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联写因“一封（书）”而获罪被贬，“朝夕”而已，可知龙颜已大怒，一贬便离京城八千里之遥，何异于发配充军？
颔联直书“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韩愈之刚直胆魄可见一斑。目的明确，动机纯正，后果怎样，终亦不顾。此联有表白，有愤慨，而表达却颇为含蓄。“肯将衰朽惜残年”，大有为匡正祛邪义无反顾的勇气。
颈联即景抒情，既悲且壮。谪贬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可谓悲极。前瞻茫茫，雪拥蓝关，马也踟蹰起来。“马不前”抑或“人不前”呢？李白在天宝三年（744）因玄宗疏远而上疏求去，曾作《行路难》述志，其中就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联，亦写仕途险恶，不过，韩愈比之李白，境遇更为惨烈。韩愈仿此联所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联借“秦岭”、“蓝关”之自然景色表述了自己的愁苦悲戚心绪，同时也蕴含为上表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两句，一顾一瞻，顾者为长安，因云横秦岭，长安已不可见，“龙颜”难以再睹；瞻者乃潮州，奈何为蓝关大雪所阻，前程曲折坎坷，不敢多想，“马”固不能“前”，“人”却能“前”乎？英雄失路，于此可知矣！
尾联很有“虽九死而不悔”的态度，也含有蹇叔哭师的悲切，抒英雄之志，表骨肉之情，悲痛凄楚，溢于言表。
全诗容叙事、写景、抒情为一炉，诗味浓郁，感情真切，对比鲜明，是韩诗七律中的精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早晨我把一封谏书上奏给皇帝，晚上就被贬官到路途遥远的潮州。
想替皇上除去有害的事，哪能因衰老就吝惜残余的生命。
回头望长安，看到的只是浮云隔断的终南山，家又在哪里？立马蓝关，积雪拥塞，连马也踟蹰不前。
我知你远道而来应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正好在潮州瘴气弥漫的江流边把我的尸骨收清。
注释
一封：指一封奏章，即《论佛骨表》。
朝奏：早晨送呈奏章。
九重天：古称天有九层，第九层最高，此指朝廷、皇帝。
潮州：在今广东省东部，治所在今潮州市湘桥区。
路八千：泛指路途遥远。八千，不是确数。
圣明：指皇帝。
弊事：政治上的弊端，指迎佛骨事。
肯：岂肯。
衰朽：衰弱多病。
惜残年：顾惜晚年的生命。
秦岭：在蓝田县内东南。
拥：阻塞。
蓝关：蓝田关，今在陕西省蓝田县东南。
汝：你，指韩湘。
应有意：应知道我此去凶多吉少。
瘴江边：指贬所潮州。瘴江：指岭南瘴气弥漫的江流。
首联写因“一封（书）”而获罪被贬，“朝夕”而已，可知龙颜已大怒，一贬便离京城八千里之遥，何异于发配充军？
颔联直书“除弊事”，申述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韩愈之刚直胆魄可见一斑。目的明确，动机纯正，后果怎样，终亦不顾。此联有表白，有愤慨，而表达却颇为含蓄。“肯将衰朽惜残年”，大有为匡正祛邪义无反顾的勇气。
颈联即景抒情，既悲且壮。谪贬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可谓悲极。前瞻茫茫，雪拥蓝关，马也踟蹰起来。“马不前”抑或“人不前”呢？李白在天宝三年（744）因玄宗疏远而上疏求去，曾作《行路难》述志，其中就有“欲渡黄河冰塞川，将登太行雪满山”一联，亦写仕途险恶，不过，韩愈比之李白，境遇更为惨烈。韩愈仿此联所作，有异曲同工之妙。本联借“秦岭”、“蓝关”之自然景色表述了自己的愁苦悲戚心绪，同时也蕴含为上表付出的惨痛代价。这两句，一顾一瞻，顾者为长安，因云横秦岭，长安已不可见，“龙颜”难以再睹；瞻者乃潮州，奈何为蓝关大雪所阻，前程曲折坎坷，不敢多想，“马”固不能“前”，“人”却能“前”乎？英雄失路，于此可知矣！
