厚之处,就在于它不但能描写现实存在的实景,而且能描写这一实景在此之前的情况的虚景,以虚景来表达实景的意思;故“残红吹尽”就是绿叶成阴之意。而树叶深处的“黄鹂自语”,则是反衬别离愁绪的。此句子当从杜甫的“隔叶黄鹂空好音”(《蜀相》)化出,黄鹂自乐而离人自苦,颇具弦外之音。一“更”字联上串下,使离愁别绪程度递增,表现得很有层次。
“甚动人、多少离情,楼头水阔山无数。”“甚动人”,点出“离情”之“动人”——使人伤感;点出送别之地是“楼头”;由楼头极目远望,只见水天空阔,乱山无数;那么,对方此去之远,其觌面之难再,已不不言自明了。行文至此,在内容上已自成一大段落——韩元吉
“记竹里题诗”三句,回忆两人最近的交往之乐。“春暮”点出时令,显然是在此别之前的一段时间:“载酒”、“题诗”,那是文人最常见的交往活动,以“竹里”、“花边”作背景,更增加它的韵致。“魂断”二字,是痛快之极的意思,不指悲哀;这两字不但指“江干春暮”,也兼指“竹里题诗”和“花边载酒”;三句联成一片,描写出一段欢乐的生活。以“记”字领起,说明它是保存在记忆中的已经失去的欢乐,以反衬今日别离的苦痛。这样,在抒写别恨方面,又深入一层了。
下片开头换了个角度,通过联系各自身世和时局而大发感慨。从“都莫问”到“任鸡鸣起舞”,是慨叹空有壮志而功名未立白发渐生。这几句必须稍加解释,才能领会作者的深意。韩元吉《宋史》无传,其行实多不可考。据《南涧甲乙稿》,知道他曾做过信州幕僚、南剑州主簿、江东转运判官等职;乾道末年为吏部尚书,曾出使多国;淳熙元年(1174)以后,两知婺州,一宰建安,晚年归隐信州。从“都莫问功名事,白发渐、星星如许”来看,此词可能作于入为吏部尚书之前,那时他四十多岁,故作此语。但他的慨叹功名未立,并不完全是为了一己之私,这跟中原的恢复是有关系的。南宋的处境和东晋极为相似,故韩元吉用这个“鸡鸣起舞”的典故来策励自己。韩是河南许昌人,中原失守,“乡关何在,凭高目尽孤鸿去”。感叹乡关渺邈,有家难归,但目送归鸿而去,却也道出了爱国怀乡,建功立业之豪情。
“漫留君住”三句,又回到惜别,劝安伯姑且再片刻,持杯痛饮,这是舍不得分别的表现。“趁酴醿香暖”句的“酴醿”是酒名。黄庭坚《见诸人唱和酴醿诗辄次韵戏咏》“名字因壶酒”句任渊注引《王立之诗话》云:“酴醿本酒名也。世所开花本以其颜色似之,故取其名。”这里的“香暖”正是说酒。此言趁酒之香且温当持杯而醉:“瑶台露”是给美酒加上高级的赞辞。最后两句,是说不知何时才能重会,相约永远思念对方。“西窗夜雨”是取李商隐“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夜雨寄北》)的诗意,冠以“愁绝”二字,就是说西窗下共话别后情况的机会难得了。这样的结尾,给人留下了无限的惆怅。
韩元吉是南宋初期主战派人物之一,他和张孝祥、陆游、辛弃疾、陈亮等人都有交往,词作亦具有辛派悲壮豪放之气概。即使在这首送别词中,也不例外。
此词气酣意足,感情深挚;叙述层次开合变化,紧凑协调。值得一提的是《薄幸》这个词牌很少人填写,这一首却写得十分工整,平仄、韵脚、句读都中可格律,堪为典范。虚字“对”、“更”、“甚”、“记”、“任”等使用得十分妥贴,处在领起的位置,又都是去声字,声律上造成一种苦涩的韵味,与词的内容情调很相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