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这三首小令都专门以山为题材，它们虽然没有像其他词那样标明词题，但每首的头一个字“山”，可以说即分别代表着各自的题目。

　　这三首小令所写重点不同，合起来却是完整的组诗。它们共同的显著特点在于运用了整体象征的创作方法。象征是人们常用的艺术方法，如有人用狮子象征力量，有人用鸽子象征和平，有人用香草象征美人，有人用同海的搏斗象征人生拼搏等。毛泽东在此则用山的形象来象征红军形象，通过他的精巧艺术构思，让象征者与被象征者在气势、气概、精神、气质诸方面，获得了内在联系。它们既都是写山，同时又都是写红军，既是咏山曲，又是歌颂英雄红军的乐章。三首各写出一个侧面、一个特点，表面上处处写山，写山峦姿态，山野情趣，翻山滋味，实际上是处处借山象征红军，通过咏山来歌颂红军。

　　它们虽是小令，但格调却是雄浑豪放的。意境磅礴、壮观、豪迈；夸张、比喻、象征、衬托、赞叹、抒情、寄意并举；同调重奏复沓、往复旋还，节奏紧凑，回肠荡气，非同凡响。

　　第一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高，实质上是写红军越过高山时，所表现出的藐视困难、一往无前、不可屈服的精神气概。毛泽东引了一首民谣作为原注，那民谣正是极力形容山之高的，高到仅仅“离天三尺三”，因此“人过要低头，马过要下鞍”，一般的人和马都得向它屈服。然而，红军在这样的高山面前，却“快马加鞭未下鞍”。这里的“快”字是状写马的行进速度的，马在如此高山面前毫无畏色，没有止步。依旧快速前进；而骑在马背上的人则更神气了，居然还要加劲扬鞭催快马，因而人、马都飞驰而过。未下鞍，一是说红军的马过时没有卸鞍，一反民谣所说的“马过要下鞍”的习惯；二是说红军过时没有下马，当然也不会低头，一反民谣所说的“人过要低头”的习惯；那么，无疑是高山低头了。同样险峻的高山，在不同的人和马面前，出现了截然不同的情况，这便富于神奇性地反衬了红军足以征服一切艰难险阻而不为任何艰难险阻所屈服的一往无前的英雄气概。

　　“惊回首，离天三尺三。”毛泽东写得很幽默，待到纵马扬鞭飞奔过去以后，再回头仰望，不觉猛然大吃一惊。惊，既是对极高极险的山望而吃惊，同时也传达出一种翻越高耸云天的大山后的惊喜、自豪的神情。“离天三尺三”并非实数，而是夸张，用夸张笔法极写山之高峻，从而反衬、烘托红军飞驰过山的英雄形象，突出红军一往无前的精神气概和实现战略转移的急迫心情。

　　第二首表面上是极写山之大，写群山之磅礴、险峻，实质上是写红军在万山丛中英勇战斗的雄伟、豪迈的气概。毛泽东首先用大海来比喻、描写山：“山，倒海翻江卷巨澜。”毛泽东从高处放眼望去，千山万岭逶迤起伏，因而他感觉势如江海倒翻，怒潮猛卷，连天排空，汹涌澎湃。接着，又用驰骋中的万马来比喻、描写山：“奔腾急，万马战犹酣。”诗圣杜甫在《病橘》中用过“奔腾”一词： “忆昔南海使，奔腾献荔枝。”即飞奔急驰之意。毛泽东再加一“急”字，则其快如飞之速度已达极点。毛泽东久望险峻的群山，联系自己指挥千军万马南征北战的深切体验，因此又觉得它们恰如鏖战中的千军万马在奔腾。这样，毛泽东连用两个比喻，就形象生动地写出了千山万岭的磅礴、雄伟的气势。

　　但是，在毛泽东的艺术构思中，山的雄姿与红军的雄姿是相对应的，写山就是为着写红军。群山万岭的雄伟气魄，正可见红军的伟大气魄。群山万岭正是红军历经之地，因此人们既可想见红军在那里急速进军的英雄姿态，也可想见红军在那里的战斗姿态和激战场面，从而使雄姿英发、骁勇善战的红军形象，巍然屹立起来了。

