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子厚，名叫宗元。七世祖柳庆，做过北魏的侍中，被封为济阴公。高伯祖柳跋，做过唐朝的宰相，同褚遂良、韩瑗都得罪了武后，在高宗时被处死。父亲叫柳镇，为了侍奉母亲，放弃了太常博士的官位，请求到江南做县令。后来因为他不肯向权贵献媚，丢了御史的官职。直到那位权贵死了，才又被任命为侍御史。人们都说他刚毅正直，与他交往的都是当时名人。
子厚少年时就很精明聪敏，没有不明白通晓的事。赶上他父亲在世时，他虽然很年轻，但已经成才，能够考取为进士，突出地显露出才华，大家都说柳家有能扬名显姓的后人了。后来又通过博学宏词科的考试，被授为集贤殿的官职。他才能出众，方正勇敢，发表议论时能引证今古事例为依据，精通经史诸子典籍，议论时才华横溢，滔滔不绝，常常使在座的人折服。因此名声轰动，一时之间人们都敬慕而希望与他交往。那些公卿贵人争着想让他成为自己的门生，异口同声的推荐赞誉他。
贞元十九年，子厚由蓝田县尉调任监察御史。顺宗即位，又升为礼部员外郎。逢遇当权人获罪，他也被按例贬出京城当刺史，还未到任，又被依例贬为永州司马。身处清闲之地，自己更加刻苦为学，专心诵读，写作诗文，文笔汪洋恣肆，雄厚凝练，像无边的海水那样精深博大。而他自己则纵情于山水之间。
元和年间，他曾经与同案人一起奉召回到京师，又一起被遣出做刺史，子厚分在柳州。到任之后，他慨叹道：“这里难道不值得做出政绩吗？”于是按照当地的风俗，为柳州制订了教谕和禁令，全州百姓都顺从并信赖他。当地习惯于用儿女做抵押向人借钱，约定如果不能按时赎回，等到利息与本金相等时，债主就把人质没收做奴婢。子厚为此替借债人想方设法，都让他们把子女赎了回来；那些特别穷困没有能力赎回的，就让债主记下子女当佣工的工钱，到应得的工钱足够抵消债务时，就让债主归还被抵押的人质。观察使把这个办法推广到别的州县，到一年后，免除奴婢身份回家的将近一千人。衡山、湘水以南准备考进士的人，就把子厚当做老师，那些经过子厚亲自讲授和指点的人所写的文章，全都可以看得出是合乎规范的。
他被召回京师又再次被遣出做刺史时，中山人刘梦得禹锡也在被遣之列，应当去播州。子厚流着泪说：“播州不是一般人能住的地方，况且梦得有老母在堂，我不忍心看到梦得处境困窘，他没有办法把这事告诉他的老母；况且绝没有母子一同前往的道理。”向朝廷请求，并准备呈递奏章，情愿拿柳州换播州，表示即使因此再度获罪，死也无憾。正遇上有人把梦得的情况告知了皇上，梦得因此改任连州刺史。呜呼！士人到了穷境时，才看得出他的节操和义气！一些人，平日街坊居处互相仰慕讨好，一些吃喝玩乐来往频繁，夸夸其谈，强作笑脸，互相表示愿居对方之下，手握手作出掏肝挖肺之状给对方看，指着天日流泪，发誓不论生死谁都不背弃朋友，简直像真的一样可信。一旦遇到小小的利害冲突，仅仅像头发丝般细小，便翻脸不认人，朋友落入陷阱，也不伸一下手去救，反而借机推挤他，再往下扔石头，到处都是这样的人啊！这应该是连那些禽兽和野蛮人都不忍心干的，而那些人却自以为得计。他们听到子厚的高尚风节，也应该觉得有点惭愧了！
