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首诗，《毛诗序》以为是尹吉甫美宣王，但吴闿生却认为是讥刺。他在《诗义会通》中说：“案《崧高》、《烝民》二诗，微指略同。皆讥宣王疏远贤臣，不能引以自辅，语虽褒美，而意指具在言外，所以为微文深意。《序》皆未能发其义。《烝民》语意较显，汉儒犹有知之者，此篇则喻者益少。然二篇笔意相似，惟此为弥隐耳。先大夫曰：迭称王命，所以深著王之远贤。郑笺云：‘申伯忠臣，不欲离王室。’最得其旨。殆三家遗说，郑偶采及之，非毛义也。‘不显申伯’三句，先大夫曰：‘深惜其远去也。’”这首诗应是尹吉甫赠给在王室为卿士而又出为方伯的申伯的。其旨意是歌颂申伯辅佐周室、镇抚南方侯国的功劳。同时也写了宣王对申伯的优渥封赠及不同寻常的礼遇。西周末期，其南方有荆蛮、申、吕、应、邓、陈、蔡、随、唐等侯国。由于王室卑微，这其中一些渐渐强大起来的诸侯并不怎么顺从王室，叛乱时有发生，所以派谁去统领侯国，安抚南方，对当时的周王室来说，就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了。申国为周初所封，西周末年依然强大，在众侯国中有一定的威望。申伯入朝为卿士，在朝中有很高威信。鉴于当时的形势，再加上申伯是王室贵戚（宣王元舅），故宣王改大其邑，派他去作南方方伯。所以，宣王分封申伯于谢，有其政治目的，完全是以巩固周王室的统治为出发点的。清人李黼平《毛诗纳义》曰：“自共和时，荆楚渐张，故召穆公有追荆至洛之役。宣王时，势当又炽，南方诸侯必有畔而从之者，故加申伯为侯伯，以为连属之监，一时控制之宜，抚绥之略，皆于此诗见焉。”尹吉甫为什么对分封申伯于谢之事加以郑重叙写，周王为什么在分封时反覆叮咛、殷勤眷注，为什么京师之人看到申伯启程欢欣鼓舞，知道了上述情况，就不难明白其中的原因了。

　　从布局谋篇及结构上看，这首诗有明确的线索，一定的顺序。全诗八章。首章叙申伯降生之异，总叙其在周朝的地位和诸侯中的作用。次章叙周王派召伯去谢地相定申伯之宅。三章分述宣王对申伯、召伯及傅御之命。四章写召伯建成谢邑及寝庙。五章为周王期待申伯为天子效命的临别赠言。六章叙宣王在郿地为申伯饯行。七章叙申伯启程时的盛况。末章述申伯荣归封地，不负重望，给各国诸侯们作出了榜样，并点明此诗作意。可以看出，作者是以王命为线索，以申伯受封之事为中心，基本按照事件发展的经过来进行叙写的。但由于要表示宣王对申伯的宠眷倚重，故诗中又每事申言，不厌句义重复，可以说这是《崧高》一诗的显著特征。严粲《诗缉》说：“此诗多申复之词，既曰‘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又曰‘申伯之功，召伯是营’。既曰‘南国是式’，又曰‘式是南邦’。既曰‘于邑于谢’，又曰‘因是谢人，以作尔庸’。既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又曰‘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既曰‘谢于诚归’，又曰‘既入于谢’。既曰‘登是南邦，世执其功’，又曰‘南土是保’。既曰‘四牡蹻蹻，钩膺濯濯’，又曰‘路车乘马’。此诗每事申言之，写丁宁郑重之意，自是一体，难以一一穿凿分别也。”“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疆”两句，孔颖达疏曰：“此复云‘王命召伯’者，召伯营谢既成，遣使报王，王知城郭既了，又复命以此事。”顾广誉《学诗详说》评曰：“此以辞害意也。只是一时一事，此乃溯原申伯之归谢所由得遄行耳。《集传》谓：‘召伯之营谢也，则已敛其税赋，积其餱粮，使庐市有止宿之委积，故能使申伯无留行也。’盖举其国中之峙粻，而在道固不待言矣。”正因为孔颖达不视王命为“一体”，强加分别，附会穿凿，所以招致顾氏之讥。

