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现实和诗人境遇的不同,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变化。《衡岳》和《山石》虽是出自同一手笔,且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但两者风格明显有别。《山石》写得清丽飘逸,而此诗则写得凝炼典重。
诗人通过仰望衡岳诸峰、谒祭衡岳庙神、占卜仕途吉凶和投宿庙寺高阁等情况的叙写,抒发个人的深沉感慨,一方面为自己投身蛮荒之地终于活着北归而庆幸,一方面对仕途坎坷表示愤懑不平,实际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抗议。
开篇六句写望岳。起笔超拔,用语不凡,突出南岳在当时众山中的崇高地位,引出远道来访的原因。“我来”以下八句写登山。来到山里,秋雨连绵,阴晦迷蒙;等到上山时,突然云开雨霁,群峰毕现。整段以秋空阴晴多变为背景,衬托出远近诸峰突兀环立,雄奇壮观,景象阔大,气势雄伟。“潜心默祷若有应”句,借衡岳有灵,引起下段祭神问天的心愿。“森然”以下十四句写谒庙,乃全诗的核心。韩愈游南岳,虽不离赏玩名山景色,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祭神问天,申诉无人理解、无处倾吐的悒郁情怀。在叙写所见、所感时,肃穆之中含诙谐之语,涉笔成趣。最后四句写夜宿佛寺。身遭贬谪,却一觉酣睡到天明,以旷达写郁闷,笔力遒劲。末句“寒日”,呼应“秋雨”、“阴气”。全篇章法井然。
这首诗的思想价值虽不高,艺术表现上却有特色。全篇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境界开阔,色彩浓重,语言古朴苍劲,叙述自由灵活。篇幅不短,而能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双句末尾多用三平调,少数收尾用“平仄平”,音节铿锵有力,重而不浮,颇具声势。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祭五岳典礼如同祭祀三公,五岳中四山环绕嵩山居中。
衡山地处荒远多妖魔鬼怪,上天授权南岳神赫赫称雄。
半山腰喷泄云雾迷迷茫茫,虽然有绝顶谁能登上顶峰。
我来这里正逢秋雨绵绵时,天气阴暗没有半点儿清风。
心里默默祈祷仿佛有应验,岂非为人正直能感应灵通?
片刻云雾扫去显出众峰峦,抬头仰望山峰突兀插云空。
紫盖峰绵延连接着天柱峰,石廪山起伏不平连着祝融。
严森险峻惊心动魄下马拜,沿着松柏小径直奔神灵宫。
粉色墙映衬红柱光彩夺目,壁柱上鬼怪图画或青或红。
登上台阶弯腰奉献上酒肉,想借菲薄祭品表示心虔衷。
主管神庙老人能领会神意,凝视窥察连连地为我鞠躬。
手持杯蛟教导我掷占方法,说此卜兆最吉他人难相同。
我被放逐蛮荒能侥幸不死,衣食足甘愿在此至死而终。
做侯王将相的欲望早断绝,神纵使赐福于我也难成功。
此夜投宿佛寺住在高阁上,星月交辉掩映山间雾朦胧。
猿猴啼时钟响不觉到天亮,东方一轮寒日冉冉升高空。
注释
祭秩:祭祀仪礼的等级次序。
皆:一作“比”。
三公:周朝的太师、太傅、太保称三公,以示尊崇,后来用作朝廷最高官位的通称。
