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三良”事最早见于《诗经·秦风·黄鸟》。据《左传》鲁文公六年载，“秦穆公任好卒，以子车氏之三子奄息、仲行、针虎为殉，皆秦之良也。国人哀之，为之赋《黄鸟》。”此后史家、诗人对秦穆公杀害三良一事的评论便络绎不绝，有对具体史实进行加工的，如东汉应劭认为秦穆公与三良约定同生共死，三良自愿殉葬；有由此探讨君臣关系、个体生命价值的，如陶渊明、苏轼等等。

　　柳宗元《咏三良》诗意可分两层来分析。前十句为第一层，是就三良来说。诗人以饱蘸热情之笔，刻画了三良一心报国、忠君以死的义士形象。应该说，这与《黄鸟》一诗的记载是相违背的。《黄鸟》首章云：“交交黄鸟，止于棘。谁从穆公，子车、奄息。维此奄息，百夫之特。临其穴，惴惴其栗。彼苍者天，歼我良人。如可赎兮，人百其身”。清马瑞辰曰：“诗以黄鸟之止棘、止桑、止楚，为不得其所，兴三良之从死，为不得其死也。棘、楚皆小木，桑亦非黄鸟所宜止，《小雅·黄鸟》诗‘无集于桑’是其证也。”马说甚是。诗中描绘三良死前是“临其穴，惴惴其栗”，全无视死如归的气概，正是死不得其所的明证。不过宗元反其道而行，也是有所本的。汉末王粲《咏史诗》论三良之死曰：“结发事明君，受恩良不訾。临末要之死，焉得不相随？……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同知埋身剧，心亦有所施。”认为他们具有事君以死的志向。二诗对照，无论是“束带值明后”与“结发事明君”的细节描绘，还是“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与“人生各有志，终不为此移”的死亡价值判断，其相似之处都是惊人的。究其原因，王粲《咏史诗》作于汉献帝建安十六年随曹操西征马超归途中，其时王粲效力于曹氏不久，故宣扬“士为知己者死”的精神，认为三良从穆公而死乃忠义之举。而柳宗元《咏三良》则是借史事来抒己之怀抱，既有对在朝为官时峥嵘岁月的回忆，又有对宪宗者流打击王叔文政治集团行为的讨伐。其《读书》一诗云：“幽沈谢世事，俛默窥唐虞。上下观古今，起伏千万途。遇欣或自笑，感戚亦以吁。”《咏史》之咏叹燕昭王、乐毅，《咏三良》之批判秦康公，无不是由读史而引起的感慨。其《冉溪》诗云：“少时陈力希公侯，许国不复为身谋。”顺宗重用王叔文集团，刘禹锡、柳宗元等人积极参政，使得“人情大悦”，政局为之一新。“生时亮同体，死没宁分张”，正是君臣相得的形象写照。

　　然而若撇开柳宗元《咏三良》诗的政治隐喻不谈，而就其对君臣关系的讨论来看，不得不说此诗的深刻性和陶渊明的同题之作相比是有很大差距的。陶诗虽亦有“出则陪文舆，入必侍丹帷。箴规向已从，计议初无亏”的描述，但“忠情谬获露，遂为君所私”与“厚恩固难忘，君命安可违”的议论，则深刻揭示了为人臣子的无奈与悲哀。事君以忠，为君所赏，本是做臣子的价值体现，但若过于忠诚，连同身家性命都被国君据为己有，那么结果只能是投穴同死。渊明说“忠情谬获露”，“谬”字真是深可玩味：君主的厚恩往往与其对臣子的控制紧紧联系在一起，“君命安可违”实乃“君命不可违”。他对君主专制下的臣子的个人价值进行了深沉的反思。人才乃国之公器，非国君的一己之私，更何况人本身又具有独立存在的价值。这直接启发了苏轼《和〈咏三良〉》“我岂犬马哉？从君求盖帷”中洋溢的对个体独立人格的尊重以及“杀身固有道，大节要不亏”中对为人臣子原则的揭橥。宗元《咏三良》诗在这一点上，和陶渊明相比是一个倒退。

