祭文中的千年绝唱——韩愈《祭十二郎文》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影响深远的祭文名作，不管我们对文中的思想感情作如何评价，吟诵之下，都不能不随作者之祭而有眼涩之悲。
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亲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今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不拘常格，自由抒情
祭文原本偏重于抒发对死者的悼念哀痛之情，一般是结合对死者功业德行的颂扬而展开的。本文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固定模式，主要记家常琐事，表现自己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抒写难以抑止的悲哀，表达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形式上则破骈为散，采用自由多变的散体。正如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中所说：“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为后世欧阳修〈〈陇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等开辟新径。这种自由化的写作形式，使作者如同与死者对话，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之情，因而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语言朴素，行云流水
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文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拥抱住了它的读者。
边诉边泣的语言形式
作者采用与死者对话的方式，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等种种感情，似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长谈。如写闻讣的情景，从“其信然邪”到“未可以为信也”，再到“其信然矣”，语句重叠，表现其惊疑无定的心理状态。末尾“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一段，多用排句，情绪激宕，一气呵成。这一切又都从肺腑中流出，因而日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某年、某月、某日，叔父韩愈在听说你去世后的第七天，才得以含着哀痛向你表达诚意，并让建中在远方备办了应时的鲜美食品作为祭品，告慰你十二郎的灵位：
唉，我自幼丧父，等到大了，不知道父亲是什么模样，只有依靠兄嫂抚养。哥哥正当中年时就因与犯罪的宰相关系密切而受牵连被贬为韶州刺史，次年死于贬所 。我和你都还小，跟随嫂嫂把灵柩送回河阳老家安葬。随后又和你到江南谋生，孤苦伶丁，也未曾一天分开过。我上面本来有三个哥哥，都不幸早死。继承先父的后代，在孙子辈里只有你，在儿子辈里只有我。韩家子孙两代各剩一人，孤孤单单。嫂子曾经抚摸着你的头对我说：“韩氏两代，就只有你们两个了！”那时你比我更小，当然记不得了；我当时虽然能够记事，但也还不能体会她话中的悲凉啊！
我十九岁时，初次来到京城参加考试。四年以后，才回去看你。又过了四年，我去河阳凭吊祖先的坟墓，碰上你护送嫂嫂的灵柩来安葬。又过了两年，我在汴州辅佐董丞相，你来探望我，留下住了一年，你请求回去接妻子儿女。第二年，董丞相去世，我离开汴州，你没能来成。这一年，我在徐州辅佐军务，派去接你的人刚动身，我就被免职，你又没来成。我想，你跟我在东边的汴州、徐州，也是客居，不可能久住；从长远考虑，还不如我回到家乡，等在那里安下家再接你来。唉！谁能料到你竟突然离我而死呢?当初，我和你都年轻，总以为虽然暂时分别，终究会长久在一起的。因此我离开你而旅居长安，以寻求微薄的俸禄。假如真的知道会这样，即使让我做高官厚禄的公卿宰相，我也不愿因此离开你一天而去赴任啊！
去年，孟东野到你那里去时，我写给你的信中说：“我年纪还不到四十岁，但视力模糊，头发花白，牙齿松动。想起各位父兄，都在健康强壮的盛年早早去世，像我这样衰弱的人，难道还能长活在世上吗?我不能离开（职守），你又不肯来，恐怕我早晚一死，你就会有无穷无尽的忧伤。”谁能料到年轻的却先死了，而年老的反而还活着，强壮的早早死去，而衰弱的反而还活在人间呢?
唉！是真的这样呢?还是在做梦呢?还是这传来的消息不可靠呢?如果是真的，那么我哥哥有（那么）美好的品德反而早早地绝后了呢?你（那么）纯正聪明反而不能承受他的恩泽呢?难道年轻强壮的反而要早早死去，年老衰弱的却应活在世上吗?实在不敢把它当作真的啊！如果是梦，传来的噩耗不是真的，可是东野的来信，耿兰的报丧，却又为什么在我身边呢?啊！大概是真的了！我哥哥有美好的品德竟然早早地失去后代，你纯正聪明，本来是应该继承家业的，现在却不能承受你父亲的恩泽了。这正是所谓苍天确实难以揣测，而神意实在难以知道了！也就是所谓天理不可推求，而寿命的长短无法预知啊！
即使这样，我从今年以来，花白的头发，全要变白了，松动的牙齿，也像要脱落了，身体越来越衰弱，精神也越来越差了，过不了多久就要随你死去了。如果死后有知，那么我们又能分离多久呢?如果我死后无知，那么我也不能悲痛多少时间了，而（死后）不悲痛的时间却是无穷无尽的。
你的儿子才十岁，我的儿子才五岁，年轻强壮的尚不能保全，像这么大的孩子，又怎么能希望他们成人立业呢？啊，悲痛啊，真是悲痛！
你去年来信说：“近来得了软脚病，时常（发作）疼得厉害。”我说：“这种病，江南人常常得。”没有当作值得忧虑的事。唉，（谁知道）竟然会因此而丧了命呢?还是由于别的病而导致这样的不幸呢?
你的信是六月十七日写的。东野说你是六月二日死的，耿兰报丧时没有说日期。大概是东野的使者不知道向你的家人问明日期，而耿兰报丧竟不知道应该告诉日期?还是东野给我写信时，才去问使者，使者胡乱说个日期应付呢?是这样呢?还是不是这样呢?
