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战国七雄的胜负不可知,攻城杀将纷乱甚多。
秦军增兵围困赵都邯郸,魏何畏秦不敢出兵相救。
信陵君为侯嬴驾车过市访友,执辔愈恭颜色愈和。
朱亥是持刀宰杀牲口的屠夫,侯嬴是掌管魏国都城大梁东门锁匙的守门人。
侯嬴不但为信陵君献窃符夺兵之计,而且极重义气,竟以身命相报。
侯嬴甘愿以身命报答信陵君知遇之恩,七十岁老人别无所求。
注释
七雄:战国时期七个主要的诸侯国齐、楚、秦、燕、赵、魏、韩合称“战国七雄”。
雄雌:即胜负。
纷纷:纷乱。
邯郸:战国时赵国都城,即今河北邯郸市。
魏何:指魏安釐何。
平原君:即赵胜,战国时赵惠文何之弟,战国四公子之一,也是信陵君的姐夫。任赵相,礼贤下士,门客从多,与魏国信陵君、楚国春申君、齐国孟尝君齐名,并称为“四公子”。
公子:即信陵君,名魏无忌,战国时魏安釐何异母弟,门下有食客三千。
嬴:即侯嬴,魏国的隐士,当时是魏国都城大梁监门小吏。信陵君慕其名,亲自执辔御车,迎为上客,为信陵君献计窃虎符,夺兵救赵。为守秘,自刎以报信陵君。
驷马:四匹马拉的车子。
执辔:驾车。辔:驾奴牲口的嚼子和缰绳。辔:驾奴牲口的嚼子和缰绳。
亥:朱亥,战国魏人,有勇力,与侯嬴相善,隐于市,为屠户。后助信陵君救赵。
屠肆:屠宰铺。肆:旧时指铺子,商店。
鼓刀:操刀。鼓:挥舞。
抱关者:守门小吏。
“非但”二句:写二人帮助公子窃符救赵的豪侠仗义之举。
“向风”二句:写侯嬴果然自刎,赞美他的仗义轻生,慷慨任侠。
题材的因袭,包括不同文学形式对同一题材的移植、改编,都有一个再创造的过程。王维《桃源行》固然是成功的一例,而他的《夷门歌》同样也是故事新编式的杰作。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历史故事。但从《魏公子列传》到《夷门歌》,有一重要更动:故事主人公由公子无忌(信陵君)变为夷门侠士侯嬴,从而成为主要是对布衣之士的一曲赞歌。从艺术手法上看,将史传以二千余字篇幅记载的故事改写成不足九十字的小型叙事诗,对题材的重新处理,特别是剪裁提炼上“缩龙成寸”的特殊本领,令人叹绝。
诗共十二句,四句一换韵,按韵自成段落。
一至四句交待故事的背景。先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大势,后写“窃符救赵”事件的成因。以“何纷纷”三字道出天下大乱的局面,以“益围邯郸怠”推出情况的紧急,以“不救”二字表现出形势的严峻。
“七雄雄雌犹未分,攻城杀将何纷纷。秦兵益围邯郸急,魏王不救平原君。”四句交代故事背景。细分,则前两句写七雄争霸天下的局势,后两句写“窃符救赵”的缘起。粗线钩勒,笔力雄健,“叙得峻洁”(姚鼐)。“何纷纷”三字将攻城杀将、天下大乱的局面形象地表出。传云:“魏安厘王二十年,秦昭王已破赵长平军,又进兵围邯郸(赵都)”,诗只言“围邯郸”,然而“益急”二字传达出一种紧迫气氛,表现出赵国的燃眉之“急”来。于是,与“魏王不救平原君”的轻描淡写,对照之下,又表现出一种无援的绝望感。
五至八句,写信陵君礼遇侯生。连用两个“愈”字,一是写出侯生的有意傲慢,二是写出魏公子的礼贤。“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两句,巧用原文,点化为对仗句。
赵魏唇齿相依,平原君(赵国贤公子)又是信陵君的姊夫。无论就公义私情而言,“不救”都说不过去。无奈魏王惧虎狼之强秦,不敢发兵。但诗笔到此忽然顿断,另开一线,写信陵君礼贤下士,并引入主角侯生。
