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梁元帝曾说,王粲在荆州为刘表效命时作了数十篇文章,后来荆州被攻破,王粲便将自己的文章全部烧毁,仅留了一篇。当时的文人名士看到后都称赞写得好,但是遗憾不能看到全貌。后来都城江陵被西魏宇文泰带兵攻陷,梁元帝也将自己所藏的书全部焚毁,说:文王、武王的治国修身之道,到今夜完全消失了。为什么与荆州沦陷时焚毁书籍的事情如出一辙啊。于是作诗表示感慨。
王粲和梁元帝十分爱惜自己收藏的书籍,但在自己所在的城池被攻陷以后,却一把火烧掉了自己所有的珍藏。
因为秦始皇焚书坑儒未赶尽杀绝,才能使那些残留的诗文保存到今天。
注释
金楼子:书名。梁元帝为湘东王时自号金楼子,因以名书。《金楼子》是梁元帝从青年时代起就亲自动手搜集材料逐年撰写而成的。
梁元帝:即萧绎(508—554),初封湘东都王,承圣元年(552)登基,称梁元帝。梁元帝一生博览群书,儒释道兼通,而且还完成了大量学术著作,所以《梁书·元帝本纪》称赞他:“既长好学,博综群书,下笔成章,出言为论,才辩敏速,冠绝一时。”史称其藏书十四万卷,于江陵城破时自己烧毁,并用宝剑狂砍竹柱,仰天长叹:“文武之道,今夜尽矣!”
王仲宣:王粲字仲宣,山阳高平人,三国时曹魏大臣、文学家。其祖为汉朝三公,与李膺齐名。早年王粲曾得到蔡邕的赏识,汉末动乱中,避乱至荆州(今湖北襄樊)依附刘表。刘表以王粲其人貌不副其名而且躯体羸弱不甚见重。刘表死后,王粲劝刘表次子刘琮归降于曹操。曹操辟王粲为丞相掾,赐爵关内侯。王粲文学成就颇高,尤以诗赋见长,与刘桢、孔融等合称“建安七子”,与曹植并称为“曹王”。有《王侍中集》。
咸:都,全。
“见虎一毛”二句:以虎身花纹的斑驳多彩比喻王粲文章的成就,非一文而可知。语出《周易·革卦》,其“象辞”曰:“大人虎变,其文炳也。”疏曰:“文章之美,焕然可观,有似虎变,其文彪炳。”
西魏:北魏永熙三年(534),鲜卑族宇文氏所建立的北魏政权分裂为东西两部,西魏都长安,至恭帝四年(557)为北周所取代。
尽焚其书:《南史》卷八记载,梁元帝酷爱读书,平时手不释卷,无论冬夏。当西魏攻江陵,元帝知城不可守,准备投降,“乃聚图书十余万卷尽烧之”。
牙签:象牙制作的图书标签,写上书名,垂于卷轴式书籍的一端,以便查找。这里代指书。
红绡:红绡制作的书套。绡,生丝织品。
祖龙:指秦始皇。《史记·秦始皇本纪》:“三十六年……秋,使者从关东夜过华阴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为吾遗滈池君。’因言曰:‘今年祖龙死。’使者问其故,因忽不见,置其璧去使者奉壁具以闻。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过知一岁事也。’退言曰:‘祖龙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视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沉璧也。”秦始皇死于此年。裴骃《集解》引苏林曰:“祖,始也;龙,人君像。谓始皇也。”因为其曾焚书,故将其与焚书事相关联。
这焚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元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焚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焚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焚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焚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焚知识的储藏,焚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焚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焚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焚由于焚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合,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择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焚秦始皇的焚书焚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焚,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焚“尽焚其书”,而焚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元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元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曰下敢有藏元诗》、元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元诗》元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焚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合人的思考的书籍,一焚史书,二焚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焚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焚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择以构建秦之统一曰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元诗》、元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择,秦始皇的焚书焚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焚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焚如择。