现在我派建中来祭奠你，安慰你的孩子和你的乳母。他们有粮食能够守丧到丧期终了，就等到丧期结束后再把他们接来；如果不能守到丧期终了，我就马上接来。剩下的奴婢，叫他们一起守丧。如果我有能力迁葬，最后一定把你安葬在祖坟旁，这样以后，才算了却我的心愿。
唉，你患病我不知道时间，你去世我不知道日子，活着的时候不能住在一起互相照顾，死的时候没有抚尸痛哭，入殓时没在棺前守灵，下棺入葬时又没有亲临你的墓穴。我的行为辜负了神明，才使你这么早死去，我对上不孝，对下不慈，既不能与你相互照顾着生活，又不能和你一块死去。一个在天涯，一个在地角。你活着的时候不能和我形影相依，死后魂灵也不在我的梦中显现，这都是我造成的灾难，又能抱怨谁呢?天哪，（我的悲痛）哪里有尽头呢?从今以后，我已经没有心思奔忙在世上了！还是回到老家去置办几顷地，度过我的余年。教养我的儿子和你的儿子，希望他们成才；抚养我的女儿和你的女儿，等到她们出嫁，（我的心愿）如此而已。
唉！话有说完的时候，而哀痛之情却不能终止，你知道呢?还是不知道呢?悲哀啊！希望享用祭品吧！
注释
年、月、日：此为拟稿时原样。《文苑英华》作“贞元十九年五月廿六日”；但祭文中说十二郎在“六月十七日”曾写信给韩愈，“五”字当误。
季父：父辈中排行最小的叔父。
衔哀：心中含着悲哀。
致诚：表达赤诚的心意。
建中：人名，当为韩愈家中仆人。
时羞：应时的鲜美佳肴。羞，同“馐”。
孤：幼年丧父称“孤”。《新唐书·韩愈传》：“愈生三死而孤，随伯兄会贬官岭表。”
怙：《诗经·小雅·蓼莪》：“无父何怙，无母何恃。”后世因用“怙”代父，“恃”代母。失父曰失怙，失母曰失恃。
“中年，兄殁南方”：代宗大历十二年（年），韩会由起居舍人贬为韶州（今广东韶关）刺史，次年死于任所，年四十三。时韩愈十一岁，随兄在韶州。
河阳：今河南孟县西，是韩氏祖宗坟墓所在地。
就食江南：唐德宗建中二年（年），北方藩镇李希烈反叛，中原局势动荡。韩愈随嫂迁家避居宣州（今安徽宣城）。因韩氏在宣州置有田宅别业。韩愈《复志赋》：“值中原之有事兮，将就食于江之南。”《祭郑夫人文》：“既克返葬，遭时艰难。百口偕行，避地江濆。”均指此。
吾上有三兄：三兄指韩会、韩介，还有一位死时尚幼，未及命名，一说：吾，我们，即韩愈和十二郎。三兄指自己的两个哥哥和十二郎的哥哥韩百川（韩介的长子）。
先人：指已去世的父亲韩仲卿。
两世一身：子辈和孙辈均只剩一个男丁。
视：古时探亲，上对下曰视，下对上曰省。贞元二年（年），韩愈十九岁，由宣州至长安应进士举，至贞元八年春始及第，其间曾回宣州一次。但据韩愈《答崔立之书》与《欧阳生哀辞》均称二十岁至京都举进士，与本篇所记相差一年。
省：探望，此引申为凭吊。
遇汝从嫂丧来葬：韩愈嫂子郑氏卒于元贞元九年（年），韩愈有《祭郑夫人文》。贞元十一年，韩愈往河阳祖坟扫墓，与奉其母郑氏灵柩来河阳安葬的十二郎相遇。
董丞相：指董晋。贞元十二年（年），董晋以检校尚书左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任宣武军节度使，汴、宋、亳、颍等州观察使。时韩愈在董晋幕中任节度推官。
汴州：治所在今河南开封市。
止：住。
取其孥：把家眷接来。孥，妻和子的统称。薨古时诸侯或二品以上大官死曰薨。贞元十五年（年）二月，董晋死于汴州任所，韩愈随葬西行。去后第四天，汴州即发生兵变。
不果：没能够。指因兵变事。
佐戎徐州：当年秋，韩愈入徐、泗、濠节度使张建封幕任节度推官。节度使府在徐州。佐戎，辅助军务。
取：迎接。
罢去：贞元十六年五月，张建封卒，韩愈离开徐州赴洛阳。
东：指故乡河阳之东的汴州和徐州。
孰谓：谁料到。
遽：骤然。
斗斛：唐时十斗为一斛。斗斛之禄，指微薄的俸禄。韩愈离开徐州后，于贞元十七年（年）来长安选官，调四门博士，贞元十九年，迁监察御史。
万乘：指高官厚禄。古代兵车一乘，有马四匹。封国大小以兵赋计算，凡地方千里的大国，称为万乘之国。
辍，停止。辍汝，和上句“舍汝”义同。
就：就职。
去年：指贞元十八年（年）。
孟东野：即韩愈的诗友孟郊。是年出任溧阳（今属江苏）尉，溧阳去宣州不远，故韩愈托他捎信给宣州的十二郎。
无涯之戚：无穷的悲伤。涯，边。戚，忧伤。
纯明：纯正贤明。
不克：不能。
蒙：承受。
耿兰：生平不详，当时宣州韩氏别业的管家人。十二郎死后，孟郊在溧阳写信告诉韩愈，时耿兰也有丧报。
业：用如动词，继承之意。
动摇者或脱而落矣：时年韩愈有《落齿》诗云：“去年落一牙，今年落一齿：俄然落六七，落势殊未已。”
毛血：指体质。
志气：指精神。
其几何离：分离会有多久呢？意谓死后仍可相会。
汝之子：十二郎有二子，长韩湘，次韩滂。韩滂出嗣十二郎的哥哥韩百川为子，见韩愈《韩滂墓志铭》。
始十岁：当指长子韩湘。十岁，一本作“一岁”，则当指韩滂，滂生于贞元十八年（年）。
吾之子始五岁：指韩愈长子韩昶，贞元十五年（年）韩愈居符离集时所生，小名曰符。
孩提：本指二三岁的幼儿。此为年纪尚小之意。
