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的开头很有特色。它描写丰收,纯以静态:许许多多的粮食谷物(黍、稌),贮藏粮食的高大仓廪,再加上抽象的难以计算的数字(万、亿、秭)。这些静态汇成一片壮观的丰收景象,自然是为显示西周王朝国势的强盛,而透过静态,表现出后面亿万农夫长年辛劳的动态。寓动于静之中,写来笔墨十分经济,又给读者留下思想驰骋的广阔天地。不过,在周王室看来,来之不易的丰收既是人事,更是天意,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丰收归根结底是上天的恩赐,所以诗的后半部分就是感谢上天。
因丰收而致谢,以丰收的果实祭祀最为恰当,故而诗中写道:“为酒为醴(用丰收的粮食制成),烝畀祖妣。”祭享“祖妣”,是通过先祖之灵实现天人之沟通。也由于丰收,祭品丰盛,能够“以洽百礼”,面面俱到。“降福孔皆”既是对神灵已赐恩泽的赞颂,也是对神灵进一步普遍赐福的祈求。身处难以驾驭大自然、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人们祈求神灵保佑的愿望尤其强烈,《周颂·丰年》既着眼于现 在,更着眼于未来,与其说是周人善于深谋远虑,不如说是他们深感缺乏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无奈。
“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四句,在周颂的另一篇作品《周颂·载芟》中也一字不易地出现,其情况与颂诗中某些重复出现的套话有所不同。在《周颂·丰年》中,前两句是实写丰收与祭品(用丰收果实制成),后两句则是祭祀的实写;《周颂·载芟》中用此四句,却是对于丰年的祈求和向往。可见《周颂·载芟》是把《周颂·丰年》中所写的现实移植为理想,这恰恰可以反映当时丰年的难逢。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丰收年景谷物多,高大粮仓一座座。储存亿万新稻粮,酿成美酒甜又香,献给祖先来品尝。配合祭典很适当,普降福禄多吉祥。
注释
丰年:丰收之年。
黍:小米。
稌:稻子。
高廪:高大的粮仓。
万亿及秭:周代以十千为万,十万为亿,十亿为秭。
醴:甜酒。此处是指用收获的稻黍酿造成清酒和甜酒。
烝:古代冬天祭祀。
畀:给予。
祖妣:男祖先称“祖”,女祖先称“妣”。
洽:配合。
百礼:指各种祭祀礼仪。
孔:很,甚。
皆:普遍。
此诗的开头很有特色。它描写丰收,纯以静态:高高多多的粮食谷物(黍、稌),贮藏粮食的高大仓廪,再加上抽象的难以计算的数字(万、亿、秭)。这些静态汇成一片壮观的丰收景象,自然是为显示西#王朝国势的强盛,根透过静态,表现出后面亿万农夫长年辛劳的动态。寓动于静之中,写来笔墨十分经济,又给读者留下思想驰骋的广阔天地。不过,在#王室看来,来之不易的丰收既是人事,更是天意,所谓“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丰收归根结底是上天的恩赐,所以诗的后半部分就是感谢上天。
因丰收根致谢,以丰收的果实祭祀最为恰当,故根诗中写道:“为酒为醴(用丰收的粮食制成),烝畀祖妣。”祭享“祖妣”,是通过先祖之灵实现天人之沟通。也《于丰收,祭品丰盛,能够“以洽百礼”,面面俱到。“降福孔皆”既是对神灵已赐恩泽的赞颂,也是对神灵进一步普遍赐福的祈求。身处难以驾驭大自然、难以主宰自己命运的时代,人们祈求神灵保佑的愿望尤其强烈,《#颂·丰年》既着眼于现 在,更着眼于未来,与其说是#人善于深谋远虑,不如说是他们深感缺乏主宰自己命运能力的无奈。
