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问，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代求学的人必定有老师。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儒家经典著作、解释疑难问题的人。人不是一生下来就懂得知识和道理，谁能没有疑惑？有了疑惑，如果不跟老师学习，那些成为困惑的问题，就始终不能解开。出生在我之前的人，他懂得的道理本来就比我早，我跟从他学习，以他为老师；出生在我之后的人，如果他懂得道理也比我早，我也跟从他，拜他为老师。我是向他学习道理的，哪管他是生在我之前还是生在我之后呢？因此，无论地位高低贵贱，无论年纪大小，道理存在的地方，就是老师所在的地方。
唉！古代从师学习的风尚不流传已经很久了，要人没有疑惑难了！古代的圣人，他们超出一般人很远，尚且要跟从老师请教(他，焉为代词)；现在的一般人，他们才智不及圣人也很远，却以向老师学习为耻。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圣人成为圣人的原因，愚人成为愚人的原因，大概就是出于这个缘故吧？爱自己的孩子，选择老师来教他。但是对于他自己，却以跟从老师学习为可耻，真是糊涂啊！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教他读书，学习书中的文句的停顿，并不是我所说的传授道理，解答疑难问题的老师。不知句子停顿要问老师，有疑惑不能解决却不愿问老师；学习了小的却丢了大的。我没有看到他的明达。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不以互相学习为耻。士大夫这一类人，听到称“老师”称“弟子”的人，就聚在一起嘲笑他们。问他们，就说：“他和他年龄差不多，懂得的道理也差不多。（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哎！求师的风尚难以恢复由此可以知道了！巫医、乐师、各种工匠这些人，君子不屑一提，现在他们的智慧竟然反而比不上这些人了，这真是奇怪啊！
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孔子曾以郯子、苌弘、师襄、老聃为师。郯子这些人，他们的贤能都比不上孔子。孔子说：“几个人一起走，其中一定有可以当我的老师的人。”因此学生不一定不如老师，老师不一定比学生贤能，听到的道理有早有晚，学问技艺各有专长，如此罢了。
李家的孩子蟠，年龄十七，喜欢古文，六经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地学习了，不受世俗的拘束，向我学习。我赞许他能够遵行古人从师的途径，写这篇《师说》来赠送他。
注释
学者：求学的人。
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老师，是用来传授道理、教授儒家经典著作、解释疑难问题的人。所以，用来……的。道，指儒家之道。受，通“授”，传授。业，指以“六艺经传”为代表的儒家经典。惑，疑难问题。
人非生而知之者：人不是生下来就懂得道理。之，指知识和道理。知，懂得。
其为惑也：他所存在的疑惑。
生乎吾前：即生乎吾前者。乎：相当于“于”，与下文“先乎吾”的“乎”相同。
闻：听见，引申为知道，懂得。
从而师之：跟从（他），拜他为老师。师，意动用法，以……为师。从师，跟从老师学习。
吾师道也：我（是向他）学习道理。师：学习。
夫庸知其年之先后生于吾乎：哪里去考虑他的年龄比我大还是小呢？庸，发语词，难道。知，了解、知道。之，取独。
是故：因此，所以。
无：没有。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意思说哪里有道存在，哪里就有我的老师存在。
师道：从师的传统。即上文所说的“古之学者必有师”。
出人：超出一般人。
犹且：尚且。
众人：普通人，一般人。
下：不如，名作动。
耻学于师：以向老师学习为耻。耻，以……为耻。
是故圣益圣，愚益愚：因此圣人更加圣明，愚人更加愚昧。益，更加、越发。
于其身：对于他自己。身，自身、自己。
惑矣：（真是）糊涂啊！
彼童子之师：那些教小孩子的（启蒙）老师。