尾联很有“虽九死而不悔”的态度，也含有蹇叔哭师的悲切，抒英雄之志，表骨肉之情，悲痛凄楚，溢于言表。
全诗容叙事、写景、抒情为一炉，诗味浓郁，感情真切，对比鲜明，是韩诗七律中的精品。
答：“朝奏”，点明获罪的原因是“自取”，是尽职尽责；“路八千”指出贬所的遥远偏僻。这两句透露出作者忠而遭贬的愤怨，也含蓄地表现了他刚直不阿、坚持真理的倔强性格。
2.第六句“雪拥蓝关马不前”借景抒情，并做到了眼前景与心中情的完美统一。请你对此评价加以分析。
答：“蓝关”形容关山险恶，归途渺渺，前途茫茫，“雪拥蓝关”语意双关，明写天气寒冷，暗写政治气候恶劣。“马不前”其实是人不前，三字中流露出作者英雄失落之悲，表现了诗人对亲人、对国都的眷顾与依恋。这句借景语言情思，诗人忠而获罪，远贬潮阳，抛妻别子而南行，心中是极其伤痛的。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阳路八千。 表现韩愈被贬原因。
3.左迁含义
答：指作者被贬到潮州。
韩愈一生，以辟佛为己任，晚年上《论佛骨表》，力谏唐宪宗“迎佛骨入大内”，触犯“人主之怒”，几被定为死罪，经裴度等人说情，才由刑部侍郎贬为潮州刺史。潮州在今广东东部，距当时京师长安确有八千里之遥，那路途的困顿是可想而知的。当韩愈到达离京师不远的蓝田县时，他的侄孙韩湘，赶来同行。韩愈此时，悲歌当哭，慷慨激昂的写下了这首名篇。
“一封朝奏九重天，夕贬潮州路八千。”这首诗的首联是说，早晨我把一篇谏书上奏给朝廷，晚上被贬潮州离京八千里的路程。
首联写自己获罪被贬的原因。他很有气概的说，这个罪是自己主动找来的，就因那“一封书”之罪，所得的命运是“朝奏”而“夕贬”，而且一贬就是八千里。
“欲为圣明除弊事，肯将衰朽惜残年！”颔联是说，本想替皇上除去那些有害的事，哪里考虑衰朽之身还顾惜余生。
三、四句直书自己是“除弊事”，认为自己是正确的，申述了自己忠而获罪和非罪远谪的愤慨，真有胆气。尽管招来一场弥天大祸，他还是刚直不阿，老而弥坚，虽遭获严谴也无怨悔。
“云横秦岭家何在？雪拥蓝关马不前。”颈联是说，阴云笼罩着秦岭家乡可在何处？大雪拥塞蓝关马儿不肯前行。五、六句就景抒情，情悲且壮。韩愈有一首哭女之作，题为《去岁自刑部郎以罪贬潮州刺史，乘驿赴任；其后家亦谴逐，小女道死，殡之层峰驿旁山下。蒙恩还朝过其墓题驿梁》。可知他当时仓猝先行，告别妻儿时的心情如何。韩愈为上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家何在”三字中，有他的血泪。这两句一回顾，一前瞻。“秦岭”指终南山。云横而不见家，也不见长安。他此时不独伤怀家人，更多的是伤怀国事。他立马蓝关，大雪寒天，联想到前路的艰危。“马不前”，露出英雄失路之悲。
“知汝远来应有意，好收吾骨瘴江边。”尾联是说，我知道你远道而来另有心意，正好在瘴江边把我的尸骨收清。结语沉痛而稳重。《左传·僖公三十二年》记老臣蹇叔哭师时有“必死是间，余收尔骨焉”之语，向侄孙从容交代后事，语意紧扣第四句，进一步吐露了凄楚难言的愤激之情。
从思想上看，此诗与《论佛骨表》，一诗一文，可称双璧，很能表现韩愈思想中进步的一面。从艺术上看，此诗是韩诗七律中的佳作。沉郁顿挫的风格近似杜甫。沉郁指其风格的沉雄，感情的深厚抑郁，而顿挫是指其手法高妙：笔势纵横，开合动荡。如“朝奏”、“夕贬”、“九重天”、“路八千”等，对比鲜明高度概括。一上来就有高屋建瓴之势。三四句用“流水对”，十四字形成一体，紧紧承接上文，令人有浑成之感。五六句宕开一笔，借景抒情。“云横雪拥”，境界雄阔。“横”状广度，“拥状高度”，二字有力。全诗大气磅礴，卷洪波巨澜于方寸，能产生撼动人心的力量。
