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瞿蜕园、朱金城指出这组诗同储光羲《临江亭王咏》词意相似，都是怀古概今、忧伤时事之作，显有弦外之音（《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

　　第一首描绘金陵城的壮险形势以寄慨。诗人一落笔便流露出深沉的吊古伤今之情。起句“晋家南渡日”概括了西晋末的一场历史浩劫。晋怀帝永嘉五年（311），前汉刘聪的相国刘曜引兵攻陷洛阳，怀帝被俘，士民死者三万余人。汉兵烧杀抢掠，掘陵墓，焚宫庙，将洛阳变成一片废墟。是年，汉兵又攻占长安。中原士民避乱者多南渡江。而今，李白游金陵之时，自范阳起兵的安禄山已攻陷长安，玄宗仓皇出逃四川。北方人土纷纷携家南渡，避乱江东。历史好像重演了西晋永嘉年间的故事。因此，这一句诗犹如惊雷劈空而来，撼人心魄，表明了当时唐王朝已面临山河破碎、社稷倾圮的严重局面。次句“此地旧长安”，饱含着诗人对胡骑践踏京都长安的悲痛。金陵此地，今日依然是歌舞昇平气象，这正像昔日的长安。诗人没有说如今长安是怎样一副局面，他是不忍心说。这里可参照诗人在《永王东巡歌》中所描写的“三川北虏乱如麻，四海南奔似永嘉”的情景，想象当时长安的悲惨境地。

　　颔联写金陵城的陆地形势。上句说，金陵为六朝帝都，这里遗留着帝王住宅、巍峨宫阙。金陵城东有钟山，城西有石头山。王琦注引张勃《吴录》载，诸葛亮曾称叹“钟山龙蟠，石头虎踞。”下句说，钟山和石头山犹如龙蟠虎踞于金陵东西，气象雄壮。这一联在写景中显现出金陵城历代的繁华，宫廷的伟丽，王朝的兴盛，山势的壮观。诗人倾注了对祖国锦绣山川和悠久帝都的热爱之情。颈联写江面。金陵城北是空阔长江，主与钟山争雄。由于有长江限隔南北，金陵历来易守难攻，号称“天堑”。然而，六朝的末代统治者都是奢侈淫乐，不修内政，专恃天险，以为可以长治久安，但结果无一不导致金陵失陷而亡国。李白眺望着滔滔江流，回顾历史，联想当世，不由得喟然长叹。这两句含蓄地揭示了六朝兴亡的秘密，其意蕴正与后来诗人刘禹锡在《金陵怀古》中以精辟议论道出的“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相同。这里写的是“金陵空壮观”，其实诗人是暗讽“长安空壮观。”当今唐代的统治者依托关中百二山河之险，也没有能够阻遇安史叛军长驱入关攻占长安，以致重蹈六朝的复辙。“空”字可谓意味深长。“天堑净波澜”句，又透露出李白对平定叛乱的思考。瞿、朱二先生曾指出，《金陵三首》“当与《永王东巡歌》合看。”他们在《永王东巡歌》的按语中说：“当时玄宗号令不出剑门，肃宗崎岖边塞，忠于唐室之诸将皆力不足以敌安、史，则身处江南如李白者，安得不思抒奇计以济时艰？”（《李白集校注》卷二十二评笺）因为此后不久，李白就加入了永王李璘军幕并献奇计，力主永王据金陵为根本，而后用舟师泛海，直取幽燕，颠覆安史老巢。可以推想李白写“天堑净波澜”句时，对于据有长江天险的金陵城面临的重要战略地位已有所预见，并作了思考。