　　《咏三良》诗的后六句为第二层，是就秦康公来说。秦穆公命令三良为自己殉葬，这在礼仪上是不合的，朱熹即云：“史记秦武公卒，初以人从死，死者六十六人。至穆公遂用百七十七人，而三良与焉。盖其初特出于戎翟之俗，而无明王贤伯以讨其罪。于是习以为常，则虽以穆公之贤而不免。”在中原地区人看来，秦穆公以一百七十七人殉葬，自然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又何况其中还有国家的贤才。穆公死后，秦国的东征有所缓慢，晋、楚相继称霸，这和穆公以贤殉葬、大失人心有一定的关系。《左传》中“君子”即言：“秦穆之不为盟主也宜哉，死而弃民。先王违世，犹诒之法，而况夺之善人乎？……今纵无法以遗后嗣，而又收其良以死，难以在上矣。君子是以知秦之不复东征也。”宗元所论正是本此。然而他的真正意图并不在批判秦穆公，而是借此讨伐穆公的继任者康公，其策略是拿康公与魏颗进行比较。《左传》鲁宣公十五年记载：“魏武子有嬖妾，无子。武子疾，命颗曰：‘必嫁是。’疾病则曰：‘必以为殉。’及卒，颗嫁之，曰：‘疾病则乱，吾从其治也。’”魏颗在魏武子的不同命令之间选择了改嫁父妾的做法。这样既挽救了父妾的性命，又避免了魏武子背上以人殉葬的骂名。可是在史书有关三良殉死的记载中，却没有康公的声音，甚至让人感觉不到他的存在。穆公的命令明显是错误的，倘若三良从死并非出于自愿而是胁迫所致，康公命令他们不死，不但可以避免父亲残暴的遗命付诸行动，而且还可赢得人心，加强自己的统治基础，甚至可以继续父亲的东征事业。在这种情况下，康公如果选择沉默，即是承认穆公命令的有效性。柳宗元正是在此基础上立论的。应该说宗元的立论角度是颇为新颖的，然而倘若仔细研究，则会发现宗元的论证恰恰是偏颇的。

　　首先，如前朱熹所言，秦国的风俗与中原地区不同，以人殉葬是习以为常之事，穆公父子的行为是合乎旧俗而有违于情理，没有与时俱进。宗元对秦国当时旧俗似乎没有注意到，没有把穆公父子的行为放到特定的环境中去考察。

　　其次，康公与魏颗面对的情况是不同的：魏颗面临着两种选择，即既可以执行武子神智清醒时的使妾改嫁的命令，也可以执行其父神智不清时的使妾殉葬的命令，而康公只有一种选择，在“父没，观其行。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论语·学而》）的春秋时期，康公执行父命乃被动行事，无可厚非。当然，康公以三良殉葬，只是一味尽孝而不顾国家利益和生者的性命，也最终毁了父亲的一世英名（他本可以挽救的），宗元就此讨伐他也是对的，这表现了宗元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时代的进步。不过宗元说“吾欲讨彼狂”，称康公为狂乱之人，大加讨伐，在程度上未免重了些。苏辙以为：“然三良之死，穆公之命也。康公从其言而不改，其亦异于魏颗矣。故黄鸟之诗交讥之也。”与宗元一样，苏辙对康公的处境似乎没有明察，自然也谈不上“了解之同情”了。

　　再次，就此诗的写作意图而言，如前所述，此诗是借讨伐康公来讨伐唐宪宗。柳宗元认为康公与宪宗的共同点是“从邪陷厥父”。这里，他又犯了一个逻辑上的错误。穆公使三良殉葬的命令是错误的，康公如果改变父命，这无疑是正确之举。可是现在宗元以宪宗来类比康公，就诗歌本身来说，应该是责备宪宗没有改变父亲错误的命令，但实际情况是宪宗改变了在宗元看来是正确的命令，因为他把顺宗朝几乎所有的变革措施都废除了，并且残酷打击了所有运动参与者。所以宗元把宪宗和康公相类比是错误的。