　　这首诗的起首二句“崧高维岳，骏极于天”为后人所激赏。方玉润说：“起笔峥嵘，与岳势竞隆。”又曰：“发端严重庄凝，有泰山岩岩气象。中兴贤佐，天子懿亲，非此手笔不足以称题。”“后世杜甫呈献巨篇，专学此种。”（《诗经原始》）既指出起句的艺术特征，又点明了它的用意和深远影响。读此二句，首先让读者联想起的倒不是杜甫的“呈献巨篇”，而是其《咏怀古迹》第一首的开头两句“群山万壑赴荆门，生长明妃尚有村”及其评语。有人说这二句：“发端突兀，是七律中第一等起句，谓山水逶迤，钟灵毓秀，始产一明妃。说得窈窕红颜，惊天动地。”又有人说：“从地灵说入，多少郑重。”《崧高》的作者在诗里是要努力把申伯塑造成“资兼文武，望重屏藩，论德则柔惠堪嘉，论功则蕃宣足式”的盖世英雄，所以以此二句发端，就显得称题切旨，可谓气势雄伟，出手不凡。杜诗与此机杼正同，波澜不二。后世诗中除老杜这一联外，能具此神理而堪与之比肩者实寥寥无几。

　　黄庭坚七古，起首一般采取两种手法，一是突兀而起，高屋建瓴，倾泻而下；一是平平而起，语迟意缓，遒劲老苍。这首诗的起首，用的是后一种手法。诗用叙事语气展开，很自然地入题，说自己来到了浯溪，拄着拐杖上山，细读《中兴碑》，想到生平见过许多此碑的拓《，今天真正见到原碑，却已年龄老了。这四句是开端，也是第一段，看上去很平淡，细细琢磨，却有很深的意味。前两句写见碑，是直写；后两句写见碑的感慨，用旁衬。因了平生看见碑的许多墨《，对碑的内容必然很熟悉，对原碑定然很向往，极欲一见；今天见到了，一定很高兴；然而诗说自己已经苍老，到现在才见到原碑，流露出恨见太晚的感慨。

　　黄庭坚是著名的书法家，对《中兴颂》素有研究，且上文已明陈“半世看墨《”，于是下文不再具体写碑，不说碑文经风沥雨所留下的沧桑痕迹，也不评颜真卿字体如何苍劲有力，却一连用十六句，倾吐由碑文内容而引起的怀古之思与感慨。《中兴碑》是记平定安史之乱，唐肃宗收拾残局，使唐中兴事，所以诗以唐明皇为中心。前四句写安史之乱的缘起是由于明皇失政，宠用安禄山，终于酿成国变，自己逃入西蜀，大臣们纷纷投靠新主。次四句写唐肃宗恢复事，说他匆忙即位，徼天之幸，得以战胜，明皇成了太上皇，局促不安地回到京城。又次四句，写唐明皇在南内苟活，内被张后欺负，外受李辅国颐指，日子十分难过，自高力士被赶走后，处境更加困难。末四句，写臣子元结、杜甫等忠君报国，但世人都不理解，只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这十六句，是《诗的主体，写尽了玄宗、肃宗二朝的史事。从所举史实及所作评论来看，黄庭坚既对唐明皇荒淫失国表示批判，又对他晚年的不幸遭遇表示同情。对唐肃宗，黄庭坚以“何乃趣取大物为”一句作诛心之论，说他急于登上皇帝的宝座，逾越了《分；又举元结文及杜甫诗来说明当时社会并不安定，人民仍然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肃宗也不是个好皇帝。言下之意，对“中兴”二字持否定态度。黄庭坚对肃宗的看法，在当时及后世都引起过争论，元刘壎《隐居通议》称赞这论点说得好，全诗“精深有议论，严整有格律”。宋范成大《骖鸾录》批评说诗“不复问歌颂中兴，但以诋骂肃宗为谈柄”，使后来不少人跟着他走入歧途。陈衍《宋诗精华录》也认为诗“议论未是”。