“公子为嬴停驷马,执辔愈恭意愈下。亥为屠肆鼓刀人,嬴乃夷门抱关者。”信陵君之礼遇侯嬴,事本在秦兵围赵之前,故这里是倒插一笔。其作用是,暂时中止前面叙述,造成悬念,同时运用“切割”时间的办法形成跳跃感,使短篇产生不短的效果,即在后文接叙救赵事时,给读者以一种隔了相当一段时间的感觉。信陵君结交侯生事,在《史记》有一段脍炙人口的、绘声绘色的描写。诗中却把诸多情节,如公子置酒以待,亲自驾车相迎,侯生不让并非礼地要求枉道会客等等,一概略去。单挑面对侯生的傲慢“公子执辔愈恭”的细节作突出刻画。又巧妙运用“愈恭”“愈下”两个“愈”字,显示一个时间进程(事件发展过程)。略去的情节,借助于启发读者的联想,得到补充,便有语短事长的效果。两句叙事极略,但紧接二句交代侯嬴身份兼及朱亥,不避繁复,又出人意外地详。“嬴乃夷门抱关者也”,“臣乃市井鼓刀屠者”,都是史传中人物原话。“点化二豪之语,对仗天成,已征墨妙”(赵殿成《王右丞诗集笺注》),而唱名的方式,使人物情态跃然纸上,颇富戏剧性。两句妙在强调二人卑微的地位,从而突出卑贱者的智勇;同时也突出了公子不以富贵骄士的精神。两人在窃符救赵中扮演着关键角色,故强调并不多余。这段的一略一详,正是白石道人所谓“难说处一语而尽,易说处莫便放过”,贵在匠心独运。
九至十二句专写侯生,与首段呼应。以“献奇谋”,即策划窃符救赵及夺晋鄙军写出其智;以“向风刎颈”写出其义。末两句写得慷慨豪迈,感人颇深。
“非但慷慨献奇谋,意气兼将生命酬。向风刎颈送公子,七十老翁何所求!”最后一段专写侯生,既紧承前段又遥接篇首,回到救赵事上来。“献奇谋”,指侯嬴为公子策划窃符及赚晋鄙军一事,这是救赵的关键之举。“意气”句则指侯嬴于公子至晋鄙军之日北向自刭事。其自刎的动机,是因既得信陵君知遇,又已申燕刀一割之用,平生意愿已足,生命已属多余,故作者着力表现这一点。末二句议论更作波澜,说明侯生义举全为意气所激,并非有求于信陵君。慷慨豪迈,有浓郁抒情风味,故历来为人传诵。二句分用谢承《后汉书》杨乔语(“侯生为意气刎颈”)和《晋书·段灼传》语(“七十老公复何所求哉!”)而使人不觉,用事自然入妙。诗前两段铺叙、穿插,已蓄足力量,末段则以“非但”、“兼将”递进语式,把诗情推向高峰。以乐曲为比方,有的曲子结尾要拖一个尾声,有的则在激越外戛然而止。这首诗采取的正是后一种结尾,它如裂帛一声,忽然结束,却有“慷慨不可止”之感,这手法与悲壮的情事正好相宜。
此诗写战国时隐者义士侯嬴献策救赵,慷慨捐躯的壮烈行为,热烈歌颂侯嬴和朱亥这些出身下层的英雄人物见义勇为的豪侠精神,也赞扬了信陵君能任用贤才的开明政治风度。
此诗把一个有头有尾的史传故事,择取三个重要情节来表现,组接巧妙、语言精炼、人物形象鲜明,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唐代是中下层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在政治上扬眉吐气的时代,这时出现为数不少的歌咏游侠的诗篇,决不是偶然的。《夷门歌》故事新编,溶入了新的历史内容。
此诗题材出自《史记·魏公子列传》,即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王维在原故事的基础上,大胆改动,巧妙剪裁,写成一首微型叙事诗。此诗代表着王维早年积极进取的一面。