授之书而习其句读：教给他书，（帮助他）学习其中的文句。之，指童子。习，使……学习。其，指书。句读，也叫句逗，古人指文辞休止和停顿处。文辞意尽处为句，语意未尽而须停顿处为读（逗）。古代书籍上没有标点，老师教学童读书时要进行句读的教学。
句读之不知：不知断句风逗。与下文“惑之不解”结构相同。之，提宾标志。
或师焉，或不焉：有的（指“句读之不知”这样的小事）从师，有的（指“惑之不解”这样的大事）不从师。不，通“否”。
小学而大遗：学了小的（指“句读之不知”）却丢了大的（指“惑之不解”）。遗，丢弃，放弃。
巫医：古时巫、医不分，指以看病和降神祈祷为职业的人。
百工：各种手艺。
相师：拜别人为师。
族：类。
曰师曰弟子云者：说起老师、弟子的时候。
年相若：年岁相近。
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以）地位低（的人为师），就觉得羞耻，（以）官职高（的人为师），就近乎谄媚了。足，可，够得上。盛，高大。谀，谄媚。
复：恢复。
君子：即上文的“士大夫之族”。
不齿：不屑与之同列，即看不起。或作“鄙之”。
乃：竟，竟然。
其可怪也欤：难道值得奇怪吗。其，难道，表反问。欤，语气词，表感叹。
圣人无常师：圣人没有固定的老师。常，固定的。
郯子：春秋时郯国（今山东省郯城县境）的国君，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官职。
苌弘：东周敬王时候的大夫，相传孔子曾向他请教古乐。
师襄：春秋时鲁国的乐官，名襄，相传孔子曾向他学琴。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春秋时楚国人，思想家，道家学派创始人。相传孔子曾向他学习周礼。聃是老子的字。
之徒：这类。
三人行，则必有我师：几人同行，其中必定有我的老师。
不必：不一定。
术业有专攻：在业务上各有自己的专门研究。攻，学习、研究。
李氏子蟠：李家的孩子名蟠。李蟠，韩愈的弟子，唐德宗贞元十九年（年）进士。
六艺经传皆通习之：六艺的经文和传文都普遍的学习了。六艺，指六经，即《诗》《书》《礼》《乐》《易》《春秋》六部儒家经典。《乐》已失传，此为古说。经，两汉及其以前的散文。传，古称解释经文的著作为传。通，普遍。
不拘于时：指不受当时以求师为耻的不良风气的束缚。时，时俗，指当时士大夫中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于，被。
于：介词，可译为“在”。
余嘉其能行古道：赞许他能遵行古人从师学习的风尚。嘉：赞许，嘉奖。
贻：赠送，赠予。
中心论点：古之学者必有师。
《师说》是韩愈的一篇著名论文。据方成珪《昌黎先生诗文年谱》考证，此文作于唐德宗贞元十八年（802），这一年，韩愈35岁，任国子监四门博士，这是一个“从七品”的学官，职位不高，但是他在文坛上早已有了名望，他所倡导的“古文运动”也已经开展，他是这个运动公认的领袖。这篇文章是针对门第观念影响下“耻学于师”的坏风气写的。门第观念源于魏晋南北朝的九品中正制，自魏文帝曹丕实行九品中正制后，形成了以士族为代表的门阀制度，重门第之分，严士庶之别，士族的子弟，凭高贵的门第可以做官，他们不需要学习，也看不起老师，他们尊“家法”而鄙从师。到唐代，九品中正制废除了，改以官爵的高下为区分门第的标准。这对择师也有很大的影响，在当时士大夫阶层中，就普遍存在着从师“位卑则足羞，官盛则近谀”的心理。韩愈反对这种错误的观念，提出以“道”为师，“道”在即师在，这是有进步意义的。与韩愈同时代的柳宗元在《答韦中立论师道书》中说：“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因抗颜而为师，愈以是得狂名，居长安，炊不暇熟，又挈挈而东，如是者数矣。”由此可以看出《师说》的写作背景和作者的斗争精神。
对耻学于师，文章连续用了三个对比。第一，古今对比，阐明耻学于师违背圣人之道，其后果只能是更加愚昧。第二，将同一个人既明于择师教子的必要，却又不明于自己从师的必要，把这两种完全矛盾的做法加以对比，以子之矛攻子之盾，揭示那些人确实糊涂不通道理。第三，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的对比，进一步道出士大夫的错误心理，发人深省地指出两种人的地位与智能的反差，更令人幡然醒悟。
全文分4段。
第1段
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
