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春瘦”三句，点明为“春情”而瘦矣。此言词人因春至而牵动相思情，并且被这“春情”缠绵得瘦弱不堪甚至比初春时，光零零的瘦削的梅花枝还有过之而无不及。词人说：不知道我的这份相思情，伊人（即“花”）知道不知道？“任枕函”两句，写孤寂状。言词人哀伤离别，独饮闷酒已至半醉，恰遇信使至。拿到这信函，想拆又怕看到里面的离别之言，所以更添一层愁绪，复又饮酒，不禁大醉。于是他就散乱着束发，枕着尚未打开的信函睡着了。“否声”四句，今别离昔欢聚适成对比。词人说：言在这初春的寒夜里，否声淅沥更使睡在小楼中的词人觉得寂寞难受，又想起我俩从前艳春时节，外出斗草、探花的欢娱时刻，真不啻天壤之别矣。上片重在描述词人自己的“春情”。
“娇懒”三句，转而述爱人的“春情”，这也是词人推己及人的想当然耳。言她白天时一定闲得无聊，勉强拿起绣针刺绣，不一会又走了神，背地里又惹起了无限相思。“玉合”四句，女人相思中的细节描绘。言伊人细心地用兰花膏浸渍起相思豆珍藏在玉合中，并将玉合放置在彩色绣花囊里；又因为两情分离，令她无心歌舞，所以将舞衣叠好藏起来，即使因此而损坏了舞衣上的泥金凤凰饰品，也顾不上了；她独自倚栏而呆思，忽见栏干边的柳枝已经发芽，心知春已来临，更激起她的妒春心情，所以恨恨地折断柳枝泄愤。这真有“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王昌龄《闺怨》）的意境，离别之苦，由此可见。“几多愁”一句，总合两地愁绪。词人说：我们俩的离愁别恨，就是因为被这眼前的春否，绵绵的远山分隔成天各一方啊！下片重在描述爱人的“春情”。
东京即汴梁，北宋首都，“梦华”即黄帝梦华胥之国，书名中已见南渡后缅怀北宋盛时的情怀。文中先追忆汴京之繁盛，从人物繁阜和四季佳节着笔，极而扬之；继而转为靖康之后避地江左的情怀，又见抑之。一扬一抑，从“后生往往妄生不然”，则可见对苟安的不满和警示，非独抒发《黍离》之悲而已。此文善于以骈句铺排，又作长短变化，在前后对比中可见感情起伏的节奏。陈述虽多，却言简意赅。
“序”的文体特点，规定了对全书内容的概括性特征；序文作若的写作目的和心态，规定了序文的感伤主义情绪性特征。它不是巨室大户的炫富，而是破落户对往日锦衣玉食酸泪汪然的回忆。上述两种特征也具体规定了全文对衬型的结构框架，以靖康之难划出前后两种截然不同的境域，在文中以“一旦兵火”为语言标记，前面文词艳丽，后面笔绪沉抑，对衬型的结构框架逼发出作者黯然神颓的感伤主义情怀。对比越强烈、越尖锐，黍离麦秀之思就越鲜明、越深刻。
一开始交代“仆从先人宦游南北，崇宁癸未到京师，卜居于州西梁桥西夹道之南”，“宦游”后“卜居”是一种选择，选择京师是因其地繁华所致。时间和卜居地点交代得如此清楚明白，是为了说明《东京梦华录》及其序文是以作者的亲见亲闻为基础的，增添了描述的可靠性和真实感。“渐次长立”，虽说的是逐渐大了的年龄，但应与“太平日久”的时代相联系起来看，说明北宋经历了一段相当长时间的稳定繁荣期。从“正当辇毂之下”开始，文章就进入词富竞彩的描述字。“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譬之童，但习鼓舞；斑白之老，不识干戈”。“垂髻”和“斑白”对举，“鼓舞”与“干戈”互文，分别从两类层次的人物上说明，以“斑白之老，不识干戈”，说明承平日久；“垂髻之童，但习鼓舞”又暗含着“不识干戈”，这些都是稳定繁荣的具体表征。前述序文具有概括性特征，作者把全书的具体内容浓缩在序文之中。因此，序文的所有描述文字都经过了高度提炼，而提炼方式表现在语言形式上，不用散化，而用骈体，基本上一个语言单位就表示出一种景象，并不具有一定的外在逻辑联系，如同七宝流苏，驳杂纷呈，统一于对汴梁胜景的描述，是全方位的光束投射，集合在一个光点上。“时节相次，各有观赏”，总述一笔。“灯宵月夕，雪际花时”是泛指；“乞巧登高，教池游苑”是特指。然后，以凝炼而蘸满色彩的文词描述了喧闻而纷纷的景象。用“举目”统领下文，“楼”、“阁”、“户”、“帘”都是实在性物象，但作者却以“青”、“画”、“绣”、“珠”加以修饰，增添了感官印象性和色彩感。作者用“天街”、“御路”、“柳陌”、“花衙”、“茶坊”、“酒肆”，涵括了当时汴梁城的所有领域，繁声竞响，光影满目，既有图景描述，如“竞驻于天街”、“争驰于御路”，又有色彩点缀，如“金翠耀目”，且有声响渲染：“新声巧笑”、“按管调弦”。