“万亿及秭。为酒为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礼”四句,在#颂的另一篇作品《#颂·载芟》中也一字不易地出现,其情况与颂诗中某些重复出现的套话有所不同。在《#颂·丰年》中,前两句是实写丰收与祭品(用丰收果实制成),后两句则是祭祀的实写;《#颂·载芟》中用此四句,却是对于丰年的祈求和向往。可见《#颂·载芟》是把《#颂·丰年》中所写的现实移植为理想,这恰恰可以反映当时丰年的难逢。
《毛诗序》云:“《丰年》,秋冬报也。”报,据郑玄的笺释,就是尝(秋祭)和烝(冬祭)。丰收在秋天,秋后至冬天举行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以洽百礼”),是很自然的。《周颂·丰年》应当是遇上好年成时举行庆祝祭祀的颂歌。
第一首“西忆岐阳信,无人遂却回。”杜甫身陷贼中的唯一念想和寄托,就是行在中的唐肃宗了。《孟子》中说“圣人三日无君则惶惶然。”杜甫虽不是圣人,但“一饭未尝忘君”(苏轼评价杜甫语),却不得不说是圣人对杜甫的影响。杜甫于身陷贼中之际依然西望行宫,希望有朝一日能突围抵达,但现实却是音尘不到,无人却回,即没有退回之人。长安本是沦陷区,帝王身边的人当然不会自蹈死地,却不知沦陷区依然有人“眼穿当落日,心死著寒灰”。“眼穿”就是成语“望眼欲穿”之所本。对着西下的落日,杜甫只能在沦陷中深情凝望。“落日”既暗喻西面的凤翔行在,也暗指江河日下的大唐帝国。“寒灰”同用两个典故,一个是庄子的“形故可如槁木,心可如死灰乎?”表现自己绝望的心理;另一个则是《史记·韩安国列传》中“死灰复燃“的典故:韩安国曾经坐牢被狱吏折辱,韩安国说:”你认为死灰难道不会复燃吗?“狱吏说:”死灰复燃,就用尿浇灭。“后来韩安国出狱后做了大官,遇见狱吏后笑着说:”你现在可以用尿浇灭了。“狱吏大恐。杜甫用”死灰“的典故,表现的是自己仍有”复燃“的可能,绝望中仍有希望。”茂树行相引,连山望忽开。“”茂树“又作”雾树“,在”雾树“的导引下,终于望到了凤翔周边的连山,对此杜甫如何不激动?但杜甫却忽然宕开一笔,不写自己的激动,却写自己的故旧亲朋对自己的惊讶:老了,瘦了,但总算从沦陷区活着回来了。通过他人之口来对自己做一个评价,这是诗人高明的地方。
第二首“愁思胡笳夕,凄凉汉苑春”,先追忆曾经在沦陷区四面胡笳的悲怆,和长安汉苑在铁蹄下凄凉残破的惨状,再感慨生还之不易。虽然基本脱险,但杜甫仍觉侥幸,将脱险之后仍视作“生死悬于顷刻”(仇兆鳌语)的“暂时人”,这既是自怜,又不乏自嘲。杜甫找到了“组织”,自然万分欣喜。“司隶章初睹”虽不算警句,然也化用了南朝傅亮《进宋元帝诏》“东京父老,重睹司隶之章”一语,可见杜诗“无一字无来处”(黄庭坚语)的特点。“南阳气已新”同样用典,《后汉书·光武本纪》记载“望气者苏伯阿为王莽使,至南阳,遥望见春陵郭,唶曰:‘气佳哉!郁郁葱葱’。”以望气者(观察天象的人)见王者之气之喜,代指自己接近行在和国君之喜。“喜心翻倒极,呜咽泪沾巾”是杜甫诗歌常见的以悲写喜之手法。激动得沾巾,喜不自胜,溢于言表。高步瀛评道:“五六句明写达,暗写喜,七八句明言喜,反说悲而喜弥甚,笔弥幻矣。”杜甫诗歌的艺术,就在于曲折地表现原本简单的感情。
第三首开头劈空而至。一开始便假设了自己的死,死且无人知晓,是多么的惨淡,但未曾想到自己居然生还,足堪“自怜”。而“犹瞻”再次表达杜甫的“侥幸”和欣喜。“影静千官里”指自己暂时恢复了平静的生活,和众朝臣一样侍奉天子,王夫之评价此句“写出避难仓皇之余,收拾仍入衣冠队里一段生涩情景,妙甚。非此则千官之静,亦不足道也。”“七校”是汉代的七种校尉,这里也代指朝廷百官。而“心苏”一个“苏”字更是振起全篇。最后“新数中兴年”既是对自己报效朝廷的期望,也是对朝廷能够自振的期望。
在元代前的理学家中,刘因的文学成就最为突出,其诗歌创作各体兼备,尤以七古见长,此诗即是他的七古名作之一。