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
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
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师说》大约是作者于贞元十七年至十八年（公元801—公元802年），在京任国子监四门博士时所作。作者到国子监上任后，发现科场黑暗，朝政腐败，吏制弊端重重，当时的上层社会，看不起教书之人。在士大夫阶层中存在着既不愿求师，又“羞于为师”的观念。作者借用回答李蟠的提问撰写这篇文章，以澄清人们在“求师”和“为师”上的模糊认识。
本文在写作上的特点是运用对比的方法，反复论证，并辅之以感叹句来加强说服力。例如第2段，首先用一个感叹句紧承前一段，转入对“师道之不传也久矣”的分析，然后从三方面作对比。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批判士大夫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笔锋犀利。几个感叹句，均有加强感染力的作用。句式也有变化，“其皆出于此乎”，是用推测语气作判断；“吾未见其明也”是用肯定语气作判断；“其可怪也欤”，是用惊诧语气作判断。“同”中有“变”，感情一层比一层强烈。
分析
《师说》论点鲜明，结构严谨，正反对比，事实充分，说理透彻，气势磅礴，有极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文章先从历史事实“古之学者必有师”、老师能“传道受业解惑”、学者定会遇到疑难“人非生而知之者，孰能无惑”三个方面证明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重要性。对于老师的年长年少，作者认为“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明确了择师的标准。接着就从三个方面进行对比，抨击“耻学于师”的人，先用古今对比，指出从师与不从师的两种结果；次用人们对自己与对儿子的要求不同来对比，指出“士大夫之族”行为的自相矛盾；最后用“士大夫之族”与“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对比，揭露士大夫之族的错误想法，指出这是“师道不复”的真正原因。从后果、行为、心理等方面逐层深入分析，指出了他们在“从师”问题上的不同态度，点明了从师学习的重要。作者从“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择师标准出发，推论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的论断。为了证明这一论断，作者选择了孔子的言行来作证。在当时人们的心中，孔子是圣人，圣人尚且如此，那一般人就更不必说了。而且作者虽只用了寥寥数语，而孔子的言行却写得具体，因而很有说服力。这样，文章以其鲜明的中心、清晰的层次，充分的说理体现了逻辑思维的严密。
构思
《师说》堪称美文极品。
《师说》以抽象思维为主，阐述的是生活中事，对人类的健康发展有着永远的意义《师说》的语言推理严谨，风格冷俊。《师说》的态度是批评教诲。
但它们的成功绝不是这些零零碎碎的个别现象所能形成的。应该是诸多方面在矛盾意识、人性意识、意境意识的统帅下，以思维单元为一般规律所组成的有机体。
《师说》：
一师说（话题）：古之学者必有师（历史地位）/传道受业解惑（作用职责）
从师（阐述）：人非生而知之（小话题）/生乎吾前//生乎吾后/庸知年之先后（小结论）
师道（结论）：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以上是第一段，全文总话题，“师说”。
二 第二段是论述的核心部分，以对比论证为主，写不同的师道、不同的做法，得到的不同结果。
师道：师道不传（话题）/古之圣人//今之众人/圣益圣，愚益愚（结论）
从师：今之众人（话题）/对子女//对自己/小学大遗（结论）
今之众人（话题）/巫医百工//士大夫族/师道不复可知矣（结论）
三 第三段是全文的结论，照应首段“师说”，“师不必贤于弟子”。
师说：圣人无常师（话题）/孔子从师（阐述）/师不必贤于弟子（结论）