　　二作系以书信格式入词，十分别致。“季子平安否？”写信先须问对方安好，这首句正是问安口气。不过用“季子”二字却有深意。这里用“季子”二字既切合吴兆骞的姓氏，又使入联想其才德，而且还表明吴地人。（一说，吴兆骞有二兄，季子言其排行。）拿吴季子比吴兆骞，其人才德令人钦佩，而却受了这种冤枉，就更令人同情。所以五个字看似寻常，实则有力地领起全篇。“便归来，平生万事，那堪回首？”这是用假设语句极力同情吴兆骞的痛苦经历。即使现在就能回到家乡，这段经历中的千难万苦，又那堪回想。何况现在没有归来，还在经受着这些不堪回首的痛苦。“行路悠悠准慰藉，母老家贫子幼。”这是就不堪回首的痛苦中特别提出充军关外的遭遇，没有谁能加以安慰，家庭又是如此困难——母老家贫子幼。过去的一切欢乐都无影无踪，“记不起、从前杯酒”。朋友的文酒之会，杯酒相欢，不要说现在没有了，就连过去的记忆也消失了，令人伤心。“魑魅搏人应见惯，总输他，覆雨翻云手。”“搏人”，这是含蓄地为吴兆骞鸣不平。“魑魅搏人”，比喻坏人以卑劣的手段陷害人。杜甫诗：“翻手作云覆手雨，纷纷轻薄何须数。”这里用杜意，就是说，君子总要吃小人的亏。应该提出的是清代文字狱频繁，士人往住转喉触讳。吴兆骞是朝廷谪戍的，既要同情兆骞，又要回避触犯朝廷，只能笼统地这样解说，这在当时已经算是大胆的了。“冰与雪，周旋久。”这是切题中宁古塔的特点。塞外苦寒，作者此时在京师风雪之中，想象好友塞外，只能与冰雪周旋，而一过就是多年，定令人难受。这上片痛快淋漓地为吴兆骞的痛苦倾诉，下片一转变成多方安慰开脱，希望他不要为痛苦所摧垮。

　　汉时王章夫妻牛衣对泣的事，作者反用为“泪哀莫滴牛衣透”，劝也不要过分伤心，原因何在，“数天涯，依然骨肉，几家能够？比似红颜多命薄，更不如今还有？”没有几家能够骨肉团聚，吴兆骞虽远在关外，却还能牛农对泣，骨肉一处，这是骨肉分散的还好些。再说红颜命薄，古今一辙，有才往往命途多舛。这样退一步想，也就得些宽慰。但劝慰要有分寸，只能说到这地步，笔锋一转又为他难受：“只绝塞、苦寒难受。”这和上片结尾“冰与雪，周旋久”相呼应。“廿载包胥承一诺，盼乌头马角终相救”，化用春秋后期申包胥立誓救楚和燕太子丹质于秦而后得归的典故，作者把它们巧妙地组织在一起，表示不管多大困准，一定要像申包胥那样尽力救他回来。沉痛感人。“置此札，君怀袖”：这封信请你保存。就是凭证。这几句表现死生不愉的友情，感人肺腑，催入泪下。

　　“共有樽中好，言寻谷口来。”首联是介绍过郑斋的缘起。诗人说：我和郑七都有饮酒的爱好，所以来找他。隐居与饮酒几乎是不可分离的，它是隐士们高雅、旷达情怀的表现。可见，诗中的言外之意，是说郑七有隐者的高洁胸怀，诗人对他十分倾慕，引为同调，因此才去拜访他。“言寻谷口来”一句，用典故进一步说明了这一点。用典十分贴切，一个“寻”字，也透露了山斋的幽深。两句诗看似平常，却有深刻的义蕴，不仅曲折地交待了郑七的身份和思想情操，也婉转地点出了过山斋的原因和二人深厚的友情。接着诗人以极大的兴趣，用工细的笔墨，在中间两联描绘山斋内外的景色，展现出一幅优美的山居夏图。

