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小雅·北山》这首诗着重通过对劳役不均的怨刺，揭露了统治阶级上层的腐朽和下层的怨愤，是怨刺诗中突出的篇章。

　　诗的前三章陈述士的工作繁重、朝夕勤劳、四方奔波，发出“大夫不均，我从事独贤”的怨愤。“嘉我未老”三句典型地勾画了大夫役使下属的手腕，他又是赞扬，又是夸奖，活现了统治者驭下的嘴脸。

　　后三章广泛运用对比手法，十二句接连铺陈十二种现象，每两种现象是一个对比，通过六个对比，描写了大夫和士这两个对立的形象。大夫成天安闲舒适，在家里高枕无忧，饮酒享乐睡大觉，什么征发号召不闻不问，吃饱睡足闲磕牙，自己不干，谁干却去挑谁的错，说谁的闲话。士却被这样的大夫役使，他尽心竭力，奔走不息，辛苦劳累，忙忙碌碌，什么事都得去干，还成天提心吊胆，生怕出了差错，被上司治罪。这样两种对立的形象，用比较的方式对列出来，就使好与坏、善与恶、美与丑在比较中得到鉴别，从而暴露了不合理的等级社会的不平等事实及其不合理性。在对比之后全诗戛然而止，没有评论，也没有抒发感慨。通过鲜明的对比，读者可以自然地得出结论，多让读者去体味涵咏，不必直写。所以，吴闿生《诗义会通》评论这是“妙笔”。

　　唐韩愈的著名长篇五言古诗《南山》，其中有两段，一段连用十九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另一段连用三十个以“或”字起句的句子，都是两句一对比。很明显，韩愈借鉴了《小雅·北山》的这种手法。但是，韩愈的诗未免过于铺陈繁富，如沈德潜所批评：“然情不深而侈其辞，只是汉赋体段。”比较而言，韩愈诗不如《小雅·北山》情切而明晰。

　　第五章首句“或不知叫号”，现代学者多释为“呼叫号哭”，译释为“人间烦恼”（余冠英）、“悲号”（金启华）、“人叫号”（袁梅）、“放声大哭”和“民间疾苦”（程俊英）等等，多是说这位大夫听不到人民痛苦的怨诉或号哭。这样来译释，多少感到突兀、牵强，不很圆融。“叫号”一词，毛传解为：“叫呼号召。”孔疏解为：“叫号，连绵字……叫呼号召四字同义也。”傅恒等《诗义折中》解为：“耳不闻征发之声。”吴闿生《诗义会通》解为：“叫号，呼召也，不知上有征发呼召。”近人陈子展《诗经直解》解为：“不知道有号召。”这些解释比较接近原义。照这样解释，诗中这位悠然自适、贪杯耽乐的大夫，根本不闻不问朝廷的征发呼召，除了吃喝玩乐睡大觉，就是闲聊扯淡。这个形象是比较丰满的。《诗经》的注疏遗产很丰富，有些旧注并没有错，不必曲为新说。

　　这篇诗在封建社会起到了讽谏作用。等级森严、任人唯亲的宗法等级制度，必然造成如《小雅·北山》诗中所描写的上层的腐败和下层的怨愤，统治阶级这种内部矛盾的进一步尖锐化，必将是内部的涣散、解体以至灭亡。所以，清高宗敕撰的《诗义折中》也强调说，劳逸不均就是“逸之无妨”和“劳而无功”，因此就会上层腐败，下层撂挑子，这是关系国家存亡之“大害”。诗中暴露的一些现象，在今天的现实中也是存在的。

　　此曲描写贵族小姐杜丽娘游览自己家的后花园，发现万紫千红与破井断墙相伴，无人欣赏，良辰美景空自流逝，感到惊异和惋惜，抒发了对美好青春被禁锢、被扼杀的叹息。全曲语言精美，以词的手法写曲，抒情、写景及刻划人物的心理活动，无不细腻生动，真切感人，流动着优雅的韵律之美。

　　这段唱词是《牡丹亭》在最有名的一支曲子，历久传唱不衰。全曲雅丽浓艳而不失蕴藉，情真意切，随景摇荡，充分地展示了杜丽娘在游园时的情绪流转，体现出情、景、戏、思一体化的特点。