“圣人无常师”照应“古之学者必有师”，而“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照应“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
三个段落的内容，形式上构成一种回环美（师说——从师——师道/师道——从师——师说），内容上说理更加严密，环环相扣，起于“师说”，结于“师说”。
四 第四段只是一个交代，说明写作缘由和目的。
全文重点说明，只有不断学习，才会不断提高。批判了“耻学于师”及“群聚笑之”的不良风气。同时在对老师的作用或职责的界定上，也一直为后人所称颂。“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关键是“传道受业解惑”的逻辑关系。“解惑”即解答个别问题，“受业”指传授系统知识，“传道”则具有更高境界的意义，强调应用能力（素质）的形成。
一般肢解文章的方法，仅限于“解惑”“受业”，而“道”的形成则完全靠学生自己的“悟性”，明确了“三个意识”的重要意义，和“两个单元”的一般规律，才有了真正意义上的“传道”，才能使学生在能力形成方面，有相对明确的思路。这一飞跃就使学生对语文的学习不再迷茫，不再困惑，不再有登天无路、下地无门的不知所措。
《师说》的末段一般认为是一篇结构完整的议论文的附言，有如文章的后记或跋，作者对写作缘起做简单的说明，为了鼓励自己的学生“不拘于时，学于余”而做，亦或仅仅是作者发表议论的一个契机，一个借口。可是如果我们认真联系前文，就会发现末段与第三段内容上紧密相承，是全文意义结构不可或缺的有机组成部分。从某一视角看，这看似无足轻重的地方，确实全文的文眼，忽略了这一文眼，全文犹如未点睛之龙，仅仅有其形，而缺少生动真切之感。 首先，末段李氏子蟠从师学习的事例，是全文最重要的论据，在意义上是前文论述的再递近。
《师说》起笔，托古言事，直接明了的提出文章的中心论点：“学者必有师”。紧接着对老师的职责提出了自己的卓越见解：“师者，所以传道受业解惑也”，并对如何择师也提出独到见解：“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第一段的理性陈述完毕，第二段以感慨发端，对当时社会耻学于师的浮靡之风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尽吐不平之气，也指明了文章的现实意义。
文章阐说从师求学的道理，讽刺耻于相师的世态，教育了青年，起到转变风气的作用。文中列举正反面的事例层层对比，反复论证，论述了从师学习的必要性和原则，批判了当时社会上“耻学于师”的陋习，表现出非凡的勇气和斗争精神，也表现出作者不顾世俗独抒己见的精神。全文幅虽不长，但涵义深广，论点鲜明，结构严谨，说理透彻，富有较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
全文分4段。
第1段提出中心论题，并以教师的职能作用总论从师的重要性和择师的标准。开篇第一句“古之学者必有师”句首冠以“古之”二字，既说明古人重视师道，又针对现实，借古非今。“必有”二字，语气极为肯定。然后指出师的职能作用是“传道受业解惑”，从正面申述中心论点。接着紧扣“解惑”二字，从不从师的危害说明从师的重要，从反面申述中心论点。最后紧扣“传道”二字，阐明道之有无是择师的唯一标准，一反时俗，将贵贱长少排出标准之外，为下文针砭时弊张本。
第2段批判不重师道的错误态度和耻于从师的不良风气。这一段用对比的方法分三层论述。第一层，把“古之圣人”从师而问和“今之众人”耻学于师相对比，指出是否尊师重道，是圣愚分野的关键所在；第二层，以为子择师而自己不从师作对比，指出“小学而大遗”的谬误；第三层，以巫医乐师百工之人与士大夫之族作对比，批判当时社会上轻视师道的风气。
第3段以孔子为例，指出古代圣人重视师道的事迹，进一步阐明从师的必要性和以能者为师的道理。这一段开头先提出“圣人无常师”的论断，与第1段“古之学者必有师”呼应，并且往前推进一步，由“学者”推进到“圣人”，由“必有师”推进到“无常师”。举孔子为例加以论述，因为孔子在人们心目中是至圣先师，举孔子为例就有代表性，能加强说服力。由此得出“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的结论，这个结论显然是正确的。这种以能者为师的观点就是“道之所存，师之所存”的观点。
