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你将木瓜投赠我，我拿琼琚作回报。不是为了答谢你，珍重情意永相好。
你将木桃投赠我，我拿琼瑶作回报。不是为了答谢你，珍重情意永相好。
你将木李投赠我，我拿琼玖作回报。不是为了答谢你，珍重情意永相好。
注释
木瓜：一种落叶灌木（或小乔木），蔷薇科，果实长椭圆形，色黄而香，蒸煮或蜜渍后供食用。按：今粤桂闽台等地出产的木瓜，全称为番木瓜，供生食，与此处的木瓜非一物。
琼琚：美玉，下“琼玖”“琼瑶”同。
匪：非。
木桃：果名，即楂子，比木瓜小。
木李：果名，即榠樝，又名木梨。
《诗经·大雅·抑》有“投我以桃，报之以李”之句，后世“投桃报李”便成了，成语，比喻相互赠答，礼尚往来。比较起来，《卫风·木瓜》这一篇虽然也有从“投之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生发出的成语“投木报琼”（如托名宋尤袤《全唐诗话》就有“投木报琼，义将安在”的记载），但“投木报琼”的使用频率却根本没法与“投桃报李”相提并论。可是论传诵程度还是《木瓜》更高，它是现今传诵最广的《诗经》名篇之一。
对于这么一首知名度很高而语句并不复杂的先秦古诗，古往今来解析其主旨的说法居然也有七种之多（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按，成于汉代的《毛诗序》云：“《木瓜》，美齐桓公也。卫国有狄人之败，出处于漕，齐桓公救而封之，遗之车马器物焉。卫人思之，欲厚报之，而作是诗也。”这一说法在宋代有严粲（《诗缉》）等人支持，在清代有魏源（《诗古微》）等人支持。与毛说大致同时的三家诗，据陈乔枞《鲁诗遗说考》考证，鲁诗“以此篇为臣下思报礼而作”，王先谦《诗三家义集疏》意见与之相同。从宋代朱熹起，“男女相互赠答说”开始流行，《诗集传》云：“言人有赠我以微物，我当报之以重宝，而犹未足以为报也，但欲其长以为好而不忘耳。疑亦男女相赠答之词，如《静女》之类。”这体现了宋代《诗》学废序派的革新疑古精神。但这一说法受到清代《诗》学独立思考派的重要代表之一姚际恒的批驳，《诗经通论》云：“以（之）为朋友相赠答亦奚不可，何必定是男女耶！”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因此诗主旨说法多不同，而“木瓜”作为文学意象也就被赋予了多种不同的象征意义。其中“臣子思报忠于君主”“爱人定情坚于金玉”“友人馈赠礼轻情重”三种意象逐渐成为“木瓜”意象的主流内涵。
《木瓜》一诗，从章句结构上看，很有特色。首先，其中没有《诗经》中最典型的句式——四字句。这不是没法用四字句（如用四字句，变成“投我木瓜（桃，李），报以琼琚（瑶、玖）；匪以为报，永以为好”，一样可以），而是作者有意无意地用这种句式造成一种跌宕有致的韵味，在歌唱时易于取得声情并茂的效果。其次，语句具有极高的重叠复沓程度。不要说每章的后两句一模一样，就是前两句也仅一字之差，并且“琼琚”“琼瑶”“琼玖”语虽略异义实全同，而“木瓜”“木桃”“木李”据李时珍《本草纲目》考证也是同一属的植物．其间的差异大致也就像橘、柑、橙之间的差异那样并不大。这样，三章基本重复，而如此高的重复程度在整部《诗经》中也并不很多，格式看起来就像唐代据王维诗谱写的《阳关三叠》乐歌似的，——自然这是《诗经》的音乐与文学双重性决定的。