　　第三首写的是山的峻峭。作者用夸张与想象写出奇峰凸起的壮观景象。他用“刺破青天”的宝剑形容山的峭拔陡直，这把锋利的“宝剑”把天都刺破了，可是锋刃一点也没有残破。山的峭立与峭锐被诗人刻画得力透纸背，在古往今来写山的诗句中，可谓无与伦比，石破天惊。而最后一句的想象更是神奇，让人联想到女娲补天的神话：“共工氏与颛顼氏争为帝，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氏炼五色石以补天缺，断鳌足以立四极。”神话中的天柱支撑起天空，诗人引用其意，说被刺破的青天仿佛要掉下来，幸亏这些山像坚挺的柱子支撑起天空，使之不致坠落，从而表现出山的雄伟、坚实。与上两首词相同，对山的描写让人自然地联想到与山一样顶天立地、坚强挺拔的红军战士。英勇的红军与国民党军队作战时，就像这直插云霄的利剑，又像这擎天的石柱，坚不可摧，给置民族危亡于不顾的国民党以沉重的打击。

　　毛泽东的这三首小令从不同的角度刻画了云贵山峦的气势形貌。它们各自独立，但又互相补充，构成一个统一的整体。诗人用如此气势磅礴的笔法来写小令，这在词的创作史中前无古人。南宋词坛豪放派的领袖辛弃疾曾经写道：“我见青山多妩媚，料青山见我应如是，情与貌，略相似。”（《贺新郎》）用山的矫健妩媚来写自己的个性品格。这种散文化的写法已经是对传统本色词的突破，而千载之后的伟人毛泽东则更为大胆地运用比喻想象的手法，使用气势磅礴的语言，写出了一种具有崭新面貌的小令。虽然宋末的风雅派词人张炎曾说，“词之难于小令，如诗之难于绝句，不过十数句，一字一句闲不得，末句最当留意，有有余不尽之意乃佳”（《乐府指迷》），强调的是小令的含蓄蕴藉，意在言外，只有毛泽东这样的气魄胸襟，才能创作出如此大气磅礴的小令，可以说是大手笔、大气概。

　　这首咏柳花的词曾被苏轼赞为妙绝，但词史上，人们多赞赏东坡的和柳花词，而对这首原作却颇多微词。实际上，这首词清丽和婉，不失为词中精品。

　　首句“燕忙莺懒芳残”开篇点题，写燕忙于营巢，莺懒于啼唱，繁花纷纷凋残，表明季节已是暮春：“堤上”，指明地点：“柳花飘坠”，点明主题。

　　破题之后，用“轻飞乱舞，点画青林，全无才思”紧接上句，把柳花飘坠的形状作了一番渲染。它为下文铺叙，起了蓄势的作用。韩愈《晚春》诗云：“草树知春不久归，百般红紫斗芳菲。杨花榆荚无才思，惟解漫天作雪飞。”意思是说：“杨花和榆荚一无才华，二不工心计；不肯争芳斗艳，开不出千红万絮的花。韩愈表面上是贬杨花，实际上却暗寓自己的形象，称许它洁白、洒脱和不事奔竞。章楶用这个典故，自然也包含这层意思。

　　“闲趁游丝，静临深院，日长门闭。”写到此，词人竟把柳花虚拟成一群天真无邪、爱嬉闹的孩子，悠闲地趁着春天的游丝，象荡秋千似地悄悄进入了深邃的庭院。春日渐长，而庭院门却整天闭着。柳花活似好奇的孩子一样，想探个究竟。这样，就把柳花的形象写活了。

　　“傍珠帘散漫，垂垂欲下，依前被、风扶起。”柳花紧挨着珠箔做的窗帘散开，缓缓地想下到闺房里去，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旋风吹起来。这几句深得南宋黄升和魏关之的欣赏。黄升说它“形容居”（《唐宋诸贤绝妙词选》卷五评）；魏庆之说它“曲尽杨花妙处”，甚至认为苏轼的和词也“恐未能及”（《诗人玉屑》卷二十一）。当然，把这首词评苏轼和词之上是未免偏爱太过；但说它刻画之工不同寻常，那是确实不假。这几句除了刻画出柳花的轻盈体态外，还把它拟人化了，赋予它以“栩栩如生”的神情，真正做到了形神俱似。

