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古时候疏广、疏受叔侄二人,因为年老,同一天辞掉职位离去。当时,朝廷中的公卿摆设宴席,在京都门外为他们饯行,车驾有数百辆之多;道路上旁观的,有很多人为之感叹并流下了眼泪,无不称赞他们贤明。汉代的史书既记载了他们的事迹,而后世擅长绘画的人,又画下了他们的形象,到今天依然光彩照人,清清楚楚的仿佛是前不久发生的事情。
国子监司业杨巨源,正以他善于写诗来教育学生,一旦到了七十岁,也禀白丞相离职回归他的故乡。世上常说古时的人和现今的人是不能并论的,而今杨巨源与疏氏二人,他们的思想难道有什么差异吗?
我攀附于公卿之末,恰逢生病不能出去送行。不知道杨少尹走的时候,都城门外送行的有多少人?车有多少辆?马有多少匹?道边的旁观者,也有为他的行为感叹,知道他是贤者的,还是没有呢?而史官能不能铺张渲染他的事迹,写成传记以做为疏氏二人的事迹的继续呢?不会冷落寂寞吧?我看到现在世上没有擅长绘画的,而画还是不画,也就不必考虑了!
然而我听说杨侯的辞归,丞相中有敬重而怜惜他的,奏明皇上任命他为其故乡河中府的少尹,以便不断绝他的俸禄;又亲自写诗来慰勉他。京城中擅长写诗的人,也作诗来应和。又不知道古时候疏氏二人的归乡,有这样的事吗?古人与今人相同还是不同,不得而知啊!
中古以后的士大夫,往往依靠官俸来养家,罢官之后就无归宿之处。杨侯刚成年,便在他的家乡被荐举,参加了《鹿鸣》宴而来到朝廷的。现在回到故乡,指着乡间的树说:“那些树是我的先人种的。”“那条溪流,那座山丘,是我小时候钓鱼、游戏的地方。”故乡的人没有不对他表示敬意的,人们告诫子孙要以杨侯不舍弃故土的美德做为榜样。古人所谓“乡先生”,逝去之后能够在乡里社庙中享受祭祀的,大概就是这样的人吧?
注释
杨少尹:名巨源,蒲州(今山西水济)人。
疏广、受:即疏广、硫受,西汉人。疏广为太傅,其侄疏受为少傅。年老同时辞官,百官盛会欢送,封建时代传为美谈。
设供张:即设供帐,陈设帐度举行酒宴。
祖道:钱行。
汉史:指《汉书》。
国子司业:国子监的司业。国子:唐代最高学府;司业:学官,是国子监的副职。
忝:有愧于。谦词。
冠:古代男子二十岁时,行冠礼以示成年。
举:通过科举考试。
法:仿效。
没:通“殁”,死。
杨君巨源是贞元五年进士,有诗名,官国子司业,年满七十,即告老归乡。作者对此极为赞赏,于是作序相送,意在张扬其事,以振古风。
第一自然段为第一部分,介绍汉代二疏年老辞位的典故,处处为后文的对照设伏。疏氏权侄的事迹无疑是很多的,但作者只突出了两点:一是年老及时告退;二是其行动得到了人们的充分理解和肯定,不仅送行场面热烈,连路旁的观众也共盲其贤,汉史既传其事,后世工画者又图其迹,所以至今照人耳目。
