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国风·周南·汉广》是先秦时代的民歌。这首诗是男子追求女子而不能得的情歌。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

　　从结构形式上分析，《汉广》全篇三章，前一章独立，后二章叠咏，同《诗经》中其他重章叠句的民歌，似无差异。但从艺术意境看，三章层层相联，自有其诗意的内在逻辑。可析而为二。

　　首先，全诗三章的起兴之句，传神地暗示了作为抒情主人公的青年樵夫，伐木刈薪的劳动过程。方氏由此把《汉广》诗旨概括为“江干樵唱”，否定其恋情诗的实质，仍不免迂阔；但见出起兴之句暗示了采樵过程，既有文本依据，也是符合劳动经验的。

　　其次，从结构形式看，首章似独立于二、三两章；而从情感表现看，前后部分紧密相联，细腻地传达了抒情主人公由希望到失望、由幻想到幻灭，这一曲折复杂的情感历程。有希望有追求，才有失望有失落；但诗篇于此未作明言，对这位青年当年追求思恋的一往深情，让读者得之言外。

　　诗篇从失望和无望写起，首章八句，四曰“不可”，把追求的无望表达得淋漓尽致，不可逆转。一般把首句视为起兴；如果换一种读法，把“汉有游女，不可求思”置于首位，那么，“南有乔木，不可休思”便可视为比喻，连同“汉之广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构成一组气势如潮的博喻；瞻望难及的无限怅惘之情，也表现得更为强烈。当年苦恋追求，今日瞻望难及。但心不甘、情难拔，于是由现实境界转入幻想境界。

　　三、三两章一再地描绘了痴情的幻境：有朝“游女”来嫁我，先把马儿喂喂饱；“游女”有朝来嫁我，喂饱驹儿把车拉。但幻境毕竟是幻境，一旦睁开现实的眼睛，便更深地跌落幻灭的深渊。他依然痴情而执着，但二、三两章对“汉广”、“江永”的复唱，已是幻境破灭后的长歌当哭，比之首唱，真有男儿伤心不忍听之感。总之，诗章前后相对独立，情感线索却历历可辨。抒情主人公是位青年樵夫。他钟情一位美丽的姑娘，却始终难遂心愿。情思缠绕，无以解脱，面对浩渺的江水，他唱出了这首动人的诗歌，倾吐了满怀惆怅的愁绪。

　　陈启源《毛诗稽古编》把《汉广》的诗境概括为“可见而不可求”。这也就是西方浪漫主义所谓的“企慕情境”，即表现所渴望所追求的对象在远方、在对岸，可以眼望心至却不可以手触身接，是永远可以向往但永远不能到达的境界。《秦风·蒹葭》也是刻划“企慕情境”的佳作，与《汉广》比较，则显得一空灵象征，一具体写实。

　　《蒹葭》全篇没有具体的事件、场景，连主人是男是女都难以确指，诗人着意渲染一种追求向往而渺茫难即的意绪。《汉广》则相对要具体写实得多，有具体的人物形象：樵夫与游女；有细微的情感历程：希望、失望到幻想、幻灭；就连“之子于归”的主观幻境和“汉广江永”的自然景物的描写都是具体的。不为无见。当然，空灵象征能提供广阔的想像空间，而具体写实却不易作审美的超越。钱锺书《管锥编》论“企慕情境”这一原型意境，在《诗经》中以《秦风·蒹葭》为主，而以《周南·汉广》为辅，其原因或许就在于此。

　　宋代周密的《四字令·拟花间》写出了闺中女子思人不见人的那份无可奈何的春愁。

　　开篇以“眉消睡黄”来开头，描写了闺中女子的状态，其苦相思展露无疑，接着就是一句“春凝泪妆”，加重前一句的深意。“玉屏水暖”承接上一句的“春”字，写了屏风上面所绘之图。“水暖微香”则是通过“香”字侧面写主人。前三句以“静”为主，凸显闺房中的清净也透露出寂寞。第四句“听蜂儿打窗。”一个“打”字打破了这份清净，带着生机盎然，却又让人无法避开那份忧伤。

　　“筝尘半妆。绡痕半方。”中的“半”字，意在缩减忧伤，“欲情故纵”般越是轻描淡写，却越从侧面加重了女子的感伤之情。无人排解愁绪，唯有门前杨柳可寄，奈何它也是自顾不暇的“忙”? 那个“奈”字是一种对自然的无奈，更是对自己现在的独守闺房，却又无法更改的现实展现。 “伊人浓妆待君王，渐宽衣带怨罗裳。”对现实的无奈，唯有以文字消减相思，以减少现实所带来的自我感伤。