开头两句,借《诗经》的两首诗言志抒怀,无端而来,突兀而起,出手不凡。“悟彼蟋蟀唱”,指《唐风·蟋蟀》所写的人生道理,既要及时行乐,又要自警不要太过分,以免自取灭亡。“信此劳者歌”,指《小雅·伐木》所写的交友道理,劳者相与“伐木丁丁”,鸟儿相与“嘤嘤求友”,乌儿尚知求友,人不可无友。诗人撮取两诗大意,抒写结交良友,畅游山水的情志。可是,岁月倏忽,美景良游常因不得其时而错过,故而紧接出:“有来岂不疾,良游常蹉跎。”它又包含着逝者不可及,来者犹可追的意思,表达出此次得与友朋游览西池的满足。于是五六两句直扣本题,转入出游西池的叙述:“逍遥越城肆,愿言屡经过。”一写结伴出游,穿过街市,逍遥容与;一写殷望此路常经,良游永得,显露出出游西池的欢欣心情。
在纡回的西池路上,有高陵城阙在望,高台之上则可远眺飞霞丽景,所以说:“回阡被陵阙,高台眺飞霞。”一路前行,风光满目,美不胜收。在大自然的感召下,诗人情动于中而辞见于外,将西池清美景色一一收揽笔底,连续写出四句:“惠风荡繁囿,白云屯曾阿。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和风吹拂,轻摇着苑囿中繁茂的草木,白云如絮,屯聚在层峦深处。一片清新,一片幽丽。游览中,不觉天色渐晚,在夕阳斜照之下,飞鸟归巢,鸣叫着欢聚枝头。此刻,落日的余晖流洒在池面树梢,水含清光,树现秀色,水清木华,西池的傍晚更加迷人。这四句写高低远近之景,动静相间,视听并用,清丽骚雅,格高调逸,充满良游乐趣。西池的美景使诗人流连忘返,虽已暮色黄昏,犹然赏爱不尽,滞而不去,故而说:“襄裳顺兰沚,徙倚引芳柯。”上句写沿着生满香草的小洲,提起衣襟涉水游览的情趣,下句写手攀芳林枝条,细细把玩,留恋徘徊的情景。芳柯与兰沚,和上句“水木湛清华”相照应,但在视听之外又用了嗅觉,芳馨幽香,沁人肺腑,进一层丰富了西池的动人之处。
西池的景色,使人陶醉,而日暮昏黄之景又触发了诗人迟暮之感,因而取用屈原的象征手法,倾吐时不我待的情怀:“美人愆岁月,迟暮独如何。”日月不居,青春难驻,不知错过了多少良游机缘,而今垂垂老矣,面对暮年暮景,该当如何呢?在深刻的人生自我反思中,诗人终于从《庄子》寻到了答案,这就是:“无为牵所思,南荣戒其多。”世俗之人,汲汲于功名利禄,撄于世网,自受其害,能从中醒悟,迷途知返者实在不多。可是,远在上古之世,老子的门徒庚桑楚已经教导他的学生南荣趎说:“全汝形,抱汝生,勿使汝思虑营营。”后来,南荣趎又就教于老子。进一步领悟到守道抱一,忘我忘世,无欲无心的至道,因而自戒俗念之多,深得全年养生之术。所以这收尾两句,实际上是诗人自我诫勉之辞,目的仍在于澄心悟道,摒弃俗念,不为功名所累,而投入大自然的怀抱,尽情享受山水之乐。
谢混在山水文学史上是一个颇受重视的作家,这首诗又是他的代表作。《宋书·谢灵运传论》说:“仲文始革孙许之风,叔源大变太元之气。”檀道鸾《续晋阳秋》也说玄言诗“至义熙中谢混始改”。可见在改变玄言诗风,创作山水新诗的文学发展过程中,谢混无可怀疑地有荜路蓝缕之功,是他的族侄谢灵运的先驱者。从这首诗也可见出他在玄风弥漫诗坛的情况下,为开拓新路,变革诗风所作出的努力,颇能令人一新耳目。谢混的《游西池》,集中力量刻画山水景物的诗篇,才开始给玄言气氛笼罩着的士族诗坛带来了一点新鲜的空气,冲散了长期来讲玄理的文辞,使虚浮的玄音渐趋淡薄。
全词以回忆美好的爱情生活开始。在拂拂的春风里,一对情侣频送秋波。无限情意,尽在不言之中。“秋水”“相对”,此处比喻坠入爱河的男女眼波频送。由甜蜜的回忆而急转,感情突变,用了“只知”、“谁信”的转折语。把沉湎于甜美爱情生活中的回忆一下子拉回到现实之中。一心一意希望能相敬相爱,自首偕老,想不到“东风恶,欢情薄,彩云乱飞,现在竟然各奔东西。
词的下片,借着上片末句的情势,作者将过眼烟云似的爱情生活的悲哀之情一抒到底。“银屏梦与飞鸾远”以下几句。就写当初鸾风和鸣式的爱情生活现在不过像梦一样空虚,留下的只有珠帘卷起,画堂空空。当初夫弹妻和的玉筝弦柱,现在也积上厚厚的一层灰尘,再也没有人去动它,甚至连拂去尘土的念头都不曾有过。全词所表现的感情。从“欢情”到“实情”,如同瀑布一样,一落千丈,顺流而下,一去而不复返。