比：近来。
软脚病：即脚气病。
吊：此指慰问。
孤：指十二郎的儿子。
终丧：守满三年丧期。《孟子·滕文公上》：“三年之丧，……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
取以来：指把十二郎的儿子和乳母接来。
力能改葬：假设之意。即先暂时就地埋葬。合下句连续可知。
兆：葬域，墓地。
惟其所愿：才算了却心事。
抚汝以尽哀：指抚尸恸哭。
敛：同“殓”。为死者更衣称小殓，尸体入棺材称大殓。
窆：下棺入土。
何尤：怨恨谁？
彼苍者天，曷其有极：意谓你青苍的上天啊，我的痛苦哪有尽头啊。语本《诗经·唐风·鸨羽》：“悠悠苍天，曷其有极。”
伊、颍：伊水和颍水，均在今河南省境。此指故乡。
幸其成：韩昶后中穆宗长庆四年进士。韩湘后中长庆三年进士。
长：用如动词，养育之意。
尚飨：古代祭文结语用辞，意为希望死者享用祭品。尚，庶几，表示希望。
祭文中的千年绝唱——韩愈《祭十二郎文》
南宋学者赵与时在《宾退录》中写道：“读诸葛孔明《出师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忠。读李令伯《陈情表》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孝。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祭十二郎文〉〉是一篇千百年来传诵不衰，影响深远的祭文名作，不管我们对文中的思想感情作如何评价，吟诵之下，都不能不随作者之祭而有眼涩之悲。
感情真挚，催人泪下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亲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今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作者原以为两人都还年轻，便不以暂别为念，求食求禄，奔走仕途，因而别多聚少，而今铸成终身遗憾。作者求索老成的死因和死期，却堕入乍信乍疑，如梦如幻的迷境，深感生命瓢忽，倍增哀痛。
不拘常格，自由抒情
祭文原本偏重于抒发对死者的悼念哀痛之情，一般是结合对死者功业德行的颂扬而展开的。本文一反传统祭文以铺排郡望、藻饰官阶、历叙生平、歌功颂德为主的固定模式，主要记家常琐事，表现自己与死者的密切关系，抒写难以抑止的悲哀，表达刻骨铭心的骨肉亲情。形式上则破骈为散，采用自由多变的散体。正如林纾在〈〈韩柳文研究法韩文研究法〉〉中所说：“祭文体，本以用韵为正格……至〈〈祭十二郎文〉〉，至痛彻心，不能为辞，则变调为散体。”全文有吞声呜咽之态，无夸饰艳丽之辞，为后世欧阳修〈〈陇冈阡表〉〉、归有光〈〈项脊轩志〉〉、袁枚〈〈祭妹文〉〉等开辟新径。这种自由化的写作形式，使作者如同与死者对话，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之情，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语言朴素，行云流水
这篇祭文强烈的感情力量，能如此深刻地感染读者，也得力于作者高超的语言文字技巧。它全用散文句调和平易晓畅的家常生活语言，长长短短，错错落落，奇偶骈散，参差骈散，行于所当行，止于不得不止；疑问、感叹、陈述等各种句式，反复、重叠、排比、呼告等多种修辞手法，任意调遣，全依感情的需要。再加之作者取与死者促膝谈心的形式，呼“汝”唤“你”，似乎死者也能听到“我”的声音，显得异常自然而真切。这样全文就形成了一种行云流水般的语言气势和令人如闻咳謦的感情氛围。文章就像一只无形的手，紧紧拥抱住了它的读者。
边诉边泣的语言形式
作者采用与死者对话的方式，边诉边泣，吞吐呜咽，交织着悔恨、悲痛、自责等种种感情，似在生者和死者之间作无穷无尽的长谈。如写闻讣的情景，从“其信然邪”到“未可以为信也”，再到“其信然矣”，语句重叠，表现其惊疑无定的心理状态。末尾“汝病吾不知时，汝殁吾不知日”一段，多用排句，情绪激宕，一气呵成。这一切又都从肺腑中流出，因而具有震撼人心的力量。
《祭十二郎文》写于贞元十九年（按《文苑英华》说是写于五月二十六日，应是笔误，因是年六月下旬十二郎还写过信），文章的十二郎是指韩愈的侄子韩老成，“八仙”中著名的韩湘子即是老成之长子。韩愈幼年丧父，靠兄嫂抚养成人。韩愈与其侄十二郎自幼相守，历经患难，感情特别深厚。但成年以后，韩愈四处飘泊，与十二郎很少见面。正当韩愈官运好转，有可能与十二郎相聚的时候，突然传来十二郎去世的噩耗。韩愈尤为悲痛，写下这篇祭文。
文章既没有铺排，也没有张扬，作者善于融抒情于叙事之中，在对身世、家常、生活遭际朴实的叙述中，表现出对兄嫂及侄儿深切的怀念和痛惜，一往情深，感人肺腑。