“四方”句:是说东、西、南、北四岳各镇中国一方,环绕着中央的中岳嵩山。
火维:古代五行学说以木、火、水、金、土分属五方,南方属火,故火维属南方。维:隅落。
假:授予。
柄:权力。
穷:穷尽,这里用作动词。
秋雨节:韩愈登衡山,正是南方秋雨季节。
晦昧:阴暗无光。
清:一作“晴”。
“潜心”句:暗自在心里默默祈祷天气转晴,居然有所应验。
静扫:形容清风吹来,驱散阴云。
众峰:衡山有七十二峰。
突兀:高峰耸立的样子。
青:一作“晴”。
“紫盖”两句:衡山有五大高峰,即紫盖峰、天柱峰、石廪峰、祝融峰、芙蓉峰,这里举其四峰,写衡山高峰的雄伟。腾掷:形容山势起伏。
森然:敬畏的样子。
魄动:心惊的意思。
拜:拜谢神灵应验。
松柏一径:一路两旁,都是松柏。
趋:朝向。
灵宫:指衡岳庙。
丹柱:红色的柱子。
动光彩:光彩闪耀。
“鬼物”句:墙上和柱子上画满了彩色的鬼怪图形。
荐:进献。
脯酒:祭神的供品。脯:肉干。
菲薄:微薄的祭品。
明其衷:出自内心的诚意。
庙令:官职名。唐代五岳诸庙各设庙令一人,掌握祭神及祠庙事务。
识神意:懂得神的意旨。
睢盱:抬起头来,睁大眼睛看。
侦伺:形容注意察言观色。
杯珓:古时的一种卜具。
余难同:其他的卦象都不能相比。
窜逐蛮荒:流放到南方边荒地区。
甘长终:甘愿如此度过余生。
纵:即使。
难为功:很难做成功。
高阁:即诗题中的“门楼”。
曈昽:月光隐约的样子。
钟动:古代寺庙打钟报时,以便作息。
杲杲:形容日光明亮。
此诗作于公元805年(永贞元年)。公元803年(贞元十九年),关中大旱,饿殍遍地。韩愈上书皇帝,请宽民徭,触犯唐德宗及权贵,被贬为阳山令。公元805年(贞元二十一年)宪宗登基,又议大赦,韩愈由郴州赴江陵府任法曹参军,途中游衡山时写下这首诗。
作为文学体裁之一的诗歌,是客观的现实生活在诗人头脑中反映的产物。由于客观现实和诗人境遇的不同,诗歌的艺术风格也有变化。《衡岳》和《山石》虽是出自同一手笔,且是同类题材的作品,但两者风格明显有别。《山石》写得清丽飘逸,而此诗则写得凝炼典重。
诗人通过仰望衡岳诸峰、谒祭衡岳庙神、占卜仕途吉凶和投宿庙寺高阁等情况的叙写,抒发个人的深沉感慨,一方面为自己投身蛮荒之地终于活着北归而庆幸,一方面对仕途坎坷表示愤懑不平,实际上也是对最高统治者的一种抗议。
开篇六句写望岳。起笔超拔,用语不凡,突出南岳在当时众山中的崇高地位,引出远道来访的原因。“我来”以下八句写登山。来到山里,秋雨连绵,阴晦迷蒙;等到上山时,突然云开雨霁,群峰毕现。整段以秋空阴晴多变为背景,衬托出远近诸峰突兀环立,雄奇壮观,景象阔大,气势雄伟。“潜心默祷若有应”句,借衡岳有灵,引起下段祭神问天的心愿。“森然”以下十四句写谒庙,乃全诗的核心。韩愈游南岳,虽不离赏玩名山景色,但更主要的还是想通过祭神问天,申诉无人理解、无处倾吐的悒郁情怀。在叙写所见、所感时,肃穆之中含诙谐之语,涉笔成趣。最后四句写夜宿佛寺。身遭贬谪,却一觉酣睡到天明,以旷达写郁闷,笔力遒劲。末句“寒日”,呼应“秋雨”、“阴气”。全篇章法井然。
这首诗的思想价值虽不高,艺术表现上却有特色。全篇写景、叙事、抒情,融为一体,境界开阔,色彩浓重,语言古朴苍劲,叙述自由灵活。篇幅不短,而能一韵到底,一气呵成。双句末尾多用三平调,少数收尾用“平仄平”,音节铿锵有力,重而不浮,颇具声势。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此词檃括陶渊明《归去来辞》而成。檃括,就是就原有的文章加以剪裁改写。此词仅微改《归去来辞》语句,不改其意,使之符合声律。
