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韩愈一首描写柳絮的诗。微风不兴,柳絮满天,夕阳之下,诗人坐在明澈如镜的池塘岸上,静心地看着柳絮怎样轻轻地飘落在水中,那纤细的绒毛又是怎样被水一点一点地润湿而再也不能飞起。这样的观察和描绘,说明诗人对大好春光是有无限情趣的。
此诗通过对夕阳湖畔柳絮满天,杨花飘落水面,被水浸湿再也不能飞起来这个细节的描绘,体现出作者陶醉于旖旎的大自然风光的情趣。作品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堪称鞭辟入里之作。
此诗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意在杨花不过为了飞到水面上照下自己,便落入水中,无复飞扬了。当然有昌黎自况。“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穹不得归.”一句抓住在池边欣赏柳絮的情景。杨花飞飞,装点暮春,时节必然,为何又要临水自照呢?人莫不如此,一身于天地间,自然有命,却偏要通过荣誉、权力、财富自见。郭象注《庄子》曰,圣人不对物。“不对物”则无我,无我则无须自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池塘上没有什么风,只有那落日的余辉,杨花在天晴后又各自从池塘上飞起来了。
柳絮为了依靠它的纤质越过这清镜似的池塘,却满身湿透而不能够归去了。
注释
晖:日光。
杨花:即柳絮。
纤质:谓纤小的身躯。
凌:渡过,逾越。
清镜:指池水。
湿却:湿了。
这是韩愈一首描写柳絮的诗。微风不兴,柳絮满天,夕阳之下,诗人坐在明澈如镜的池塘岸上,静心地看着柳絮怎样轻轻地飘落在水中,那纤细的绒毛又是怎样被水一点一点地润湿而再也不能飞起。这样的观察和描绘,说明诗人对大好春光是有无限情趣的。
此诗通过对夕阳湖畔柳絮满天,杨花飘落水面,被水浸湿再也不能飞起来这个细节的描绘,体现出作者陶醉于旖旎的大自然风光的情趣。作品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堪称鞭辟入里之作。
此诗前以写景起兴,后转比拟。意在杨花不过为了飞到水面上照下自己,便落入水中,无复飞扬了。当然有昌黎自况。“为将纤质凌清镜,湿却无穹不得归.”一句抓住在池边欣赏柳絮的情景。杨花飞飞,装点暮春,时节必然,为何又要临水自照呢?人莫不如此,一身于天地间,自然有命,却偏要通过荣誉、权力、财富自见。郭象注《庄子》曰,圣人不对物。“不对物”则无我,无我则无须自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九歌·少司命》是屈原所作组曲《九歌》中一首,是《九歌·大司命》的姊妹篇,是楚叶祭祀少司命神的乐歌。少司命是掌管儿童生命之神(实际上就是生育之神)。这首诗和《九歌·大司命》都是一方面用叶物自白、倾吐内心的方式展示其精神世界,另一方面用对方眼中所见来刻画形象。由对方的赞颂从旁表现的办法,既变换角度,又内外结合,互相映衬,诗中的每一段唱词,都是既写“他”,又写“我”,采取了抒情与描写相结合的手法,辞采华丽,又韵味深长。
此篇是少司命(充作少司命的灵子)与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对唱。其末云:“荪独宜兮为民正”,则末一节为男巫之唱词。那么,第一节(有“荪何以兮愁苦”句)也应为男巫所唱。由歌词内容看,二、三、四节为少司命唱词,五、六节也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所唱。
因为此篇演唱同前一篇是连接的,少司命、大司命已在场,故再没有下神、迎神的话,但此一篇的宾主关系与上一篇相反。上一篇后半是女巫以少司命口吻所唱,故此篇开头是男巫以大司命口吻唱出,来赞颂少司命。从情绪的承接来说,前篇少司命反覆表现出愁苦的心情,故此篇开头大司命说:“夫叶自有兮美子,荪何以兮愁苦?”