子厚从前年轻时，勇于帮助别人，自己不看重和爱惜自己，认为功名事业可以一蹴而就，所以受到牵连而被贬斥。贬谪后，又没有熟识而有力量有地位的人推荐与引进，所以最后死在荒僻的边远之地，才干不能为世间所用，抱负不能在当时施展。如果子厚当时在御史台、尚书省做官时，能谨慎约束自己，已像在司马时、刺史时那样，也自然不会被贬官了；贬官后，如果有人能够推举他，将一定会再次被任用，不至穷困潦倒。然而若是子厚被贬斥的时间不久，穷困的处境未达到极点，虽然能够在官场中出人投地，但他的文学辞章一定不能这样地下功夫，以致于象今天这样一定流传后世，这是毫无疑问的。即使让子厚实现他的愿望，一度官至将相，拿那个换这个，何者为得，何者为失？一定能有辨别它的人。
子厚在元和十四年十一月初八去世，终年四十七岁；在十五年七月初十安葬在万年县他祖先墓地的旁边。子厚有两个儿子：大的叫周六，才四岁；小的叫周七，是子厚去世后才出生的。两个女儿，都还小。他的灵柩能够回乡安葬，费用都是观察使河东人裴行立先生付出的。行立先生为人有气节，重信用，与子厚是朋友，子厚对他也很尽心尽力，最后竟仰赖他的力量办理了后事。把子厚安葬到万年县墓地的，是他的舅弟卢遵。卢遵是涿州人，性情谨慎，做学问永不满足；自从子厚被贬斥之后，卢遵就跟随他和他家住在一起，直到他去世也没有离开；既送子厚归葬，又准备安排料理子厚的家属，可以称得上是有始有终的人了。
铭文说：“这是子厚的幽室，既牢固又安适，对子厚的子孙会有好处。”
注释
子厚：柳宗元的字。作墓志铭例当称死者官衔，因韩愈和柳宗元是笃交，故称字。
讳：名。生者称名，死者称讳。
七世：史书记柳宗元七世祖柳庆在北魏时任侍中，入北周封为平齐公。子柳旦，任北周中书侍郎，封济阴公。韩愈所记有误。
拓跋魏：北魏国君姓拓跋（后改姓元），故称。
侍中：门下省的长官，掌管传达皇帝的命令。北魏时侍中位同宰相。
曾伯祖奭：字子燕，柳旦之孙，柳宗元高祖子夏之兄。当为高伯祖，此作曾伯祖误。柳奭在贞观年间（—）为中书舍人，因外甥女王氏为皇太子（唐高宗）妃，擢升为兵部侍郎。王氏当了皇后后，又升为中书侍郎。年（永徽三年）代褚遂良为中书令，位相当于宰相。后来高宗欲废王皇后立武则天为皇后，韩瑗和褚遂良力争，武则天一党人诬说柳要和韩、褚等谋反，被杀。
褚遂良：字登善，曾做过吏部尚书、同中书门下三品、尚书右仆射等官。唐太宗临终时命他与长孙无忌一同辅助高宗。后因劝阻高宗改立武后，遭贬忧病而死。
韩瑗：字伯玉，官至侍中，为救褚遂良，也被贬黜。
皇考：古时在位皇帝对先皇的尊称，后引申为对先祖的尊称，在本文中指先父。
太常博士：太常寺掌宗庙礼仪的属官。柳镇在唐肃宗时授左卫率府兵曹参军，辅佐郭子仪守朔方。后调长安主薄，母亲去世后守丧，后来命为太常博士。柳镇以有尊老孤弱在吴，再三辞谢，愿担任宣城（今属安徽）县令。这里说“以事母弃太常博士”，可能是作者的失误。
权贵：这里指窦参。柳镇曾迁殿中侍御史，因不肯与御史中丞卢佋，宰相窦参一同诬陷侍御史穆赞，后又为穆赞平反冤狱，得罪窦参，被窦参以他事陷害贬官。
权贵人死：其后窦参因罪被贬，第二年被唐德宗赐死。
侍御史：御史台的属官，职掌纠察百僚，审讯案件。
号为刚直：郭子仪曾表柳镇为晋州录事参军，晋州太守骄悍好杀戮，官吏不敢与他相争，而柳镇独能抗之以理，所以这样说。
所与游皆当世名人：柳宗元有《先君石表阴先友记》，记载他父亲相与交游者计六十七人，书于墓碑之阴。并说：“先君之所与友，凡天下善士举集焉。”
逮其父时：在他父亲在世的时候。柳宗元童年时代，其父柳镇去江南，他和母亲留在长安。至十二、三岁时，柳镇在湖北、江西等地做官，他随父同去。柳镇卒于年（贞元九年），柳宗元年二十一岁。逮，等到。
已自成人：柳宗元十三岁即作《为崔中丞贺平李怀光表》，刘禹锡作集序说：“子厚始以童子，有奇名于贞元初。”