此词主旨即是“归去来”。苏轼之爱陶渊明,在于欣赏他的弃官归隐。苏轼在仕途中挫伤累累,太需要解脱,“归去来”便是他抚慰心灵的最佳方法,逃避现实的最佳途径。全词从未归以前之误、去彼来此之急写起,一直写到归来游赏之趣,田园之乐,及家人相聚之欢,最后以随缘自适作结,写得周到而浑成。尽管词意全系出自《归去来辞》,但抒写的是自己的怀抱,与胸中无此境界,徒以檃括为趣不同。
陶渊明《归去来辞》的文字,可说非常精练,没有一句废话。在这种情况下要加以檃括,有著相当高的难度,非一般人能为之。苏轼檃括此作的高妙处,在他融合了《归去来辞》的“序”与“正文”的精旨。譬如,《哨遍》的首句“为米折腰”,概括了陶渊明史传的可靠记载;次句“因酒弃家”,凝缩了“序”文的“公田之利,足以为酒,故便求之”等语;第三句“口体相交累”,从“序”一下过渡至“正文”,除了味道不变,甚至还有导入主境的妙效。所以说,苏轼改写《归去来辞》,实际是一种艺术创造。
首联“石与人俱贬,人亡石尚存”从人石俱贬写到石存人亡,一开头就具有强烈的感伤色彩。诗人从“石”入手,自然浑成。石存人亡的衬托,突现了苏轼的不幸。当年,苏轼被贬南方,这块心爱的玩石,随其同往,可谓同病相怜;而如今人去石存,大有人不如石之慨。而赞美“石”质的“坚”与“重”,则暗含诗人对苏轼为人立世之本的钦佩。苏轼一生,在政治上从不因一己之利而朝三暮四,始终坚持独立的品行。石随人贬,一个“俱”字,道尽了当时的世态炎凉。更伤感的是,苏轼所欣赏的雪浪石虽“不闻”而“尚存”,雪浪斋还可重新“葺治”,而石和斋的主人苏轼却再也见不到了,充满了物是人非之感。
中间两联承“石尚存”生发。“坚重质”既是写雪浪石,又是苏轼的象征。苏轼一生爱石,在于石具有“震霆凛霜我不迁”的“节概”,也就是诗人所说的“坚重质”,而苏轼一生在险恶的政治风浪中正具有这种坚重不迁的高贵品质。颈联隐括苏轼《雪浪石》诗和《雪浪斋铭》入诗,写珍惜和复原友人遗物。“满酌中山酒”,是说诗人也要像当年苏轼那样“老翁儿戏作飞雨,把酒坐看珠跳盆”。“重添丈八盆”,是说要重做“玉井芙蓉丈八盆”以盛装雪浪石。珍重友人遗物正表现了思念友人的深厚之情。
尾联承“人亡”。“不归北”,语意双关,既指苏轼卒于常州,又指苏轼鉴于政治原因,决意“不归北”。苏轼本来“已决计从弟之言,同居颍昌”,但行至真州,“颇闻北方事,有决不可往颍昌近地居者,今已决计居常州。”所谓“北方事”是指宋徽宗上台仅一年多,就由调停新旧两党转为再次打击元祐党人。苏轼为“省力避害”,决意留在离京城较远的南方。不料突然卒于常州,失去了同弟弟和老友重见的机会,诗人也只能在遥远的定州为友人招魂而已。
这首诗在写法上别开生面,它睹石思旧,借物写人,以“贬”字领起全篇,以“亡”字,贯穿始终,层层递进,环环入扣,诗中无一“哀”字,而哀情则从隙缝中透露出来。