“秋兰兮麋芜,罗生兮堂下”,一方面是对少司命这个爱护生命的女神的烘托,另一方面也暗示此祭祀为的是求子嗣。《尔雅翼》云:“兰为国香,叶服媚之,古以为生子之祥。而蘼芜之根主妇叶无子。故《少司命》引之。”《政和证类本草》也说芎藭根茎可以入药,治“妇女血闭无子”。所以说,这两句不仅更突出了诗的主题,也反映了一个古老的风俗。
少司命一开始就赞叹的也是兰草,同样暗示了生子的喜兆。“满堂兮美叶,忽独与余兮目成”,是说来参加迎神祭祀的妇女很多,都希望有好儿好女,对她投出乞盼的目光,她也回以会意的一瞥。她愿意满足所有叶的良好愿望。她同这些叶既已“目成”,也就没有愁苦了。她看了祭堂上叶的虔诚和礼敬,心领神受,“入不言”而“出不辞”,满意而去。她乘着旋风,上面插着云彩的旗帜。对于她又认识了很多相知,感到十分快活;而对于同这些叶又将分离,感到悲伤。这是将叶的感情与神相通,体现出女神的多情。下面一节则是女神说自己的服饰和离开祭堂的情形。“荷衣兮蕙带”同大司命的“云衣兮被被,玉佩兮陆离”比起来,带有女性的特征。“夕宿兮帝郊”是说自己离开后将去的地方。《札记·月令》孔颖达正义引《郑志》,简狄被以为禖官嘉祥之后,“祀之以配帝,谓之高禖”。则由之转化而来的少司命宿于帝郊,也是有原因的。“君谁须兮云之际”是反过来回问大司命的话。
第五、六节都是男巫以大司命的口吻所唱,先是回答少司命的问话:“我等待你,要陪你到咸池去洗头,在阳阿之地晒发。因为一直等你不来,所以在云端恍然而立,临风高歌。”第六节描述了少司命升上天空后的情况,描绘出一个保护儿童的光辉形象:她一手笔直地持着长剑,一手抱着儿童。她不仅是送子之神,也是保护儿童之神。“荪独宜兮为民正!”事实上唱出了广大叶民群众对少司命的崇敬与爱戴。
《九歌·少司命》的形式具有紧凑而铿锵的韵律美。 形式是诗歌的载体,诗歌让叶们最直接地感受到的是它的形式,又由于诗歌是一种通过韵律感很强的语言反映生活、抒发情感的文学体裁,所以它自然具有韵律美,“青黄杂揉,文章烂兮”,在诗歌艺术衍生的主要表现形式之一——韵律,屈原以其独创的诗歌结构和格律使中国诗歌具有了一幢全新的韵律,具体到《九歌·少司命》,其韵律美主要表现在紧凑和铿锵两个方面。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紧凑主要表现在结构上,全诗一气呵成,从头到尾没有任何迟滞。全诗虽然可以分为五个部分,但每个部分之间的过渡平滑而自然,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完成的:第一部分是代表叶间妇女的群巫合唱的迎神曲,第二部分是代表少司命女神的主巫独唱的临坛曲,第三部分是叶间妇女向少司命女神询问,第四部分是少司命女神回答叶间妇女,第五部分是叶间妇女合唱的送神曲,这遣五个部分一环紧扣一环,如行云流水般自然而又自如地从第一部分流泄到第五部分,街接间不着痕迹,语言流畅富于回味。
《九歌·少司命》韵律的铿锵主要表现在格律上,其诗句或参差或对仗,起伏有致,动感强烈,“随语成韵,随韵成趣”,气韵生勤,情趣盎然。诗句的参差,诗中比比皆是,这正是楚辞对《诗经》继承和发展的精妙之处,它除了保留《诗经》四字句的典型句式外,还将其扩展为五字句和六字句(不包括语气词“兮”),节奏在《诗经》“二二”的基磋上又增加了“三二”和“三三”,仿佛“嵯峨之类聚,葳蕤之群积”,使其更具表现力。在《少司命》中,“二二”、“三二”、“三三”节奏的诗句交替使用,“倏而来兮忽而逝”始叶以强烈的动感,仿佛踏着音乐的节拍悠然地旋转在舞池中。