第二、三、四自然段为第二部分,从与二疏对比的角度写杨君告老归乡。先肯定其同,再展示其异。杨君和二疏一样,也是年满七十,即主动求归,这是二者相同之处。作者首先肯定其同,不仅是为了提高杨君的地位,突出他归乡的意义,而且也是为了批驳“古今人不相及”这个当时颇为流行的错误观点。作者是一个儒家道统论者,并以道统的继承者自居,到处鼓吹先圣先王之道。他认为七十而致仕,归老乡里,这也是儒家道统的一种表现。杨君与二在这方面的一致,正好说明儒家道统可以继承,是对“古今人不相及”这个观点的最好驳斥。杨君告老归乡的行为既然可以和二疏媲美,那么他就应该得到人们同样的理解和赞扬,可实际情况却完全两样。杨君去时,既没有看到热烈的送行场面,也没有听到发自内心的赞扬,史既不传其事,图其迹的画当然就更谈不上了。丞相虽有爱惜之心,告之于朝,为其邑少尹,不绝其禄,又为歌诗以动之,京师的诗友,也相属而和,这些似乎可以减少一点冷落。但是,他们诗歌的主旨都落在那个“劝”字上。无非是动其继续为官,不归其乡罢了。可见他们都为“以官为家”的时尚所束缚,并没有真正了解杨君的志趣,没有真正理解杨君此行的意义,他们并不是杨君真正的知音。正因为如此,所以作者在篇末才发出出了那么深沉的感叹。
最后一段第三部分,直接摹写杨君的归乡情趣,点明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段文字不长,但内容丰富。作者先用“中世士大夫以官为家,罢则无所于归”的不良现象作反衬,意在突出杨君告老归乡的意义。这儿的“中世”应该理解为中世以来,而且主要是影射当时的官场。有人说,不去其乡,这在唐代属“本等之常事”。就科举制度而言,年老致仕归乡,应该是本等常事,但中国的官场历来都是原则归原则,行动归行动。像杨巨源这样按例归乡的官员很可能还是凤毛麟角。唯其稀少,才觉得珍贵,唯其稀少,才值得大力提倡。作者之所以如此热心地宣扬杨君的事迹,其用意大概就在此吧。接着作者又补写一句杨君初出仕的情景,说他是刚成年就离开了家乡,这可能是为了突出他对故乡的深厚感情。最后,作品以深沉的感慨作结“古之所谓‘乡先生没而可祭于社’者,其在斯人欤!其在斯人欤!”这是对杨君的高度赞扬,也是对世风日下的无穷感叹。
文中把杨辞职归乡的情景跟历史上有名的二疏具体进行比较,从而突出了杨巨源思想品德之美。写作注意前后照应,富于变化,并且反复咏叹,言婉情深,作者的思想感情灼然可见。
韩愈(768年-824年12月25日),字退之,河南河阳(今河南省孟州市)人,自称“祖籍昌黎郡”,世称“韩昌黎”、“昌黎先生”。唐代中期大臣,文学家、思想家、政治家,秘书郎韩仲卿之子。元和十二年(817年),出任宰相裴度行军司马,从平“淮西之乱”。直言谏迎佛骨,贬为潮州刺史。宦海沉浮,累迁吏部侍郎,人称“韩吏部”。长庆四年(824年),韩愈病逝,年五十七,追赠礼部尚书,谥号为“文”,故称“韩文公”。元丰元年(1078年),追封昌黎郡伯,并从祀孔庙。韩愈作为唐代古文运动的倡导者,名列“唐宋八大家”之首,有“文章巨公”和“百代文宗”之名。与柳宗元并称“韩柳”,与柳宗元、欧阳修和苏轼并称“千古文章四大家”。倡导“文道合一”、“气盛言宜”、“务去陈言”、“文从字顺”等写作理论,对后人具有指导意义。著有《韩昌黎集》等。 ▶ 428篇诗文
这首诗托物言志,以红梅傲然挺立的品格,抒发了自己达观超脱的襟怀和不愿随波逐流的傲骨。