第一首诗总的调子是抑郁的,但前四句并不沉闷,抑郁中有欢快,泪与笑俱,起伏多变。“行行循归路,计日望旧居”。归心似箭,匆忙赶路,心里计算着到家的日子。为了表达归家的急迫心情,诗人注意了词语的选择,“行行”是重言,富有表达力,写出了诗人奔走不停的祥子;“计日望旧居”的“计”和“望”,准确而形象地反映出诗人归家途中的心理活动,诗人很想回到自己久别了的“旧居”,去看望自己的亲人,他唱道:“一欣侍温颜,再喜见友于。”在行役路上动乡关之思,盼与家人团聚,这是人之常情,陶渊明用诗的语言道出了这种人之常情,最容易引起共鸣。
“计日望旧居”的陶渊明不希望在路上停留。然而,偏偏行船遇风,被迫在穷湖停船,这当然使他苦恼。离家只有百余里,却回不去,他只好遥望南岭,对空长叹,心情是无可奈何的。诗人不仅写了这种欲归不得的苦恼,他还借叹行役的机会表示了对官场的厌倦,对仕途的忧惧,对怀才不遇的抗议。有了这些内容,就看见了诗人的心,感觉到了他跳动的脉搏。
在表现这些内容的时候,诗人没有直说,而是含蓄地表现出来,为了诗意的含蓄,诗人采用了三种手法。一种是借景抒情,借景达意,字面上是写景,字里行间却藏着诗人的寓意,“言在此而意在彼”。“鼓棹路崎曲,指景限西隅”。从字面看,这不过是诗人在叹“行路难”,在埋怨日落黄昏夜幕降临得太早;透过字面,便不难发现,诗人是在借助眼前的景物流露自己对官宦生活的厌倦情绪。他怨天恨地,没有一点欢乐的情绪。在他的眼里,江南夏日的风光也变得那么荒凉,那么可怕,没有欢乐的情绪:“高莽眇无界,夏木独扶疏”。不是风光不美,而是诗人的情绪不佳。诗人不去赞美行役途中的风光,正说明他想结束劳累的行役生活,想离开讨厌的官场。
另一种是用双关语达意。“江山岂不险,归子念前涂”。字面是说行路难,征途艰险可畏,可实际是说官场多风险,吉凶难料。当时,东晋王朝岌岌可危,孙恩在浙江领导的农民起义军逐渐逼近京师,陶渊明的上司桓玄屡次上表要求讨伐孙恩。王室腐败,义军攘起,军阀桓玄又野心勃勃,社会极具动乱,想到这些诗人不能不瞻“念前涂”。由此看来,诗人笔下的“江山”,决不仅指自然界的山川,而是指国家社稷,“前涂”也不仅仅是指征途,而且是指诗人自己在社会动乱时的仕宦前途。“江山”和“前涂”都是一语双关,值得玩味。
除了上两种,诗人还使用了隐喻的手法。“凯风负我心,戢枻守穷湖”,这两句是说风不从人愿,阻延归期。其实,诗人的命意远不止于此,他一连用了三个隐喻,来描述自己怀才不遇的处境。“凯风”是可恨的,它与诗人的心相违;凯风在这里暗指压制陶渊明的世族权贵。“戢枻”是可叹的,因为“枻”的作用在于划船,当“枻”被“戢”起来以后,就失去作用了。“穷湖”是荒凉的地方,船泊穷湖是无可奈何的事情。作者陶渊明是有才干的,然而,他只能在桓玄手下当幕僚,而且还要行役千里,致使自己无所作为。桓玄的慕府就如同“穷湖”,陶渊明发出“戢枻守穷湖”的叹息是很自然的,并非无病呻吟。
最后,诗人慨叹只有百里之远,因风受阻,不能及早返回旧居,发出了“将焉如”的叹息,但只不过是空叹而已,与前面的“归子念前涂”一句联系起来看,这几句诗真实地抒写了诗人“出仕”与“归隐”的矛盾痛苦心情。
从全诗看,首尾两部份的抒情基本上是采用直说的方法,感情真挚热烈。诗的中间部份则采用借景达意、一语双关和隐喻的方法,表现出诗人的隐衷,富有意趣。
陈亮在作词中善于用典使事,这使他的作品能在有限的篇幅里大大增加内容。他运用历史典故,不同于其他词作者,有其独特的方法,那就是不拘限于原来的历史故事,而是取其一个侧面,死事活用,以衬托自己想要表达的思想感情。因此,读他的词,必须反复揣摩,才能领略其深刻的涵义。这首词就是这样。