作者把抒情与叙事结合在一起，联系家庭、身世和生活琐事，反复抒写他对亡侄的无限哀痛之情。同时，也饱含着自己凄楚的宦海沉浮的人生感慨。全文以向死者诉说的口吻写成，哀家族之凋落，哀己身之未老先衰，哀死者之早夭，疑天理疑神明，疑生死之数，乃至疑后嗣之成立，极写内心的辛酸悲痛。文章语意反复而一气贯注，最能体现在特定情景下散文的优长，具有浓厚的抒情色彩。
韩愈写此文的目的不在于称颂死者，而在于倾诉自己的痛悼之情，寄托自己的哀思。这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强调骨肉亲情关系。作者与老成，名为叔侄，情同手足，“两世一身，形单影只”。老成先逝，子女幼小，更显得家族凋零，振兴无望。这在注重门庭家道的古代，引起韩愈的切肤之痛是理所当然的。二是突出老成之死实出意外。老成比作者年少而体强，却“强者夭而病者全”；老成得的不过是一种常见的软脚病，作者本来不以为意，毫无精神准备，因而对老成的遽死追悔莫及，意外的打击使他极为悲痛。三是表达作者自身宦海沉浮之苦和对人生无常之感，并以此深化亲情。 [6]
分段赏析
祭文全文共分四段，第一段重在叙述韩门两代，只有“我”与侄儿两人，所谓“两世一身，形单影只”，身世之戚苦，及对嫂嫂的深切感念；第二、三段重在痛惜与侄儿的暂别竟成永别，及侄儿的夭折；第四段是对侄儿病情的推测，沉痛的自责，后事的安排，及无处诉说、没有边际的不可遏制的伤痛。文、情前后紧相呼应，浑然一体。结构精巧，层层推进，环环相扣，而又步步深入，随着叙述的展开，作者沉痛的情感波涛，也一浪高似一浪。使人读完全篇，不能不掩卷叹息，为作者因失相依为命的侄儿所遭受到的深切的精神悲痛，潸然泪下，并得到一种美的享受。
祭文开头几句，叙述了“我”听到侄儿去世后，准备祭墓的经过。接着转入身世的叙述和悲叹：“我”从小失去了父亲，依靠着哥哥、嫂嫂的抚养，而哥哥又在中年殁于南方。年纪幼小的“我”与你，在孤苦零丁中没有一天不在一起。韩愈三岁丧父，十一岁前，韩愈随兄韩会在京师。大历十二年（777年），韩会被贬为韶州刺史，韩愈随兄到韶州（今广东韶关）。韩愈回到故乡后，适逢中原战乱，遂到江南宣城避难，这就是祭文中所说的“又与汝就食江南”。
自“承先人后者”至“亦未知其言之悲也”这一小段，是写得很感人的一段。字里行间，流露出形单影只的凄苦之情，及对他的嫂子的无限感念。前面那一段铺叙家世，为颠沛流离中的嫂嫂的话“韩氏两世，惟此而已”，增加了浓重的感伤之情，及无限的分量，因为在封建社会中，“不孝有三，无后为大”，可以说是天经地义的事，通过嫂嫂的两句话，把嫂嫂当时的悲伤、期待、焦虑之情，活画了出来，并使人感受到两句话中凝集着多么深厚的感情力量。
从“吾年十九”至段末，叙述了韩愈在十九岁以后至侄儿殁去之前的经过。
祭文第二段开头几句是倒叙，叙述自己为什么愿意离别形影相依的侄儿的原因。自“诚知其如此”起，笔锋一转，直至段末，是韩愈为此而悲痛、失悔，还有得到侄儿死去的消息后，将信将疑的复杂情绪，以及为此而发出的深挚的慨叹。写得跌宕有致，情思深沉，感人至深。这一大段可分几个层次。第一个层次着意在痛悔自己的去取。接着痛悔，又深入一层，回叙自己父兄的早死，和侄儿本来有可能多在一起呆些日子，共享天伦之乐，却失去了这样的机会。
在这一小段中，为了说明自己身体的病弱，一连用了三个“而”字，“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不仅加重了语气，读起来铿锵有力，而且反衬并强调了本段末提出的问题，加强了作者的失痛感。
接着思绪又深入一步，以将信将疑的口气描绘了自己内心感到的无穷的惶惑：这不可能是真的，世间没有这样的道理！准是传的信不确切。可是东野的来信、耿兰（奴仆名）的报告又怎么放在“我”的身边呢？在这一段对于内心惶惑的叙述中，作者对侄儿之死所引起的情感的剧烈震荡，不仅为结尾的天命无常的慨叹加重了分量，而且为下段的痛悔准备了心理条件，使下段的责备、失悔、哀惜、慨叹，语语仿佛从肺腑中沛然流出，使悲伤的情感逐步达到高潮。
自“汝去年书云”起，至文末，包含几个小段：一是用回叙的手法，推测侄儿得病的原因，及去世的日期；二是对于侄儿后事、家务的安排；三是表示自己“无意于人世”的沉痛的心迹；最后则是深切的寄哀。
在这一小段中，作者通过对侄儿的生、病、死、葬料理不到的沉痛自责，表现了失去侄儿后的痛惜之情，哀思深挚，读之使人回肠荡气，不能不为之悲戚不已。这是这篇祭文在情感力量上所达到的又一高潮。
祭文接着述说了在经过这次精神上的打击之后，“我”已无意于留恋人间富贵，只求在伊、颍河（皆在今河南境内）旁买上几顷地，把“我”的和你的儿子养大，希望他们成人，把“我”的和“你”的女儿养大，嫁出去，也就罢了。通过对自己心灰意冷的描述，又进一步加深了已有的哀痛。既属叙事，又是抒情。以“言有穷而情不可终，汝其知也邪？其不知也邪”的问句为结束，更进一步扩展和加深了作者的哀思。明知死后无知，还要如此提问，就使作者更加伤痛不已。