首联用拟人化的手法描写红梅迟开的原因。诗人抓住红梅不畏严寒,在百花过后的冬季才开放这一特点,把红梅比拟为一位内心世界感情十分丰富细腻的美人,它迟迟开放的原因,是因为”怕愁贪睡”,它为什么而怕愁贪睡呢?是因为担心自己象冰一样晶莹美丽的容貌,会不合世俗的时尚,因而以致于而怕愁贪睡;因此它想用贪睡来摆脱忧愁,所以才不与其它百花一样同时开放,而是”独开迟”。因为害怕忧愁而贪恋睡觉,所以才迟迟地独自开放,这都是因为担心自己玉洁冰清的美丽容貌会不合时宜的缘故啊。
颔联则是说在诗人心中,梅一般是玉洁冰清的白色,偶然出现浅浅的象桃杏般的红色,这是红梅因 “怕”、“恐”,而故意妆扮出的一种从众的姿态。所以,一个“故”字,表明红梅之所以如此,是有一种被迫的意味在内,是为了和谐入俗的缘故。然而红梅不畏霜雪的本质是不会因此改变的。梅花毕竟是梅花,依然保存其特有的品格:“尚余”二字用得绝妙,既无心显露,又无可掩饰。在诗人心中,梅就是梅,无论妆成何色,与“桃杏”截然不同。颔联两句将迟起美人与梅融为一体,可见诗人咏物本领之高妙。虽然故意妆扮出了一点浅浅粉红般的桃杏颜色,但是红梅的枝条还是保持了经受霜雪考验后孤独而细瘦劲挺的姿态。
颈联对红梅的内心世界作了进一步的深入探究。意思是梅花外表上虽然呈现出了粉红的桃杏色,但那不过是它刚喝过酒,是“酒晕”浮上了“玉肌”的缘故。因为梅花的内心是喜寒的,它的本质是高洁的。“未肯”,二字表示出了梅的孤傲品格。己经适应了寒冷的心,不愿意随着春天的到来而展示自己的美态;显露出来的一点点浅红的桃杏色,那只不过是酒后泛起的红晕无来由表露在美人玉脂般的面容上罢了。
尾联中“绿叶与青枝”:苏轼《志林》卷十说:若石曼卿《红梅》诗云:“认桃无绿叶,辨杏有青枝”,此至陋语,盖村学究体也。”苏轼的意思是批评石曼卿的《红梅》诗,只从“无绿叶”和“有青枝”这一点上来,分辨红梅与桃,杏的区别,确实太简单、太乏味了。这是专求形似,而没有抓住红梅的神韵所在,所以苏轼讥之为“至陋”的“村学究体”。尾联是诗人对前人写梅花的误区发议论。认为认识梅花须从梅花独有的“梅格”,即喜寒凌霜的内在品格或内在精神,来品评。老诗人不懂得梅花的品格所在;怎么能够只从外表有无绿叶与青枝来分辫梅花和桃杏呢?
这两首诗题中所说的“栖禅”,是惠州的一座山。诗写作者游栖禅山暮归时的所见景物。
第一首起句写岭南春天特有的气侯景象:刚下过一阵雨,天色明亮了一些;但旋即又阴云漠漠,在酝酿着另一阵雨。这变幻不定、时雨时停、时明时暗的天容和欲下未下的雨意,只用一个白描句子,便真切形象地表现出来。“在”字是个句眼,却显得自然浑成,不见着意的痕迹。
次句“春归处处青”,由天容写到野色。“归”既可指归去,也可指归来,这里用后一义,传出喜悦之情;缀以“处处青”三字,欢欣之情更溢于言表。作者《春归》说:“东风定何物?所至辄苍然。”“所至”句亦即“春归处处青”的意思。不过《春归》诗强调春风的作用,该篇则泛言春归绿遍,暗示这种时下时停的春雨有滋润万物的作用。
第三句“山深失小寺”,正面点到栖禅山。句中“小寺”,即栖禅寺。题中说“暮归”,则栖禅寺在白天游览过程中已经去过,这里说“失小寺”,是暮归回望时,因为山峦重叠,暮霭朦胧,已不复见日间所游的小寺。山深,寺小,故用“失”字表达。这里透出了诗人对日间所历胜景的留恋,也隐约流露了一丝怅然若失的意绪。