第4段赞扬李蟠“不拘于时”“能行古道”，说明写作本文的缘由。“不拘于时”的“时”指“耻学于师”“惑而不从师”的社会风气。“古道”指“从师而问”，以“闻道”在先者为师的优良学风。从而总结全文主旨，点明主题。
在作者的论说文中，《师说》是属于文从字顺、平易畅达一类的，与《原道》一类豪放磅礴、雄奇桀傲的文章显然有别。但在平易畅达中仍贯注着一种气势。这种气势的形成，有多方面的因素。
首先是理论本身的说服力和严密的逻辑所形成的夺人气势。作者对自己的理论主张高度自信，对事理又有透彻的分析，因而在论述中不但步骤严密，一气旋折，而且常常在行文关键处用极概括而准确的语言将思想的精粹鲜明地表达出来，形成一段乃至一篇中的警策，给读者留下强烈深刻的印象。如首段在一路顶接，论述从师学道的基础上，结尾处就势作一总束：“是故无贵无贱，无长无少，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大有如截奔马之势。“圣人无常师”一段，于举孔子言行为例之后，随即指出：“是故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闻道有先后，术业有专攻，如是而已。”从“无常师”的现象一下子引出这样透辟深刻的见解，有一种高瞻远瞩的气势。
其次是硬转直接，不作任何过渡，形成一种陡直峭绝的文势。开篇直书“古之学者必有师”，突兀而起，已见出奇；中间批判不良风气三小段，各以“嗟乎”、“爱其子”、“巫医、乐师、百工之人”发端，段与段问，没有任何承转过渡，兀然峭立，直起直落，了不相涉。这种转接发端，最为韩愈所长，读来自觉具有一种雄直峭兀之势。
此外，散体中参入对偶与排比句式，使奇偶骈散结合，也有助于加强文章的气势。
唐代
柳宗元《答韦中立论师道书》：孟子称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由魏晋氏以下，人益不事师。今之世不闻有师。有辄哗笑之以为狂人。独韩愈奋不顾流俗，犯笑侮，收召后学，作《师说》，抗颜而为师，世果群怪聚骂，指目牵引，而增与为言词，愈以是得狂名。 又《答严厚舆论师道书》：言道讲古穷文辞以为师，则固吾属事。仆才能勇敢不如韩退之，故又不为人师。人之所见有异同，吾子无以韩责我。
宋代
朱熹《朱子考异》：余观退之《师说》云：“弟子不必不如师，师不必贤于弟子。”其言非好为人师者也。学者不归子厚，归退之，故子厚有此说耳。
黄震《黄氏日抄》：前起后收，中排三节，皆以轻重相形。初以圣与愚相形，圣且从师，况愚乎？次以子与身相似，子且择师，况身乎？次以巫医、乐师、百工与士大夫相形，巫、乐、百工且从师，况士大夫乎？公之提诲后学，亦可谓深切著明矣。而文法则自然而成者也。
元代
程端礼《昌黎文式》：此篇有诗人讽喻法，读之自知师道不可废。
明代
茅坤《唐宋八大家文钞》：昌黎当时抗师道，以号召后辈，故为此倡赤帜云。
清代
蔡世远《古文雅正》：师道立则善人多。汉世经学详明者，以师弟子相承故也。宋代理学昌明者，以师弟子相信故也。唐时知道者，独有一韩子，而当时又少肯师者，即如张文昌、李习之、皇甫持正，韩子得意弟子也，然诸人集中亦鲜推尊为师者，况其它乎？以此知唐时气习最重，故韩子痛切言之。唐学不及汉宋者，亦以此也。
储欣《唐宋十大家全集录·昌黎先生全集录》：题易迂，就浅处指点，乃无一点迂气。曾、王理学文，似未解此。又云：以眼前事指点化诲，使人易知，颇与《讳辩》一例。
孙琮《山晓阁选唐大家韩昌黎全集》：大意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故一起提出师之为道，以下便说师无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借写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其能自得师。劝勉李氏子蟠，非是訾议世人。
爱新觉罗·玄烨《古文渊鉴》引洪迈：此文如常山蛇势，救首救尾，段段有力，学者宜熟读。
林云铭《韩文起》：其行文错综变化，反复引证，似无段落可寻。一气读之，只觉意味无穷。
吴楚材、吴调侯《古文观止》：通篇只是“吾师道也”一语，言触处皆师，无论长幼贵贱，惟人自择。因借时人不肯从师，历引童子、巫医、孔子喻之，总是欲李氏子能自得师，不必谓公慨然以师道自任，而作此以倡后学也。
张伯行《唐宋八大家文钞》：师者，师其道也，年之先后，位之尊卑，自不必论。彼不知求师者，曾百工之不若，乌有长进哉！《说命》篇曰：“德无常师。”朱子释之，以为天下之德，无一定之师，惟善是从。则凡有善者，皆可师，亦此意也。