此诗虽追步杜甫，沉郁顿挫，苍凉悲壮，得杜甫七律之神，但又有新创，能变化而自成面目，表现出韩愈以文为诗的特点。律诗有谨严的格律上的要求，而此诗仍能以“文章之法”行之，而且用得较好。好在虽有“文”的特点，如表现在直叙的方法上，虚词的运用上（“欲为”、“肯将”之类）等；同时亦有诗歌的特点，表现在形象的塑造上（特别是五、六一联，于苍凉的景色中有诗人自我的形象）和沉挚深厚的感情的抒发上 。全诗叙事、写景、抒情熔为一炉，诗味浓郁，诗意醇厚。
韩愈《论佛骨表》是一篇正气凛然的名翔。翔中说：“今闻陛下令群僧迎佛骨于凤翔，御褛以观，升入大内，又令诸寺递迎供养。——百姓何人，岂合更惜身命？焚香烧指，百十为群，解衣散钱，自朝至暮，转相仿效，惟恐后时。的少奔波，弃其业次。若不即加禁遏，更历诸寺，必有断骨脔身，以为供养者。伤风败俗，传笑四方，非细事也。——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上天鉴临，巨不怨悔。”这首诗和这篇翔珠联璧合，相得益彰，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
前两联写“左遣”，一气贯注，浑灏流转。“贬”的原因是“奏”，“奏”的本意是为国“除弊”，可见“贬”非其罪。然而“朝奏”而“夕贬”，处罚何其迅急！一贬就贬到“八千”里以外，处罚又何其严厉！那么“九重天”虽高而不明，也就意在言外了。第三句理直气壮地声言“欲为圣明除弊事”，表明并未因受严谴而有丝毫心，其刚正不屈的风骨宛然如见。“朝奏”与“夕贬”、“九重天”与“路八千”、“圣明”与“衰朽”、“欲……除弊事”与“肯……惜残年”，强烈对比，高度概括，扩大和加深了诗的内涵。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诗人借朋友游丛台之事，将朋友眼中见到的丛台景象加上自己的感慨，描绘出丛台一片荒凉萧索情景，抒写了自己吊古伤今之情。首联交待作诗缘由，次联写远望之景。颈联以对比手法，衬托丛台之荒凉，有声有色。尾联以往日赵武灵王之豪侈繁华与眼前台上长满绿苔的荒芜景象再作对比，更见出今日丛台之落寞凄凉。诗以写景为主，景中有情，情景交融，令人回味无穷。
诗人不是为了写景而写景，所写景物也不是一般的景象，而是诗的意象，即这些景物包蕴诗人及客人吊古伤今的情思。为了表达这种情怀，诗人除了采用意象叠加的方法，还采用了对比联想的手法来涤化。诗中所写的白云、树木、野去、绿苔、山鸟等，无不与昔日丛台的人、事、物相关联，这是对比的关联；从昔日丛台之盛对比今日丛台之荒，从而表达出富贵不存、时光难再、人世沧桑的感叹。如诗的颈联和尾联，写当年丛台上弦管齐奏，歌声婉转，舞袖翩翩；众多美貌妃嫔和绝色宫女，身着绮罗，环绕台前，那是多么欢乐。如今各式早已风流云散，只剩得山鸟乱啼，野去怒开，年武灵王与惠妃金舆玉辇的车辙都附满青苔了。这种对比有着很强的抒情效果，且用语清新，耐人寻味，写景如画，富有景致。
这是一首充满禅趣的妙诗，全篇抓住嘉陵江水声展开构思。
发端两句借大禹治水的传说写嘉陵江水声的由来。意思是说，大概由于大禹的神奇力量，他凿开险峻的山崖，使飞流急湍奔腾直泻，发出巨响。起笔即紧扣诗题，显得气势雄伟。
诗的三、四两句写诗人夜宿出门店，由于水声的喧闹，通夜无法安寝。这两句一方面承接上文，进一步具体写出嘉陵江水声之大；另一方面又极自然地引发出下文对水性的议论。这是阐发禅理、表现禅趣的转折点。
而五、六、七、八四句借水声与山石激荡出巨响的自然现象展开议论，颇含哲理。大意是说，水性本来是安静的，山石也不会发出声响，可是两者一激荡，竟发出惊雷一样的巨响，完全丧失了水石的本性。我们从这一自然现象中，可以悟出很深的禅理：人在社会中，应当以无念为宗，不取不舍，不染不著，任运自然，自在解脱，应当象水石一样保持安静和无声的本性，清静无为，也就具备了佛性。水石保持住本性就具备了佛性，人向自性中求取，保持住清静无为的本性，也就具备了佛性。韦应物这种思想带着很浓的消极成分，应予批判。不过，从这首诗中，却可看出韦应物禅学修养是很深的。