　　首句“原来姹紫嫣红开遍”，写深闭幽闺的少女从未涉迹园林，这次乍进后园，只见百花盛开，万紫千红，艳丽眩目的春园物态，予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叩开了少女的心扉，然而，主人公并非只是流连其中，只“入”而不“出”，接承第一眼春色的是少女心中幻设的虚景，她预见到浓艳富丽之春景的未来走向——“都付与断井颓垣”，残败破落的画面从另一个极端给予少女强烈的震撼。“春色如许”开启了主人公的视野，使之充满了诧异和惊喜，接踵而来的对匆匆春将归去的联想则轰的一声震响了少女的心房，使之充满了惊惧和无奈。这里夹杂着深深的伤感，自己的人生春天也同样多姿多彩，然而却无一人走进来。

　　女主人公心花初放紧接着又上眉头的景象，包蕴的是无奈的情绪——“良辰美景奈何天，赏心乐事谁家院”。这两句话突出了良辰美景与赏心乐事之间的矛盾，指出杜丽娘黯然的心情与艳丽春光间的不谐，春天的生机强化了她黯然伤感的情怀。现实的苦闷，青春的觉醒使得女主人公对外部世界充满了无限向往。她在这里意识到生命的困境，换个角度看待这些唏嘘，则里面并不仅仅残存着纯粹的悲观意绪，主人公情绪跌入低谷之后，仍念念不忘“良辰美景”“赏心乐事”“云霞翠轩”“烟波画船”，美好的事物始终深刻内嵌于少女的思维深处，读者不难从中窥探出主人公内心深处的期待，为下一段奇遇柳梦梅，为情而死的故事找到心理依据。

　　这段唱词既是景语，也是情语。人物的感情和景色交织在一起，映衬了主人公的对景自怜的伤感，其内心深处顾影自怜的哀愁在美好春光的感召下喷薄而出。此曲从喜乐到苦痛的情绪流变紧紧扣咬着从浓艳的实景向残败的虚景的转变，读者很难剖判外在之景与内在之情的严格界限，只因在此处，景现而情发，情入而景犹存。

　　此曲表现了杜丽娘游园恨晚、青春寂寞的悔怨，进而控诉了了封建礼教和封建观念对少女青春的无情摧残。杜丽娘作为一个刚刚觉醒的少女，感叹春光易逝，哀伤春光寂寞，渴望自由幸福的生活，强烈要求身心解放，这折射出明中叶后要求个性解放的时代精神，对后世深有影响。在《红楼梦》中，即有林黛玉读这首曲时联想到自己的遭遇处境无限感伤的情节。

　　《吕氏春秋》说：“禹年三十未娶。行涂山，恐时暮失嗣，辞曰：‘吾之娶，必有应也。’乃有白狐九尾而造于禹。禹曰：‘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于是涂山人歌曰：‘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成于家室，我都攸昌。’于是娶涂山女。”此段引文系据《北堂书钞》、《艺文类聚》、《太平御览》转引，今本《吕氏春秋》失载。又《吴越春秋·越王无余外传》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痝痝。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家成室，我造彼昌。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乐府诗集·杂歌谣辞一》亦有《涂山歌》，全诗为：“绥绥白狐，九尾庞庞。我家嘉夷，来宾为王。成于家室，我都攸昌。天人之际，於兹则行。”这两个版本文字较繁，是据《吕氏春秋》又加增补而成。《吴越春秋》中并说到涂山女的名字叫女娇。（《吴越春秋》：“乃有白狐九尾造于禹，禹曰：‘白者，吾之服也；九尾者，王之证也。’于是涂山之人歌之。禹因娶涂山，谓之女娇。”）

　　夏禹娶亲之事，发生在治水过程中。《史记·河渠书》说：“禹抑洪水十三年。”《汉书·沟洫志》说：“禹湮洪水十三年。”关于这十三年中的情况，《史记·夏本纪》中有概括的介绍：“（大禹）劳身焦思，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但《尚书·益稷》记大禹的自述为：“娶于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又《吕氏春秋》说：“禹娶涂山氏女，不以私害公，自辛至甲四日，复往治水。”这两则材料都是说大禹只告了四天“婚假”，即“复往治水”。可见其婚娶是在治水期间。《史记》所说“居外十三年，过家门不敢入”，是不包括回家结婚这一次的。《孟子·滕文公上》说大禹“八年于外，三过其门而不入”，或许此“八年”是从新婚离家时算起；这样，大禹“三十未娶”，于三十岁这一年结婚时，在外治水已有五年的历史。古代男子二十岁行冠礼（见《礼记·曲礼上》，但《仪礼·士冠礼》等说十九而冠），表示已成年，可以娶妻了。大禹至三十岁而未娶，已是晚婚的“大男”。《吕氏春秋》说他急于结婚是“恐时暮失嗣”，即担心年纪大了不能生育，无法传宗接代。他对女色并不贪恋，所以新婚才四天便重又离家去治水了。