　　然而，写这组诗的时候，李白还是流落江湖的布衣诗人。他自负有谢安之志、王佐之才，却请缨无路，报国无门，内心的痛苦和焦虑可想而知。尾联写他正在吊古伤今之际，忽然听到从江上舟中和江岸歌楼酒馆传来一阵阵软媚的吴歌声。诗人痛感在这衰世之年，竟仍有人不以国家危亡为念，照旧声色歌舞，寻欢作乐。他实在不愿听这种靡靡之音，于是令船家转棹而去。这里的“醉客”，是诗人自喻。说是“醉客”，其实他是最清醒的。这一联运用倒卷笔法，先写醉客回桡而去，再点出吴歌自欢，这样就更含蓄地表达出诗人对当时享乐腐败世风的辛辣讽刺，他的深沉悲痛和无限感叹。这里的意蕴，同刘禹锡的“《后庭花》一曲，幽怨不堪听”（《金陵怀古》）和杜牧的“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泊秦淮）》，正是一脉相承的。

　　第二首用盛衰对照手法，抒写兴亡之感，借以示警当世。首联以倒装句式，描绘金陵城依山环水的地理形势。颔联写六朝兴盛时期，金陵城人户百万，朱楼夹道，一片富丽繁华景象。颈联一转，感叹亡国后满城春草萋萋，王宫埋没于古丘，触目荒凉、衰败。这两联一盛一衰，前后映照，包含着极深的历史教训。尾联描绘惟有那亘古不变的后湖月，仍旧照着湖波上那个荒凉冷落的瀛洲岛。这一幅清冷，朦胧的景色，融合着诗人对于故国萧条、人事变幻的深沉感伤。余音袅袅，发人深思，引人遐想。

　　第三首直以六代兴亡喻指唐王朝盛衰。首联即以唱叹出之。诗人为六代忽兴忽亡之国浇洒三杯美酒，唱一曲悲怆挽歌。颔联巧妙地将眼前的金陵城与心中系念着的洛阳、长安联系起来写。从字面上说，这两句不过是写由于历经兵燹，金陵的宫苑多已坍塌荒芜，比起秦地即长安来是少了；但围绕着这座故都的群山，却同洛阳一样多。其实，内在的深层含意是说：宫苑如林的长安城而今只怕在胡人的铁蹄下已化作一片废墟、焦土了。东都洛阳四周虽有群山作屏障，却因当政和握兵者的昏庸无能早已沦落；金陵城的山峰同洛阳一样多，到底能不能坚守得住也是难说。诗人的感慨藏而不露，寄寓在仿佛是纯客观的景物描写之中。这一联是叹今。颈联接写对历史陈迹的凭吊。吴国昔日金碧辉煌的宫殿，而今长满了野花荒草；当年东晋深宫中的绮罗珍宝，也早已荡然无存。言外之意是说，这一代代的王朝衰亡得如此迅疾，已足以使人深思，警醒。尾联总束一笔，感叹六朝繁华已尽随人事而灭，好像与长江的碧波一道向东流逝，一去不返。诗人在第一首诗中，还只是通过“金陵空壮观”暗示国家兴亡不在于山川形势的险要；而在这里他已用“人事”一词，点出了社稷的存灭取决于人事。这是组诗画龙点睛的一笔。结句展现长江沧波，无休无止，滚滚东流而去。这正是诗人不可抑止的滚滚心潮。这个结尾犹如“临去秋波”，情绪无限悲凉，意境浑茫、渺远。

　　总的来看，李白的《金陵三首》以十分简括、浓缩的笔墨，选择了很少的带象喻性的金陵景物意象，巧妙地将它们衔接、映衬与对照，使之容纳了大跨度的时间与空间，从而抒发出吊古伤今、借古鉴今的丰富情思。三首诗的情调慷慨悲凉，意境壮阔深远，深深地体现了诗人忧国忧民的满腔热忱。李白作诗任情而写，挥洒自如，不喜受声律约束，尤擅于七言古风。他写律诗，也常运古诗之气格入律，使律中有古，对中有散。《金陵三首》中，有颔联不对仗的，如“当时百万户，夹道起朱楼”；有颈联不工对的，如“金陵空壮观，天堑净波澜”；也有首联对仗的，如“地拥金陵势，城迥江水流。”可见他对仗不拘常格，纯任自然。这三首五律写得自然流走，有飘逸之致，节奏明快而不平直，语意斩截而不浅露，词采清丽而又雄健。它没有杜甫五律组诗那样描写工致，格律谨严，章法缜密，沉郁顿挫。它是疏宕的，粗线条的，大写意和大概括的。它虽非李白的代表作，却是唐代诗人中较早地以金陵怀古为题材的佳篇，对于后来刘禹锡、杜牧等人的金陵怀古咏史诗给予了很大的影响。