　　“薜萝山径入，荷芰水亭开。”上一句说，在通往郑七山斋的曲折的山路上，长满了茂盛的薜荔和女萝，隐隐传达出山斋的幽深和清静。接着是进入山斋后的景象：在水亭周围的水池中，一望无际的荷、菱开放出纯洁清丽的花朵，在微风中散发着清香。“山径”是崎岖的，而水池却是开阔的，从狭窄山路中穿行而至来到山斋后，诗人顿觉豁然开朗，诗中“入”字和“开”字，不仅实指了诗人的行动，也透露出心情的变化。接着，在“日气含残雨，云阴送晚雷”一联中，诗人又把笔触从平面的描写转向立体的空间：在那荷、菱盛开的水池上，雨后初晴，空中铺下明朗的阳光，照在残留的雨水上，蒸气冉冉升腾；到傍晚，天气渐渐转阴了，天边又传来隐隐的雷声。其中“日”、“雨”、“阴”几个字，暗示着天气变化很快。诗人来之前，刚下过雨（“含残雨”），而到达时天气才放晴，傍晚又转阴，并且传来隆隆的雷声，又要下雨了。这正是深山中特有的天气，诗人用天气变化之快，烘托山斋的既幽且深，既是实写，也有助于诗歌意境的表现。同时在“日”、“晚”二字中，也包含着时间的推移，暗示了诗人在山斋中逗留的时间。通过这一联的描写，充分渲染了山斋的幽静景色，地上风物和空中景象融为一体，在静谧中包含变化，在幽深中充满生机。诗人形象的描写，使山斋风光充满着感人的魅力，令人心驰神往。中间两联，似乎全是写景。其实，主人的酒盛情款待，席间杯觥交错的欢乐气氛，全都隐藏在字里行间中。

　　“洛阳钟鼓至，车马系迟回”，与天边隆隆的雷声相应和，洛阳城里报暮的钟、鼓之声也清晰地传来，诗人该回程了，但车马仍然拴着，迟迟没有起程。诗到这里戛然而止，却留下了耐人寻味的余韵，在迟迟未回中，既包含着诗人对山斋风光的倾心爱慕、流连忘返，同时也表现出主人的深情厚谊。在这悠远的余韵中，诗歌产生了动人心弦的艺术力量。

　　这首《夏日过郑七山斋》，是杜审言五律中的成功之作。不仅在文字、结构、意境等方面取得了成功，在诗歌的声律上，对仗工稳，音韵协调，整体匀称，也表现出纯熟的技巧。

　　这首小令充满深情与怨恨，表现了珠帘秀对卢挚的一往情深。曲中作者一方面对卢挚的临行赠曲表示感谢，另一方面倾吐了自己做歌女的悲愤。整个小令将离别时强烈的情感起伏，表现得一波三折，真切感人。

　　“山无数，烟万缕。”，一方面是直道眼前精算，渲染分手时的气氛，一方面也有起兴与象征的意义。那言外之意是说：无数青山将成为隔离情人的障碍，屡屡云烟犹如纷乱情丝，虚无缥缈而绵不绝延。

　　“憔悴煞玉堂人物。”，原来尽管行程缓缓，“山”、“烟”等外景不时扑入眼帘，而在作者脑海中浮现、心底里念叨的是卢挚。由景到人，说出送别之人的悲凉意绪，实业反衬出自己的悲伤。“憔悴煞”与卢挚所作“痛煞”相呼应，表现出卢挚对珠帘秀的一片深情，同时也形象地道出了别离的痛苦。

　　“倚篷窗一身儿活受苦，恨不得随大江东去。”，据卢挚原作中“华传尔载将春去也”一句可知，珠帘秀将乘船离去，也许这是一次长久的离别，也许是一去不返，成为永诀，因双方的心情都很沉重。行舟将发，作者想到等待自己的是寂然一身，孤倚难眠，只有那滔滔的江水与悠悠的离恨与自己做伴，这样的处境实在难以忍受，因而说是“活受苦”。由此而想到了死，一死了之，岂不万事都得到了解脱。“恨不得随大江东去”一句就是这种心愿的表白。至此，作者的感情到达了高潮，全曲也在悲锴沉痛的调子中结束。可贵的是，作者以死殉情的愿望不是用哀艳低沉的调子写出，而是以慷慨悲凉的词语表现。

　　《寿阳曲·答卢疏斋》这首小令一改男女情爱的意象，把脉脉之情置在无数山中，万缕烟里，以及东去的大江之上，全然都是开阔宏伟的大自然意象。曲中也用了“煞”字，但这一字用得巧妙，以“代言体”的角度让这位玉堂人物自己去憔悴了。“大江东去”是从苏轼《念奴娇·赤壁怀古》中“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中演绎过来，竟用到了思爱之情上，这也是此曲的独到之处。

　　廖燕在1647年初至广州，为时一年。这一年十二月，吴三桂联合耿精忠、尚之信发动叛乱，三藩之乱起。数月之间，连陷辰州、沅州等地，据岭南六省。此时，斗争性质未明，廖燕寄予复明厚望。于是，在广州写了这首诗，时间当在1647年末，或1648年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