　　下片改从“玉人”方面写：“兰帐玉人睡觉，怪春衣、雪沾琼缀。绣床旋满，香球无数，才圆却碎。”唐圭璋等《唐宋词选注》称此词为“闺怨词”，估计就是从这里着眼的。到这里，“玉人”已成为词中的女主人公，柳花反退居到陪衬的地位上了。但通篇自始至终不曾离开柳花的形象着笔，下片无非是再通过闺中少妇的心眼，进一步摹写柳花的形神罢了。柳花终于钻入了闺房，粘少妇的春衣上。少妇的绣花床很快被落絮堆满，柳花象无数香球似地飞滚着，一会儿圆，一会儿又破碎了。这段描写，不仅把柳花写得神情酷肖，同时也把少妇惝恍迷离的内心世界显现出来。柳花少妇的心目中竟变成了轻薄子弟，千方沾惹，万般追逐，乍合乍离，反覆无常。

　　“时见蜂儿，仰粘轻粉，鱼吞池水”，这几句既着意形容柳花飘空坠水时为蜂儿和鱼所贪爱，又反衬幽闺少妇的孤寂无欢。“望章台路杳，金鞍游荡，有盈盈泪。”借两个典故，既状写柳花飘坠似泪花，又刻画少妇望不见正“章台走马”的游冶郎时的痛苦心情。唐崔颢《渭城少年行》：“斗鸡下杜尘初合，走马章台日半斜。章台帝城称贵里，青楼日晚歌钟起”，即其一例。至于柳与章台的关系，较早见于南朝梁诗人费昶《和萧记室春旦有所思》：“杨柳何时归，袅袅复依依，已映章台陌，复扫长门扉。”唐代传奇《柳氏传》又有“章台柳”故事。

　　这首词若有不足，当是上下片主题不一，从而造成了形象的不集中。然而瑕不掩瑜，此词仍值得用心玩味。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这是韩愈向唐宪宗上的一篇奏表。该表中心论点是“佛不足事”，集中表现了作者坚决反对唐宪宗拜迎佛骨这一迷信举动，充分显示了作者反佛明儒的坚定立场和英勇无畏的战斗精神。该表广征博引，说古论今，结构严谨，逻辑性强，感情激烈。韩愈在这篇表中揣摩皇帝迎佛骨的心理状态在于“事佛求福”、益寿延年，因此他只字不提佛理，表的前半部分只从年寿上立论。表分为四大段，由六个自然段组成：

　　第一大段包括一、二自然段。这一大段以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之后的大量历史事实，从正反两方面证实“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一自然段指出佛教传入中国以前，君王长寿：开篇简洁有力地做出判断：佛是夷狄的宗教，东汉时流入中国。（按，据今人考证，佛教在西汉时已传进中国）点出“夷狄”，以同“中国”相区别，希望能从皇帝至高无上的自尊心方面打动唐宪宗。继而列举上古时期黄帝、少昊、颛项、帝喾、尧、舜、禹、殷汤、大戊、武丁、周文王、武王、穆王等都长寿的历史现象，说明长寿的原因并不是“事佛”一这就隐含不必事佛的意思在内。第二自然段，以佛教传入后，皇帝“事佛求福，乃竟得祸”的事实，讲明了“佛不足事”的道理。

　　第二段以唐高祖对佛教“则议除之”的历史与唐宪宗违背祖宗遗教，迎奉佛骨带来危害的现实，从正反两个方面说明“佛不足事”，事佛有害。先叙述高祖对佛教采用“除之”措施。由于唐初政局变动，秦王李世民杀皇太子李建成与齐王李元吉后，高祖失去权位，新登基的唐太宗李世民用“大赦”和“复浮图、老子法”等措施拉拢人心，稳定局面。高祖除佛落空。这段史事难于秉笔直书，所以作者巧妙地把它推给“群臣才识不远”。作者高度评价除佛之议，觉得是“先王之道，古今之宜，推阐圣明，以救时弊”，并明确表示对停止除佛的不满： “臣常恨焉”。次叙唐宪宗即位之初，实行高祖遗志， “不许度人为僧、尼、道士，又不许创立寺、观”。使作者欢欣鼓舞。但情况剧变，现在不仅没有实行诏令，反而放纵佛教蔓延扩展，使它盛行。 “今纵未能即行，岂可恣之转令盛也？”这句在文中起承接、关锁作用，文意一大转折，前面从正面立论，用作下文的对比。