　　上片起首四句，勾绘一幅梅柳林塘春雪图，清峭而疏淡。高柳春才软，冻梅寒更香。暮雪助清峭，玉尘散林塘——先点明是春雪，雪中梅放，艳丽无比。梅香雪色，韵胜格雅，纯洁坚韧，历代词客骚人，常常借以托言喻志。周邦彦从“玉尘”之典取意，重在写景。那堪飘风递冷，故遣度幕穿窗。似欲料理新妆，呵手弄丝簧。词人似转入写人。以下“那堪”四句，写出内庭寒冷之状。飞舞的雪花，穿窗度幕，随风飘进室内，犹如料理新妆，手弄丝簧。拟人新颖，联想生动。

　　下片对景抒怀，由人及己，写出了词人宦游他乡、对酒销愁的情感。面对雪景，不禁思念故园，援笔授简，却又想起梁园旧事。昔日的司马相如对雪作赋，人虽已没而余韵流风宛在；词人自己虽也曾汴京献赋，而今却是如此的凄清落寞，失意沉沦。借典运事，曲书胸臆，显得蕴藉深厚。结尾三句由虚而实，从沉思中回归雪景，顾影自怜，谓聊且长夜痛饮，自我慰藉，不致辜负了这场风雪。“虚檐”的空虚与“凹廊”的曲折，恰似词人此时此刻的思想感情。词人在冷落、萧索中，执笔挥写，多少往事萦绕心头，多少愁思难以平静，在凌空的房檐下徘徊，也无心打扫回廊，只有“莫惜空酒觞”了。端起盛满酒的杯子，一杯一杯，自斟自饮，一醉方休。

　　全篇索物寄意，融心境与外物为一体，深得离合之妙。

　　这首词初看起来，是一首伤春念远的词。上阕写春光烂漫，又作转折，说春色如此美妙，却无人欣赏。下阕开头既已点明全词的“念远”主旨，接下通过回忆，写昔日邂逅的情境与别后的“幽怨”，后又回到眼前，烟月迷离，子规声咽，一片凄清景致，更增几多离愁。陈亮乃南宋气节之士，其创作绝少儿女情长。故有人认为此作寄托了恢复之志。　

　　起首用“闹”字烘托花的精神情态，同时总揽春的景象，与宋祁《玉楼春》“红杏枝头春意闹”句相比，毫不逊色，加上东风软（和煦），更烘托出春光明媚，春色宜人。翠陌，翠绿的田野；平莎茸嫩，平铺的嫩草，用茸嫩形容初春的草，贴切恰当；垂风金浅，浅黄色的垂柳。迟日催花，春日渐长，催动百花竞放；淡云阁雨，云层淡薄，促使微雨暂收；轻寒轻暖，不寒不暖，气候最佳。这些都是春归大地后带来的春景、春色。荟萃如此多样的美好景色，本可引人入胜，使人目不暇接而留连忘返。可是歇拍四句却指出：在今朝，游人未曾赏玩这芳菲世界，只能被啼莺语燕所赏玩。莺燕是“能赏而不知者”（《草堂诗余正集》沈际飞语），游人则为“欲赏而不得者”（同上）。