“你赠给我果子，我回赠你美玉”，与“投桃报李”不同，回报的东西价值要比受赠的东西大得多，这体现了一种人类的高尚情感（包括爱情，也包括友情）。这种情感重的是心心相印，是精神上的契合，因而回赠的东西及其价值的高低在此实际上也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表现的是对他人对自己的情意的珍视，所以说“匪报也”。“投我以木瓜（桃、李），报之以琼琚（瑶、玖）”，其深层语义当是：虽汝投我之物为木瓜（桃、李），而汝之情实贵逾琼琚（瑶、玖）；我以琼琚（瑶、玖）相报，亦难尽我心中对汝之感激。清牛运震《诗志》评此数语云：“惠有大于木瓜者，却以木瓜为言，是降一格衬托法；琼瑶足以报矣，却说匪报，是进一层翻剥法。”他的话并非没有道理，但将木瓜、琼瑶之类已基本抽象化的物品看得太实，其他解此诗者似也有此病。实际上，作者胸襟之高朗开阔，已无衡量厚薄轻重之心横亘其间，他想要表达的就是：珍重、理解他人的情意便是最高尚的情意。从这一点上说，后来汉代张衡《四愁诗》“美人赠我金错刀，何以报之英琼瑶”，尽管说的是“投金报玉”。其意义实也与“投木报琼”无异。
关于《卫风·木瓜》这首先秦古诗的背景，古往今来的解析多有分歧。据张树波《国风集说》统计，主要有七种说法。现代学者一般从朱熹之说，而且更明确指出此诗是爱情诗，作者当是一位青年男子。
宋玉是屈原之后最重要的楚辞作家。在《史记·屈原列传》、《汉书-艺文志》、《汉书·古今人表》中，都说宋玉生于屈原之后，到王逸才第一个说宋玉是屈原的弟子，还说《九辩》是思师之作。宋玉的作品，现存十四篇，据《汉书·艺文志》说是十六篇（其中一些已残缺），可见有些作品已亡佚。现存作品中，以《九辩》、《高唐赋》、《神女赋》、《登徒子好色赋》、《风赋》等最为著名。
这些作品的共同特点是以情胜理，用形象思维的手法，把浪漫主义的情感抒发得淋漓尽致，在中国文学传统上，他的作品与屈原的作品一样，无疑具有开创性意义。作品中悲秋、神女、美人、风雨、山川、游历等主题，一直影响着后代的中国文学。主题
《九辩》的悲秋主题，使之成为中国文学史上第一篇情深意长的悲秋之作。把秋季万木黄落、山川萧瑟的自然现象，与诗人失意巡游、心绪飘浮的悲怆有机地结合起来，人的感情外射到自然界，作品凝结着一股排遣不去、反覆缠绵的悲剧气息，勾起人们对自然变化、人事浮沉的感喟，千古之下，仍感动着无数读者。
《九辩》现传本子中，有分为九章的，也有分为十章的。其实，无论分九章、十章，都没有必要作过多的争辩，因为全篇作品，贯穿的只是悲秋主题。在不同的诗章中，不过是把悲秋情怀反覆咀嚼、重沓喻示而已。今参酌洪兴祖《楚辞补注》、朱熹《楚辞集注》，分为十章。
开头，就鲜明地点明了主题：“悲哉秋之为气也！草木摇落而变衰。憭栗兮若在远行，登山临水兮送将归。”在先秦典籍中，虽然不乏人们对秋寒的畏惧，但更多是秋天农作物收获的喜悦。宋玉却把秋天万木凋落与人的遭遇联系起来。“坎廪兮贫士失职而志不平”、“廓落兮羁旅而无友生”、“怆怳懭悢兮去故而就新”、“时亹亹而过中兮，蹇淹留而无成”，失去官职，没人同情，独自流浪，人过中年事业无成，所有不幸，仿佛都集中在诗中抒情主人公的身上。于是，这位贫困、孤独、哀怨的流浪者，眼目中秋天的景物，无不带上悲伤的颜色。贫士悲秋主题一旦确定，诗歌就顺利地展开了。