取进士第：年（贞元九年）柳宗元进士及第，年二十一。
崭然：崭意指突出，然指什么什么的样子，在这里指突出有所成就。
见：同“现”显现。在这里指出人头地。
有子：意谓有光耀楣门之子。
博学宏词：柳宗元于年（贞元十二年）中博学宏词科，年二十四。唐制，进士及第者可应博学宏词考选，取中后即授予官职。
集贤殿：集贤殿书院，掌刊辑经籍，搜求佚书。
正字：集贤殿置学士、正字等官，正字掌管编校典籍、刊正文字的工作。柳宗元二十六岁授集贤殿正字。
廉悍：方正、廉洁和坚毅有骨气。
证据今古：引据今古事例作证。
出入：融会贯通，深入浅出。
踔厉风发：议论纵横，言辞奋发，见识高远。踔，远。厉，高。
率：每每。
屈：使之屈服。
令出我门下：意谓都想叫他做自己的门生以沾光彩。
交口：异口同声。
蓝田：今属陕西。
尉：县府管理治安，缉捕盗贼的官吏。
监察御史：御史台的属官，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纠视刑狱，整肃朝仪诸事。
礼部员外郎：官名，掌管辨别和拟定礼制之事及学校贡举之法。柳宗元得做此官是王叔文、韦执谊等所荐引。
用事者：掌权者，指王叔文。唐顺宗做太子时，王叔文任太子属官，顺宗登位后，王叔文任户部侍郎，深得顺宗信任。于是引用新进，施行改革。旧派世族和藩镇宦官拥立其子李纯为宪宗，将王叔文贬黜，后来又将其杀戮。和柳宗元同时贬作司马的共八人，号“八司马”。
例出：按规定遣出。年（永贞元年），柳宗元被贬为邵州（今湖南邵阳）刺史。
例贬：依照“条例”贬官。
永州：今湖南零陵县。
司马：本是州刺史属下掌管军事的副职，唐时已成为有职无权的冗员。
居闲：指公事清闲。
记览：记诵阅览。此喻刻苦为学。
泛滥：文笔汪洋恣肆。
停蓄：文笔雄厚凝炼。
无涯涘：无边际。涯、涘，均是水边。
肆：放情。
偕出：年（元和十年），柳宗元等“八司马”同时被召回长安，但又同被迁往更远的地方。
柳州：唐置，属岭南道，即今广西柳州市。
是岂不足为政邪：意谓这里难道就不值得实施政教吗?是的意思是这，这里，岂的意思是难道，足指值得。
因：顺着，按照。
土俗：当地的风俗。
教禁：教谕和禁令。
顺赖：顺从信赖。
质：典当，抵押。
不时赎：不按时赎取。
子：子金，即利息。
本：本金。
相侔：相等。
没：没收。
与设方计：替债务人想方设法。
悉：全部。
书：写，记下。
佣：当雇工。此指雇工劳动所值，即工资。
足相当：意谓佣工所值足以抵消借款本息。
质：人质。
观察使：又称观察处置使，是中央派往地方掌管监察的官。
下其法：推行赎回人质的办法。
比：及，等到。
衡湘：衡山、湘水，泛指岭南地区。
为：应试。
法度：规范。
中山：今河北定县。
刘梦得：名禹锡，彭城（今江苏铜山县）人，中山为郡望。其祖先汉景帝子刘胜曾封中山王。王叔文失败后，刘禹锡被贬为郎州司马，这次召还入京后又贬播州刺史。
诣：前往。
播州：今贵州绥阳县。
亲在堂：母亲健在。
穷：困窘。
大人：父母。此指刘禹锡之母。句谓这种不幸的处境难以向老母讲。
拜疏：上呈奏章。
以柳易播：意指柳宗元自愿到播州去，让刘禹锡去柳州。
重得罪：再加一重罪。
“遇有”句：指当时御史中丞裴度、崔群上疏为刘禹锡陈情一事。
刺：用作动词。
连州：唐属岭南道，州治在今广东连县。
征逐：往来频繁。征：约之来。逐：随之去。
诩诩：夸大的样子，讨好取媚的样子。
强：勉强，做作。
取下：指采取谦下的态度。
出肺肝相示：譬喻做出非常诚恳和坦白的样子。
背负：背叛，变心。