　　鉴于人情世故都是这样，尚有何心踏青拾翠！过片两句，因寂寞而凭高念远，向南楼问一声归雁。从上片看，姹紫嫣红，百花竞放，世界是一片喧闹的，可是这样喧闹的芳菲世界而懒得去游赏，足见主人公的处境是孤立无助的，心情是压抑的。雁足能传书信（见《汉书·苏武传》），于是鸿雁充当了信使，因为征人未回，向南楼探问归雁消息。金钗三句，谓昔年赏心乐事，而此时已如风消云散。金钗斗草，拔金钗作斗草游戏。宗懔《荆楚岁时记》：“竞采百药，谓百草以蠲除毒气，故世有斗草之戏。”青丝勒马，用青丝绳做马络头。古乐府《陌上桑》：“青丝系马尾，黄金络马头。”罗绶三句，谓难忘别时的恋情，难禁别后的粉泪，难遣别久的幽怨。罗绶分香，临别以香罗带贻赠留念。秦观《满庭芳》“罗带轻分”，亦此意。翠绡封泪，翠巾裹着眼泪寄与对方，典出《丽情集》记灼灼事。几多幽怨，数不清的牢愁暗恨。正销魂三句，有两种断法，一断在“魂”字后，另一断在“又是”后，两者都可，而后者较恰当。因为一结要突出“又是”之意，用“又是”领下面两句，由于又看到了与昔年离别之时一般的疏烟淡月、子规声断，触发她的愁绪而黯然销魂。子规，一名杜鹃，相传古代蜀君望帝之魂所化。（《华阳国志·蜀志》）子规鸣声凄厉，最容易勾动人们别恨乡愁。　

　　这首词上片，作者几乎倾全力烘托春景的无比美好，而歇拍三句，却来一个大转折，指出人们以不能游赏美好的春景为憾事，以如此芳菲世界被莺燕所占有为惋惜，才领会前面之所以倾全力描绘春景者，是为了给后面的春恨增添气势。盖春景愈美好，愈令人惆怅，添人愁绪，也就是春恨愈加强烈。杜甫所谓“花近高楼伤客心”（《登楼》），“感时花溅泪”（《春望》），即为此种思想感情的反映。下片似另出机杼，独立成篇，其实不然，它是全词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上下片有岭断云连之妙。上片因春景美好反而引起春恨，这是客观景物与内心世界的矛盾，而所以铸成此种矛盾的，伤离念远是一个主要因素，下片就是抒写离愁别恨的，因而实与上片契合无间。从赏心乐事的一去不返，别后别久的十分怀念，别时景色的触目销魂，都在刻画主人公的感情深挚。可是作者是一位“推倒一世之智勇，开拓万古之心胸”（黄宗羲《宋元学案·龙川学案》）的铁铮铮汉子，他写作态度严谨，目的性明确，每一首词写成后，“辄自叹曰，平生经济之怀略已陈矣”（叶适引陈亮语）。所以很难想象他会写出脂粉气息浓郁的艳词。据此，才知下片的闺怨是假托的，使用这类表现手法在诗词中并不鲜见，大率以柔婉的笔调，抒愤激或怨悱的感情。此种愤激之情是作者平素郁积的，而且与反偏安、复故土的抗金思想相表里，芳菲世界都付莺燕，实际的意思则是大好河山尽沦于敌手。为此，清季词论家刘熙载评这几句词：“言近旨远，直有宗留守（宗泽）大呼渡河之意。”（《艺概》）以小词比壮语，不觉突兀，是因其精神贴近之故。

　　陈亮传世的词七十多首，风格大致是豪放的，所以明代毛晋说：“《龙川词》一卷，读至卷终，不作一妖语、媚语，殆所称不受人怜者欤！”（《龙川词跋》）后来他看到此篇及其他六首婉丽之词，修正自己的论点，曰：“偶阅《中兴词选》，得《水龙吟》以后七阕，亦未能超然。”（《龙川词补跋》）其实毛晋本来的论点还是对的，无须修正。作家的作品，风格、境界可以多样。陈亮词的基调是豪放的，但也出现一些婉约的作品，毫不足怪。苏轼《水龙吟·和章质夫风花》、辛弃疾《摸鱼儿·暮春》，情调岂不缠绵凄婉，但毕竟与周（邦彦）、秦（观）不同，苏、辛和陈亮的词，和婉中仍含刚劲之气，所谓骨子里还是刚的，关于这一点，明眼人一眼就能看的出。