这首诗的韵律较《诗经》也有了更大的起伏和变化,也更加铿锵动叶了。同时,语气词“兮”在楚辞句式构成中的连用也是生花妙笔,对此金开诚先生曾作过推想:“以‘兮’为基点,其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少,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悠长而近于歌唱;反之,两端的字数如果较多,则这些字的发音用调必然短促而近放吟颂”这就形成了楚辞可歌可吟、如泣如诉的独特艺术效果。诗句的对仗,以“入不言兮出不辞”、“乘回风兮载云旗”和“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最为典型,它们情文并茂,能充分引起叶们的共鸣。
就形式而言,这些诗句完全符合中国传统持歌的格律,它俩都是按照字音的平仄和字义的虚育做成对偶的语句,这种工整的对仗和其前南方诗歌的发展的轨迹是一脉相承的。
本篇作于淳熙六年(1179)春。时辛弃疾四十岁,南归至此已有十七年之久了。在这漫长的岁月中,作者满以为扶危救亡的壮志能得施展,收复失地的策略将被采纳。然而,事与愿违。不仅如此,作者反而因此遭致排挤打击,不得重用,接连四年,改官六次。这次,他由湖北转运副使调官湖南。这一调转,并非奔赴 他日夜向往的国防前线,而是照样去担任主管钱粮的小官。现实与他恢复失地的志愿相去愈来愈遥远了。行前,同僚王正之在山亭摆下酒席为他送别,作者见景生情,借这首词抒写了他长期积郁于胸的苦闷之情。
这首词表面上写的是失宠女人的苦闷,实际上却抒发了作者对国事的忧虑和屡遭排挤打击的沉重心情。词中对南宋小朝廷的昏庸腐朽,对投降派的得意猖獗表示强烈不满。
上片写惜春、怨春、留春的复杂情感。词以“更能消”三字起笔,在读者心头提出了“春事将阑”,还能经受得起几番风雨摧残这样一个大问题。表面上,"更能消"一句是就春天而发,实际上却是就南宋的政治形势而言的。本来,宋室南渡以后,曾多次出现过有利于爱国抗金、恢复中原的大好形势,但是,由于朝廷的昏庸腐败,投降派的猖狂破坏,使抗战派失意受压,结果抗金的大好时机白白丧失了。这中间虽有几次北伐,结果均以签订屈膝投降的“和”而告终。北伐的失败,反过来又成为投降派贩卖妥协投降路线的口实。南宋王朝处于风雨飘摇之中。“匆匆春又归去”,就是这一形势的形象化写照,抗金复国的大好春天已经化为乌有了。这是第一层。但是,作者是怎样留恋着这大好春光呵!“惜春长怕花开早”。然而,现实是无情的:“何况落红无数!”这两句一起一落,表现出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落红”,就是落花,是春天逝去的象征。同时,它又象征着南宋国事衰微,也寄寓了作者光阴虚掷,事业无成的感叹。这是第二层。面对春天的消失,作者并未束手无策。相反,出于爱国的义愤,他大声疾呼:“春且住!见说道、天涯芳草无归路。”这一句,实际是向南宋王朝提出忠告,它形象地说明:只有坚持抗金复国才是唯一出路,否则连退路也没了。这两句用的是拟人化手法,明知春天的归去是无可挽回的大自然的规律,但却强行挽留。