方苞《方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古文约选》：自“人非生而知之者”至“吾未见其明也”，言解惑。自“巫医乐师百工之人”至“如是而已”，言授业。而皆以传道贯之，盖舍授业无所谓传道也。
浦起龙《古文眉诠》：柳子谓韩子犯笑侮，收召后学，抗颜而为师，作《师说》，故知“师道不传”及“耻”“笑”等字，是著眼处。世不知古必有师，徒以为年不先我，以为不必贤于我，风俗人心，浇可知已。韩子见道于文，起衰八代，思得吾与，借李氏子发所欲言，不敢以告年长而自贤者，而私以告十七岁人，思深哉。
何焯《义门读书记》引李锺伦：“无贵无贱”，见不当挟贵；“无少无长”，见不当挟长；“圣人出人也远矣，犹且从师”，见不当挟贤。后即此三柱而申之。童子之师是年不相若者，引起世俗以年相若相师为耻；巫医、乐师、百工是无名位之人，引起世俗以官位不同相师为耻，而语势错综，不露痕也。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如果说《诫子书》强调了“修身学习”的重要性，那么本篇《诫外甥书》则阐述了“立志做人”的重要性。
本文一开篇，诸葛亮便开宗明义地指出“夫志当存高远”，即做人应当抱有远大的志向。具有远大的志向是一个人走向成功的先决条件，这是毋庸置疑的。但是，如何才能做到“志存高远”呢？围绕着“志向”诸葛亮从正反几个方面进行了论述。
首先，“慕先贤，绝情欲，弃凝滞，使庶几之志，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这几句话说明的是如何“立志”：慕先贤”即要以古圣先贤作为榜样，向他们看齐。榜样的力量是无穷的，好的榜样能够让人奋发向上，坏的榜样则能把人拖入深渊。孔子也说：“见贤思齐，见不贤而内省”。树立一个好的榜样，会为一个人源源不断的注入正能量。“绝情欲”顾名思义，断绝情欲。情，可以指爱情、友情或亲情种种，考虑到作者写此信的对象——外甥庞涣正值年少方刚，这里的“情”应当指爱情，或男女之欲。因此，“绝情欲”应当理解为不要沉湎于爱欲。弗兰西斯·培根在《论爱情》中说：“古往今来，伟人奇才罕有沉湎于爱情而不能自拔者。”，又说“过度的爱情追求，必然会降低人本身的价值。”，这和“绝情欲”有异曲同工之妙。所谓“弃凝滞”则是说，人生在世，总会为一些繁杂琐事所困扰，而这些无关痛痒的琐事或者烦恼往往可以消磨一个人的意志。因此，做到“志存高远”，站的高一些，看的远一些，人生的境界就会提升，跳出这个狭小的圈子，不为琐事所累，自然就做到了“弃凝滞”。做到以上三点，自然而然，不论何时，不论何地，即使身处逆境，高远的志向也能“揭然有所存，恻然有所感”。
其次，“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虽有淹留，何损于美趣，何患于不济。”
有了上面的立志的方法，那么这里就谈到实现志向（理想）的措施了：要做到“忍屈伸，去细碎，广咨问，除嫌吝”。就是要做到能屈能伸、随遇而安，要抛出心中无关的杂念，要认真听取别人的宝贵意见，虚心学习，吸取别人的经验、要做到心胸开阔，豁达。一个人有了高远的志向，广阔的胸怀，就不会计较一时的得失，那么，即使他暂时得不到提拔，才华不被别人所了解认可，也不会妨碍他去实现自己的理想。
最后，作者又从反面进行了论述。
“若志不强毅，意不慷慨，徒碌碌滞于俗，默默束于情，永窜伏于凡庸，不免于下流矣！”就是说如果没有远大的志向，昂扬的斗志，坚强的意志，那么这样的人生最终只能在世俗中随波逐流，被儿女情长所束缚，地位低下，在平庸中耗尽一生！
诸葛亮的这篇文章只有短短八十余字，但却有很深的内涵。做为青年人，不光要有崇高的理想、远大的志向，还必须有实现理想志向的具体可行措施和战胜困难排除干扰的毅力。不然理想就可能会成为一种空想甚至在不知不觉中将自己沦为平庸下流。诸葛亮的这封信讲的就是这个道理。一个人如果志存高远、意志坚定，加之缜密地思考，然后付之于行动，就很有可能在日益激烈的社会竞争中取得成功。反之，则必然失败。曾国藩在家书中也曾教育弟弟们要“有志、有识、有恒”。有志断不甘为下流；有识则知学问无尽，不敢以一得自足；有恒则断无不成之事。这些非同寻常人物的观点都凝聚了他们毕生的人生经验在里，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第一首开头两句：“定知玉兔十分圆，已作霜风九月寒。”