全篇三大段之间，不但自有有机联系，而且一段之中，又分若干小段，小段之中，又有若干层次，层次当中，还有不少转折。以第二大段的前半段为例。一开始，作者先不直接写十二郎，而是先写自己。“吾年未四十”四句，是衰象，后来被传颂为写未老先衰的名句，这是一层。“念诸父与诸兄，皆康强而早世”，是长辈的例子，又是一层。以下四句，一句写一层意思，说明自己将死，要十二郎早来相会。这是第一小段。下面“孰谓”两句一转，便过到十二郎之死。这种写法，是上文为下文蓄势，也就是用自己之将死而竟不死，反衬出十二郎之不应死而竟死的特别可哀。“少者殁而长者存，强者夭而病者全”，这不合情理，太使人悲哀，在这个巨大的打击下，作者神志恍惚，不相信这是事实，所以下面紧接着一转，发出三个疑问，“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然后从信说到疑，一层；从疑又说到信，又一层；最后把十二郎之死归咎于天，归咎于神，归咎于理，得出“寿者不可知”的结论。这是第二小段。从文意讲，十二郎之死，于此已经写完，此段已可结束，但“虽然”两字一转，又上承开头“而发苍苍”一段而翻进一层，写自己的衰象更加严重，又回到自己之将死。“几何不从汝而死也”，是说自己不久也要跟在十二郎的后面死去，讲的本来是一件不幸的事，可是下面突然一转，又变成了幸事──“死而有知，其几何离?其无知，悲不几时，而不悲者无穷期矣。”作者已经痛不欲生，所以视死为幸了。这是第三小段。文章至此，已将作者和十二郎两个方面讲尽，但作者还不结束，又上承第二小段写二人之子之难保。这是第四小段。以上可以看出，短短一段当中，层次转换，变化无穷，有如万水回环，千峰合抱。而这一切在作者说来，不过是将情将事如实叙写，并未有意去精心结撰，过接转换，显得非常自然，看不出丝毫造作之迹。这种不刻意追求结构而结构自妙，在古今都是不可多得的。
除了结构方面有韩文的共同特点之外，此文还有它独具的显著特色。
读完这篇祭文，我们最突出的一个感觉，就是全篇自始至终，贯注着一个“情”字。“言有穷而情不可终”，作者在此文结尾的这句话，表明它是因情而写，所写皆情，整篇祭文都是作者用感情所写成的。
韩愈三岁丧父母，由兄嫂（也就是十二郎的父母）抚养成人，他和十二郎，虽为叔侄，实同兄弟，从小生活在一起，“零丁孤苦，未尝一日相离”，感情特别深厚。十二郎的死，使他悲痛欲绝，也勾起他的辛酸回忆。身世的不幸，家世的凄凉，父母的早逝，兄嫂的抚养，从前同十二郎一起生活的种种情景，都一齐涌上心头；自己的衰病，子孙辈的幼小，这是眼前必须正视的现实。所有这一切，汇成一股感情的激流，作者悲感万端，百思萦集，情不能已，因而写成此文。这里有怀念，有感激，有悔恨，有哀愤，有内咎，有期望，全篇每句每字，都可看到作者感情的奔流。
此文不但全篇写情，而且写得非常真，非常深，历来被称为“至情”之文。作者从自己的不幸身世，说到同十二郎的情谊，说到十二郎之死和善后事宜，不加修饰，不作渲染，完全从肺腑中流出，全都是骨肉至情的真实流露。开头的“少孤”“兄殁”“吾与汝俱幼”，看去似乎很平淡，却饱含着作者的无限辛酸和眼泪，写得很沉痛。嫂嫂的惨不忍闻的话和“抚汝指吾”的慈爱而又凄楚的神情，对自己离家谋生的深沉悔恨，得知十二郎死讯后的悲痛心情，也无不情真语真，悲酸无限。我们还可看到，作者抒写时非常坦率，想到什么就写什么，心里怎么想，笔下就怎么写，没有丝毫隐避，一任感情自然倾泻。例如写自己离家的目的，明白地说是以“求斗升之禄”，要是别人，恐怕就不会这样直截了当，很可能不是闭口不说，就是另外安上一个什么冠冕堂皇的名目。想到二人之子，说：“少而强者不可保，如此孩提者，又可冀其成立耶?”按照旧时的忌讳，这样的话是不吉利的，由此正可看出作者此时悲痛至极，因而什么也不顾忌了。末尾将十二郎之死完全归罪于自己，说自己“行负神明”“不孝不慈”，更是披肝沥胆的恸哭长号。清代叶燮论诗文，有重“胆”之说：“无胆则笔墨畏缩”，“欲言而不能言，或能言而不敢言”（《原诗》）。韩愈此文，正称得上有胆，他既敢打破祭文的传统形式，又敢无话不说，所以才写出这篇千古传颂之作。
不仅如此，我们细读全文，还可看到作者感情的起伏变化。篇中用“呜呼”“呜呼哀哉”这两个悲叹词，来表现这种变化情态，凡是用这种词的地方，都表示感情变得更加强烈。从第一个“呜呼”开始，可以看到，作者由含着眼泪的深沉倾诉，进而呜咽抽泣，进而泪流满面，至“汝之子始十岁”一段之末，连用两个“呜呼哀哉”，已经是号啕痛哭，感情发展到一个高潮。从“呜呼！汝病吾不知时”至“‘彼苍者天’，‘曷其有极’”，这个长句，声调急促，一气贯注，一句紧接一句，一字紧接一字，中间不能断开，简直就是顿足捶胸，呼天抢地，悲痛之情发展到最高点。值得注意的是，这种发展，并不是直线的，在一度激烈之后，又伴随着一段虽然悲切但却较为平静的倾诉，这样或高或低，或疾或徐，就像生活中的真实情况一样。结尾“言有穷而情不可终”，使人感到祭文已完，作者仍然悲哭不已。《古文观止》的编选者说道：“情之至者，自然流为至文。读此等文，须想其一面哭，一面写，字字是血，字字是泪。”这话是很有见地的。确实，读这篇祭文，我们不但可以看到作者眼泪纵横的模样，还可听到作者痛哭的声音。正因为如此，千百年来，不知有多少读者被它所打动。宋代大作家苏轼曾说，“读韩退之《祭十二郎文》而不堕泪者，其人必不友”，可见它感人之深。