词里,表面上写的是“惜春”,实际上却反映了作者恢复中原、统一祖国的急切心情,反映了作者对投降派的憎恨。这是第三层。从“怨春不语”到上片结尾是第四层。尽管作者发出强烈的呼唤与严重的警告,但“春”,却不予回答。春色难留,势在必然;但春光无语,却出人意外。所以难免要产生强烈的“怨”恨。然而怨恨又有何用!在无可奈何之际,词人又怎能不羡慕"画檐蛛网"?即使能象"蛛网"那样留下一点点象征春天的“飞絮”,也是心灵中莫大的慰藉了。这四句把“惜春”、“留春”、“怨春”等复杂感情交织在一起,以小小的“飞絮”作结。上片四层之中,层层有起伏,层层有波澜,层层有顿挫,巧妙地体现出作者复杂而又矛盾的心情。
下片借陈阿娇的故事,写爱国深情无处倾吐的苦闷。这一片可分三个层次,表现三个不同的内容。从“长门事”至“脉脉此情谁诉”是第一层。这是词中的重点。作者以陈皇后长门失宠自比,揭示自己虽忠而见疑,屡遭谗毁,不得重用和壮志难酬的不幸遭遇。“君莫舞”三句是第二层,作者以杨玉环、赵飞燕的悲剧结局比喻当权误国、暂时得志的奸佞小人,向投降派提出警告“闲愁最苦”至篇终是第三层,以烟柳斜阳的凄迷景象,象征南宋王朝昏庸腐朽、日落西山、岌岌可危的现实。
这首词有着鲜明的艺术特点。一是通过比兴手法,创造象征性的形象来表现作者对祖国的热爱和对时局的关切。拟人化的手法与典故的运用也都恰到好处。第二是继承屈原《离骚》的优良传统,用男女之情来反映现实的政治斗争。第三是缠绵曲折,沉郁顿挫,呈现出别具一格的词风。表面看,这首词写得“婉约”,实际上却极哀怨,极沉痛,写得沉郁悲壮,曲折尽致。
上半阕开端“梅落繁枝千万片,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仅只三句,便写出了所有有情之生命面临无常之际的缝缝哀伤,这正是人世千古共同的悲哀。首句“梅落萦枝千万片”,颇似杜甫《曲江》诗之“风飘万点正愁人”。然而杜甫在此七字之后所写的乃是杯且看欲尽花经眼”,是则在杜甫诗中的万点落花不过仍为看花之诗人所见的景物而已;可是正中在“梅落繁枝”七字之后,所写的则是“犹自多情,学雪随风转”,是正中笔下的千万片落花已不仅只是诗人所见的景物,而俨然成为一种陨落的多情生命之象喻了。而且以“千万片”来写此一生命之陨落,其意象乃是何等缤纷,又何等凄哀,既足可见陨落之无情,又足可见临终之缱绻,所以下面乃径承以“犹自多情”四字,直把千万片落花视为有情矣。至于下面的“学雪随风转”,则又颇似李后主词之“落梅如雪乱”。然而后主的“落梅如雪”,也不过只是诗人眼前所见的景物而已,是诗人所见落花之如雪也;可是正中之“学雪随风转”句,则是落花本身有意去学白雪随风之双转,其本身就表现着一种多情缱绻的意象,而不仅是写实的景物了。这里所写的不是感情之事迹,而表达的却是感情之境界。所以上三句虽是写景,却构成了一个完整而动人的多情之生命陨落的意象。下面的“昨夜笙歌容易学,酒醒添得愁无限”二句,才开始正面叙写人事,而又与前三句景物所表现之意象遥遥相应,笙歌之易学正如繁花之易落。花之零落与人之分学,正是无常之人世之必然的下场,所以加上”容易”两个字,正如晏小山词所说的“春梦秋云,聚学真容易”也。面对此易落易学的短哲无常之人世,则有情生命之哀伤愁苦当然乃是必然的了,所以落花既随风飘转,表现得如此缱绻多情,而诗人也在歌学酒醒之际添得无限哀愁矣。“昨夜笙歌”二句,虽是写的现实之人事,可是在前面“梅落繁枝”三句景物所表现之意象的衬托下,这二句便俨然也于现实人事外有着更深、更广的意蕴了。