诗的最后两句，表示自己写这首诗的目的是以此赠给深上人，彼此交流禅学心理，并对深上人彻悟物我之情的禅学修养无限向往。诗的结尾颇有意味，诗人提出了问题，但是自己并不去回答，而是把疑惑推给了老友，有一种故意责难的狡黠。另一方面传达了一种深奥的禅意，表达了诗人对于物性和人情的感悟。因为人的心性在遇到外物相激时，也会产生强烈反映，物性和人情本来就是相通的。我们不知道深上人是如何作答的，事实上，这个问题也不需要回答。这个结尾，写得既很切题，又留有余味，不失韦氏平淡有味的风格。
一文在写作上按事件的发展顺序记事。写起义过程，先写起义的原因和起义前的谋划，再写起义的爆发和发展，直至政权的建立，脉络非常清晰。在记述中，则采取了先因后果的写法。写起义的动机，则先写暴秦的严刑峻法；写起义的发生，则又先写将尉的残酷等等。都入情入理，有力地突出了起义的正义性。文中还通过典型细节的描写，对起义的过程、浩大的声势以及起义领袖的精神面貌，进行了较为充分的展现，从而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此文生动地记述了从大泽乡起义到张楚政权建立这一段历史进程，再现了陈胜、吴广两位起义领袖的英雄本色。陈胜有很高的阶级觉悟，并且怀有“鸿鹄之志”。这表现在佣耕时与同伴的对话中，表现在并杀两尉之后面对徒属所作的讲演中，尤其是“王侯将相宁有种乎”的话语，是对封建世袭制度的有力否定和批判。正是由于他富有远见，他的话具有鼓动性，才能收到徒属皆日“敬受命”的效果。作为起义领袖，陈胜和吴广都能审时度势、机智果断，为起义作出周密的谋划和部署。
“会天大雨，道不通，度已失期。失期，法皆斩”是陈涉等人起义的直接原因。面临必死处境时，陈胜和吴广当机立断，密谋起义，决心率众闯出一条生路来，说明他们对起义的时机把握得很好。二人密谋中，陈胜对时局作了精辟的分析，把握了“天下苦秦久矣”这一社会背景。在这种分析的基础上，决定打出公子扶苏和项燕的旗号——因为“百姓多闻其贤，未知其死也”，“项燕数有功，爱士卒，楚人怜之”，“或以为死，或以为亡”，提出这一口号，则“宜多应者”。他们在卜者启发下，精心策划丹书鱼腹和篝火狐鸣两件“灵异”事件，骗过了其他戍卒的耳目。他们合演的杀将尉的双簧戏，成功地点燃了起义的导火线，这些都能说明他们善于谋划。
后文中的“诸郡县，苦秦吏者”照应上文“天下苦秦久矣”，“皆刑其长吏，杀之以应陈涉”与上文“宜多应者”相呼应，这两句话的前后照应说明了陈胜的分析完全正确，体现了他洞察时局的能力。也正是陈涉这种谋划、洞察的能力，才造成起义一呼百应，并迅速遍及全国局面。
陈胜、吴广在密谋起义之时曾找人算卦，后来又在卜者暗示下演出了丹书和狐鸣两出骗局。这种为推翻一个政权而造舆论的骗术，在中国历史的改朝换代关头屡见不鲜。当广大群众畏天命的意识很浓厚的时候，举事者想要“威众”，以种种骗术把自己表现成受命于天的超人是最取巧、最见效的手法。然而，陈胜、吴广自己并不迷信天命，“王侯将相宁有种乎”才是他们的真实思想。作者司马迁更在记叙陈胜、吴广行卜时，特意点破“卜者知其指意”，既“知其指意”，则“足下事皆成，有功”云云，至于“卜之鬼乎”，分明是在参与密谋。《陈涉世家》在行文中使此类骗术昭然若揭，《高祖本纪》中对刘邦制造的斩蛇之类的神话也持保留态度，这都体现了司马迁进步的的历史观。
两个将尉在大泽乡起义中并没有过失，他们和吴广的一场冲突是起义领袖预谋的，但最终仍不免一死。这是因为他们是秦王朝势力的代表人物，在残酷的阶级斗争面前，充当了起义军的对立面，故难逃成为牺牲品的命运。攻下蕲县这第一个县城后，陈胜和吴广及时派葛婴带领人马到蕲县以东开辟新战场，以便迅速打开局面，同时不失时机地立国称王，建立起农民政权。这些都说明他们在起义初期战略战术运用得当，成功地担当了领袖的责任。陈胜在战斗中披坚执锐、身先士卒，吴广“素爱人，士卒多为用者”，这些都是领袖人物不可或缺的素质，在陈胜、吴广身上明显地体现出来。
上述人物性格特点是通过具体事件或细节的记叙表现出来的，不难看出，《史记》在为一个个历史人物立传时，不仅记录其生平大端，而且注意揭示人物的精神风貌，同时展示与人物活动相关的背景、环境，从而再现当时社会生活的真实画面，这正是《史记》文学性的主要体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