如毛发比：譬喻事情之细微。比，类似。陷穽圈套，祸难。
少：稍微。
为人：助人。此处有认为柳宗元参加王叔文集团是政治上的失慎之意。所以下面说“不自贵重”。
顾籍：顾惜。
立就：即刻获得。
坐：因他人获罪而受牵连。
废退：指远谪边地，不用于朝廷。
有气力：有权势和力量的人。
推挽：推举提携。
穷裔：穷困的边远地方。
台省：御史台和尚书省。
自力：自我努力。
为将相于一时：被贬“八司马”中，只有程异后来得到李巽推荐，位至宰相，但不久便死，也没有什么政绩。此处暗借程异作比。
元和：唐宪宗年号（—）。十四年，即年。
十一月八日：一作“十月五日”。
万年：在今陕西临潼县东北。
先人墓：在万年县之栖凤原。见柳宗元《先侍御史府君神道表》。
周七：即柳告，字用益，柳宗元遗腹子。
河东：今山西永济县。
裴行立：绛州稷山（今山西稷山县）人，时任桂管观察使，是柳宗元的上司。
节概：节操度量。
重然诺：看重许下的诺言。
尽：尽心，尽力。
卢遵：柳宗元舅父之子。
涿：今河北涿县。
从而家：跟从柳宗元以为己家。
经纪：经营、料理。
庶几：近似，差不多。
惟：就是。
室：幽室，即墓穴。
嗣人：子孙后代。
此文是韩愈于元和十五年（820），在袁州任刺史时所作。韩愈和柳宗元同是唐代古文运动中桴鼓相应的领袖。私交甚深，友情笃厚。柳宗元卒于元和十四年，韩愈写过不少哀悼和纪念文字，这是其中较有代表性的一篇。文章综括柳宗元的家世、生平、交友、文章，着重论述其治柳政绩和文学风义。韩愈赞扬宗元的政治才能，称颂其勇于为人，急朋友之难的美德和刻苦自励的精神。对他长期迁谪的坎坷遭遇，满掬同情之泪。然而对于宗元早年参加王叔文集团，企图改革政治的行为，却极为之讳，措词隐约，表现了作者的保守思想。文中，韩愈肯定了柳宗元文学上的卓越成就，并揭示出柳文愤世嫉俗之情及其现实意义。全文写得酣姿淋漓，顿挫盘郁，乃韩愈至性至情之所发。
墓志铭，是古代文体的一种，刻石纳入墓内或墓旁，表示对死者的纪念，以便后人稽考。文章通常分两部分，前一部分是序文，叙述死者的姓氏、爵里、世系和生平事迹；后一部分是铭文，缀以韵语，表示对死者的悼念和颂赞。这一篇墓志铭的铭文极短，是一种变格。
从全文中可看出两个比较含蓄之处：其一是暗示做人与做文的关系。其二是做人与做官的关系。合二为一，也就是要以人品为本的问题。对于这个问题，对于这个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尤其是儒文化中的核心问题，韩愈的态度是相当客观的，他特别敬重柳宗元的为人，所以本文也就一直围绕着“人的品质”这个关键问题演进、发展，尽管自然段落较多，但上述中心思想却是脉络清晰，贯彻始终的。
此文之所以脍炙人口，千载流传而不衰，就是因为作者在文章里浸透和倾注了丰沛的情感。由此，愤激之笔频出，不平之鸣屡见，行文之中自然而然地打破了传统碑志文的形式，形成了夹叙夹议、议论横生、深沉蕴藉、诚挚委婉的特殊风格韵味。这一特点即便在最后一段铭文之处，也是非常明显的。铭文自古用四言韵文连缀而成，大都用来概括前面所述之事。可是韩愈却有意识地只写了三句有韵角却失体例的奇句单行，便就此搁笔。这难道仅仅是出于改革文体的考虑吗?如果后人能够理解到柳宗元对孱弱幼子的眷恋之心，那么韩愈这三句铭辞，也就是对死者最恰如其分，也最能使死者安息的话了。