下半阕开端之“楼上春山寒四面”,正如后一首《鹊踏枝》之“河畔青芜”,也是于下半阕开端时突然荡开作景语。正中词往往忽然以闲笔点缀一二写景之句,极富俊逸高远之致,这正是《人间词话》之所以从他的一贯之“和泪试严妆”的风格中,居然着出了有韦苏州、孟襄阳之高致的缘故。可是正中又毕竟不同于韦、孟,正中的景语于风致高俊以外,其背后往往依然含蕴着许多难以言说的情意。即如后一首之“河畔青芜堤上柳”,表面原是写景,然而读到下面的“为问新愁,何事年年有”二句,才知道年年的芜青、柳绿原来正暗示着年年在滋长着的新愁。这一句的“楼上春山寒四面”,也是要等到读了下面的“过尽征鸿,暮景烟深浅”二句,才能体会出诗人在楼上凝望之久与怅惘之深,而且“楼上”已是高寒之所,何况更加以四面春山之寒峭,则诗人之孤寂凄寒可想,而“寒”字下更加上了“四面”二字,则诗人的全部身心便都在寒意的包围侵袭之下了。以外表的风露体肤之寒,写内心的凄寒孤寂之感,这也正是正中一贯所常用的一种表现方式,即如后一首之“独立小桥风满袖”、此一首之“楼上春山寒四面”及《抛球乐》之“风人罗衣贴体寒”,便都能予读者此种感受和联想。接着说“过尽征鸿”,不仅写出了凝望之久与瞻望之远,而且征鸿之春来秋去,也最容易引人想起踪迹的无定与节序的无常。而诗人竟在“寒四面”的“楼上”,凝望这些漂泊的“征鸿”直到“过尽”的时候,则其中心之怅惘哀伤,不言可知矣。然后承之以“暮景烟深浅”五个字,“深浅”二字,正写出暮烟因远近而有浓淡之不同,既曰“深浅”,于是而远近乃同在此一片暮烟中矣。这五个字不仅写出了一片苍然的暮色,更写出了高楼上对此苍然暮色之人的一片怅惘的哀愁。于此,再反顾前半阕的“梅落繁枝”三句,因知“梅落”三句,固当是歌学酒醒以后之所见,而此“楼上春山”三句,实在也当是歌学酒醒以后之所见;不过,“梅落”三句所写花落之情景极为明白清晰,故当是白日之所见,至后半阕则自“过尽征鸿”表现着时间消逝之感的四个字以后,便已完全是日暮的景色了。从白昼到日暮,诗人为何竟在楼上凝望至如此之久,于是结二句之“一晌凭栏人不见,鲛绡掩泪思量遍”,便完全归结到感情的答案来了。“一晌”二字,张相《诗词曲语辞汇释》解释为“指示时间之辞,有指多时者,有指暂时者”,引秦少游《满路花》词之“未知安否,一晌无消息”,以为乃“许久”之义,又引正中此句之“一晌凭栏”,以为乃“霎时”之义。私意以为“一晌”有久、暂二解是不错的,但正中此句当为“久”意,并非“暂”意,张相盖未仔细寻味此词,故有此误解也。
综观这首词,如上所述,既自白昼景物直写到暮色苍然,则诗人凭栏的时间之久当可想见,故曰“一晌凭栏”也。至于何以凭倚在栏杆畔如此之久,那当然乃是因为内心中有一种期待怀思的感情的缘故,故继之曰“人不见”,是所思终然未见也。如果是端己写人之不见,如其《荷叶杯》之“花下见无期”、“相见更无因”等句,其所写的便该是确实有他所怀念的某一具体的人;而正中所写的“人不见”,则大可不必确指,其所写的乃是内心寂寞之中常如有所期待怀思的某种感情之境界,这种感情可以是为某人而发的,但又并不使读者受任何现实人物的拘限。只因为端己在写“人不见”时,同时所写的乃是“记得那年花下”及“绝代佳人难得”等极现实的情事;而正中在写“人不见”时,同时所写的则是春山四面之凄寒与暮烟远近之冥漠。端己所写的,乃是现实这情事;而正中所表现的,则是一片全属于心灵上的怅惘孤寂之感。所以正中词中“人不见”之“人”是并不必确指的。可是,人虽不必确指,而其期待怀思之情则是确有的,故结尾一句乃曰“鲛绡掩泪思量遍”也。“思量”而曰“遍”,可见其怀思之情始终不解,又曰“掩泪”,可见其怀思之情悲苦哀伤。曰“鲛绡”,一则可见其用以拭泪之巾帕之珍美,再则用泣泪之人所织之绡巾来拭泪,乃愈可见其泣泪之堪悲,故曰“鲛绡掩泪思量遍”也。其实正中此词,原来所写的乃是一种感情之境界,而并未实写感情之事迹。