正是为了抒情，此文在写法上也有着与一般祭文显著不同的一个特色：通篇以汝吾（你我）相称，好像同亡者家常对语一样，读来特别真切感人。开篇“告汝十二郎之灵”，作者不像一般祭文用“祭”字，而特别用一“告”字，意思是说：我在对你说话，你听着啊。这就使读者先留下一个印象：下面的话都是作者向十二郎的倾诉。
把此文同韩愈以前和以后其他许多祭文比照读读，就会产生这样一个感觉：其他那些祭文，祭的是“死人”，文中内容大多是赞颂死者的功业或德行，俨如对死者一生的评论，祭的是死者，实际上是讲给其他活着的人听。旧时祭文的写法大多如此公式化，所以为人传颂的不多。此文则不然。它写的全是作者同十二郎之间的个人家常琐事，通篇没有一句专门赞颂的话（只在行文中顺带提到伯兄的“盛德”和十二郎的“纯明”），每字每句，都是讲给死者听的，而死者也好像并没有死，正在听作者讲话。篇中叙十二郎生前种种家庭琐事的段落，就像久别重逢的亲人在一起回忆往事。即使是讲十二郎之死的地方，也好像死者就在旁边倾听，例如讲死期死因一段，就像二人在一起核实情况一样。同时，文中不时插入一些问话，“其竟以此而殒其生乎?抑别有疾而至斯乎?”“其然乎?其不然乎?”“汝其知也耶?其不知也耶?”像是作者当着十二郎的面在问他，更增强了当面对语的意味。因为是讲给死者听的，所以文中不发半句议论，朴素如口语，全文反复曲折，好像絮絮叨叨，实则不觉其烦，而且越读越打动人。
也是为了抒情，此文还特别注意文言虚词，特别是语气词的运用，从而增强了行文的感染力。不论在古文或白话文中，虚词都是不可缺少的一个部分。有的古代散文，往往由于虚词运用的巧妙，使文章别具风采。宋代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全文除一句之外，其他每句之末，都用一个语气词“也”字，因而使文章格外生色，是大家熟知的例子。在《祭十二郎文》的第二大段中，这一点也很突出。这段开头，“吾年未四十，而视茫茫，而发苍苍，而齿牙动摇”，连用三个并列的转折连词“而”字。从“呜呼！其信然邪?其梦邪?其传之非其真邪?”以下，先是连用三个“邪”字，紧接着又接连不断地连用三个“乎”字，三个“也”（同“邪”，作疑问语气词）字，五个“矣”字。这样连用连词和语气词，第一是可以加重语气，使表达的感情更加强烈；第二是可以押韵和增强文章的节奏，从而增强作品的感人力量。由于连用“邪”“乎”“也”“矣”等语气词，就使这篇祭文在散体之中又含有韵味，节奏也更加顿挫有力，更能打动读者的心。
（选自《古典散文名作赏析》，山西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有删节）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此诗的前半写舟行洪中的惊险，后半纵谈人生的哲理。
前半一大段开头四句写长洪为乱石所阻激，陡起猛落，急湍跳荡。舟行其间，就像投掷梭子一样，就连经常驾船的熟练水手，也会大声叫唤，甚至水边的野鸭，也都惊飞起来。一线急流，和乱石互相磋磨，发出撞击的声响。后四句连用妙喻，形容这水波有如狡兔的疾走，鹰隼的猛落，如骏马奔下千丈的险坡，这轻舟如断弦离柱，如飞箭脱手，如飞电之过隙，如荷叶上跳跃的水珠，光怪离奇，势难控制。前两句写水波的猛势，后两句写船在波涛上动荡的情景，有声有势，渲染入神。接着以“四山眩转”等四句写船上乘客此时的感受：人们处于轻舟之中，仿佛四面的山峰都在旋转；急风掠过耳边，使人心动神驰。所见的是流沫飞逝，百漩千涡。在这奇险当中，虽说精神为之一快，却料想不到凭着秋水之涨，江水竟然有如此的威力。“崄中”两句，总结形容水势的前文，转而开展纵谈哲理的后半，是承上启下之笔。
后半篇大段，专谈哲理。“我生”以下六句，是由序文中所说人生会晤无常所引起的感慨。首两句是说：人生在世，生命是随着时光的推移而流逝的，好比逝水一样，在不舍昼夜地流逝着。但人的意念，却可以任意驰骋，能不为空间时间所限制，一转念的瞬息之间，就可以越过辽远的新罗。“一念逾新罗”是化用佛家语：“新罗在海外，一念已逾。”（见《传灯录》卷二三），又发挥了庄子“其疾俯仰之间，而再抚四海之外”的思想（《庄子·在宥》），表明生命虽然会像陶渊明所说的那样：“聊乘化以归尽”（《归去来辞》），任听自然去支配；意志倒是可以由人们自己掌握，不为造物所主宰。“纷纷争夺”两句感叹说：人们在世间，不少人只知道争权夺利，好似处在醉梦里一般。然而世事沧桑，变化极快。谁能相信洛阳宫门前的铜驼，竟会埋没在荆棘里面呢？这种世事变化的反复，看起来比洪水的奔流还要快些，可谁又能理解呢？后两句“觉来俯仰失千劫，回视此水殊委蛇”，是说觉悟过来，俯仰之间，便像已经越过了千种劫波，就是说失去了许多光阴。千劫，意即很长时间；“劫”是梵文佛家语“劫波”的省称。再回头看看流水，则依然盘曲如故。就以百步洪而言，也还是安闲自得的。以上六句是作者对生命、意念和世事的看法，杂揉了佛家道家的思想。