从第二章到第十章，《九辩》反覆抒述见秋而悲的原因。不能为世所用而事业无成，是萦绕心怀的痛苦。造成这种痛苦也是多方面的。第二章说“有美一人兮心不绎，去乡离家兮徕远客，超逍遥兮今焉薄”。美丽的女人竟然被抛弃，独自飘零远方，而所思恋之君却不理睬，爱情破灭了，能不伤心吗！第三章写一路所见秋色，眼中都是凄凉。你看，“白露既下百草兮，奄离披此梧楸”，寒露下来，百草焦黄，乔木落叶，春天的群芳与夏日的浓荫，都消失了。“惟其纷糅而将落兮，恨其失时而无当。”季节过去了，草木只能黄落；机遇失去了，贫士唯有悲哀。第四章在脉络上遥接第二章，还是以一个被君所弃的美人口吻，写她求爱不遂的悲苦。“猛犬狺狺而迎吠兮，关梁闭而不通。”大门紧闭，门外恶狗狂吠，怎能传送去一片心意呢?无奈之下。只好“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在秋草摇摇的水泽边，伤心人只能仰天悲叹了！
第五章是直接模仿屈原的《离骚》和《涉江》的，所以历来评论者，大都认为《九辩》的政治性社会性就在这一章中。特别是诗中用了姜太公九十岁才获得尊荣的典故，显示诗人参与军国大事、建功立业的希冀。不过，诗中直接论及当时国家形势并不明显，反而是突出不为世用的悲哀：“君弃远而不察兮，虽愿忠其焉得?”如果与诗歌中的贫士形象相联系，就可以领会到，宋玉所说的是：如果贫士为君王所用，也能像姜太公一样立下赫赫功勋；如果不能为君王赏识，只能“冯郁郁其何极”，悲愤郁结，不知何年何月才能消散了！这一章笔墨集中在贫士自身进行抒情。
第六章承第五章，意蕴主旨复沓。不过，着重写霜露霰雪，突出了秋已深、冬即至的季节特点。“愿徼幸而有待兮，泊莽莽与野草同死”，季节不等人，岁月不等人，贫士失意，虽然怀着侥幸心情等待，然而仍然是无望的等待。冬季来临，能熬过这严寒吗：“无衣裘以御冬兮，恐溘死而不得见乎阳春！”由悲秋发展到惧冬，贫士的心情更紧迫也更凄苦了。
第七章全然抒发岁月流逝的感伤，诗中秋夜、夕阳、流水、明月，无不加强了岁月不居、一事无成的慨叹。
第八章、第九章，诗歌集中突出“失人”的悲哀。所谓“失人”，一方面指掌权得势的都是薄幸小人，奸臣当道，把持国柄，使社会污秽混乱；一方面指如贫士一类贤人被弃置不用，心怀壮志宏才却不得施展，还受到小人的排挤、压迫。在悲怨之后，诗人仍然抱有希望，“罔流涕以聊虑兮，惟著意而得之”。要擦干眼泪去唱歌，壮气可嘉，但底气不足，因为“失人”的现实仍然存在，贫士要抒怀，只能依赖幻想了。这秋天的悲哀，仍然盘结在贫士心胸之间。
最后第十章，是全诗的结束。悲秋如何了结呢?只有依赖浪漫主义的想像：人间得不到的，天上能够补偿。于是，贫士“愿赐不肖之躯而别离兮，放游志乎云中。”离开躯体的精魂，穿过太空的日月虹气，成了天上神灵的主宰，朱雀、苍龙、雷师、风神都听他调遣，成了他车驾的扈从，多么神气又多么得意！贫士之贫变成了贵，悲秋之悲变成了喜。悲秋的主旨却引出一个欢乐结尾，然而那欢乐只是幻想的虚构的欢乐。贫士得志，是虚幻的想像的得志，现实社会中，秋天仍然是草木黄落，贫士仍然是不为世用。现实与想像的强烈对比，把悲秋主题更加强化了。
《九辩》把一个贫士在深秋时节“失时”、“失人”的心境写得生动精彩，有很强烈的感染力。悲秋主题得到形象的感性的抒述。不过，从社会意义而言，此诗虽然也有伤时之语，但总的说来缺乏社会的指涉性。所以司马迁说“皆祖屈原之从容辞令，终莫敢直谏”（《史记·屈原贾生列传》）。