　　这是一首礼赞梅花的词作。　　

　　词的上片赞颂梅花的迷人之姿。首句入笔捉题，直截了当地写梅花“两岸月桥花半吐。”溪水岸边小桥两端的梅花已经绽蕾半开。紧接着直接写梅花半吐的风韵和游人对梅花的迷恋。那半开的梅花通体红透，香气四溢。“肌香”二字以美人暗喻梅花香气袭人冰肌玉骨的娇姿。正是梅花这绝代风彩，才使游人不知不觉中为其所吸引。一个“暗”字、一个“误”字把游人情不自禁的迷恋梅花的神态写足。以下二句“尽道武陵溪上路，不知迷入江南去”用东晋文学家陶渊明《桃花源记》中武陵渔人误入桃源、忘情迷途的典故，反衬江南梅花的迷人风姿。此二句是说人人尽说那“芳草鲜美，落英缤纷”（《桃花源记》）的武陵溪畔桃花林的美丽，却不知这梅花半吐的江南风景的迷人。对比之下，更突出这江南桥畔梅花的美丽，表现了主人公爱梅的情感。　　

　　如果说上片从色艳香浓的外部面貌来礼赞梅花的话，那么，下片则是从凌霜傲雪的内在品质来颂扬梅花。　　过片“先自冰霜真态度”一句，赞扬梅花凌寒独放的坚强品格。“争先”二字突出梅花不畏严寒霜雪的精神，“态度”即姿态品格。紧接着词人用一设问：“何事枝头，点点胭脂污？莫是东君嫌淡素？”意思是：“梅花为何在冰霜严寒之中用胭脂般的红艳去点染枝头？莫非是司春之神嫌冬天百花凋零，色彩过于单调之故？”东君即司春之神。这一设问实质上旨在突出梅花凌霜傲雪的高风亮节，颂扬它给人们带来春的消息。煞尾句“问花花又娇无语”再度褒扬那娇艳的梅花，毫不炫耀自己，默默地装点人间春色。　　

　　古之人咏梅词极多，但大多从其冷艳着眼，抒发词人寂寞的情感。如陆游的《卜算子·咏梅》、姜夔的《暗香》、《疏影》等等。在他们的笔下，梅花是一个“寂寞开无主”、“此花幽独”的孤芳自赏的形象。而真德秀却能别出蹊径，一扫大多咏梅词人失意孤寂的怨艾，对梅花绰约迷人的风韵作了热情的描摹，对梅花凌霜傲雪的品格作了全面的褒扬。词的氛围热烈，格调高亢。词人真德秀幼即聪慧异常，四岁诵书，过目成诵。十五丧父，依赖寡母力贫教养，又得同郡人相助，才得以入学中举。宋理宗时官历泉州、福州知府，入为翰林学士，拜参知政事。他为人正直，凡是做官所到的地方，皆布惠政，廉声卓著。其学以朱熹为宗，提倡正学，与权奸韩侂胄伪学对抗，使正学得以复明。古代有诗品即人品的说法，由于作者艰苦修身进学、勤政为民、正直不阿的身世和为人，他对梅花的高风亮节进行满腔热情的礼赞，作品也显现出积极亢奋、开朗明快的格调。

　　此诗的主人公可能是一个待嫁的姑娘，她选中的对象是一个不到二十的少年郎。姑娘的选择未能得到母亲的同意，所以她满腔怨恨，发誓要和母亲对抗到底。

　　开篇以柏舟泛流起兴，写女主人公为自己的婚姻恋爱受阻而苦恼，就好比那在河中飘荡的柏木小舟一样。她早已自己相中了一个翩翩少年，他的发型很好看，透出活泼灵动的精神劲儿。这就是女主人公的心上人，她非他不嫁，至死不渝。可是她的母亲千般阻挠万般阻拦，死活不同意这门亲事。母女的意见不统一，爱情就发生了危机。女儿要么放弃己见，要么作坚决的抗争。看来诗中女主人公是持后一种态度的：至死誓靡它！坚决到这种程度，母亲也就难办了。但要为娘的改变主意，也不是那么容易的。所以女主人公一面誓死维护爱情，一面从内心发出沉重的叹息：娘呀天啊，为什么就不相信我是有眼力的呢！这一声叹息，使得诗的内容变得沉甸甸的。