词的上片主旨在于议论天下大事。首句“老去凭谁说”,写知音难觅,而年已老大,不惟壮志莫酬,甚至连找一个可以畅谈天下大事的同伴都不容易。词人借此一句,引出以下的全部思想和感慨。他先言世事颠倒变化,雪仇复土无望,令人痛愤;下片则重叙友谊,二人虽已老大,但从来都是志同道合的,今后还要互相鼓励,坚持共同主张,奋斗到底。
上片先借《庄子·知北游》中“臭腐复化为神奇,神奇复化为臭腐”和《淮南子》所说的“冬日之葛”、“夏日之裘”来指说世事的不断反复变化,并且,越变越颠倒错乱,越变对国家越不利,人们日渐丧失了收复失地的希望。控诉了南宋朝廷的是非不分。朝廷数十年偏居江南,不图恢复,对人们心理有极大的麻痹作用。经历过“靖康之变”的老一辈先后谢世,后辈人却从“生发未燥”的婴孩时期就习惯于南北分立的现状,并视此为固然,他们势必早已形成了“无仇可雪”的错误认识,从而彻底丧失了民族自尊心和战斗力。这才是令人忧虑的问题。上片最后四句,重申中原被占,版图半入于金之恨。词以“二十五弦”之瑟,兼寓分破与悲恨两重意思。《史记·封禅书》记:“太帝使素女鼓五十弦瑟,悲,帝禁不止,故破其瑟为二十五弦。”一如圆月平分,使缺其半,同是一大恨事。末再以“胡妇弄,汉宫瑟”,承上“二十五弦”,补出“多少恨”的一个例证。汉、胡代指宋、金。而说汉宫瑟为胡妇所弄,又借以指说汴京破后礼器文物被金人掠取一空的悲剧。《宋史·钦宗本纪》记载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金人掳徽、钦二帝及皇后、太子北归,宫中贵重器物图书并捆载以去,其中就有“大乐、教坊乐器”一项。只提“胡妇弄,汉宫瑟”,就具体可感而又即小见大地写出故都沦亡的悲痛,则“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的愤慨自在其中,同时对南宋朝廷屡次向金人屈躬卑膝,恢复大业坐失良机的现实,也就有所揭露、鞭挞。读到这里,再回头去看“老去凭谁说”一句,益感词人一腔忧愤,满腹牢骚,都是由此而发的。
下片转入抒情。所抒之情正与上片所论之事相一致。词人深情地抒写了他与辛弃疾建立在改变南宋屈辱现实这一共同理想基础上的真挚友谊。过片一句“树犹如此堪重别”,典出《世说新语·言语》。东晋桓温北征时,见当年移种之柳已大十围,叹息道:“木犹如此,人何以堪!”“堪重别”即“岂堪重别”,陈、辛上饶一别,实成永诀,六年之后,即绍熙四年(1194年),陈亮就病逝了。虽然他当时无法预料这点,但相见之难,却在意料之中。这一句并非突如其来,而是上承“老去凭谁说”自然引出的。下句“只使君、从来与我,话头多合”,又正是对岂“堪重别”原因的解释,也与词首“老去”一句遥相呼应。这句正面肯定只有辛弃疾才是最能理解他的唯一知己。据辛词《虞美人》题下小序记,此次陈亮别后,弃疾曾追赶到鹭鹚林,因雪深路滑无法前进,才悻悻而归。“行矣置之无足问”一句,就是针对这件事宽慰这个远方友人的,也是回答对方情深意切的相思。句后缀以“谁换妍皮痴骨”,意为自己执着于抗金大业,尽管人们以“妍皮痴骨”相看待,终不想去改变它了。“妍皮痴骨”出自《晋书·慕容超载记》。谚云‘妍皮不裹痴骨’,妄语耳。”谚语原意本谓:仪表堂堂者,其内心必不愚蠢。姚兴以为慕容超虽貌似聪隽,而实则胸无智略,便说谚语并不正确,对慕容超的行动也不限制。词人借此来说明,即使世人都说他们是“妍皮裹痴骨”,遭到误解和鄙视,他们的志向也永不会变。