　　大禹的婚姻，据开头所引《吕氏春秋》中的资料，可见是很带有传奇性的。在走到涂山时，他预感到自己的婚事将会一帆风顺，所以说：“我娶亲，一定会有想嫁我的人。”正当其时，有一只长着九条尾巴的白色狐狸来到他面前。古代一般认为狐狸是瑞兽，是吉祥的征兆，因而他说“白者，吾服也；九尾者，其证也”，意思是出现白狐，也就是象征衣裳也是白色的自己将迎来吉利的事。涂山当地的人，也从白色九尾狐的出现预感到把涂山的一位少女嫁给大禹，将会降福给涂山，于是便编了这首短歌吟唱。首句中的“绥绥”是描述狐狸的样子。前人对《诗经·卫风·有狐》的“有狐绥绥”之“绥绥”，有两种不同的解释——雌雄并行貌或独行求匹貌。《涂山歌》中之白狐既然有一定的象征性，当以独行寻求配偶的后一解释较为近是。次句以表示厚实、粗大的“庞庞”形容白狐的“九尾”。以上两句，是用具有象征和比喻意味的瑞兽白狐独行求匹的意象起兴，接着的后两句即转向关于大禹求偶的正题。古人所谓“女有家，男有室”（《左传·桓公十八年》），指男女的结婚成家。故“成于家室”，即指大禹同涂山当地的女子成婚。涂山人认为这件婚事意义深远，故结尾一句说“我都攸昌”。“都”，原指城邑，这里具体指涂山当地；后两句合起来的大意就是：大禹与涂山女子成亲会使当地繁荣昌盛。

　　这首《涂山歌》的传奇性，从另一角度来审视，便具有一定的天人感应的神秘色彩。《吴越春秋》中的《涂山歌》所增补的句子中有“天人之际，于兹则行”二句，更是直接站出来表明九尾白狐与大禹婚事二者之间正是一种天人感应的关系。从科学的观点看，将社会人事同自然现象作简单的比附，这当然是荒唐的；但从人类社会的演进史来看，诸如此类的天人感应，正好反映了人类童年时代的思维幼稚的一面。读这样的诗，除了令人感受到时代的进步之外，也使读者如同成年人面对幼稚天真的儿童一般，可以领略到一份意想不到的轻松与喜悦。

　　词的上片，着重写作者出关后初见桃花的欣喜心情。词的开头两句写塞外春寒料峭。“四月”点明时值暮春，“出榆关”点题，“瘦骨”和“单衣”从两个不同侧面衬托出塞外特有的春寒。“看地尽”二句承“海风吹瘦骨”，写塞外风狂飙猛、飞沙走石的气候特点。“山侵”二句承“单衣冷、四月出榆关”，写群山延伸至渤海、万里长城连绵起伏的地势特征。开头六句，于荒寒中又寓有它特具的辽阔与壮美，格调浑厚。“人何在”七句写塞外春色。“人何在”一句反诘，写明这里人烟稀少，也表明诗人此时心境的孤寂。“柳柔摇不定”，写明在内地已是芳菲落尽、大地春归的时市，这里却是杨柳尚未吐叶丝，还是早春稚柳，没有到密叶藏鸦的时候。柳色向来是春天的标志，诗人们总是首先在青青柳色中发现春意，发现春天的脚步、声音和身影。捕捉住“柳柔摇不定”这个典型形象，便颇为简洁地写出了边地春迟的特点，令人宛见在无边荒漠中几株杨柳在凛烈的寒风中摇曳着光秃秃的空枝，看不到一点绿色的荒寒景象。而“草短绿应难”一句，仍紧扣“春迟”写边地风物，却又另换了一幅笔墨，边寨小草才刚刚泛青，还是早春景色。诗人用一“难”字，抒写了感叹边地荒寒，希望尽早看到芳草绿遍天涯的心情。就在诗人急于寻觅边地春意的时候。他蓦然发现，在那低矮的断壁残垣旁，弯曲的小湾边，有一树桃花在迎风怒放。它给萧条冷落的塞外大地带来了勃勃生机，使羁旅边地的行人感到莫大的欣慰。它好象是为了迎接远方的来客，才“向人独笑”的。这种拟人化的手法，使作品情趣盎然，可渭传神之笔。“桃花向人笑”，情景热烈。但配之以“一树”与“独”，热烈之中又包含着寂寞。“独”字生动地写出了边塞天冷花稀的特有景色。这里尚未到百花吐艳春意浓郁的时分，一般树木枝峭上还是空疏疏的，空气里的花香仍夹带着料峭的春寒，蜜蜂不见飞来采蜜，只有一堵颓垣和一湾曲水相伴。在这种情景下，独自盛开的桃花，不仅没有感到孤寂，反而以热烈的情怀向人绽开了笑脸。这一“笑”字，活画出桃花蔑视严寒的刚毅风姿。诗人的喜爱之情漫溢到这树桃花的每一枝枝条上，于是客观的物象又蒙上了人的主观心境的投影。诗人把桃花写得如此生动具体，天真可爱，活灵活现。“摇不定”与“海风”相呼应，“草短”与“冷”相呼应，使作品前后浑然一体。用“一树”“独笑”与“惊沙北走”相对比，再用“颓垣短短，曲水弯弯”加以映衬，更显出塞外的荒寒和桃花不畏寒冷的坚强品格，表现了词人对桃花的赞美与喜爱，微露惜春之意。

