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这首诗作者身份的推测,前人有两种说法:其一,秦大夫所作。《诗序》以为“(襄公)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其二,周遗民所作。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必周之耆旧,初见秦君抚有西土,皆膺天子命以治其民,而无如何,于是作此。”其最有力的推断即是“其君也哉”一句。严粲《诗缉》云:“‘其’者,将然之辞。‘哉’者,疑而未定之意。”此句意为:“这个人将成为我们的君主吗?”方玉润说:“秦臣颂君,何至作疑而未定之辞,曰‘其君也哉’,此必不然之事也。”理由较充足,可信为周遗民之作。现代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终南山的姑娘,对进山的青年表示爱慕之心而作,亦别开生面,可备参考。 又关于此诗究竟是“美”还是“戒”,前人亦意见不一。朱熹《诗集传》主“此秦人美其君之词”,姚际恒亦肯定“有美无戒”。而《诗序》的总体评价是:“《终南》,戒襄公也。”方玉润则以为此诗“美中寓戒,非专颂祷”。从诗的实际情况来看,方氏所见较为平允。
诗的“美”,最主要是赞颂秦公的容颜、服饰和仪态。两章诗都对“君子”的来到表示出敬仰和赞叹的态度。那君子的脸红润丰泽,大有福相。那诸侯的礼服,内里狐白裘,外罩织锦衣,还有青白相间斧形上装和五次斑斓的下裳,无不显得精美华贵,熠熠生辉。诗中对秦公的衣着有着一种新鲜感,不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感觉,秦公也像是在炫耀华服似的,在在证明这确是秦襄公被始封为诸侯而穿上显服的情景。《史记·秦本纪》:“(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其子文公,遂收周遗民有之。”诗大约就作于那时期。除了服装外,诗还写到了饰物的佩声锵锵,那身上琳琅的美玉挂件叮当作响,音韵悦耳。这就见出诗所描摹的形象是动态的,行进中的,仿佛让人感觉到秦公步履雍容来到终南山祭祀行礼。诗通过视觉、听觉形象的勾勒,至少在外观上透出富贵气派和令人敬仰感。
至于作者所代表的周遗民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似乎不像外在敬意那样简单,两章末尾各有一句耐人寻味的结语。第一句是“其君也哉”,从那惊疑不定的揣测口吻中,显出忐忑不安忧喜参半的复杂心情。新君降临一方,旧地遗民自有前途未卜的紧张心理,这很真实自然。第二句是“寿考不忘”,意谓:秦君哪,你富贵寿考,但最终不要忘记这里曾是周王的土地和百姓呵!将祝福、叮咛、告诫、期望种种难以直言的心境委婉托出。辨味这两句,诗确实是意存劝戒,希望秦君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至于为什么那么含蓄婉曲,汪中《述学·释三九》说:“周人尚文,君子之于言不径而致也,是以有曲焉。”倒是较为圆通的。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不便直说。
最后看看两章诗的起兴有何意味。首先,周民搬出引以为豪的周地名山起兴,显示了王都之民的身分和某种程度的优越感,也可使初来乍到的秦公不至小觑他们。就此意义而言,或有借当地名胜以壮胆撑门面的虚荣心理吧。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终南山又名中南山,巍峨险峻,为万众仰慕。《尚书·禹贡》:“终南悖物。”《左传·昭公四年》:“荆山、中南,九州之险。”皆指此山。终南山有丰富的物产,尤以根深叶茂的林木为代表。还有宽衍险奥气象万千的山势。这些表面物象,明眼人都不难看清。那么作者何以要如数家珍不惜饶舌呢?一层意思是以隆崇的终南山,暗寓对秦公尊严身分的褒扬,有以伟物兴伟人的奉承之意。另一层意思是让秦公好好思忖一下:你真的能像终南山一样的受人尊崇吗?你只有修德爱民,不负众望,才能与名山的地位相媲美。正如后世曹操《短歌行》诗所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寓戒于颂一石两鸟的用意非常含蓄巧妙。
而另一解,诗只是对主君的赞扬。纵观秦风各部与其他各师不同不是大多言色,如果按本诗前文到最后的意思承接来看只是对秦君的赞扬,参照朱熹《诗集传》主“此秦人美其君之词”,姚际恒亦肯定“有美无戒”,可以解释为第二种。
译文及注释
译文
终南山上有什么?有山楸来有梅树。有位君子到此地,锦绣衣衫狐裘服。脸儿红红像涂丹,莫非他是我君主?