　　“同来野僧六七辈”至末四句是一段，也是诗的煞尾。这段犹如古代游记笔法，在最后交代同游人，在风格上与首段遥相呼应。诗收得很平稳，说自己与同行人一起看碑，在断崖前经受着风雨的袭击，思念着唐朝这一段不堪回首的悲凉故事。“前朝悲”三字，总结了前面一大段怀古的内容。当时，宋徽宗重用蔡京等奸臣，民间怨声载道，国家日益混乱，金人在北方又虎视眈眈。诗人敏锐地感受到，宋徽宗正在步唐明皇的后尘，这前朝悲很可能就会演变成今朝悲。所以诗的末段看似写景叙事，却使人感受到诗中笼罩着一股悲凉之气。

　　这首诗是黄庭坚晚年的作品，诗人这时驾驭语言的艺术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全诗洗尽铅华，归于自然，结构严谨，章法井然，叙事与议论相结合，概括了安史之乱前后的史实。

　　《招魂》一文的作者，历史上有不同说法。司马迁认为是屈原的作品，他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称：“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王逸在《楚辞章句》里认为是宋玉的作品：

　　“《招魂》者，宋玉之所作也。宋玉怜哀屈原，忠而斥弃，愁懑山泽，魂魄放佚，厥命将落。故作《招魂》，欲以复其精神，延其年寿，外陈四方之恶，内崇楚国之美，以讽谏怀王，冀其觉悟而还之也。”

　　令人多少有点奇怪的是，长期以来，汉唐魏晋宋的文人大多接受王逸的说法。直至明代学者黄文焕在《楚辞听直·听二招》中，才明确批驳了王逸的说法，并首次提出《招魂》系屈原自招其魂的观点。此后，清人林云铭的《楚辞灯》、今人游国恩的《屈原》等著作，均支持黄文焕的观点，认为《招魂》乃屈原自招其魂。

　　游国恩指出，古代有招自己生魂的事例，谢灵运《山居赋》“招惊魂于殆化，收危形于将阑”，杜甫《彭衙行》“剪纸招我魂”，即其例。此外，少数民族亦流传招活人魂的习俗，《文献通考》卷330引宋范成大《桂海虞衡志》（今本无）记有当地风俗：“家人远而归者，止于三十里外。家遣巫提竹篮迓，脱归人贴身衣贮之篮，以前导还家。言为行人收魂归也。”（其实，这种迎接归人的习俗，在客观上具有减少返乡者把传染性疫病从外地传入的功能）。

　　此外，也有人认为《招魂》一文，是宋玉为招死去的楚顷襄王魂而作，或认为是宋玉为重病的楚顷襄王招魂。与此同时，在沅湘民间，至今仍然流传着，宋玉、景差在屈原死去一年之际，来到汨罗江，为屈原招魂的故事。

　　其实，宋玉、景差曾经为屈原招魂，宋玉或景差曾经为楚顷襄王招魂，屈原曾经为自己招魂，屈原曾经为楚怀王招魂，都可能发生过，而他们的这些作品可能都以《招魂》为名。但是，具体到流传至今的《楚辞·招魂》一文，则应当是屈原为楚怀王招魂时所作。

　　首先，司马迁在《史记》中明确指出屈原作品有《招魂》一篇。其次，招魂是一项严肃的活动，一般来说都是奉命而作，招魂的对象是死者或重病将死者。据此可知，《招魂》是屈原奉命为楚怀王招魂而创作，它是屈原任职三闾大夫期间所写的最后一篇职务作品。再者，《招魂》描述的主人公生活，不符合屈原的身份和实际情况，而是符合楚王的身份。

　　我们知道，公元前329年，楚威王死，在位11年，楚威王之子熊槐继位，是为怀王。公元前328年，为楚怀王元年。公元前299年，楚怀王入秦被扣留，在位30年；楚立太子横，是为顷襄王。公元前296年，楚怀王客死于秦。