　　古代男女婚姻，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像这种敢爱敢恨的女子自己找婆家的事情，真是有违传统习俗的，当父母的当然不会同意。可能也不一定是父母要展示权威，多半是他们凭自己的生活经验在为儿女把关，以确保日后生活美满。但是代沟的存在，使两代人的择偶观念不可避免地存在着差异和冲突。这原也正常。问题的关键是，母女二人的矛盾不可调和，因此才有了“之死矢靡他”的决绝抗争。

　　这首诗反映了先秦时代汉族民间婚恋的现实状况：一方面，人们在政令许可的范围内仍享有一定的性爱自由，原始婚俗亦有传承；另一方面普遍的情况已是“取妻如之何？必告父母”、“取妻如之何？非媒不得”（《齐风·南山》），礼教已通过婚俗和舆论干预生活。所以诗中女子既自行择欢，却又受到母亲的制约。而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诗中也就表现了青年男女为了争取婚恋自由而产生的反抗意识，这是一个很新很有价值的信息。

　　高启的《游灵岩记》，作于1364年——1366年（元代至正二十四至二十六年）张士诚据苏州自称吴王期间，记叙了作者奉陪张士诚所任命的淮南行省参知政事饶介游苏州灵岩山及赋诗之事。

　　《游灵岩记》文辞清丽，字句整饰，意在言外。明为游记，却不着意于正面记叙此次游山的历程；明是应命之作，却饱含讥讽挖苦之意。文中巧妙地表现了作者鄙夷权贵，不尚功利，洁身自好的志向。文如其人，结构精巧。

　　文中明褒实贬，诡谲嘲弄。《游灵岩记》以灵岩之“异”，一贯到底，借记述灵岩之游，运用明褒实贬的手法，诡谲巧妙地嘲弄了一伙趋炎附势的新贵。作者先说灵岩山特异于苏州诸山。吴城东面是广袤的平原，只有西面是连绵起伏的峰峦叠嶂。“峰联岭属”之中，灵岩一山独秀，像是不肯和众峰排列在一起，独具匠心地突出灵岩山之“异”，也为下文的议论设下伏笔。接着，作者着重描述灵岩山以吴王夫差及西施诸古迹著名，以山上台、轩、阁可以四周远眺“虚明动荡”称胜，而对灵岩山本身的景物未予正面描述与称道。然后笔调一转，忽然说：“启，吴人，游此虽甚亟，然山每匿幽閟胜，莫可搜剔，如鄙予之陋者。”——他自己是当地人，虽然常游灵岩山，但未发现灵岩有幽境胜景，用文中的话来说，仿佛灵岩山故意鄙薄本地人浅陋，把幽境胜景都隐藏起来，等待外来贵宾莅临欣赏。从而引出饶介及其随行的游山，见出饶介对灵岩山景物“幽显巨细”，莫不称道，而作者自认“浅陋”，从前不识灵岩山。最后借饶介“命客赋诗，而属启为之记”，发挥议论：山被人欣赏，人欣赏山，两相对应，有这样的山而遇不到这样的人，或者有这样的人而见不到这样的山，“皆不足以尽夫游观之乐”。名山须待名士赏识，名士须遇名山共游。“今灵岩为名山，诸公为名士，盖必相须而适相值”。并且特意点明“若启之陋，而亦与其有得焉，顾非幸也欤？”他只是“有幸”参与此游，其实并不在“名士”诸公之列。

　　灵岩山是苏州的名山。作者是苏州人，又是饱学卓见、品位高雅之士，热爱家乡的山，热爱家乡的水，热爱家乡的名胜，又屡次游览灵岩山，并不是“不识”灵岩，也不是“知于此山为始著于今而素昧于昔”。正是由于作者对灵岩十分熟悉，才能如此独到地把握和道出灵岩山之“异”，才能如此精准地领略并感叹：“盖专此郡之美者，山；而专此山之美者，阁也。”

　　作者以“浅陋”的姿态自居，在《游灵岩记》的写景、记事以及议论之中蕴含了深意：以明褒实贬的笔法，寄寓比喻，嘲弄新贵大员饶介的附庸风雅，其实并不识灵岩，挖苦同游的十位幕僚“名士”的簇拥，其实是趋炎附势。高启犹如灵岩山，“拔奇挺秀，若不肯与众峰列”。全文因此别有一番机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