“君看”以下四句：是就行舟洪中的人说的。先说，古人在这百步洪里，也留下了不少遗迹，但是其人早已不复存在，只有岸边的苍石上，还留有蜂巢一般的篙眼。然后说，但如能此心无所住著，自己的思想能够旷达，即便自然界运行得再快，也与他无妨。“住”，即住著，是佛家语，“僵化”的意思。《金刚经》里有“应无所住而生其心”的活，诗中采用了这种说法，以示人要自求解脱，不被外物所拘牵。结尾两句：“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譊譊师所呵。”总束前文，悠然而止，表明关于人生的哲理，前面已经说了个梗概，至此，各人都该离船上马转向归途了；再多说多辩，参寥禅师是会呵责人们的。诗的这一大段，总起来讲，是解说人生有限，宇宙无穷，人应超脱旷达，不为外物所奴役的道理。诗的结尾，非常幽默，足以显示诗人笔之所至、无所不适的超迈风格。
综观全诗，前半写景，有滩陡涡旋，一波三折之势；后半谈哲理，极飘逸超脱、不为事物限制之妙。苏轼诗风格上的一大特色是比喻的丰富、新鲜和贴切，在这首诗中写洪波湍急，在四句中连用七种比喻，各极其态，各逞其妍，笔墨淋漓恣肆，蔚为壮观，千古罕见。谈哲理部分，参入佛家思想，运以庄子文笔，启示人们应掌握自己的意念，力求超越时空的局限，以开脱胸襟求得自由。虽混杂了一些佛、道的消极因素，但从述真、乐观，不受环境支配这些方面来说，又具有积极的一面。此诗的艺术性是高超的，所谓行气如虹，行神如空，“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所不可不止”（苏轼《答谢民师书》），可以作为此诗艺术手法的注脚。
柳宗元的《雨晴至江渡》，只有短短的四句话，二十八个字。初读起来好像很容易理解，诗的前两句，写他在雨后初晴的一天傍晚，独自到江边散步。后两句写他在愚溪渡口旁，雨停水退后所见到的景像。
河里的洪水太大，大到连村旁的小路都被淹没了。而且，水中漂浮的木筏，也被冲散了，有的高挂在岸边的树枝上。说明这场雨下得太猛，下得太久，自己在屋里憋的时间太长了。久雨初晴，才迫不及待地要到江边来走一走，放松放松自己被压抑的心情。第二句中有一个“独”字，用得非常巧妙，不仅是写实，也是写虚。写实，是指他独自一人到江边来散步；写虚，是指当年一起参加“永贞革新”的那些志同道合的朋友们，都被发配到偏远的州府，自己孤身一人来到永州，势单力薄，难以再成气候。第四句中有一个“在”字，用得鲜活。因为木筏所处的位置，应该漂浮“在水中”，此刻却被漫天洪水冲到岸边的树上，“在高树”三字，让人叹然思然，不胜感慨。真是几多凄凉，几许伤感。
永州，在湖南省的西南部，每年的春夏两季，雨水格外繁多。柳宗元曾经写过一篇《舜庙祈晴文》，其中有几句的大意是：“浓云密布，阴雨连绵，洪水泛滥，不仅河岸崩塌，而且冲断河堤，淹没了稻田和菜地，百姓遭灾，苦不堪言”。因此，祈盼舜帝体恤民情，赶快诛杀妖龙，驱散云雾，使阳光重新普照大地，不再让雨水危害百姓。结合这篇文章，再读《雨晴至江渡》，反复咀嚼，诗人久雨蛰居之苦、远谪漂泊之痛、同情百姓遭遇的忧患意识、感叹自己空有经国济世的抱负，却又无法施展的愤激心情，皆在不言之中，凸显出来。诗人采用了小中见大、平淡之中寓含深意的写作手法，从表面上看来，四句都是写景，其实字字皆在抒情，真是“不着一字，尽得风流”（司空图《二十四诗品》）。
柳宗元这首作于永州溪居的七绝诗，在不同的版本中有不同的解析。如，有的注“槎”为“折、木筏子”，视该诗为一首闲散诗（《柳宗元诗文选注》陕西人民出版社 1985 年 3 月版），有的注“槎”通“楂”即“水中浮木也”，视该诗为“渡口退潮之景”、“偶然景”（《柳宗元诗笺释》上海古籍出版社 1993 年 9 月版），有的不作任何注释只是笼统地视该诗为“抒写孤寂忧愤的心境”（《柳宗元在永州》中州古籍出版社 1994 年 12 月版）……诸多的解析给读者带来了诸多的疑窦：“槎”究竟是什么意思？诗的旨趣究竟何在？等等。笔者带着这些问题，怀揣有关资料，凭着世居愚溪之源和长期工作在永州的有利条件，一脚踏进柳宗元溪居遗址，目光投向千百年前，实地进行了连续几个暑假的细致考察，经过一番贴近生活的理性分析，似乎找到了一种全新而又真切的理解。