终南山上有什么?有棱有角地宽敞。有位君子到此地,青黑上衣五彩裳。身上佩玉响叮当,富贵寿考莫相忘。
注释
锦南:锦南山,在今陕西西安市郊外。
条:树名,即山楸。材质好,可制车板。
锦衣狐裘:当时诸侯的礼服。
渥:涂。
丹:赤石制的红色颜料,今名朱砂。
纪:山角。一说通“杞”,杞柳。
堂:山上宽平处。一说通“棠”,棠梨。
黻衣:黑色青色花纹相间的上衣。
绣裳:五彩绣成的下裳。当时都是贵族服装。
将将:同“锵锵”,象声词。
考:高寿。
亡:通“忘”。
关于这首诗作者身份的推测,前人有两种说法:其一,秦大夫所作。《诗序》以为“(襄公)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其二,周遗民所作。方玉润《诗经原始》云:“此必周之耆旧,初见秦君抚有西土,皆膺天子命以治其民,而无如何,于是作此。”其最有力的推断即是“其君也哉”一句。严粲《诗缉》云:“‘其’者,将然之辞。‘哉’者,疑而未定之意。”此句意为:“这个人将成为我们的君主吗?”方玉润说:“秦臣颂君,何至作疑而未定之辞,曰‘其君也哉’,此必不然之事也。”理由较充足,可信为周遗民之作。现代有的研究者认为是终南山的姑娘,对进山的青年表示爱慕之心而作,亦别开生面,可备参考。 又关于此诗究竟是“美”还是“戒”,前人亦意见不一。朱熹《诗集传》主“此秦人美其君之词”,姚际恒亦肯定“有美无戒”。而《诗序》的总体评价是:“《终南》,戒襄公也。”方玉润则以为此诗“美中寓戒,非专颂祷”。从诗的实际情况来看,方氏所见较为平允。
诗的“美”,最主要是赞颂秦公的容颜、服饰和仪态。两章诗都对“君子”的来到表示出敬仰和赞叹的态度。那君子的脸红润丰泽,大有福相。那诸侯的礼服,内里狐白裘,外罩织锦衣,还有青白相间斧形上装和五次斑斓的下裳,无不显得精美华贵,熠熠生辉。诗中对秦公的衣着有着一种新鲜感,不像是司空见惯习以为常的感觉,秦公也像是在炫耀华服似的,在在证明这确是秦襄公被始封为诸侯而穿上显服的情景。《史记·秦本纪》:“(周)平王封襄公为诸侯,赐之歧以西之地。其子文公,遂收周遗民有之。”诗大约就作于那时期。除了服装外,诗还写到了饰物的佩声锵锵,那身上琳琅的美玉挂件叮当作响,音韵悦耳。这就见出诗所描摹的形象是动态的,行进中的,仿佛让人感觉到秦公步履雍容来到终南山祭祀行礼。诗通过视觉、听觉形象的勾勒,至少在外观上透出富贵气派和令人敬仰感。
至于作者所代表的周遗民的内心感受是怎样的,似乎不像外在敬意那样简单,两章末尾各有一句耐人寻味的结语。第一句是“其君也哉”,从那惊疑不定的揣测口吻中,显出忐忑不安忧喜参半的复杂心情。新君降临一方,旧地遗民自有前途未卜的紧张心理,这很真实自然。第二句是“寿考不忘”,意谓:秦君哪,你富贵寿考,但最终不要忘记这里曾是周王的土地和百姓呵!将祝福、叮咛、告诫、期望种种难以直言的心境委婉托出。辨味这两句,诗确实是意存劝戒,希望秦君是明君,而不是暴君。至于为什么那么含蓄婉曲,汪中《述学·释三九》说:“周人尚文,君子之于言不径而致也,是以有曲焉。”倒是较为圆通的。不过,最主要的恐怕还是不便直说。