　　词的下片着重抒写惜春的感情。“东风”三句，写作者由关外桃花，联想到京城的春意阑珊，惜春之意渐浓。“不为”六句写作者喜爱桃花的原因。作者先说“不为寻春较远，辜负春阑”，说明自己并不是为了躲避京都的落红无数的残春景象才到关外寻春，才分外喜爱桃花的，然后用“念玉容寂寞，更无人处，经他风雨，能几多番”直接点破原因：作者看到桃花寂寞地开放在荒无人烟的空旷塞外，没有人欣赏她那美丽的“玉容”，况且京都三月末，春意就渐渐消逝了，这桃花“更能消几番风雨”（宋辛弃疾《摸鱼儿·更能消几番风雨》）。作者不由得同情起桃花不幸的命运来。结尾两句用想托西来驿使给京都带回一枝塞外桃花的心理描写，把对惜春感情的抒写推向了高潮。

　　这首词以塞外的荒寒和雄伟的地势作为大背景，以“颓垣”“曲水”作为小背景，写出了桃花不畏严寒狂风的坚毅不屈的风姿，再以京城的春阑反衬桃花的命薄如纸，用欲托人捎回京城以使桃花芳姿长在，来表现词人对桃花的无比爱怜，从而细腻而曲折地表达了作者惜春的感情，显示出作者取材的新颖与构思的巧妙。

　　鉴赏此诗，一要注意炼字的表达效果，二要注意表意的含蓄蕴藉，寓情于形象的描绘和叙述之中。首联中的的“一别”“长驱”颔联中的“衰”“老”等词，一方面表现了叛军的嚣张气焰，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在安史之乱中的无奈、悲凉、飘零憔悴的遭遇。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沈德潜评论此联说：“若说如何思，如何忆，情事易尽。”

　　首联领起“恨别”，点明思家、忧国的题旨。“四千里”，恨离家之远。“五六年”，伤战乱之久。个人的困苦经历，国家的艰难遭遇，都在这些数量词中体现出来。

　　颔联两句描述诗人流落蜀中的情况。“草木变衰”，语出宋玉《九辩》中的“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这里是指草木的盛衰变易，承上句的“五六年”，暗示入蜀已有多年，同时也与下一句的“老”相呼应，暗比诗人自己的飘零憔悴。诗人到成都，多亏亲友帮助，过着比较安定的草堂生活，但思乡恋亲之情是念念不忘的。由于“兵戈阻绝”，他不能重返故土，只好老于锦江之边了。“老江边”的“老”字，悲凉沉郁，寻味不尽。

　　颈联通过“宵立昼眠，忧而反常”（《杜少陵集详注》）的生活细节描写，曲折地表达了思家忆弟的深情。杜甫有四弟，名为杜颖、杜观、杜丰、杜占，其中杜颖、杜观、杜丰散在各地，只有杜占随杜甫入蜀。此二句中的“思家”、“忆弟”为互文。月夜，思不能寐，忽步忽立。白昼，卧看行云，倦极而眠。杜甫这种坐卧不宁的举动，正委婉曲折地表现了怀念亲人的无限情思，突出了题意的“恨别”。它不是抽象言情，而是用具体生动的形象说话，让读者自己去体会形象中所蕴含的忧伤之情。手法含蓄巧妙，诗味隽永，富有情致。

