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朝安史之乱后，张继途经寒山寺时写下这首羁旅诗。此诗精确而细腻地描述了一个客船夜泊者对江南深秋夜景的观察和感受，勾画了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有景有情有声有色。此外，这首诗也将作者羁旅之思，家国之忧，以及身处乱世尚无归宿的顾虑充分地表现出来，是写愁的代表作。全诗句句形象鲜明，可感可画，句与句之间逻辑关系又非常清晰合理，内容晓畅易解。
这首七绝以一“愁”字统起。前二句意象密集：落月、啼乌、满天霜、江枫、渔火、不眠人，造成一种意韵浓郁的审美情境。后两句意象疏宕：城、寺、船、钟声，是一种空灵旷远的意境。江畔秋夜渔火点点，羁旅客子卧闻静夜钟声。所有景物的挑选都独具慧眼：一静一动、一明一暗、江边岸上，景物的搭配与人物的心情达到了高度的默契与交融，共同形成了这个成为后世典范的艺术境界。
全诗抓住一个“愁”字展开。如果说“月落乌啼霜满天”多少透示着凄清悲凉，那么“江枫渔火”难道不给诗人一点光明与温暖吗？然而，“对愁眠”却凸现在人们面前。旅途的孤独、寂寞，牵起诗人的满怀愁绪，更遇上残月衔山、乌鸦悲啼，满目寒霜洒遍江天，一个迷茫、凄清、寂寥的背景已经形成，奠定了全诗以“愁”为中心的基调。人在逆境中（从诗的字里行间可以品味出来），最忌的是景物伤怀，诗人泊船于枫桥之下，本来心情就已凄恻，却偏逢残月。外出旅游者（也许作者不是旅游家）往往会对家人无限牵挂，可谓归心似箭，盼望与家人团圆，然而，他却客舟孤苦、愁怀难遣。残月也许已给诗人一丝莫名的预示，更兼乌鸦悲鸣的不祥之兆!（听到乌鸦啼叫，人们都会将其与不详联系）满天的飞霜又怎能不令诗人一阵阵心寒？
“江枫渔火对愁眠”。经霜后鲜红似火的枫叶与渔船上星星点点的灯火，在霜天夜晚呈现出一种朦胧美，给这幅秋江月夜图平添几分悦目赏心的风姿，绘景已达到美得无瑕的境界！然而，作者着力渲染秋江月夜的美景时，笔束一顿便绘出一个“愁”字来。作者为什么愁？有几多愁？景愈美则情（愁）愈烈。诗人面对美景，却没有半点的欢乐，愁得辗转反侧，这是为什么？我们回顾前文“月落”、“乌啼”、“霜满天”，俗话说天黑怕鬼，诗人心中的“鬼”是什么？是他的仕途得失、宦海沉浮？还是家事索怀、亲朋离散？诗中没说，不得而知。但诗人无心欣赏夜景、孤独难眠，我们不难想象他心中之愁。郁结难抒，确实不是言语说得清的。从他害怕乌啼，我们可以觉察他心中一定有什么事（或人）令他担心，以至乌鸦的啼叫声也令他心烦意乱。霜，是诗人描绘的这幅秋江月夜图的组成部分。玉屑般的飞霜给人一种素雅高洁的美感，然而和“乌啼”“愁眠”联系起来理解，这霜就有点“不妙”了。既然诗人听到乌啼已感意乱，那么飞霜岂不是令他心寒吗？意乱心烦自是他“愁眠”之因了。“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夜，静得可怕，静得令人难以入睡。
诗的前幅布景密度很大，十四个字写了六种景象，后幅却特别疏朗，两句诗只写了一件事：卧闻山寺夜钟。这是因为，诗人在枫桥夜泊中所得到的最鲜明深刻、最具诗意美的感觉印象，就是这寒山寺的夜半钟声。月落乌啼、霜天寒夜、江枫渔火、孤舟客子等景象，固然已从各方面显示出枫桥夜泊的特征，但还不足以尽传它的神韵。在暗夜中，人的听觉升居为对外界事物景象感受的首位。而静夜钟声，给予人的印象又特别强烈。这样，“夜半钟声”就不但衬托出了夜的静谧，而且揭示了夜的深永和清寥，而诗人卧听疏钟时的种种难以言传的感受也就尽在不言中了。
《枫桥夜泊》是一首情与景交织在一起的古诗，全诗除了“对愁眠”外，其余都是刻意绘景。它不是直抒胸臆，而是通过描绘秋江月夜的美景，间接而自然地把诗人旅途寂寞的郁结愁思寄托于景物而抒发出来。欲抒情，先绘景，情随景发，是这首古诗显著的艺术特点。由此可见，在借景抒情的古诗中，作者的情感是通过所描绘的景物来抒发的。在教学这类古诗时，我们既要欣赏作者描绘的景物，更重要的是理解他凭借景物巧妙抒情的技巧,这样才能真正地读懂了古诗。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吴山图》是作者的朋友魏用晦离任吴县县令时，当地百姓送给他的一幅山水画。《吴山图记》即以这幅画为线索，先寥寥数笔概写吴县的风物名胜和湖光山色，然后自然而然地写出魏用晦在担任县令时与当地百姓结下的难以忘怀的深厚感情，并以北宋苏轼和韩琦的故事，揭示出“然后知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己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以此来称颂魏用晦对吴县的缱绻深情。作者不刻意雕饰文字而写得清新淡雅，着眼吴县山水画而寓意于山水画外，构思颇为新巧。
