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看那黍子一行行,高粱苗儿也在长。走上旧地脚步缓,心里只有忧和伤。能够理解我的人,说我是心中忧愁。不能理解我的人,问我把什么寻求。高高在上苍天啊,何人害我离家走?
看那黍子一行行,高粱穗儿也在长。走上旧地脚步缓,如同喝醉酒一样。能够理解我的人,说我是心中忧愁。不能理解我的人,问我把什么寻求。高高在上苍天啊,何人害我离家走?
看那黍子一行行,高粱穗儿红彤彤。走上旧地脚步缓,心中如噎一般痛。能够理解我的人,说我是心中忧愁。不能理解我的人,问我把什么寻求。高高在上苍天啊,何人害我离家走?
注释
黍:北方的一种农作物,形似小米,有黏性。
离离:行列貌。
稷:古代一种粮食作物,指粟或黍属。
行迈:行走。
靡靡:行步迟缓貌。
中心:心中。
摇摇:心神不定的样子。
悠悠:遥远的样子。
噎:堵塞。此处以食物卡在食管比喻忧深气逆难以呼吸。
关于《黍离》一诗的主旨,虽然《诗序》说得明白:“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而且从此诗序于王风之首,确见其为编诗者之意旨。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近人读诗,新说迭出,比较有代表性的有郭沫若在《中国古代社会研究》中将其定为旧家贵族悲伤自己的破产而作,余冠英则在《诗经选》中认为当是流浪者诉述他的忧思。还有蓝菊荪的爱国志士忧国怨战说(《诗经国风今译》),程俊英的难舍家园说(《诗经译注》)等。说法虽多,诗中所蕴含的那份因时世变迁所引起的忧思是无可争辩的,虽然从诗文中无法确见其具体背景,但其显示的沧桑感带给读者的心灵震撼是值得细加体味的。另一方面,从诗教角度视之,正因其为大夫闵宗周之作,故得列于《王风》之首,此为诗说正统,不可不及,以下从两方面细析之。
闵宗周之诗何以列于《王风》之首,先得弄清何为《王风》,郑笺云:“宗周,镐京也,谓之西周。周,王城也,谓之东周。幽王之乱而宗周灭,平王东迁,政遂微弱,下列于诸侯,其诗不能复《雅》,而同于《国风》焉。”可见《王风》兼有地理与政治两方面的含义,从地理上说是王城之歌,从政治上说,已无《雅》诗之正,故为《王风》。此诗若如《诗序》所言,其典型情境应该是:平王东迁不久,朝中一位大夫行役至西周都城镐京,即所谓宗周,满目所见,已没有了昔日的城阙宫殿,也没有了都市的繁盛荣华,只有一片郁茂的黍苗尽情地生长,也许偶尔还传来一两声野雉的哀鸣,此情此景,令诗作者不禁悲从中来,涕泪满衫。这样的情和这样的景化而为诗是可以有多种作法的,诗人选取的是一种物象浓缩化而情感递进式发展的路子,于是这首诗具有了更为宽泛和长久的激荡心灵的力量。
全诗共三章,每章十句。三章间结构相同,取同一物象不同时间的表现形式完成时间流逝、情景转换、心绪压抑三个方面的发展,在迂回往复之间表现出主人公不胜忧郁之状,“三章只换六字,而一往情深,低回无限”(方玉润《诗经原始》)。
诗首章写诗人行役至宗周,过访故宗庙宫室时,所见一片葱绿,当年的繁盛不见了,昔日的奢华也不见了,就连刚刚经历的战火也难觅印痕了,看哪,那绿油油的一片是黍在盛长,还有那稷苗凄凄。“一切景语皆情语也”(王国维《人间词话》),黍稷之苗本无情意,但在诗人眼中,却是勾起无限愁思的引子,于是他缓步行走在荒凉的小路上,不禁心旌摇摇,充满怅惘。怅惘尚能承受,令人不堪者是这种忧思不能被理解,“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这是众人皆醉我独醒的尴尬,这是心智高于常人者的悲哀。这种大悲哀诉诸人间是难得回应的,只能质之于天:“悠悠苍天,此何人哉?”苍天自然也无回应,此时诗人郁懑和忧思便又加深一层。