　　需要说明的是，根据《逸周书·谥法解》，周公旦和太公望制定谥法，在君王、诸侯、大夫死后，子孙们要立庙举行隆重的祭祀活动，并根据死者生前的事迹和遭遇，对其评定一个称号，该称号叫做谥号。楚怀王即楚王熊槐死后得到的谥号，它是顷襄王与群臣根据熊槐在位事迹和遭遇而选定的，表示同情和怀念的意思。怀，本意是指胸前，引申为怀藏、想念、心意、归向、安抚、环绕、来到；对楚王熊槐谥号“怀王”，应当是寓意对熊槐客死秦国的悲惨遭遇的安抚。

　　这就充分表明，楚怀王客死秦国后，楚国曾为其举行过相应的正规的祭祀活动，《招魂》即官方祭祀活动的一部分。由于楚怀王被骗入秦，孤身滞留秦国三年之久，并最终客死秦国，他的遭遇曾令楚人举国哀之。因此，为楚怀王招魂的活动，可能进行过多次，而最隆重的招魂仪式应当是在楚怀王刚刚死去的时候，也就是说《招魂》应写于此时。

　　我国古代没有前身、后世的观念，也没有天堂、地狱的观念，只有灵魂不死和神鬼观念。中国古代所说的幽都与地狱的性质本不相同，幽都指地下空间的世界，而地狱则是灵魂接受审判、处罚并转世重新发配的地方。事实上，《招魂》描述天上有虎豹九关、地下有土伯九约，均没有天堂和地狱的概念。不过，在佛教传入中国后，幽都逐渐被赋予了地狱的功能，天上也有了玉皇大帝和天宫。

　　所谓灵魂不死，意思是灵魂可以脱离肉体而独立存在，凡是人睡眠时、重病昏迷时，以及死去时，都被解释为灵魂出窍，即灵魂脱离了肉体，要想让人活过来，就需要把灵魂重新招回到肉体之中。所谓神鬼观念，原本指人死去后的灵魂，好的灵魂就是神，坏的灵魂就是鬼（最初，鬼并无坏意，而是指祖先灵魂）。此外，除了人有灵魂外，其它自然物也有灵魂，例如山有山神、水有水神。大约到了春秋战国时期，从原始的鬼神观念，又演绎出神仙观念。

　　在我国云南纳西族的习俗里，每家都悬挂着一个存放家庭成员灵魂的竹篓，姑娘出嫁到婆家，要进行灵魂从娘家转接入婆家的巫术仪式，只有这样才表示新人真的到了婆家，在当地的观念里该仪式甚至比转户口还重要。当有人去世时，则要为其举行招魂仪式，这时招魂的目的不再是让灵魂返回肉体，而是指引灵魂返回祖先居住的地方，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叶落归根。为此，纳西族的东巴（巫师），专门绘有“神路图”，上面写着本族迁徙路上经过的地名，这些地名往往多达一二百个，招魂时东巴要面朝死者的灵柩，倒退着一边走一边按顺序依次高声念出。台湾学者李霖灿先生（原台湾故宫博物院副院长）曾考察过纳西族的神路图，发现地名都是真实的，而且晚近时期迁徙经过的地名仍然能辨认出来。

　　屈原所处时代的楚国招魂习俗，不一定与今日纳西族完全一样。但是，招魂的基本文化内涵应当是相同的，即引导死者的灵魂回归故里家乡。这在《招魂》中是非常明确的，例如“魂兮归来，入修门些。工祝招君，背行先些。秦篝齐缕，郑锦络些。招具该备，永啸呼些。魂兮归来，反故居些。”描述的正是巫师倒退着，拿着盛放灵魂的竹篓，引导灵魂返归家乡的场景。

　　值得注意的是，《招魂》最后一句话“魂兮归来，哀江南”。这是因为，楚国本来就地处江南，因此特别强调死者灵魂回归江南，也就意味着死者不是在楚国境内去世的。据此可知，《招魂》所招之魂，只能是客死秦国的楚怀王之魂。事实上，《招魂》全文长达282句，在屈原的作品中仅次于《离骚》和《天问》，显然这是在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人物举行招魂时所作，而其人非楚怀王莫属。