文章首先介绍了吴县诸多的崇山峻岭、吴王故宫、西子遗迹、名胜风景以及沉浸着七十二座山峰的广阔太湖，给读者展示了一派“海内之奇观”的吴县秀丽风光。作者在这里并非为写景而写景，而是为下文中颂扬“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作好铺垫。接下来记叙了魏用晦做了不到三年的吴县县令，因考绩优等，被召入朝做给事中，吴县百姓念其恩德想挽留他没有成功，便赠《吴山图》以作为纪念。作者在这儿记叙的是临别赠图而不是赠送其他贵重物品，这既表明了吴县百姓对其思德惠政的感谢，也表明了魏用晦为官清廉的品德。
第二段，归有光以极为感慨的口气，论述了县令对于百姓的重要。“令诚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泽而有荣也；令诚不贤也，其地之山川草木，亦被其殃而有辱也。”县令如果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叨他的恩泽而享有荣耀；县令如果不贤明，那地方的山川草木也遭到他的祸殃而蒙受耻辱。这些议论是为了直接引出下一句“君于吴之山川，盖增重矣”。魏君之于吴县的山川，实在是为山河增添了光彩。这一句与文章开头写吴县秀丽山川、名胜古迹的文字相互照应，使议论和写景有机地配合在一起，将魏用晦治理吴县的功绩形象地表现出来。最后以“而君则亦既去矣，何复惓惓于此山哉？”结束此段，不仅写出了魏用晦对吴民的怀念之情，也起到了承上起下的作用。
末一段，归有光以苏轼称赞韩琦不忘情于黄州，并替黄州人将韩琦的《思黄州》诗刻在石碑上的故事，引出“贤者于其所至，不独使其人之不忍忘而已，亦不能自忘于其人也”的道理。并以魏用晦已离开吴县三年，仍时常拿出《吴山图》深情地叹息，来说明魏用晦为官贤明，不忘百姓的品德。文章最后紧扣主题，深深地感叹道：“噫！君之于吾吴有情如此，如之何而使吾民能忘之也！”使对魏用晦的颂扬之情达到高潮。文章写得婉转情深，意蕴悠远，笔墨更在山水之外，颇具情韵。
从这篇不长的散文中可以看出归有光把握此类文章的功力。他以县令和吴民相互思念之情作为文章之魂，以《吴山图》作为贯穿全篇的线索，无论是描写吴县秀丽山川、抒发感慨的议论，还是记叙古代贤人的故事，都离不开烘托魏用晦的贤明和政绩。文章以舒缓的语气叙说平平常常的事，却又紧扣着抒发深情这个中心，因而不使人觉得他颂扬好友牵强、琐屑。从文章中还可以看出归有光善于把生活小事引摄到“载道”的“古文”上来，以及善于以触景生情、见物思人等方式来抒发情致的为文特点。
上片由景及人，通过清寂环境的描绘，引出修道女冠的形象：她日渐消瘦，残香惹襟，展露出内在意绪的郁塞悲苦。“寂寞”，词眼。女道士居处“五云三岛”，正当春光明媚，露花烟草，思凡之心令其容貌失色，眼看余香更使人泪沾衣襟。“露花”三句是她所在地方的环境，环境清冷，烘托出主人公心情之孤独与凄凉，之后再写情事。“貌减”二句写她与情人分别后因思念而憔悴，以余香作为一种安慰，相思甚苦，情思未断，真是可怜可叹。
下片开头二句描写道观的清静环境，写其周围清冷阴森，没有一点乐趣，使她更想念情人。竹“疏”人气更稀，倍感“静”松“密”道坛肃穆，倍感“森”。“何事”二句，将相思之情和盘托出，思凡之心宛然可见，表达了对情郎远逝的深切思念。
这首词写了女道士的思凡情怀，通过清冷环境的描写，表现了女道士思念情郎的寂寞凄凉之情。全词写了环境清冷，烘托主人公心境之孤寂、凄凉，从容颜憔悴、余香尚存，见其相思甚苦，感情真切。这首词情景交融，脉络清晰，逼真地展示出女道士尘心未泯的情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