第二章和第三章,基本场景未变,但“稷苗”已成“稷穗”和“稷实”。稷黍成长的过程颇有象征意味,与此相随的是诗人从“中心摇摇”到“如醉”、“如噎”的深化。而每章后半部分的感叹和呼号虽然在形式上完全一样,但在一次次反覆中加深了沉郁之气,这是歌唱,更是痛定思痛之后的长歌当哭。难怪此后历次朝代更迭过程中都有人吟唱着《黍离》诗而泪水涟涟:从曹植唱《情诗》到向秀赋《思旧》,从刘禹锡的《乌衣巷》到姜夔的《扬州慢》,无不体现这种兴象风神。
其实,诗中除了黍和稷是具体物象之外,都是空灵抽象的情境,抒情主体“我”具有很强的不确定性,基于这一点,欣赏者可根据自己不同的遭际从中寻找到与心灵相契的情感共鸣点。诸如物是人非之感,知音难觅之憾,世事沧桑之叹,无不可借此宣泄。更进一层,透过诗文所提供的具象,读者可以看到一个孤独的思想者,面对虽无灵性却充满生机的大自然,对自命不凡却无法把握自己命运的人类的前途的无限忧思,这种忧思只有“知我者”才会理解,可这“知我者”是何等样的人:“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充满失望的呼号中读者看到了另一个诗人的影子。“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吟出《登幽州台歌》的陈子昂心中所怀的正是这种难以被世人所理解的对人类命运的忧思。读此诗者当三思之。
《王风·黍离》一诗的背景,《毛诗序》说:“《黍离》,闵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过故宗庙宫室,尽为禾黍。闵周室之颠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诗也。”但历来争讼颇多,三家诗中韩、鲁遗说与毛序异,宋儒程颐更有臆说以为“彼稷之苗”是彼后稷之苗。
诗中用虎门形势的雄壮险要和遗垒的残破颓败,当年抗击侵略军的激烈战斗和眼前侵略者的嚣张狂暴作对照,抒发出忧时伤世的愤慨心情。全诗文辞瑰丽,风格雄浑。
“粤海重关二虎尊”写景,由远及近,由海及山,勾勒出虎门的地理形势。一个“重”字写出了侵略者难以突破的层层险峻防御关口,而一个“尊”字又写出了“二虎”不可侵犯的雄伟气势。在如此形势的战略要地作战正是英雄的用武之地,而且定能大获全胜。从字面看是写景,但在写出这样的景中已经包含和体现了诗人为什么这样写的主观情绪,“重关”与“二虎”的客观形势与勇猛必胜的主观信念达到了情景交融的境地。
“万龙轰斗辜何存”,不仅公元1840年鸦片战争中以林则徐为首的爱国将士抵抗英军侵略的英勇战斗最终未能抵御敌人的入侵,而且在此抵抗敌人的战斗业绩也永远成为过去,以后再也不会存在和发生。原因是腐败无能的清朝政府致使虎门炮台被英国侵略者轰坏并拆毁防御工事。
诗人用“万龙轰斗”四字追叙当年的英勇行为,表现了诗人对爱国将土抵抗侵略者的英勇奋战的赞颂和缅怀,而“事何存”的反问强烈地谴责了清王朝的卖国投降主义政策。纵使有英勇不屈的将土有虎门这样“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要雄关,然而清王朝最高统治者的腐败无能和投降主义政策只能导致引狼入室的结果,使侵略者倍加肆无忌惮、得寸进尺,使中国的危机不断加深,彻底沦为帝国主义的殖民地。
“至今遗垒余残石,白浪如山过虎门”,至今遗留下来的唯有残石断垣余垒,破败不堪,一派凄怆苍凉,只见白浪滔滔、汹涌而过,虎门似乎完全失去了当年的雄风伟力,虎山完全被“白浪如山”的气势所吞没。抚今思昔,触景生情,感慨无限。但诗人并没有直言抒发,而是对清朝政府卖国投降政策的嫉愤、对当年辉煌抗战业绩高然无存的哀惋、对民族危亡深切忧患等等复杂情感都寄托在最后这两句眼前凋零残败景象的描述之中。
全诗四句,只有一句言事,其余三句均写景。同是一个地方、一种环境,但战前的景象与战后的景象截然不同,形成虎虎生气与残败不堪的强烈对比,这就在于诗人移情于景所致。诗人对战与降的态度不同,对战前和战后历史的心情不同,就在不同的景象描写中即对景象的不同描写中蕴含着诗人完全不同的情绪和评价。虽然全诗没有一句直接抒发感情,但思想感情却表达得淋滴尽致,尽在景象描述之中,尽在不言之中。