　　《招魂》全文可分为三个段落，第一段是序篇，第二段是正文，第三段是尾声。

　　序篇首先描述死者灵魂的哭诉，其中“长离殃而愁苦”，或以为是指屈原遭到放逐，其实是指楚怀王客死秦国。接下来描述，上帝同情楚怀王的不幸遭遇，命令巫阳为其招魂。然后描述巫阳以自己的职责是占梦解梦为理由，而勉强接受上帝的命令。

　　这种开场白，不能不让人怀疑其中藏有某种玄机，或许这是屈原在用巫阳暗指自己。我们知道，古代巫术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知识体系，其内容包罗万象，因此巫师也要有所分工，以便各司其职，更好地完成本职工作。然而，由于屈原与楚怀王有着不寻常的君臣关系，因此屈原勉为其难，决定亲自为楚怀王招魂。为此，屈原借怀王托梦上帝，再由上帝命令巫阳的过程，实现由自己来为怀王招魂的目的。事实上，在《九歌》里，招魂、收魂的工作是由大司命承担的，这应当是楚国的传统习俗。但是，屈原曾长期担任三闾大夫之职，他同时又是一个具有创新精神的巫师、学者和政治家，因此他才有可能革新招魂仪式，改由“巫阳”实施招魂。

　　正文的内容可分为两个层次，其一描述东南西北、天上地下各有其害，呼吁灵魂不要到那些地方去，而是要返回故居。其二描述巫师引导灵魂返归故里的场景，特别渲染死者生前在故居生活的豪华舒适，诸如“九侯淑女”、“实满宫些”，显然是君王才会有的生活。

　　尾声描述主持招魂者，回忆当年春天自己曾与怀王到南方狩猎的欢快场景；紧接着对比今日，道路已被荒草遮掩，遥望千里之外的远方（应指怀王客死在秦国之地），伤春之心油然而生，并衷心发出“魂兮归来，哀江南”的呼唤。

　　有意思的是，我国长沙子弹库楚墓出土有男子（灵魂）驭龙升天图，长沙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有龙凤导人（灵魂）升天图。长沙马王堆西汉墓出土的帛画，绘有天上世界、人间世界、地下世界等丰富内容。凡此种种，均表明在春秋战国以及秦汉时期，楚国楚地特别注重人死后灵魂归宿的问题，这也是诸子百家唯有楚国的文人学者会撰写《九歌》、《招魂》、《大招》的原因所在。

　　长沙是楚国首封之地，这里也是楚国先王的祖庙所在地。因此，楚怀王死后的灵魂，应当被引导到祖庙里。也就是说，为怀王招魂的仪式是在长沙举行的，屈原所作《招魂》也是在长沙脱稿的，而尾声中的睹物思情亦在情理之中。与此同时，楚怀王的遭遇、楚国的衰弱，也促使屈原对天命、对历史、对巫术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天问》的腹稿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起草。

　　此诗是诗人将归东川临离长安时，眺望秦川之作，它以明净的色调，简洁的笔触，描绘出长安一带山川明净而阔朗的秋天景色。由“望”字入手，描述了长安附近，渭河平原一带，秋风萧瑟、凄凉寥落的景象。前四句描写的景物明净、壮丽，体现了作者对京城生活的留恋与不舍之情；后四句描写的景物萧条、清冷，体现了作者去官途中的怅惘和凄凉之情。全诗写景细致，笔墨简淡，线条清晰，情景交融，具有较强的艺术感染力。

　　“秦川朝望迥，日出正东峰”，清晨，遥望辽阔的秦川大地，太阳刚刚从东面苍凉的峰峦间隙中显露出来，照得长安、渭水一片苍翠。一个“迥”字，将渭河平原的辽远开阔，准确地表现了出来。红日东升，本是极其绚丽多彩的景色，但是由于诗人的心境不佳，这美景也随着萧瑟的秋风显得肃穆苍凉。