首句点明中秋。“月到中秋分外明。”这一年中秋，适逢晴朗，所以作者预知月亮会很圆，心情也倍加欣喜。次句写晴秋的夜晚，风里带有霜气，虽在仲秋，因地近钱塘江入海之口，已有九月的寒意。作者设想在月夜看潮，海滨一定是比较清冷的，而景象一定也更加奇妙。三四两句：“寄语重门休上钥，夜潮留向月中看。”作者此时住在郡斋，所以招呼管门的小吏说：“这重门休得上锁，我将要在月夜看潮呢！”白居易有忆杭州词：“山寺月中寻桂子，郡亭枕上着潮头。”（《忆江南》）苏轼和白居易不同，他要亲临海塘看取潮势，并在中秋月夜看潮，这兴致比白居易的“郡亭枕上看潮头”显得更高了。这一首只是作出看潮的打算，是一组诗的开头。
第二首前两句：“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连用两个比喻，描绘潮来的威势。先写所闻，次写所见。怒潮掀天揭地呼啸而来，潮头奔涌，声响洪大，有如万人鼓噪，使弄潮和观潮的“吴侬”，无不为之震慑。这第一句中，暗用了春秋时代吴越战争中的一个故事。前478年（鲁哀公十七年），越国军队在深夜中进攻吴军的中军，就在战鼓声中，万军呼喊前进，使吴军主力于震惊之余，一败涂地。作者借用这一战役越军迅猛攻坚的声威，来比喻奔啸的潮头，非常形象。在第二句中，作者又用另一个威势壮猛的比喻，说是怒潮之来，有如当年王阿童统率长江上游的水军，浮江东下，楼船千里，一举攻下吴都建业（今江苏南京）。阿童是西晋名将王浚的小名，刘禹锡《西塞山怀古》曾描述他当日的军威：“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这两个借喻，都从海潮的气势着笔，是实景虚写，借以开拓人们的想象力。第三四句：“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是实景实写。前两句写潮势之大，这两句写潮头之高。“欲识”句故作设问，以引出“越山”句的回答。这潮头很高，越山竟好似浮在浪花中间了。越山近指吴山和凤凰山，远指龛山和赭山，龛山、赭山在萧山境内对峙，形成海门。在诗人看来，海门在苍茫浩瀚的潮水中，潮头似卷越山而去，白浪滔天，怒潮如箭，诗的境界，也如同图画一样展现在人的眼前了。
第三首，抒写看潮后兴起的感慨。作者乘兴观潮，原本是为纵览海潮的壮观而来，此刻却顿起身世之感。他感叹自己由京城调任在外，身世悠悠，浑无定所，和江边的潮水一样，潮去潮来起落不定。所以起句说“江边身世两悠悠”，以示悠然长往，不知何时能有归宿。而年华易逝，白发易生，他只怕长此以往，也像沧海波涛那样，不时掀起白头雪浪，自己也要成为“白头浪里白头人”了。第二句，“久与沧波共白头”，正是在这种情况下产生的感想。后两句：“造物亦知人易老，故教江水向西流。”作者看到海潮上溯，竟能逼使江水随潮西流。江水本不能西流，但因不能与潮势相敌，于是出现西流的情景。作者设想，这可能是造物者体会到人有易老的心情，遂教江水也有西流之日，以示人生未必无再少之时，将来返回朝廷仍然有望。从历史背景来看，作者之所以会有这样的感慨，是因为对当时王安石推行新政持有不同的意见。
第四首，是作者以地方官的身份，因看潮而抒发的议论。这首诗包含两层意思：一是怜借弄潮人的重利轻生，一是讽喻当时朝廷兴建水利多不切实际，害多利少，难有成效。前两句说：“吴儿生长狎涛渊，重利轻生不自怜。”因为弄潮的人，贪得官中利物，他们冒险踏波，常有被溺死的危险。但吴越儿郎，多习于水，狎玩浪潮，不知警戒。虽然当时也曾有旨禁止弄潮，但终不能遏止。作者时为杭州通判，对吴越人的重利轻生，产生怜悯的心情。后两句诗说：“东海若知明主意，应教斥卤变桑田。”作者揭露了当时官府里的一种矛盾，即一方面是明令禁止弄潮，一方面主上又好兴水利，好大喜功，不衡量利害得失。导致弄潮者又被吸引到这种水利工程中来，所以朝旨禁断，绝无成效。这两句诗的意思是：“东海的海神，倘若知道当代君王的意旨，应该让海边盐卤之地，一齐变成肥腴的桑田，那么弄潮人就可以不必再行弄潮，而兴办海滨水利之事，也就可以大显成效了。”诗句中带有讽刺的意昧，因为斥卤变为桑田，一般说来，只是神话，是属于不可能成功的事。既然断难有成，而又兴办不止，则弄潮人的灾难，也就难以摆脱。在这组诗中，只有这两句含有讥讽。但后来的“乌台诗案”，却把全诗都系于其内，指控他为谤讪朝廷，御史李定、舒亶、何正臣等人，更联系苏轼居官时的其他诗作，大肆诬陷，想把作者置于死地，形成了前所未有的诗狱，并累及作者的许多友人。通过此诗，可以了解宋代党祸冤酷的一个侧面。