这首词是咏史词,借越国美女西施的故事,抒发历史兴亡之感慨,充满悲凉、凄婉的凭吊气氛。
词的上片写西施。“倾国倾城”是用来形容女子的姿色艳美绝伦的词语,始 见于《汉书·外戚传》:李延年知音律、善歌舞,尝在汉武帝前起舞作歌曰:“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此词首句“倾国倾城恨有馀”引出的是春秋时越王勾践灭吴的一段动人的故事,“倾国倾城”四字系指代越国浣纱美女西施,她在吴越之争中,被越王勾践当作祸国工具献于吴王夫差,以惑乱吴国之政;“恨有余”,是说西施之恨无尽无穷。“几多红泪泣姑苏,倚风凝睇雪肌肤”两句似乎是对西施之恨是什么的问题作出了解答:在姑苏台上春霄宫中,西施内心凄苦,她多少次在妆成侍宴之前还忍不住泪水暗流,她倚立风前深情远望,凝视着自己那南方白云深处的故乡。“姑苏”,地名,即今之苏州,昔春秋时吴国的故都,此处概指当年吴王夫差在姑苏台上所建的、专供欢饮行乐用的春霄宫;“雪肌肤”在此形容西施肤色之美,晶莹洁白如雪。词的上片通过人物的肖像动作描写,刻画其内心的矛盾与痛苦。越王勾践巧使美人计,利用西施达到了灭吴复仇的愿望,但就西施个人的幸福来说,她远离故土,向一个自己并不喜爱的暴君献媚邀宠,却不能不是一出令人同情的千古悲剧。
下片转写吴、越。“吴主山河空落日,越王宫殿半平芜,藕花菱蔓满重湖”三句,是作者就眼前景色抒发感慨。当年吴王所占领的辽阔土地,空自日出日落,早已多次变易主人。越王的雄伟宫殿也已经大都变得壁断垣颓,遍地荒草,一片陈迹。兴衰成败都化作过去,只有那红荷绿菱仍然密密地覆盖着湖面,年复一年地宣告着春去夏来。寥寥三句,写尽了胸中的苍凉和惆怅。
此词正如李冰若说:“伯主雄图,美人韵事,世异时移,都成陈迹。三句写尽无限苍凉感喟。此种深厚之笔,非飞卿辈所企及者。”(《栩庄漫记》)
《干荷叶》为刘秉忠创制的始辞,借荷花意象的爱情内涵来叹咏情事之作,荷花之根名为藕与配偶的“偶”谐音。每到八月秋来,劳者采藕劳作于水塘之间,此时荷花已经凋谢,藕又无情的被人剥夺去,荷叶仿似无根的浮萍在江上孤寂凄凉,无依无靠。西风渐起,荷叶日益枯萎,其当有失偶之痛也。故以其比喻人有失偶之状,可悲可感。
刘秉忠的《干荷叶八首》完成了荷花意象中的一次重要变革,将枯荷意象引入词曲的审美框架中来,并开启了荷花意象由高雅向俚俗方向转变的一个先例,但后世文人并未继承这一意象。《干荷叶八首》中的爱情当是在荷花爱情意象升华后借助于李商隐的枯荷意象而架构起的更为富有悲剧感和震撼力的俚俗丑化的另类,更值得后人去玩味体会。
前二首曲子以干荷叶惨败凋零之景起兴,用简练的笔触勾勒出一幅苍茫荒凉而富有禅意的秋江败荷图。诗人置身其中仿似又游离之外,将生命意识的大悲哀与大感慨同眼前的枯荷图景圆融起来,使人感到凄苦的同时却又没有一个可以放逐生命的形式来缓解心中无限的悲伤之感。
开头一首就曲调名立意遣词,写荷叶在深秋的风霜侵凌下翠减香消的形态和情态。开篇用洗练的笔墨勾勒出一幅色彩鲜明、富有动感的干荷图,摹写秋风中残荷的憔悴之状:既写其叶干,又写其柄老;既写其色苍,又写其香减。这里并非仅写残荷的色和味,一个“减”字、一个“添”字写出了荷叶由盛到衰的全过程。这样多方描画,层层涂饰,已经极穷形尽态之能事,而“都因”一句用再加重笔墨、翻进一层的写法,写夜来的一场浓霜使本来已由翠绿变为深青的荷叶,更由深青变为枯黄。最后一句则进而以我观物,赋情于景,把作者的自我感受融入笔下所描绘的物象之中,使本为无知无情的残荷也变得有知有情,为自己如此凄凉的晚景而感到孤寂落寞。这首小令锤字炼句,构思新颖,物我合一,情景交融,达到很高的艺术境界。
第二首作者用洗练的笔墨继续描写残荷叶枯柄折的情态,以残荷在风中摇摆不稳并承受不了露珠来说明其衰败的程度。这种从静到动的层层剖写,使残荷的形象更加鲜明突出,并略带几分凄婉。
第三首曲子进一步描写残荷的衰败情态。同是写藕丝折断,前一首还是“藕丝无”,而这一首则是“万丝绝”,程度明显更深。干荷叶已经遮蔽不了鸳鸯与白鹭,可见其残破不堪的情状。