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焚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元南史》卷八)又在元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曰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焚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焚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焚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焚血与泪的共泣,焚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焚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择诗正焚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焚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焚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焚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择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焚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焚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焚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择而具有谶语的意味。
这首诗是诗人过苏州时流连光景之作。作品不仅描摹了苏州的明媚风光,也抒发了诗人达观不羁的情怀。
首联总写苏州风光之明媚爽目和“水光潋滟晴方好,山色空蒙雨亦奇”之江南景物特色:“东出盘门刮眼明,萧萧疏雨更阴晴”,这两句是说:行舯东出盘门,一片清雅明媚之色,此刻,刚下过一阵细雨,天也放晴了。不说景物如何明媚,而说“刮眼明”,一个“刮”字的妙用,使人具体感受到大地如洗的新美,爽气得沁人肺腑。
首联是写总体感受,颔联承此而写具体景物:“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清风徐来,绿柳依依,宛如舞姿婆娑;春水泱泱,白鹭相随,宛如爱侣为伴,以说它们“俱自得”。近水如镜,既照着城头的雉堞、纹关石,又照着绿杨、白鹭和透行舟,好象要把世上的一切美秀都收于一镜之中;远山葱翠,或如玉簪亭亭,或发如鬟髻对起,似与近水媲美,所以说它们的喜爱。这一联不仅上下句对仗,而且是句中对偶(如“绿杨”对“白鹭”、“近水”对“远山”),这就使得韵致更谐美,画面更生动。这一联显然是从李商隐《二月二日》“花须柳眼各无赖,紫蝶黄蜂俱有情”两句化来,而一经点染,则别有韵致。这联诗还可以说是诗中有画,而且色彩鲜明,风光漪旎,生机盎然,韵味无穷。
处于这样“俱自得”、“皆有情”的环境中,诗人不能不对影自怜而生感慨,于是写出了“万物盛衰天意在,一身羁苦俗人轻”这样语意双关的话。大自然诚然美好,但它既有“盛”,必有“衰”,而这种盛衰又不是主观意志所能主宰得了的,所以说在乎“天意”。“天意在”三字,表面是对造物主而发,实则也是对人世的主宰者而言。这事物的错综颠倒怎能不使人产生“万物盛衰”在“天意”之想。“一身羁苦俗人轻”是对世俗的讽刺。诗人四方漂泊,故曰“羁”;沉沦不僚,不得安闲舒适,故曰“苦”。合观“羁苦”,它兼指羁宦羁旅之苦。世俗之眼,只认荣华富贵,不识道德学问,羁苦之身,白为俗人所轻。诗人被借故劾免之后,曾向欧阳修写信说:“舜钦年将四十,齿摇发苍,才为大理评事。廪禄所人,不足充衣食,性复不能与凶邪之人相就近。今脱去仕籍,非不幸也。”(费衮《梁溪漫志》引)这段话可说是对“一身羁苦”的注脚,也是不畏世欲轻视的自白。
尾联总收一笔:“无穷好景无缘住,旅棹区区暮亦行。”“无穷好景”回应上边所写美景;“旅棹”回应“羁苦”,表明临去时对苏州的眷恋之情。钱钟书先生曾指出:宋诗“爱讲道理,发议论;道理往往粗浅,议论往往陈旧,也煞费笔墨,去发挥申说。”这一缺陷也可以从这首诗中(尤其是尾联)找到──煞费笔墨议论,而在议论中又缺少形象思维。
刘克庄在《后村诗话·前集》中说“苏子美歌行,雄放于圣俞(梅尧臣),轩不羁,如其为人。”其实轩昂不羁的,不只是他和歌行体,像这首律诗,虽以清切闲淡为主,却也散发着俊快不羁之气。诗之佳处,正在于此。
赠别之作,多从眼前景物写起,即景生情,抒发惜别之意。王维此诗,立意不在惜别,而在劝勉,因而一上来就从悬想着笔,遥写李使君赴任之地梓州(治今四川三台县)的自然风光,形象逼真,气韵生动,令人神往。
“万壑树参天,千山响杜鹃。”首联是说,梓州一带千山万壑尽是大树参天,山连山到处可听到悲鸣的杜鹃。
开头两句互文见义,起得极有气势:万壑千山,到处是参天的大树,到处是杜鹃的啼声。既有视觉形象,又有听觉感受,读来使人恍如置身期间,大有耳目应接不暇之感。这两句气象阔大,神韵俊迈,被后世诗评家引为律诗工于发端的范例。
“山中一夜雨,树杪百重泉。”颔联是说,山里昨夜不停的下起了透彻的春雨,树梢淅淅沥沥或像泻着百道清泉。
首联从大处落笔,气势不凡;颔联则从细处着墨,承接尤佳,不愧大家手笔。诗人展现了一幅绝妙的奇景:一夜透雨过后,山间飞泉百道,远远望去,好似悬挂在树梢上一般,充分表现出山势的高峻突兀和山泉的雄奇秀美。“山中”句承首联“山”字,“树杪”句承首联“树”字,两句又一泻而下,天然工巧。这两联挺拔流动,自然奇妙,画面、意境、气势、结构、语言俱佳。前人所谓“起四句高调摩云”(高步瀛《唐宋诗举要》引纪昀语)。“兴来神来,天然入妙,不可凑泊”(清王士禛《古夫于亭杂录》),诚非虚夸。
作者以欣羡的笔调描绘蜀地山水景物之后,诗的后半首转写蜀中民情和使君政事。
“汉女输橦布,巴人讼芋田。”汉女辛劳织布纳税,巴人地少诉讼争田。
梓州是少数民族聚居之地,那里的妇女按时向官府交纳用橦木花织成的布匹,那里的人们又常常会为芋田发生诉讼。“汉女”、“巴人”、“橦布”、“芋田”,处处紧扣蜀地的特点,而征收赋税,处理讼案,又都是李使君就任梓州刺史以后所掌管的职事,写在诗里,非常贴切。
“文翁翻教授,不敢倚先贤。”末两句是说,望你发扬文翁政绩,奋发有为不负先贤。
“文翁”是汉景帝时蜀郡太守,他曾兴办学校,教育人才,使蜀郡“由是大化”(《汉书·循吏传》)。王维以此勉励李使君,希望他效法文翁,翻新教化,而不要倚仗文翁等先贤原有的政绩,无所作为。
联系上文来看,既然蜀地环境如此之美,民情风土又如此淳朴,到那里去当刺史,自然更应当克尽职事,有所作为。整首诗寓劝勉于用典之中,寄厚望于送别之时,委婉而得体。
这首赠别诗不写离愁别恨,不作泛泛客套之语,却有对于国家大事、民生疾苦、友人前途的深切关心。
在艺术上这首赠别诗写的很有特色。前半首悬想梓州山林奇胜,是切地;颈联叙写蜀中民风,是切事;尾联用典以文翁拟李使君,官同事同,是切人。这样下来,神完气足精当不移。诗中所表现的情绪积极开朗,格调高远,是唐代送别佳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