然后，作者把笔墨推宕开去：“八荒争凑，万国咸通”，转入美食享用的描述：“集四海之珍奇，皆归市易；会环区之异味，悉在庖厨。”不仅有美食果腹，而且身居京师，眼福匪浅。上而至于亲睹龙颜，下而至于“观妓籍则府曹衙署，内省宴回”，并能“看变化则举子唱名，武人换授”。所有这些描述，颇有点汉代大赋遗风，从九重之尊至勾栏瓦肆，尽行罗织；社会各领域，一齐展现，似为北宋汴京的百科全书，又似张择端的《清明上河图》，只是一者是语言事实，一者以线条为媒介而已。作者铺张扬厉，河倾海溢，种种物象进跳在笔触之间，奔赴纸面，铺排在一轴硕大的平面画卷上。意象纷纭，又带有焰花发射的特征。衣食住行皆有，声色视听兼备，浓艳斑斓，堂而皇哉，视觉上令人饱餍，听觉上使人浮靡，犹不足以尽感官之满足。这是一种社会占有欲的统治心理反映。所以，作者一笔加以总括：“仆数十年烂赏叠游，莫知厌足。”它虽有汉赋风味，但无汉赋的臃肿和堆垛，物象的概括尚较简洁，语言的结构更见灵巧，以四字结构为主，又间以对衬性长句的调剂。不全用骈俪，首尾均出之一般散句。同时，它不是物象的横堆竖码，现象的滥撷乱取，而是字缝之间潜伏着浓重的情绪失落感。因此，笔锋一转，意象陡变，情绪暴落，“出京南来避地江左，情绪牢落，渐入桑榆”。“桑榆”与前文“渐次长立”对应。处于凄寒环境、垂暮老境、牢落心境中，更易萌发思旧之念，便油然“暗想当年”。今昔的巨大反差，越回忆，则越会出现心理的不平衡和压迫感，因此，对衬型的环境、心境结构便汇拢到这里绾合起来：“节物风流，人情和美，但成怅恨”，遂成为全书最有感伤意味的笔墨。
序文对全书内容作了提纲絮领的概括，所有描述各自在书中有具体体现；它不是纯然罗列现象，而是满含着沉痛情感的回顾，布满了愁云惨雾，奏出半是依恋半是挽歌的凄清曲，形成了全文概括性和情感性的结合特征。
姚合在任武功县主簿后曾在农庄闲居一段时期，写了一些反映农村情况的诗，较有社会意义。这首《庄居野行》就是其中比较典型的一首。
《庄居野行》诗歌对当时社会上存在的重商轻农的风气进行了正本清源，对受侮辱受损害的农民表示了深厚的同情。由于唐朝政府重商轻农，导致农民都弃农经商，造成“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的严重局面，因此作者大力呼吁，希望引起政府的重视。此诗和刘驾的《反贾客乐》有异曲同工之妙，拓宽了唐诗创作的题材。
这首诗在赋的艺术表现手法的运用上颇具特色。
诗人落笔便直敷诗人“野行”之其事，突现了农村“比屋皆闭户”的萧条荒凉的现实。接着，诗人便挖掘、剖析了农民“闭户”从商的社会原因，说明农民被迫流离失所、漂泊四方的根本症结，在于“官家不税商，税农服作苦”。接下去，诗人又展示了农民被迫采玉撷珠的苦辛和边兵敲诈勒索农民的生活画面，并从古今遥迢辽阔的时间领域上对“官家”逼农经商的昏庸举动进行了鞭笞，从而表达了诗人对社会形势动荡的忧恨。结尾“上天不雨粟，何由活蒸黎”二句的愤怒质问，更寄寓了诗人对广大农民的深切关怀之情。
赋的表现手法在于体物写志，在记叙性诗歌中用得较多。这首诗几乎通篇用赋，诗人从开头“比屋皆闭户”的社会现状入手，层层展开场景，拓展画面，从“田间”至“比屋”，从“屋中”至“垄亩”，从“山颠”至“水府”，从“古来”到“如今”，从“仓”廪到“田”畴..都达到“随物赋形”的地步，而环境的每一推移，又总带情韵以行，让读者透过“皆”、“尽”、“犹”、“常”等充满感情色彩的时间、程度副词而看到唐末重商轻农的政策给社会带来的不幸后果，虽属平铺直叙，却颇具感人的艺术魅力。
此外，这首诗语言通俗，对仗工整。如“采玉上山颠，探珠入水府”等句是。“古来一人耕，三人食犹饥；如今千万家，无一把锄犁”等句，则对比鲜明，讽指深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