作为文体之一的墓志铭自有其体例，例如前需追述墓主先代，后需交代身后安厝及子女情况，这都是为名人写墓志时不可省的笔墨。在写此类文章时，能积极利用体例，又不完全受它的限制方为上策。此文先述子厚先世，重在表现其刚直的节操风骨。后写裴行立、卢遵二人对子厚后事安排和家属抚恤的尽心尽力，表现他们生死不变的友情，这些都可与墓主风概相映照，而使全文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沈德潜评语说：“噫郁苍凉，墓志中千秋绝唱!”对此文概括得颇为到位。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张籍是中唐时期的著名诗人。他以擅长乐府诗著称。但七律也有可称道者，这首作于宝历二年春天的《寄和州刘使君》就是其中的佳作。
“别离已久犹为郡，闲向春风倒酒瓶。”首联开头一句，既叙述与刘禹锡的离别之情，也惊叹于他的谪贬宦途。张籍时任主客郎中，而此时刘禹锡还在和州任刺史。一个“犹”字，既是惊叹，也有几分无奈。毕竟，自永贞革新失败以后，“二王八司马”被贬，刘禹锡就开始了谪贬生涯。元和九年虽奉诏回京，两年后，因《元和十一年，自朗州召至京，戏赠看倒诸君子》一诗得罪执政，再度被贬为连州刺史。据《唐刺史考》记载，长庆元年（821年），刘禹锡调任夔州刺史。长庆四年（824年）任和州刺史。所以，第二句写出了正因为仕途蹭蹬，刘禹锡只能寄情于和州的山水，在这大好春光中，赋诗饮酒。
“送客特过沙口堰，看倒多上水心亭。”颔联承上句展开，当然这是作者想象的情景。张籍会想到，刘禹锡会在沙口堰送别客人，在水心亭看倒赏景。沙口堰与水心亭都在和州，和州又是张籍的故乡，所以，如此情景诗人便不难想象。看这前两联，我们不禁会问：刘禹锡身为刺史，为什么如此闲适？这只不过是他借以来排遣仕途坎坷、怀才不遇的寂寞与无奈。所以，清代唐诗评论家黄生说：“赋诗饮酒，送客看倒，皆极写使君之闲。夫使君作郡，不宜闲者也，不宜闲而闲，则作郡非其所乐，意在言外矣。”（见《唐诗摘抄》）诗中用曲笔写出了刘禹锡谪贬后怀才不遇的无奈。饮酒赋诗，送客看倒，虽然看似闲适，但这实是逃避残酷的现实，转而寄情于当地的山山水水。不过，这里的闲适是写刘禹锡，是作者赠答的对象，而非作者本人，这与以往的高考诗词有些许细微的差别。
“晓来江气连城白，雨后山光满郭青。”颈联两句，对仗工整，尤为精警。这一联，笔势陡转，以飞动之笔触写江湖风光。简淡含灿烂，正显出诗人炉火纯青之功力。与王维诗“日落江湖白，潮来天地青”一句有异曲同工之妙。此联中的白和青二字，一个写出江城水气的氤氲，一个写出雨后山川的苍翠鲜艳。字里行间是以写景来安慰这位远在家乡的朋友，也流露出作者对故乡景色的赞美和喜爱之情。也难怪明代钟惺说：“张文昌妙情秀质，而别有温夷之气。”（《唐诗归》）中唐诗坛，有如此的好句，也是颇足称道的。
“到此诗情应更远，醉中高咏有谁听？” 尾联结句，诗情更远，醉中高咏，一方面是对刘禹锡诗歌艺术的高度赞赏，另一方面，“有谁听”三个字以问句收束全篇，给读者留下许多思考和想象的空间，醉中高咏究竟谁来听？深处和州偏远地区，纵有满腔抱负也难以施展，对刘禹锡的境况，作者不免有几番怀才不遇的同情和慨叹。另一方面，醉中高吟只有作者知道，所以，只有作者能够知晓对方的心声，可以说，作者与刘禹锡也是远在千里之外的知音吧。所以，后来刘禹锡酬答张籍时说：“对此独吟还独酌，知音不见思怆然。”可见，他们心灵相通，惺惺相惜，互为知音。