第四首写到残荷的最后结局,写它不耐风欺霜虐,终于枯死在秋波之中。这首曲子的前五句与第一首曲子相对照:出现在第一首中的残荷,虽然随风飘荡,因霜添黄,老柄尚且自摇而未倒,叶色只是苍中带黄;出现在这首曲子的残荷,则再难支撑于风霜之下,干叶已经暗淡无色,老柄终归枯折倾倒,不复挺立在水面上,而是沉浮于水波中了。至此,把残荷的悲惨命运写得淋漓尽致,已经写到了尽头;而曲思一转,在后两句里,以逆挽之笔追溯当日的繁华,从而把当前的情景反衬得倍加凄凉。
第五首曲子离开对荷叶本身的刻画,而把笔触跳向作为南宋都城的杭州,写到南宋的建立及其终于覆亡,借景抒发对历史兴亡的慨叹。这首曲子提到杭州的三个景点,是有寓意的。山有南北二峰,宋有南北二宋,以南北二峰起兴,写南北二宋之事,巧妙自然,足见高明。同时借用烟霞洞的传说故事,把历史人物与烟霞古洞联系在一起,又有意识地把“惨淡”二字冠于“烟霞洞”前,对宋高宗等在杭州筑巢、惨淡经营的行为进行了嘲讽。吴山巍巍,酒旗临风,杭州都城依旧在,而两下江南的宋高宗赵构,却早已死去,南宋王朝也风雨飘摇,濒临灭亡。其所抒之情虽带有一些封建文人习气,但于感叹之中露出嘲讽的意味,耐人寻味。
第六首体现了文人花间醉酒这一行为由前代文人的闲雅之醉向金元文人颓放之醉的放逐式的走向。这是魏晋风流的一次回光返照,也是生命意识成为困扰文人的最重要矛盾的一个直观的外在表现形式。
第七首充分体现了元曲的俚俗特征。“跟将你去,随将去。问你当家中有媳妇,问着不言语。”这几句倾诉男欢女爱,又不似大家闺秀那般光明正大,轻佻语言与下层身份特征明显。
最后一首以甚为生动的笔调描摹一女子的婀娜体态,风格艳冶俚俗,活脱脱一个低俗小调,男欢女爱直露于字里行间,不加丝毫的掩饰。查洪德认为此曲与秉忠的身份经历甚不相符。然秉忠一生大部分时间以禅僧的身份出现于世人面前,禅宗僧人有看艳诗以开悟修习之术。刘秉忠《藏春乐府》中亦有闺情之作,此曲当符合秉忠的身份经历。
《干荷叶八首》是一位参与缔造王朝、饱历世事沧桑而又曾皈依空门、深受佛家洗礼者对自然界和人世间的观照和感慨。其最大的特点是借鉴民间文化,主要有三方面的表现:
一是方言俚语的频繁使用。邢台一带盛产荷花,民间小调《干荷叶》当由此而生。刘秉忠对这些“民谣俚歌”加以吸收改造,在语言上留下明显印痕。“夜来个”、“恁时节”、“锉”都是典型的邢台方言。
二是豪爽之情。《干荷叶·南高峰》在形式上类似其他几首,但在立意上却境界高远,绝不是凡夫俗子能够吟咏而出。此种悲情散曲不是无本之木,而是延续燕赵古风。
三是尽显低俗民风,难登大雅之堂。燕赵地区自古畅行“以倡优立身、追求放荡游冶生活”的民间风俗,《干荷叶》六、七、八首,这种倾向分明。
这首词是写一个长期客游在外的游子,在梅片纷飞,细雨绵绵的日子里,乘船归来。穿过小桥子水,雨过天晴。画楼远现,抬头无望,楼上伫立着一位佳人,曾似旧家相识的她。
“梅片作团飞,雨外柳丝金湿。”梅花片片,随风飞舞,嫩黄的柳条,沾满细雨,随风摇摆。“客子短篷无据,倚长风挂席。”游子乘坐一只小篷船,没有在边停泊,依仗着长风,扬帆航行。上片是写,在梅雨天气,一位游子,扬帆归来,归心似箭的心情,全写出来了。
下片,“回子水小桥东,烟扫画楼出。”船在东风中向西航行,转眼间穿越小桥子水,烟消雨霁,回望画楼高耸。“楼上有人凝伫,似旧家曾识。”远望有位佳人,伫立高楼上,还像是似曾相识。楼上的佳人,也会同样在 想“似曾相识燕归来”这首词,在结尾时收得好。在文学史上,有好多诗词,由于结尾收得简洁,成为名篇名句。如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高适《别董大》:“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杜甫《江南逢李龟年》:“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这些诗的结尾,都是符合本文前面提出的三条。本词的结尾,也显示出这种妙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