　　下文叙唐宪宗迎奉佛骨“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从反面劝谏唐宪宗停止迎奉佛骨之举，委婉地替宪宗开脱，有意说他“不惑于佛”，迎佛骨只是迁就众人贪乐之心，为人们设怪异戏玩之具。其实，作者深知唐宪宗为佛教虚妄所迷。从称颂唐宪宗“神圣英武，数千百年已来，未有伦比”，到为之推诿责任，足见作者上表时期盼唐宪宗接受诤谏和小心翼翼的心理。 “安有圣明若此，而肯信此等事哉？”不想触怒唐宪宗，而搬给其一个改变初衷，停迎佛骨的阶梯。表文把迎奉佛骨造成恶果的责任推给“百姓愚冥”，虽然是作者“上智下愚”观点的流露，但更是一种策略。百姓以皇帝“真心事佛”，因而出现狂热、怪异情况：焚顶烧指、解衣散钱、弃其业次，甚至断臂脔身。 “自朝至暮”从时间上写狂热怪异的程度， “百十为群”、 “老少奔波”，言狂热，怪异人数之众。作者对此现象做出评判：“伤风败俗，传笑四方”，不是小事。第一段言先朝故事以影射现实：迎奉佛骨无益而有害？第二段则言本朝时事，以批评现实：迎奉佛骨，带来祸害，虽为唐宪宗开脱，但唐宪宗实负重责，这是不言而喻的。

　　第三段包括第四、五自然段，从佛本夷狄之人与对鬼神应敬而远之两个方面阐述迎奉佛骨有背先王之道，再次论证佛不足事，事佛有害。第四自然段指出佛骨乃“枯朽之骨，凶秽之余”，不得入宫禁。“夫佛，本夷狄之人”，这是从排斥外来思想的方面探究佛祖的来由：佛并不神圣，他们的佛祖释迦牟尼也不过是肉眼凡胎的人，而且是夷狄之人。鄙夷之情溢干言表。从佛祖这一根本上否定佛，说明作者反佛相当彻底。佛祖作为夷狄之人，语言、衣服诸方面都与中国人不一样。

　　第四大段在上述条陈事佛有害的基础上，提出“永绝根本”的排佛措施，表示如果能够实施“岂不盛哉！岂不快哉！”排佛的措施是“以此骨付之有司，投诸水火”。这一措施的深远意义是“永绝根本”，使天下之人消除疑惑。作者忍不住在这里插入抒情语句，以表达欢欣之情。继而做一假设：“佛如有灵，能作祸祟，凡有殃咎，宜加臣身。”作者情愿承担一切风险，表现出为国为民牺牲一己的精神，既言“佛如有灵”，这就透露作者未必相信佛能作祟，表明作者思想可能徘徊于有神、无神之间。

　　这篇表以大量历史事实与现实状况作为例证，阐述“佛不足事”这一中心论点，并引经据典，用先王之教与先王礼法作为理论依据，由远及近，从古到今，层层紧扣，逐层深化，严肃批评唐宪宗迎佛骨、崇佛教的荒谬性与危害性，始终表现摆事实、讲道理、诚恳劝谏的风范。文章擅长用对照写法。从历史看，有佛教传入中国之前与传入中国之后不同情况的对比；从现实来看，有唐高祖与唐宪宗对佛教所持不同态度的对比；从唐宪宗本人来看，有前后不同时期不同思想、做法的对比。正反两面的对比，使作者之立论更显得正确、鲜明。文中穿插生动的描写，增强了形象性与说服力。又如读到佛祖假如活着，来朝晋见所受礼遇，也出之以形象的描写，把佛祖那外邦使者的臣子面目，活灵活现地展示在了人们的眼前，因而使之失去了神圣的光圈，而突现其“夷狄之人”的屈辱地位。这些形象性的描写，作为论证的辅助手段，起到了独特的效果。在语言运用上，这篇表只举实例，不用典故，无冷僻字眼，有日常口语，以散句为主，自然洒脱，娓娓道来，晓之以理，动之以情。

　　这首词从特定情境落笔，上片交待时间、渲染氛围、描画景物，下片先点明主人公的身份，后以人物活动和神情直接点示情绪，写尽幽怨之意。全词先构境，后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写情，层层铺垫，层层渲染，以景衬情，悱恻感人。