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友情乃愈可贵,所以就自然地发而为“但莫使伯牙弦绝”的祝愿,将两人的友情跟抗金的共同志向联系到一起,使这种感情升华到圣洁的地步。然后,话题一转,写出“九转丹砂牢拾取,管精金只是寻常铁”。以“九转丹砂”与辛弃疾共勉,希望能经得起锻炼,使“寻常铁”炼成“精金”,为国家干一番事业。这两句至理名言,实际说的还是救国之道。
全文中词人“一息尚存,此志不容稍懈”的精神十分令人感动。其中,词人信手拈来历代相传的炼丹术中所谓经过九转炼成的丹砂可以点铁成金的说法,表达出尽管寻常的铁也要炼成精金的恒心,比喻只要坚定信心,永不松懈,抓住一切时机,则救国大业必能成功。最后,再借龙虎丹炼成而迸裂出鼎之状,以“龙共虎,应声裂”这铿锵有力的六个字,刻画胜利时刻必将到来的不可阻止之势。至此,全词方戛然而止。这最后几句乃是作者与其友人的共勉之辞,也是他们的共同心愿。
全诗四章,全以萧艾含露起兴。萧艾,一种可供祭祀用的香草,诸侯朝见天子,“有与助祭祀之礼”,故萧艾以喻诸侯。露水,常被用来比喻承受的恩泽。故此诗起兴以含蓄、形象的笔法巧妙地点明了诗旨所在:天子恩及四海,诸侯有幸承宠。如此,也奠定了全诗的情感基调:完全是一副诸侯感恩戴德、极尽颂赞的景仰口吻。
首章写初见天子的情景及感受。“蓼彼萧斯,零露湑兮。”自古以来,阳光雨露多是皇恩浩荡的象征和比喻,而微臣小民多以草芥自比,因此,这开头两句可以是兴,也可以看作比。有幸见到了君王,或是得到了君王的恩宠,当然是喜上眉梢,喜出望外,心里有多高兴自不待言,因此说:“既见君子,我心写兮。”似是日日夜夜,朝思暮盼,今日终遂心愿后的表述。因为在诸侯看来,入朝面君,无疑是巨大的幸事,一个“写”字,形象地描画出诸侯无比兴奋、诚惶诚恐、激动得难以言表的感受。境由心造,心情舒畅当然见什么都高兴。和君王在一起宴饮谈笑,如坐春风,因此,自然会得到君王的首肯、赞许,尽情享受那种恩遇带来的精神愉悦。因此,当他们与天子共享宴乐之时,便争相倾吐心中的敬祝之情,完全沉浸在圣洁的朝圣之乐中。
二、三两章进一步描写君臣之谊,分别从诸侯与天子两方面落笔。对诸侯而言,无疑应感谢天子圣宠,“为龙为光”,这当然是“其德不爽”的结果。故最后祝天子“寿考不忘”;对天子而言,则是描写其和乐安详的圣容及与臣下如兄弟般的深情。可以说抓住了两个最有代表性的方面,恰如其分地刻画出了天子的风仪及修养。这样可亲可爱的天子,不可能不受到臣下的拥戴与崇敬。
末章借写天子离宴时车马的威仪进一步展示天子的不凡气度。看那威风凛凛的高头大马,听那叮当悦耳的铃声和鸣,威而不滥,乐而不乱,恰恰表明天子不仅能够泽及四海,而且可以威加四夷,因此,他才能够集万福于一身,不愧受命于天的真命天子。全诗以“和鸾雍雍,万福攸同”作结,为读者描绘了一派其乐融融的大祝福场面:四方车马齐聚,鸾铃叮当悦耳,臣民齐祝君王,万福万寿无疆!想来真是令人激动满怀,崇敬之情油然而生。
此诗无论内容或是形式,均体现出雅诗的典型风格。因表现的是诸侯对天子的祝颂之情,未免有些拘谨,有些溢美,比起健康活泼、擅长抒发真情实感的民间风诗来,在艺术与情感上,可取之处便少了许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