在第五首中，作者再次抒发观潮所得的感想，这首是组诗的最后一章，诗人纯从想象落笔。前两句：“江神河伯两醯鸡，海若东来气似霓。”是由观潮想到《庄子·秋水》所写河伯“望洋兴叹”这个故事。“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不见涯涘。”河伯自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等到他东行至海，着到汪洋浩瀚的大海涛澜，这才向海神表示自己的渺小。江神倘若东临大海，也会有同样的感受。长江大河也都有潮头。诗人表示如以江河的潮水，和这样雄伟的海潮威势相比，那么江神河伯就像小小醯鸡（即蛾蚋），是微不足道的。海若从东方驾潮而来，潮水喷吐，就像虹霓一样，映着中秋的月色，这怒潮就更为壮观。诗人这种来自看潮以后的观感，虽然是以神奇想象的笔思写出来的，但也是以事实为依据的。后两句：“安得夫差水犀手，三千强弩射潮低。”诗人感到如此威势巨大的潮水，要把它压低下来，使之为人民造福，是非常不易的。诗中说，倘若能得到当年夫差穿着水犀之甲的猛士，用上钱武肃王（钱镠）射潮的三千强弩，把它射服就范，兴许是个好事。
“安得”两字，表明诗人的愿望，也是诗人的想象。这两句把两个历史故事，巧妙地联系在一起，给人以强烈的印象，“水犀手”的故事，出自《国语·越语》：“今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因而战胜了越国，成为一时的霸主。射潮的故事，出自孙光宪《北梦琐言》的记载：吴越王钱镠，在建筑捍海塘的时候，为汹涌的怒潮所阻，版筑无成。后来钱王下令，造了三千劲箭，在叠雪楼命水犀军驾五百强弩，猛射潮头，迫使潮水趋向西陵而去，终于建成了海塘。这故事虽近神话，但说明了“人定胜天”的道理。诗人把夫差水犀军和钱王射潮两件事融为一体，虽然引用上稍有出入，但设想是颇为神奇的。诗人为官杭州，也曾在西湖中建成苏堤，拦阻湖西群山涧壑注入西湖之水，或使停蓄、或使宣泄，使之造福杭州民众。这说明诗人也重视兴修水利，只不过是从实际出发，而不是好大喜功、害多利少罢了。
这组看潮绝句，波澜壮阔，气象万千，有意到笔随之妙。在运笔方面，有实写，有虚写；有感慨，有议论；有想象，有愿望。淋漓恣肆，不落常轨，体现出苏轼诗在风格上英爽豪迈的特色。
《采莲曲》是乐府诗旧题，又称《采莲女》、《湖边采莲妇》等，为《江南弄》七曲之一，内容多描写江南采莲妇女的生活。历来写采莲曲的很多，但写得出色也颇不容易。而这首小诗只用了二十个字就惟妙惟肖地塑造了一个可爱的采莲劳动妇女形象。
首二句写日落时分，江水清澈，余晖掩映，金波粼粼，荡漾着苗条美丽女子的宛转歌声。诗一开头就用朴素的语言描绘出江南日暮的迷人景色。第二句起首巧用“荆歌”二字进而渲染了江南气氛，接着作者又抓住最具特征的细腰来勾勒提掇江南女子的轻盈体态。此处“艳”字用得极妙，不仅与上句里的“清”字相映成趣，而且活灵活现地展现了她的美丽外貌，一字传神，足可与“春风又绿江南岸”中的“绿”字媲美。联系首句，不由得使人想象到红色的晚霞给她披上了绚丽的衣裳，给她增添了姿色；她的美貌与动人的歌声，也为“日暮清江”增添了风光。
已经日落黄昏，她还在江上干什么呢？唱的又是什么歌儿呢？诗的第三句揭了这个谜，原来她在采莲。傍晚还在采莲，表现了她的勤劳，边采边唱，勾画出她开朗的性格和愉快的心情。至此，有声有色，有景有情，有静有动，一幅充满浓郁水乡生活气息的采莲图跃然纸上。但是诗人并不满足于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个采莲的场面，而着重于刻画采莲人。由“从小惯”三字，读者一方面可以知晓她采莲熟练，另一方面也说明她健康朴实，从小就培养出勤劳的品质。联系日暮采莲，自然让人了解到采莲是项繁重的劳动，反映出当时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顺势带出第四句“十五即乘潮”，使意境更深一层，原来她在小小年纪就能驾驭风浪，该是多么勇敢多么勤劳。这两句不仅写出采莲女的能干和劳动本色，而且使人享受到一种健康纯朴的美。
这具“象牙微雕”是从环境描写到人物外貌到人物心灵逐层深入，情景兼容，由于诗人择词炼字功力很深，使人恍若身历其境。诗的语言朴素自然，民歌味道很浓，寥寥数语，涵盖万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