　　词的上片通过三字句、七字句和五字句三种句式的结合运用来创作一种音律节奏上的回环跳宕，依次描述了同一时间片段内的同一场景，和五言体“云送关西雨，风传渭北秋”的对句比起来显得更有流动感和立体感。其中，“天欲晓”一句中的一个“欲”字，既交代了具体的时间是天将亮未亮之时，又制造出一种心理上的效果，使得读者的审美期待同时向着黑夜与黎明两个时间点产生张力——在这天光刚刚放亮之时，读者似乎既能感受到对黎明的期待，又能感受到对夜的留恋，情感也不由得因此变得模糊起来。

　　下片，词人首先仅选取一个时光的片段来写：“宫漏穿花声缭绕，窗里星光少。”因为周遭之静，宫漏的滴水之声似乎成了巨响。那声音绕过花枝，穿过花丛，缭绕在宫宇榱桷之间，在制造出一种广大的寂寞之余，也为这不尽的时间之流画上了刻度，让读者察觉出它的流逝。天光既要放亮，星光自然便要隐去，残存的几点星光，透过窗户，映带出一片清冷。这里，词人以“宫漏”交待女主人公所处的地点，同时也说明了女主人公的身份——她很可能是宫中的一位嫔妃或侍女。接着便由写女主人公的所见、所听写到了其所感：“冷露寒侵帐额，残月光沉树杪。”这两句使用了和此前引用的“五言体”相似的对仗的句式，但将其变成了六言，在节奏上多了一种变化。其中，前句写冷雾带着寒气侵入室内，爬上了帐额。这冷雾的入侵，既写出了女主人公寂寞而无处可逃，也写出了女主人公的孤独。最后的“梦断锦帷空悄悄，强起愁眉小”二句以人物活动和神情直接点示情绪，写尽幽怨之意。如电影之镜头，自远而近，层层循序摄入诸多相关景物，最后推出特定环境之中的特定人物，诸种景物遂以女主人公的情绪为中心融为一片。其中，前句写女主人公从梦中醒来，既无关爱，又无温暖，只有锦帐空摇，漏声为伴。后句中的“强起”则既可以理解成是不得不起，也可以理解成是强撑着起身，但描摹的终究是女主人公的一种无助、无奈的姿态；“愁眉小”则写女主人公因忧愁深重，蹙敛眉头而使眉毛都变小了。

　　全词先构境，后以情景交融的方式写情，层层铺垫，层层渲染，以景衬情，悱恻感人，而到结尾以一“愁”字点明主题，深得颊上添毫、目中点睛之趣，以凄清的景象烘托出女主人公孤独幽怨之情，从而展现出女主人公满腹心思、满含怨愁、孤独凄清的形象。

　　这首诗首联表示对黄介愁虑繁深的理解，因而邀他出行以消忧；颔联宕开写景，而景中寓情；颈联连用两个黄姓人物的典故劝说朋友；尾联的转而写景，是作者难以言尽的劝勉之意。诗中抒发了宦途不遇的哀伤与人生无聊的感慨。此诗违背了格律诗的平仄讲求，却通过打破规矩而创造出一种生新之美。
　
　　诗的首联表示对黄介愁虑繁深的理解，因而邀他出行以消忧。

　　颔联宕开写景，而景中寓情。澄明的秋月倒映在汴河之中，河水一片浑黄，而澄明者依然澄明；岸边绿树如碧，风拂叶摇，凉气袭来，让人感到一阵阵的秋意。这两句描写，由天而地，由河而树，画面开阔而清爽，在明月高秋的景色描写里展现的是澄漱明洁的人格境界，而这正是作者与朋友的共同向往与追求。

　　颈联上承首句的“吾宗”，连用两个黄姓人物的典故劝说朋友：神仙之事，虚诞渺茫，应放在一边，不妨酒中陶醉而心中澄澈，一如东汉黄宪的怀抱。此时，船楼上笛声悠悠，夜空里星斗横移。

　　尾联的转而写景，是作者将难以言尽的劝勉之意，惜别之情，都化入这静夜的笛声里。

　　格律诗本有严格的声律讲究，而诗人有时为创新出奇，则着意违反格律而成为一种拗体，这首诗就是这样。如“碧树为我”四字尽为仄声，“生凉秋”三字又全是平声，这本违背了格律诗的平仄讲求，却通过打破规矩而创造出一种生新之美。这种拗格与上句“黄流为我流明月”相对，就形成一种硬崛的音节，适与语句所描写的傲俗违世的人格相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