从文学艺术的创造性来看，《九辩》是很成功的作品。悲秋题旨，本来是古代南方文学（以《楚辞》为代表）的特点之一，最能显示楚骚精神的浪漫主义色彩。《九辩》把悲秋题旨发挥得淋漓尽致，也成为后代人们学习的典范。从此，在中国文学中，悲秋一直是诗文家喜爱的题材，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有《秋风辞》，潇洒俊秀的曹植有《秋思赋》、《遥逝》，高瞻远瞩的曹丕有《燕歌行》。魏晋南北朝诗人笔下的秋天，大都带有《九辩》悲秋的气息，庾信《拟咏怀二十七首》之十一“摇落秋为气，凄凉多怨情”，以悲秋带出身世之感、家国之恨，更为悲秋主题谱写出新曲。此后历经唐宋元明清，诗词中的悲秋之风始终弥漫不散。悲秋已经成为中国传统文学的母题之一，产生了许多动人的作品，而《九辩》原创性的功劳，当是不可抹杀的。
道教的神话常常会激超诗人的丰富想象，仿佛道士们过的也是神仙生活，也能摆脱人世间的种种限制，享受神仙的超脱和自由，以满足他们向往自由的心理和愿望。这首诗的基本内容就是这样。
“元丹丘，爱神仙。”正因为元丹丘喜好神仙之术，所以他才长期在嵩山修炼。下三句就是他常年在嵩山中求仙学道的夸张描写：“朝饮颍川之清流，暮还嵩岑之紫烟，三十六峰常周旋。”诗中把元丹丘长期在嵩山的活动浪漫化，夸张地说成是一天之内的活动，仿佛他已成仙得道，有了神仙飞腾之术。早上，他还在清清的颍川边饮水，晚上就出现在紫烟缭绕的嵩山峰顶，在嵩山三十六峰的绝顶灿列处都有元丹丘的踪迹。嵩山在今河南登封，是五岳之一的中岳。唐时这里是道教最盛的地方。著名的道教胜地嵩阳观和中岳庙就在这里。嵩山有太室、少室二山，二山各有三十六峰，共计七十二峰。大概在唐时嵩山有名字的只有三十六峰，后来愈来愈多，但三十六峰也只是一个约数，言其多而已。
下面诗中着重写元丹丘的神通：“长周旋，蹑星虹。身骑飞龙耳生风。横河跨海与天通。”以上诗句意即脚踏星虹，身骑飞龙，速度之快，星驰电闪，只觉得两耳生风。可以横跨江河，飞越大海，在天空自由邀游，一直通向神话中的天国。这与屈原《离骚》中的乘飞龙遨游天国是同一寓意，即借飞升以向往自由，借游仙以寄托理想。
诗的最后一句说。“我知尔游心无穷。”《文苑英华》“游心”作“心游”，意思就更为明显。原来“蹑星虹”、“乘飞龙”，“横河跨海”的无穷之游，都只是“心游”而已。这一切都是诗人想象中的产物。并非真实。原来只是精神上的一番自由和逍遥之游。这与庄子“游心”（《庄子·则阳》：“知游心于无穷。”）的精神遨游是完全一致的。
此诗赞扬元丹丘爱神仙。“爱神仙”是全诗之眼。诗中故意把元丹丘写成一个能骑龙升天、横河跨海的神仙，表达了诗人对老友的美好祝愿，也是对老友的戏谑。李白真心希望元丹丘像神仙一样的自由快活，当然这也是李白自己的愿望。诗是歌谣体，用三、三、七的句式，使诗句更加活泼，富有变化。诗的前半首和后半首结构重叠，有一种长短相间，循环复沓的音乐美。后半首的首句与前半首的来句还用顶针格的修辞手法，使前后段自然衔接，天衣无缝。此诗有语言明白如话，自然天成的民歌风味，读起来朗朗上口。由此可见，李白在学民歌方面是下了一番功夫的，此诗就是他学习民歌的优秀结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