最后看看两章诗的起兴有何意味。首先,周民搬出引以为豪的周地名山起兴,显示了王都之民的身分和某种程度的优越感,也可使初来乍到的秦公不至小觑他们。就此意义而言,或有借当地名胜以壮胆撑门面的虚荣心理吧。其次,更为重要的是,终南山又名中南山,巍峨险峻,为万众仰慕。《尚书·禹贡》:“终南悖物。”《左传·昭公四年》:“荆山、中南,九州之险。”皆指此山。终南山有丰富的物产,尤以根深叶茂的林木为代表。还有宽衍险奥气象万千的山势。这些表面物象,明眼人都不难看清。那么作者何以要如数家珍不惜饶舌呢?一层意思是以隆崇的终南山,暗寓对秦公尊严身分的褒扬,有以伟物兴伟人的奉承之意。另一层意思是让秦公好好思忖一下:你真的能像终南山一样的受人尊崇吗?你只有修德爱民,不负众望,才能与名山的地位相媲美。正如后世曹操《短歌行》诗所云:“山不厌高,水不厌深。周公吐哺,天下归心。”其寓戒于颂一石两鸟的用意非常含蓄巧妙。
而另一解,诗只是对主君的赞扬。纵观秦风各部与其他各师不同不是大多言色,如果按本诗前文到最后的意思承接来看只是对秦君的赞扬,参照朱熹《诗集传》主“此秦人美其君之词”,姚际恒亦肯定“有美无戒”,可以解释为第二种。
关于这首诗作者身份的推测,前人有两种说法:其一,秦大夫所作。《毛诗序》以为“(襄公)能取周地,始为诸侯,受显服,大夫美之故作是诗,以戒劝之”。其二,周遗民所作。
这组名为“春、夏、秋、冬”爱情诗是李商隐仿“长吉体”艳诗中最出色的篇章。四首诗吟咏了一段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诗立春、夏、秋、冬四题,系取《子夜四时歌》之义,抒发对所思慕的女子一年四季相思之情。《春》诗从春光烂漫中寻觅娇魂而不得开始,折入追忆初见对方时美好情景。立即又描绘雄龙雌凤杳远相隔的浩叹和魂牵梦系的情思。以下即极力渲染寻觅之渺茫,思念之深挚,最后想象对方在春天将逝的季节身着单绡、肌衬玉佩的情景。《夏》诗先写初夏雨景和石城(金陵)凄清的环境,暗示女子已去。然后想象对方身处南方瘴花木棉之地,独守闺帏,孤寂无伴之状。接着又转而回忆往昔两人曾经的短暂欢会和随之而来的分离。最后以祈望对方的到来作结。《秋》诗全篇都是对女子现时情境的想象。先想象她秋夜含愁独坐,相思念远;再想其夫亡室空,孤寂凄冷;最后又想象她秋夜弹琴,衣衫冷薄,怀思旧情,独对爱情旧物,潸然泪下。《冬》诗首点时令及对方失侣孤居,次言双方如青溪小姑与白石郎之相隔遥远;复想其身处孤冷之境,芳心已死,爱情幻灭;然后又转忆佳人之美,远胜嫦娥,而今唯独处空城,歌舞早歇,唯余纤腰,当年姊妹二人联袂而舞之欢早已烟消云散。最后想象女子在风雨冬夜独对残烛,空流红泪,直到天明;而破鬟松散,倚坐朝寒,容颜亦非往昔。
四首诗都交织着现在与过去、回忆与想象,但随着时间的流逝和四季景物的变换,抒情主人公的感情也由寻觅怀思、企盼重会,到悲慨馨香已故,情缘已逝,最后则根断心死,悲剧色彩逐渐浓重。女主人公的形象,从《春》之“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到《夏》之“绫扇唤风阊阖天,轻帷翠幕波洄旋”,再到《秋》之“瑶琴愔愔藏楚弄,越罗冷薄金泥重”,最后到《冬》之“破鬟倭堕凌朝寒”“蜡烛啼红怨天曙”,从外在到内心也都经历了从春到冬的循环过程。徐德泓借《柳枝诗序》“幽、忆、怨、断”四字概括四首大意,比较真实地概括了四首所表现的情感特点。