　　太阳升起来了，将大地照得十分清洁、明净，一切都能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远处山葱草翠，近处渭水泛波。那蜿蜒起伏、逶迤连绵的城阙正是帝都长安。这“远近山河净，逶迤城阙重”句中的“净”字和“重”字，将长安城周围的庄重肃穆，秋色的苍劲凄清，传神地点染出来。

　　接着，诗人进一步渲染秋的悲凉气氛，“秋声万户竹，寒色五陵松。”“五陵”， 指长安城北、东北、西北汉代五个皇帝的陵墓：长陵（高祖刘邦）、安陵（惠帝刘盈）、阳陵（景帝刘启）、茂陵（武帝刘彻）、平陵（昭帝刘弗陵）。汉代豪门贵族曾聚居于此。这两句是说，帝都附近，家家有竹，秋风袭来，竹摇叶动，萧萧飒飒，五陵松柏，蓊郁苍翠，微风吹动，松涛声响，更给长安增添了几分寒意。

　　前面的诗句在着意渲染气氛，结尾两句则是要说明写此诗的原意。诗人“望秦川”是因为“客有归欤叹，凄其霜露浓”。诗人才华出众，为时人所推重，四十五岁中进士后，只任过新乡县尉那样的小官，而且长期不得升迁，而现在就要返乡，诗人郁郁不得志而有“归欤”之叹。“客”是作者自指，因为当时在外作官是作客他乡，辞官回乡叫“归”。“凄其”就是凄然，心情悲凉的样子。“霜露浓”是比喻官场上不得志，就像是遭受风霜雨露那样，萎靡不振失去生机。尾联是全诗的主旨，表明了作者辞官归隐的决心。

　　这首抒情诗，对秋景的描述极为生动细致的，它不但用悲凉的气氛烘托了诗人的心境，而且将秦川大地的秋色呈献在读者面前，是一首不可多得的情景交融的诗篇。

　　这首诗首联写出了当时极其艰难危险的处境，在远离京都七千里外，水流湍急的险恶的惶恐滩上，诗人仿佛像一叶小舟，随时都有沉没的危险。巧妙的数字，强烈的对比，给人以惊心动魄的感觉。诗人用“七千里外”和“十八滩头”、“二毛人”和“一叶身”形成强烈的对比，将诗人晚年被贬谪的凄凉孤苦，生动展示在读者面前。

　　“惶恐滩头说惶恐，零丁洋里叹零丁。”文天祥这一名对大概是受苏轼这联诗的启发才写出来的，而两人的心情确有不少相似之处。但苏轼绝没有柳宗元“孤臣泪已尽，虚作断肠声”那么凄惨，毕竟还有家乡的“远梦”，这喜欢虽是淡淡的，却可抵销一些孤臣的惶恐。谐音双关修辞手法的运用，增添了许多机趣，一语双意，并蒂同枝，妙合无垠，令读者产生无穷的兴味。

　　颈联两句所写不只是行船的情境描写，又有象征的暗示，轻快旋律，恰好显示出诗人顺风行舟观赏美景的快意。诗上半篇的低沉凄凉一扫而空。“行路难，行路难，多歧路，今安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李白《行路难》的诗句浮上诗人的脑海，虽然此时他没有李白那么充满信心，却也不乏坦然自适，不乏达观豪放。

　　尾联苏轼充满自信地说：“我一生长途行船，经历多少大风大浪，岂止是知道几个渡口而已。”所以，诗人没有愁眉苦脸，却有诙谐和幽默，说自己可以为官家当“水手”，这官船要走的路早以娴熟在心，还要向谁去问津。蔑视与嘲笑到此融为一炉，真是嬉怒笑骂皆成诗。倘若苏轼能过像宋仁宗所希望的那样，早早就成为水手长──宰相，恐怕宋徽宗、宋钦宗也不至“坐井观天”于异域他乡。

　　这首诗前四句表现自己被政敌迫害、晚年被贬谪的凄凉情况，格调低沉。接下来的四句描写行船的情境，格调也有凄苦转为豪放，沉重转为轻快。因为，苏轼是一个性格坚韧、胸襟开阔的诗人和哲人，面对再次降临的人生劫难，他以顽强的意志和达观的态度去面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