纵观全篇，作者没有通过大篇幅的论述来安慰失落中的朋友，而是以想象中的活泼的写景来抒发对朋友的思念和安慰，表达对仕途坎坷的朋友的同情。构思新奇巧妙。字句清雅，意境悠远，尤其在写景方面别具一格，颇受后人称赏。
这首诗的前四句以陪衬、夸张手法描摹判命坡高峻难攀之状，形象真切，确乎令人“骇闻”。后四句即兴抒情，于诙谐淡泊中，流露出不胜仕途奔波、羁旅行役的烦恼，和期待早日归隐林下的心愿。全诗用语朴素自然，不见刻意经营之迹，但写景逼肖，写情有味。
中国传统诗歌是讲求含蓄的，讲求情感不过分张扬的。大约是诗人所受刺激太大，开篇就从自己的感受写起，直接写自己的惊恐。先写走到判命坡前看到山的感受。没有一字对判命坡的陡峭进行直接描写，而是用了对比，起笔就写自己过钻天岭时胆战心惊，魂不附体的那种恐怖。钻天岭此名足见其险。判命坡，此名也尽显山之陡峭。写钻天岭之险是为了突出判命坡之险。“更骇闻”，看到判命坡，更是让诗人惊骇不已。还没开始登判命坡，就已经充满恐怖了，可见其山之险。范成大是今天江苏吴县人，生活在江南水乡，为官后也从未到过四川，未曾见过这种险山恶水。自然受到了惊吓。
接着写登山的感受。悬崖绝壁，只可侧着脚通过，一不小心踩着坏石头，石头立刻就滚下万丈深渊，而山势陡峭，高耸入云，一伸手就可以触到天上的云朵。举头一握到孤云，恰当地表现了判命坡的险要。从自己登山有感受，从侧面烘托山势的险峻，蜀道的险恶。接着作者发表议论，进一步言判命坡的险恶。微生是作者的自谦之词，这是诗人自嘲命薄，不贵重，所以无法惜身，只能铤而走险，来走这艰难的蜀道。万石君是指汉代石奋的故事。范成大以此做比，巧妙设喻。前面从不同的侧面描写的判命坡的险峻后。再后诗人荡开一笔，写自己归隐故乡，再来谈起这一番经历，当一笑了之了吧。似松实紧，依然扣着这判命坡险要来说。
最后直接说走这个判命坡是“噩梦”。人在困难面前往往会想到家乡想到自己熟悉的故居。这是一种非常自然的心境。特别是诗人此番入蜀已是五十岁，又是新病后初愈。而且由湖北入蜀时，遇到江水上涨，不得不从陆路徒步攀援，种种艰难，生出归乡之心是非常真实的。看似不经意的自然表露，可是处处扣着《判命坡》的“险”字，使全篇浑然一体，层次丰富。
陶渊明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堪称第一位田园诗人。他的《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是诗人用田园风光和怀古遐想所编织成的一幅图画。诗分两首，表现则是同一题材和思想旨趣。
第一首以“在昔闻南亩”起句，叙述了劳动经过，描绘了自然界的美景，缅怀古圣先贤，赞颂他们躬耕田亩、洁身自守的高风亮节。他早就听说过南亩，只恨自己没有尽早赶来，过这俯身躬耕的日子。这里他提到《论语》里“屡空”的颜回。陶渊明不怕贫穷。这正是他用以反抗世俗的安贫乐道。他喜欢自给自足的农耕生活。他从村落清新的晨曦里一路走出来，架好车马，下地干活，他的胸中饱胀着自然的情怀。鸟声婉转，风中送来弥漫的花草清香，凉爽，和善，绝不寒冷。田地上的白雪潮水般褪去，荒草覆盖了冬后大地的无数小径。这偏远的、人迹罕至的地方叫人惊喜。他可以在这里找到自由。不需要繁华、光荣和热烈的事物，以及任何一个多余的人。他甚至觉得，汲汲于功名的人类是可笑的。他理解了植杖翁的遁世选择。陶渊明觉得隐居的道理应该为人生的通识感到惭愧。隐，还是不隐，一直是个问题。这个世界的通识就是，不隐，要入世，功成名就，出人头地。陶渊明还不想归隐，时候还没到，但他的愧对只是暂时的不安。他终将心安理得地归去。