这组诗以炽烈的情感,秾艳的语言,纯粹抒情的笔法和极富跳跃性的结构章法,歌咏带有浓厚悲剧色彩的爱情,抒发爱情梦幻式的感受,主要是通过情绪气氛和幽艳意境的渲染,而不是叙述悲剧性的爱情故事,即通过回忆、想象来抒写刻骨铭心的思念,其中经常出现出人意料的转换,诗歌语言的秾艳和象征色彩造成一种华艳而朦胧的风格。如《春》诗的“暖蔼”六句。先是写回忆中初见对方的情景:“暖蔼辉迟桃树西,高鬟立共桃鬟齐。”在春日和煦阳光的掩映下,对方梳着高高的发鬟,伫立在盛开的桃枝下。下两句却从过去之遇跳过生活中应有的阶段(如会面、结合、离别),闪回现境,发出“雄龙雌凤杳何许,絮乱丝繁天亦迷”的叹息。接下来“醉起微阳若初曙,映帘梦断闻残语”写午醉初醒,迷幻历乱。误以为残阳映帘是初阳照窗,好梦中断,然乍醒迷惑之际,耳畔似犹闻对方之言萦回,似幻似真,如痴如迷。四首诗中,随处可见。这种昔境与现境的迭现,实境与幻境的蒙太奇镜头的变换切入。这种时空不断变化交错的写法,构成了意境的朦胧与多彩。
长吉诗奇而怪,艳中显冷,有时甚至追求强烈的刺激。李商隐这首仿长吉体的组诗,却以奇幻的想象来构筑迷离朦胧的意境,用秾艳的词采表达炽热痴迷的情感,哀感缠绵,一唱三叹,令人低吟不尽。
关于《渔父》的作者,历来说法不一。最早认定为屈原作的,是东汉王逸的《楚辞章句》。《楚辞章句》是在西汉末年刘向编的《楚辞》的基础上作注。在《楚辞》中,《渔父》已作为屈原的二十五篇作品之一收入。据此,则认定屈原作《渔父》,又可上推至刘向时。后世认同屈原作《渔父》,影响较大的有南朝梁代萧统编的《昭明文选》和南宋朱熹的《楚辞集注》。但此说漏洞颇多。从外证来说,司马迁在《史记·屈贾列传》中引述《渔父》文字时,只是作为行文的一部分,而并非作为屈原的原作转引。王逸《楚辞章句》在明确指出“《渔父》者,屈原之所作也”之后,又说“楚人思念屈原,因叙其辞以相传焉”,则作者又非屈原而成了“楚人”。从内证来说,《渔父》中的屈原表示“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以下当是赴湘自沉的一幕,似不可能再有心绪用轻松的笔调续写“莞尔而笑”的渔父。何况全文采用第三人称,亦与屈原作为此文作者的身份不合。故近人一般都认为此文并非屈原所作。郭沫若说:“《渔父》可能是深知屈原生活和思想的楚人的作品。”(《屈原赋今译》)按之作品的实际,这一推断还是比较可信的。
在第一部分中,屈原开始露面。文章交待了故事发生的背景、环境以及主人公的特定情况。时间是在“既放”之后,即屈原因坚持爱国的政治主张遭到楚顷襄王的放逐之后;地点是在“江潭”、“泽畔”,从下文“宁赴湘流”四字看来,当是在接近湘江的沅江或沅湘间的某一江边、泽畔;其时屈原的情况是正心事重重,一边走一边口中念念有词。文中以“颜色憔悴,形容枯槁”八字活画出屈原英雄末路、心力交瘁、形销骨立的外在形象。