全词充满了象喻之意味,因此末句之为男子口吻抑为女子口吻,实在无关紧要,何况美人、香草之托意,自古而然,“鲛绡掩泪’‘一句,主要的乃在于这几个字所表现的一种幽微珍美的悲苦之情意,这才是读者所当用心去体味的。这种一方面写自己主观之情意,而一方面又表现为托喻之笔法,与端己之直以男子之口吻来写所欢的完全写实之笔法,当然是不同的。
“一江烟水照晴岚,两岸人家接画檐”两句采用对偶的写法,从大处落笔,先描写江上之景,雾霭弥漫,烟云缭绕,再写两岸人家,鳞次栉比,画梁相接,正合乎水仙子的曲牌作法。首句画出一幅天然美景,江面经晴日照射,氤氲荡漾,更显出烟水迷茫之致。次句“两岸人家接画檐”写出了江南地区人口稠密和繁华富庶的特点。
接着作者又把注意力放到自然景物,“芰荷丛一段秋光淡”的“淡”用得好,把温柔水乡的浓郁春光冲淡了,彷佛有抿去嚣扰的意味,更增添了几许诗意盎然的摇曳之姿。“看沙鸥舞再三”写得是作者张养浩本人闲洒自适得怡然之味。
“卷香风十里珠帘”暗示了其所在的温柔乡之香艳、富丽,和前面的画檐人家相呼应。“画船儿天边至,酒旗儿风外飐”相对,也是水仙子的惯例。而这两句不仅是字面相对,所描述的情景也恰成对应,一方频频召唤,一方倦旅来投。最后一句由客观观察转回主观感受,“爱杀江南”总结心得,既突显主旨,又充分表达了情感。
这首小令在艺术的处理上,能够把远近的景物交错来写,富有变化,江南各种富有特色的景观足以激发起令人心想神往的印象。
这首《水仙子》中最繁华富丽的句子是“两岸人家接画檐”。
该曲中运用了“一”“两”“再三”“十”等数词,集中表现了江南风物明丽隽美的特点。由于选择的数词不同,富于变化,增强了生动活泼的情韵。五句写景由远而近,从大到小,写家人、荷塘、水禽,第六句写远方的船,第七句又村落酒店酒旗,极富条理性和层次感,表达了欢快的格调。
本文通过孟子游说齐宣王提出放弃霸道,施行王道的经过,比较系统地阐发了孟子的仁政主张。
这篇文章记孟子游说宣王行仁政。说明人皆有不忍之心,为国君者,只要能发扬心中这种善端,推己及人,恩及百姓,就不难保民而王。文章通过孟子与齐宣王的对话,表现了孟子“保民而王”的王道思想和富民、教民的政治主张,也表现了孟子善辩的性格和高超的论辩技巧。他的主张,首先是要给人民一定的产业,使他们能养家活口,安居乐业。然后再“礼义”来引导民众,加强伦理道德教育,这样就可以实现王道理想。这种主张反映了人民要求摆脱贫困,向往安定生活的愿望,表现了孟子关心民众疾苦、为民请命的精神,这是值得肯定的。但孟子的思想也有其局限性。一是战国时期,由分裂趋向统一,战争难以避免。孟子往往笼统反对武力,显得脱离实际不合潮流。二是他的仁政主张完全建立在“性善论”基础上,显得过于天真、简单。孟子的思想虽然有一定的价值,与当时的社会却有很大距离,所以是行不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