　　尾联回应次句，抒写杜甫听到唐军连战皆捷的喜讯，盼望尽快破幽燕、平叛乱的急切心情。760年（上元元年）三月，检校司徒李光弼破安太清于怀州城下；四月，又破史思明于河阳西渚。这就是诗中“乘胜”的史实。当时李光弼又急欲直捣叛军老巢幽燕，以打破相持局面。杜甫盼望国家复兴，他自己亦可还乡，天下可喜可乐之事，没有比这个更好的了。这首诗以充满希望之句作结，感情由悲凉转为欢快，显示了杜甫胸怀的开阔。

　　这首七律用简朴优美的语言叙事抒情，言近旨远，辞浅情深。杜甫把个人的遭际和国家的命运结合起来写，每一句都蕴蓄着丰富的内涵，饱和着浓郁的诗情，值得读者反复吟味。

　　此诗表述的心愿为思国、思乡和美政理想一定要实现，希望君主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其最大的特点即是“依诗取兴，引类譬喻”，如同《离骚》一样，诗中处处都体现出“香草以配忠贞，恶禽臭物以比谗佞。灵脩美人以媲于君，宓妃佚女以譬贤臣”的鲜明特色。

　　首先，诗题“思美人”即是“灵脩美人以媲于君”的体现；香草美人皆是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美人”在诗中并非指一般意义上的美女，而是指楚国君主（至于是哪位君主——怀王抑或顷襄王，历来有争议）。屈原撰写此诗的目的，就是试图以思女形式，寄托自己对君主的希冀和思念，以求得到君主的信赖而实现理想目标。

　　诗一开篇即陈述了诗人思女的行为——“揽涕”“伫眙”，感情真挚而又炽烈。然而由于客观条件的拘牵——无良媒，致使他“志沉菀而莫达”，一再申言也无济于事。不过，诗人并不因此而完全丧失信心，他仍竭尽全力地努力追求：“宁隐闵而寿考兮，何变易之可为。”“知前辙之不遂兮，未改此度。”“广遂前画兮，未改此度也。”直至诗篇之末，诗人明知自己已实在无能为力了，却仍不改“度”——努力的行为不得已作罢，而节操却始终不易。

　　诗篇在写美人的同时，也写到了香花美草，它们均一一“以配忠贞”：沿江夏行进时，诗人“擥芳茝”“搴宿莽”“解扁薄与杂菜”，这里的“芳茝”“宿莽”“扁薄”“杂菜”，均非实指植物，而是用以喻指才能，诗人一路采摘、佩饰它们，乃是为自己为国效力时作准备。

　　遗憾的是美人——君主并不赏识，致使诗人只得发出“吾谁与玩此芳草”的慨叹。这还不够，诗人更以芳草自譬，说芳草与污秽杂糅，作为芳草，终能卓然自现，而决不会为污秽所没；又将芳草比作媒人，“令薜荔以为理”“因芙蓉而为媒”，欲通过这些媒人而向美人求爱，但又缺乏勇气。美人、鲜花、香草，在诗篇中都一一成了作者心目中的理想化象征者，它们在表现诗人本身的气质形象及体现诗篇的主旨方面起了极好的烘托作用。

　　诗人在求美人未成后，思绪难以自抑，情感受到挫伤，此时，处于现实困境的人物突然想到了神话人物、历史人物——“愿寄言于浮云兮，遇丰隆而不将”，“高辛之灵盛兮，遭玄鸟而致诒”，“勒骐骥而更驾兮，造父为我操之”。这些神话人物与历史人物的闯入，大大丰富了诗章的艺术内涵，显示了诗人超常的艺术想像力；正由于此，此诗才更显出想像奇特、神思飞扬的特点，表现出与《九章》其他诗篇有所不同的风格与色彩。

　　此诗写追慕先贤，感慨时世，劝谏君王，希望君王不重蹈历史覆辙，努力振兴楚国，表达了作者坚守节操、不变节从俗的决心。其基本立场和出发点是思君、爱君，而思君、爱君之中又带有怨君、待君之意。全诗以香草美人为主要意象，超越时间与空间的局限，大胆地将地上与天国、人间与仙境、历史与现实等有机地融合一体，让现实人物、历史人物、神话人物交织一起，想像奇特，神思飞扬，堪称一篇浪漫主义文学佳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