第二部分是文章的主体。在这部分中,渔父上场,并开始了与屈原的问答。对渔父不作外形的描述,而是直接写出他心中的两个疑问。一问屈原的身份:“子非三闾大夫与?”屈原曾任楚国的三闾大夫(官名),显然渔父认出了屈原,便用反问以认定身份。第二问才是问话的重点所在:“何故至于斯?”落魄到这地步,当是渔父所没有料想到的。由此一问,引出屈原的答话,并进而展开彼此间的思想交锋。屈原说明自己被流放的原因是“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即自己与众不同,独来独往,不苟合,不妥协。由此引出渔父的进一步的议论。针对屈原的自是、自信,渔父提出,应该学习“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榜样,并以三个反问句启发屈原“淈泥扬波”、“哺糟歠酾”,走一条与世浮沉、远害全身的自我保护的道路。他认为屈原不必要“深思高举”,从思想到行为无不高标独立,以致为自己招来流放之祸。渔父是一位隐者,是道家思想的忠实信徒。老子说:“和其光,同其尘。”(《老子》)庄子说:“虚而委蛇。”(《庄子·应帝王》,后世成语作“虚与委蛇”)渔父所取的人生哲学、处世态度,正是从老庄那里继承过来的。他所标举的“圣人”,指的正是老、庄一类人物。儒家的大圣人则说:“道不同,不相为谋。”(《论语·卫灵公》)坚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九歌·橘颂》)的高尚人格的屈原,对于渔父的“忠告”当然是格格不入的。他义正辞严地进一步表明了自己的思想、主张。他以“新沐者必弹冠,新浴者必振衣”的两个浅近、形象的比喻,说明自己洁身自好、决不同流合污的态度。又以不能以自己的清白之身受到玷污的两个反问句,表明了自己“宁赴湘流”,不惜牺牲性命也要坚持自己的理想。屈原在《离骚》中就曾旗帜鲜明地表示过:“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既莫足与为美政兮,吾将从彭咸之所居!”《渔父》中的屈原,正是这样一个始终不渝地坚持理想、不惜舍生取义的生活中的强者。司马迁将《渔父》的文字作为史料载入屈原的传记中,当也是有见于所写内容的真实性,至少是符合屈原一以贯之的思想性格的。
全文的最后一部分,笔墨集中在渔父一人身上。听了屈原的再次回答,渔父“莞尔而笑”,不再答理屈原,兀自唱起“沧浪之水清兮”的歌,“鼓枻而去”。这部分对渔父的描写十分传神。屈原不听他的忠告,他不愠不怒,不强人所难,以隐者的超然姿态心平气和地与屈原分道扬镳。他唱的歌,后人称之为《渔父歌》(宋人郭茂倩《乐府诗集》第八十三卷将此歌作为《渔父歌》的“古辞”收入),也《沧浪歌》或《孺子歌》。歌词以“水清”与“水浊”比喻世道的清明与黑暗。所谓水清可以洗帽缨、水浊可以洗脚,大意仍然是上文“圣人不凝滞于物,而能与世推移”的意思,这是渔父和光同尘的处世哲学的一种较为形象化的说法。