此诗气势充沛,奇丽雄峭,有韩愈诗“其力大,其思雄”的特点;然其想象西山(太行山)之大,从而梦游上天,“醉抱明月”以归。其中“赤脚踏苍鳞”“天风冷冷”“银河鼓浪”等,皆是险怪瑰丽的意境,兼有李贺诗的特色;而豪情气势,奇想夸张,又兼有太白遗风。可以说他是兼采众长融变为自己独特风格的。
另外本诗想象奇特,不落窠臼,展现了刘因自铸伟词的能力;多细腻的细节描写,叙事连贯通畅,尾句巧妙地运用典故点缀,意境交融,体现了其精巧的构思。总体来说语言平和流畅,趣味盎然,不失为一首佳作。
苏轼之文长于说理,往往“昭晰无疑”(《艺概·文概》),长篇论说文是这样,短小精悍的杂说也莫不如此。而且杂说较之正式的议论文更灵活,笔调更从容,“能道意所欲言”(《答王庠书》),充满了诗一样的情趣和哲理,愈加耐人寻味咀嚼。本文就是其杂说中的代表作。
文章一开头就叙述故事,这种故事中的人物、时间、地点,都不明确(即使虚拟的也没有),其结构是抽象的,是作为论据的“寓言”。因其描写生动,故而显得具体实在,说服力极强。可以得出,任何知识都来源于感性经验,如果撇开感性经验而单靠间接经验,就像瞎子那样“未尝见而求之人也”,那么势必会“转而相之”,混淆这一事物与他事物的各种属性,加以臆测,杜撰,闹出“闻钟以为日”“扪烛以为日”的笑话,那就差之毫厘,失之千里了。作者指出:“道之难见也甚于日,而人之求达也无以异于眇。”如果单凭“达者告之”,“虽有巧譬善导,亦无以过于盘与烛也”。
然而单有感性经验还不够,还得亲自实践,多次探索,方能掌握道;作者认为“道可致而不可求”。而“致”与“求”的区别,作者引古人语对“致”作了解释:“孙武曰:‘善战者致人,不致于人’。子夏曰:‘百工居肆,以成其事;君子学,以致其道。’”这里的“致”就是一种“循序渐进”,平时积学,自然得“道”的意思,学至则道自致。譬如军队能够掌握主动权,可进则进,可退则退,待时机成熟就行出击,才能获胜,若牵“求”胜利,就成了“致于人”了,就会失败。求道也是如此,如果经过平时不断的实践,而不是急于求成,那么道是可致的。
作者为了论证这个观点,又讲了另一个寓言故事。作者发现“南方多没人”,而北方则少有,原因就在于“南人”“日与水居也。七岁而能涉,十岁而能浮,十五而能没矣”。因为“日与水居”,故能渐识水性,“夫没者岂苟然哉?必将有得水之道者。”懂得水性(“水之道”)方才能“没”,“日与水居,则十五而得其道;生不识水,则虽壮见舟而畏之”。可见求“道”单凭勇气是不行的,还得经过长期的实践。如果想一蹴而就,“不学而务求道”,走捷径,投机取巧,那就只能像北方学“没”者那样,没有不被溺死的。
作者运用寓言阐述道理时,夹叙夹议,深入浅出,寓言讲完,道理也就清楚了。而且作者连续运用两个寓言说明认识过程的两个阶段,丝丝入扣,环环相接,可称之为“螺旋式”的比喻方式——即运用两个内容相近但有连续性发展性的寓言故事构成层出不穷、变化多端的结构,使寓言的主旨和理念更趋深入和加强,这是苏轼的创新。
最后一段联系实际并交代为文的目的。“昔者以声律取士,士杂学而不志于道”;相反,“今也以经术取士,士知求道而不务学。”经术本来就是载道的,所以“士知求道而不务学”,他们不知道“道”是与社会生活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要想真正理解“道”,不能单靠读几本经书,应该杂学旁收,既不能忽略感性经验,又要经过长期的摸索思考,以渐进于道。这里,作者是针对王安石以经术取士而发的。《御选唐宋文醇》卷三十八云:“宋自王安石始以经术取士,一时求仕者皆改其妃青媲白,而谈道德仁义;及致之于用,则茫然失据,亦与妃青媲白无二焉,此苏轼《日喻》所以作也。”
总之,作者运轻灵之笔娓娓道来,仿佛与人对面而谈,亲切动人,语浅道明,毫无论说文的板滞之弊。且本文还继承了战国议论文的优点,以寓言作为论据,使行文简洁明了,形象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