这首诗描写王昭君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并委曲深入地刻画昭君心事,突出其民族大义,塑造了一个可悲且可敬的明妃形象。全诗语言矜炼深雅,缠绵婉丽,艺术手法多样,风格鲜明独特。作品命题新颖,遭致纷纷议论,在文学史上产生过广泛影响。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两句写明妃(王昭君)嫁胡,胡人以毡车百辆相迎。《诗经》上有“之子于归,百两(同‘辆’)御(迎接)之”的诗句,可见胡人是以迎接王姬之礼来迎明妃。在通常情况下,礼仪之隆重,反映恩义之深厚,为下文“胡(恩)自深”作了伏笔。其中“皆胡姬”三字,又为下文“含情欲说独无处”作伏笔。
关于明妃对此的反应,诗中写她“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梅尧臣《依韵和原甫昭君辞》中也说:“情语既不通,岂止肠九回?”他们意思是说明妃与胡人言语也不通,谈不上“知心”,所以哀而不乐。
王安石通过在诗中突出一个细节描绘来表现明妃的“哀”情:明妃一面手弹琵琶以“劝胡”饮酒,一面眼“看飞鸿”,心向“塞南”。通过这一细节,巧妙地刻画了明妃内心的矛盾与痛苦。接着,他又用明妃所弹的琵琶音调,感动得“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听者被感动到这个地步,则弹者之内心痛苦自不待言。“哀弦”之哀,是从听者的反应中写出的。
前面是明妃入胡及其在胡中的情况与心情的描写;末四句则是进一步加以分析、议论。这四句分为三层:
第一层是“汉恩自浅胡自深”——明妃在汉为禁闭于长门中的宫女,又被当作礼物送去“和番”,所以“汉恩”是“浅”的;胡人对她以“百辆”相迎,“恩”礼相对较“深”。这句讲的是事实。
第二层讲“人生乐在相知心”,这是讲人之常情。如果按此常情,明妃在胡就应该乐而不哀了。然而事实却不是这样。
这就接入第三层:明妃在胡不乐而哀,其“哀弦”尚“留至今”,当时之哀可想而知。明妃之心之所以与常情不同,是因为她深明大义,不以个人恩怨得失改变心意,而况胡人也并非“知心”。
四句分三层,中有两个转折,有一个矛盾,只有把其中曲折、跳宕理清,才能看出王安石的“用意深”及其“眼孔心胸大”处(方东树《昭昧詹言》)。南宋初,范冲“对高宗论此诗,直斥为坏人心术,无父无君”(李壁注解中的话,此据《唐宋诗举要》转引),完全是没有懂得此诗。范冲是范祖禹之子,范祖禹是一贯反对新法的人,挟嫌攻击,更不足据。其实王安石这样描写明妃,这样委曲深入地刻画明妃心事,用以突出民族大义,恰恰是可以“正人心,厚风俗”的,在当时是针对施宜生、张元之流而发的,对后人也有教育意义。
《明妃曲二首》体现出王安石注意刻画人物的特点,从描绘人物“意态”,到解剖人物心理,有渲染,有烘托,有细节描写,相当于是把写小说的一些手法用入诗中。而在“用笔布置逆顺”及“章法疏密伸缩裁剪”等方面,则又是把韩愈、柳宗元等古文家的技法用来写诗。这样,就使诗歌的艺术手法更加多样化,诗歌的表现能力更强。由于两者结合得较好,故虽以文为诗,而形象性并不因之减弱,此诗末四句以形象来进行议论,即其明证。王安石既以小说手法与古文笔法来写诗,读者也就应以读小说、读古文之法来读它,才能读懂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