最后这一部分,不见于《史记》屈原本传中。从全篇结构来说,这一部分却是不可或缺的:它进一步渲染了渔父的形象;渔父无言而别、唱歌远去的结尾,也使全文获得了悠远的情韵。不少研究者认为《渔父》这篇作品是歌颂屈原的。但从全文的描写、尤其是从这一结尾中,似乎很难看出作者有专门褒美屈原、贬抑渔父的意思。《渔父》的价值在于相当准确地写出了屈原的思想性格,而与此同时,还成功地塑造了一位高蹈遁世的隐者形象。后世众多诗赋词曲作品中吟啸烟霞的渔钓隐者形象,从文学上溯源,都不能不使我们联想到楚辞中的这篇《渔父》。如果一定要辨清此文对屈原与渔父的感情倾向孰轻孰重,倒不妨认为他比较倾向于作为隐者典型的渔父。
《渔父》是一篇可读性很强的优美的散文。开头写屈原,结尾写渔父,都着墨不多而十分传神;中间采用对话体,多用比喻、反问,生动、形象而又富于哲理性。从文体的角度看,在楚辞中,唯有此文、《卜居》以及宋玉的部分作品采用问答体,与后来的汉赋的写法已比较接近。前人说汉赋“受命于诗人,拓宇于楚辞”(刘勰《文心雕龙·诠赋》),在文体演变史上,《渔父》无疑是有着不可忽视的重要地位的。
这是一支咏春的小令。描写立春节气的到来,万物欣荣,生机盎然的景象。全曲五句,写了春燕、春树、春水、气候和民俗。这些都是有着春天典型特点的五种事物。
第一句写人们游春时的装束。虽然他只写了妇女的头饰,但就从这一点是很难能反映出当时人们在游春时对装束的讲究。“春燕”是古代妇女立春这一天必戴的头饰。据《岁时广记》卷八引《荆楚岁时记》记载:“立春日悉剪彩为燕以戴之,王沂公《春帖子》云:‘彩燕迎春入鬓飞,轻寒未放金缕衣。’又欧阳永叔云:‘不惊树里禽初变,共喜钗头燕已来。’郑毅夫云:‘汉殿斗簪双彩燕,并知春色上钗头。’皆春日帖子句也。”妇女头上的金钗也有做成燕形的叫“燕钗”。也有用金银纸或绢帛剪成燕形戴在发上称为“幡胜”,也可互相赠送,这种风俗唐宋时就已有了。燕属玄鸟,春分而来,秋分而去。所以燕子是春天的像征。这句虽然是写妇女的头饰,但作者用了“影摇”和“斜”两个词形容妇女们轻盈、摇曳的步态,“斜”字让春燕真的要随着春风飞起来了。这两个词让这句顿生生机活了起来。
第二句描写春天的草木。“木杪生春叶”写草木的欣欣向荣。古人有“春到草木知”的名句,树梢上长出了嫩叶,这一笔写出了春的活力。第三句写春水,春天来了,春风吹化了冰雪,让湖面荡起碧波。中唐时期白居易曾有《忆江南》词,其中有“日出江花红胜火,春来江水绿如蓝”的佳句。白居易以初升的红日和碧绿如蓝的湖水形容春天。贯云石也用了同样的构思描写春天,先写了湖水马上就写日出。第四句写了和熙日光温暖宜人。“火候春初热”是形容气候渐暖了,火候指气温。最后一句写了古代迎春的仪式。
这首小令以游春的风俗始,又以打春的风俗止,首尾呼应,写出了人们除旧迎新的喜悦心情。不仅如此,令中还包含着有趣的文字游戏,此曲用的是嵌字格,据明蒋一葵《尧山堂外记》记载:“贯酸斋尝赴所亲宴,时正立春,座客以《清江引》请赋,且限‘金、木、水、火、土’五字冠于每句之首,句中各用春’,酸斋即题.....满座绝倒。”不仅如此,而且此令格律甚严,三四句对仗。如此严格,没有深厚的艺术功底是写不出来的。贯云石是维吾尔族人,他对汉文化有如此深厚的功力,这是值得中华文学史上书写一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