我们从柳子的《愚溪诗序》得知，柳子“永州溪居”是一座“八愚”（愚溪、愚丘、愚泉、愚沟、愚池、愚堂、愚亭、愚岛）园林群景。由于柳子诗文直到他死后两百多年才公之于世，所以这群景点对当时人来说就根本不晓得，因而也就没有认传下来。加之后代人们未看到其能表明的“八愚”群景位置的关键一景“愚亭”之所在，所以这座群景的位置究竟在哪里就成了一个谜。这了解开这个谜，永州学人做了大量的考寻工作。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有专家考证，发现柳子永州溪居“八愚”群景就在今天永州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之间的愚溪北畔注①，背山面水，座北朝南。笔者曾反复实地察看，看那“八愚”各景点方位与《愚溪诗序》所述吻合，唯一空缺的就是“愚亭”，但见得“愚亭”所在位置正处于愚溪北滨，其址是一座用青石方料铺筑起来的呈圆形（直径约 五米 ）的码头——但决不是什么码头。因为在“其流甚下……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也”，连小舟也进不去的愚溪，当地老百姓不会也没有财力去砌这样一座规模甚大的码头闲置在那里或专作洗衣用。笔者认为，它是“愚亭”基址无疑。想必是筑在这个位置上的三面环水的“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罢了（注②）。
“愚亭”被哪年的洪水冲毁了呢？有没有被洪水冲毁的事呢？请看下面的分析。“愚池”正北约 十米 远的小山坡上（今天柳子街 120 号至 126 号街道靠北）建有一个当地人们世代相称的“十五亭”，据 张绪伯 先生考证就是柳子重建的“愚亭”（注③）。何以知之为柳子重建？从其命名以知之。因为柳子有“以数代名”的习惯。例如他称刘禹锡为刘二十八，称周韶州为周二十二，称娄图南为类二十四等。“愚”乃十三点画，怎么用“十五”称之？ 张绪伯 先生说，柳子写有《永字八法颂》（《外集补遗》）。同朝文人卢肇云：“永字八法，乃点画尔”；《翰林禁经》亦云：“八法者，永字八画也……古人用笔之术，多于永字取法。以其八法之势，可通一切字也”（注④）。由此可见唐代文人是把“愚”看作十五点画的。这样看来，“十五亭”即“愚亭”之别称无疑，既是柳子命名又是柳子所建也无疑。而柳子把当初建在“池之南”的“愚亭”迁建到“池之北”去的事，便无可辩驳地说明了：其亭的确被大水冲毁了，毁于哪年夏天，我们不得而知，但毁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无疑。
研究家们认为，《雨晴至江渡》诗大致写于元和六年的夏天，即是说，谁也无法知晓其诗的准确写作时间，但写在柳子永州溪居期间则是可靠的。那么，“池之南”的“愚亭”被洪水冲毁可能就成了《雨晴至江渡》诗的写作背景。
依据这样的情境，再来品读柳宗元这首七绝，我们就不难理解其内容了。“江南初晴思远步，日西独向愚溪渡。”你看，“江雨初晴”，诗人首先想到要出去走一趟；已经到了“日西”时分，诗人却还“独”自一人向愚溪渡口（愚溪入潇水处）走去。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大雨初停，时近黄昏）出去？一个“思”字，表现出作者心中有一桩难以割舍的心事。什么事？且看后面的诗句：“渡头水落村径成，撩乱浮槎在高树。”诗人踏着刚露出水面的泥泞小路，艰难地走到愚溪渡口一看，只见一些木料和稻草已经“撩乱”变成“浮槎”并挂在愚溪两岸的高树上！原来，诗人是寻找因下大雨涨大水而被冲毁的“愚亭”来了！愚溪“幽邃浅狭”，“又峻急，多坻石，大舟不可入”（《愚溪诗序》），小舟也不能进，无运放竹、木筏子事，自古至今皆然。所以，末句诗中的“槎”既不是“竹、木筏子”，也不是其他“水中浮木”，而是“愚亭”被大水冲毁后散落的那些“木头和草料”。
至此，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这首七绝既非“闲散诗”，又非“偶然景”，更非“抒写孤寂忧愤之心境”，而是一首即事兴怀诗，它记叙了“愚亭”被大水冲毁瞬间瓦解的真实怀景，流露出一种对“愚亭”被毁的十分惋惜而又无可奈何的心情，实质上表现了一种对生活的热爱和对美好事物的怀念与追求。
柳宗元诗的总特色可概括为“冷峻”二字（前人有所谓“秾秾纤简淡、清峭森严”的说法），这是诗人谪居永州十年“恒惴栗”的主观心绪和那“南夷”“凄神寒骨、悄怆幽邃”的自然环境相互交织在诗中的必然反映，但这并不是说他的每一首诗都如此。在他的永州山水诗中，也有一些写得“冷”而不“峻”，“清”而不“峭”的，如古体诗《渔翁》和这首《雨晴至江渡》的七言绝句就是这样，它文笔简淡却描写传神，画面清幽而意境深远，给读者以广阔的空间想象美而绝无丝毫森严峻峭之感。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