末句“湖尽得孤亭”,与上一句相对。上句是回望所见,下句是前行所遇。湖,指惠州丰湖,在城西,栖禅山即在丰湖之上。诗人在暮归途中,信步走到丰湖尽头,忽然发现有一座孤亭,感到很喜悦。三四两句,一方面是恍然若失,一方面却是欣然而遇,这中间贯串着诗人的“暮归”行程。
第二首起句“春着湖烟腻”,紧承组诗第一首结尾,仍写丰湖。春天来了,湖上缭绕着一层带有浓重湿意的烟霭,给人一种化不开的粘腻之感。句末的“腻”字固然是刻意锤炼,表现了春日南方卑湿之地的烟雨迷蒙,“着”字也同样是着意经营。春天,仿佛将它的灵魂与生命附着于湖烟之上,使湖烟也变得粘腻了。
次句“晴摇野水光”,写田野上的水流或湖塘在春天晴光的照映下,波光粼粼,摇曳不定。“摇”字不仅富于动态感,而且透出诗人的一份愉悦感。诗人的心,如同也在随着水光摇动。
“草青仍过雨”,第三句又回到天气的变幻。草色青绿,一片春意,而时停时下的雨在行程中又掠过了一阵。经过雨的清洗,草色显得更青了。
“山紫更斜阳”,傍晚时分,烟霭凝聚,山色显得青紫,紫由返照而来,王勃《滕王阁序》有“烟光凝而暮山紫”之句,可与此参证。雨后斜阳的返照,使暮山更增添了妩媚和色泽。“更”字与上句“仍”字相应,突出斜阳的作用,用斜阳作衬托,增加了色彩的变化。
这四句诗,每句如一幅独立的图画,合在一起,就是一幅完整的栖禅暮景图。诗人巧妙地把实景湖、水、草、山与季节、天气、时间结合在一起,主体与背景安排得分外和谐。在具体写景时,不是就景写景,而是尽力通过客观景物与感觉相结合来描述,烟雾湿腻,水光闪耀,草色青翠如滴,暮山紫色浓厚,山中的景观与诗人浏览时的情趣一起展现,引发读者去感受,去想象。
诗全首用对,工稳自然。前两句,使用动词“着”与“摇”字,使景物与节令、天气关联,让无情的景物带有主动的情感。后两句使用“仍”、“更”两个副词,作进一层描写,使形象更为鲜明。对实词的锤炼也同样令人瞩目。首句的“腻”字,写出南方春天雨后,日光照耀下烟雾迷濛的情况,给人以化不开的黏腻潮湿的感觉。末句的“紫”字也很见观察得细致。傍晚时烟气凝聚,远山在斜阳照射下,呈现出青紫色,这一形象,与唐王勃《滕王阁序》“烟光凝而暮山紫”几乎相同。
色彩和谐也是此诗一大特色。诗不仅在后两句用了“青”、“紫”两个颜色字,前两句的“湖烟”、“野水”也隐含色彩。这样,既有大块的颜色,又有小块的颜色,层次分明,深浅相间,与诗所写的春、晴、暮三点丝丝入扣,妙手绘出山野的独特景色。
这两首诗,前首由天气写到山容湖景,后首由湖景写到变幻的天气和绿野紫山。“暮归”是所写景物的贯串线索。两首在写法上偏于实写刻画,与唐代绝句多空灵蕴籍不同。两首诗均用对起对结格式,一句一景。表面上各自独立,不相连属,实际上所写景物不但为春日所共有,而且带有岭南地区春天晴雨变幻以及“暮归”这个特定时间的特征。因此,尽管各个画面之间没有明显的过渡与联系,但这些图景给读者总的感受是统一的。读者不但可以从中看到岭南春归时烟腻水摇、草青山紫的美好春色,而且可以感受到诗人对此的喜悦之情。这种以刻画实境为主、一句一景、似离实合的写景手法,在杜甫入蜀后的不少绝句中可以遇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