但是，作者却意犹未尽，紧接着便以第二首的先师遗训“忧道不忧贫”之不易实践，夹叙了田间劳动的欢娱，联想到古代隐士长沮、桀溺的操行，而深感忧道之人的难得，最后以掩门长吟“聊作陇亩民”作结。陶渊明一向把孔子视为先师。孔子说过的“忧道不忧贫”，他记在心里。但他更喜欢这种“耕种有时息，行者无问津”的农耕生活。陶渊明想成为长沮、桀溺那样的隐士。他的内心有挣扎，有焦虑，本想有所作为，世界却使他望而却步。他很失望，渐渐生出一颗叛逆之心，甘愿“长吟掩柴门，聊为陇亩民”。这将是他生命的归宿。
这两首诗犹如一阕长调词的上下片，内容既紧相联系，表现上又反复吟咏，回环跌宕，言深意远。可整首诗又和谐一致，平淡自然，不假雕饰，真所谓浑然天成。仿佛诗人站在读者的面前，敞开自己的心扉，既不假思虑，又不择言词，只是娓娓地将其所作、所感、所想，毫无保留地加以倾吐。这诗，不是作出来的，也不是吟出来的，而是从诗人肺腑中流泻出来的。明人许学夷在《诗源辩体》中，一则说：“靖节诗句法天成而语意透彻，有似《孟子》一书。谓孟子全无意为文，不可；谓孟子为文，琢之使无痕迹，又岂足以知圣贤哉！以此论靖节，尤易晓也。”再则说：“靖节诗直写己怀，自然成文。”三则说：“靖节诗不可及者，有一等直写己怀，不事雕饰，故其语圆而气足；有一等见得道理精明，世事透彻，故其语简而意尽。”这些，都道出了陶诗的独特的风格和高度的艺术成就。
冲淡自然是一种文学风格，这是一种特殊的文学艺术境界。在这种境界里，我融于物，全忘我乃至无我；神与景接，神游于物而又神随景迁。这种境界的极致是悠远宁谧、一派天籁。因此，陶渊明的“鸟哢欢新节，泠风送余善”，“平畴交远风，良苗亦怀新”，就成了千古不衰的绝唱。不加雕饰却又胜于雕饰，这是一种艺术的辩证法。不过，这中间确也有诗人的艰苦的艺术劳动在，那是一个弃绝雕饰，返璞归真的艺术追求过程，没有一番扎实的苦功是难以达到这种艺术创作境界的。
这组诗写田野的美景和亲身耕耘的喜悦，也还由此抒发作者的缅怀。其遥想和赞美的是贫而好学、不事稼穑的颜回和安贫乐道的孔子，尤其是钦羡古代“耦而耕”的隐士荷蓧翁和长沮、桀溺。虽然，作者也表明颜回和孔子不可效法，偏重于向荷蓧翁和长沮、桀溺学习，似乎是乐于隐居田园的。不过，字里行间仍透露着对世道的关心和对清平盛世的向往。如果再注意一下此诗的写作时代，这一层思想的矛盾也就看得更清晰了。在写这两首诗后的两年，作者还去做过八十多天的彭泽令，正是在这时，他才终于对那个黑暗污浊的社会彻底丧失了信心，并表示了最后的决绝，满怀愤懑地“自免去职”、归隐田园了。这是陶渊明式的抗争。如果不深入体会这一点，而过多地苛责于他的逸隐，那就不但是轻易地否定了陶渊明的大半，而且去真实情况也不啻万里了。
有人认为，陶渊明《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所表现的诗意与襟怀现实而完美地昭示了一种“极高明而道中庸”的人生境界。或者说，借用冯友兰先生的人生“四境界说”，可以认为《癸卯岁始春怀古田舍二首》代表了陶渊明站在“天地境界”对自然、功利乃至道德境界的同时超越。这就是陶渊明选择返归田园过耕读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勇气与智慧的思想资源，也是陶渊明为人为诗何以超绝凡俗的根本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