　　诗的前两句写边镇少数民族将领的逸乐，后两句写关西老将长期征战之苦。诗人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鲜明对照，表现了汉、蕃两族将领的苦乐不均，这首诗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诗歌境界得到了提升。

　　“黑姓蕃王貂鼠裘，葡萄宫锦醉缠头。”两句写边镇少数民族将领的逸乐。从三个方面写黑姓蕃王的生活：一是穿着：貂鼠裘以示名贵；二是宴饮：写纵荡不羁；三是玩物：葡萄宫锦以示器物的奢侈。写边镇蕃王，不去写他的军事生活，而是选择一些细节写他的享乐生活，可以看出他们的地位，他们的骄纵。

　　“关西老将能苦战，七十行兵仍未休。”两句写关西老将长期征战之苦。“能”，主要不是说具有能力，而是说其不得已。一个“苦”字，是关西老将全部征战生活的写照。“七十”，写出了老将年迈而非确指。“仍”概括了老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征战生活，“苦”字自在其中。写“关西老将”专写其征战生活，与“黑姓蕃王”适成鲜明对照。“黑姓蕃王”逸乐如彼，“关西老将”苦战如此，诗人因而感慨。诗中仅把两种鲜明对照的现象作客观罗列，而写的实际是诗人所感。

　　岑参这篇作品以自己边地所见把“黑姓蕃王”与“关西老将”作鲜明对照，表现了汉、蕃两族将领的苦乐不均，这样，这首诗就上升到了政治层面，使诗歌境界得到了提升。

　　这是一首咏史诗，题写于梁元帝萧绎所撰的《金楼子》书页之上，主要内容是抒发对梁元帝萧绎焚书之事的感慨。不过诗中所言焚书的史事是两起，这两起历史事件却不是一回事。

　　焚书之事，历来最为士人所痛心。书是人类经验认识的结晶，是知识的储藏，是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得以沿袭的重要载体是属于人类的财富。焚书之事并不始于秦始皇，焚书之事在秦之后也屡屡有之。不过，秦始皇的焚书无疑是中国历史上影响最大的焚书事件，以至于遮掩了其他的焚书之事。如果就书籍而言，秦始皇的焚书所造成的损失却未必大于梁元帝萧绎的焚书。秦始皇焚书影响之大，一是由于是统一政权所采取的大规模行动，地域之广，涉及的人群之多，与此前的六国焚书相比，影响自然不可同日而语；二是秦始皇的焚书是以国家法令的形式实行，若有违抗，国家就有严厉的惩处，充分表现了专制政权的粗暴与专横。但是，秦始皇的焚书却并非是“尽焚其书”，而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据《史记·秦始皇本纪》记载，始皇帝三十四年（前213），为了钳制士人的政治批评，确定皇帝“别黑白而定一尊”的绝对权威，李斯建议：“臣请史官非《秦记》皆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者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有学法令，以吏为师。”秦始皇批曰：“可。”这段文字说得很清楚，在这一次禁焚书籍的政治举措中，有实际的生活功用的“医药卜筮种树之书”不在被禁焚之列，有关社会治理的法令之书也不在被禁焚之列，被禁被焚的是那些会启示人的思想、带动人的思考的书籍，一是史书，二是战国以来的以儒学典籍为首的诸子之书。而这两类书籍的被焚也规定了范围：史书中要焚毁的是非秦国的历史之书，也就是说，只许保留秦的记忆，借此以构建秦之统一天下的历史合理性；诸子之书则禁止在民间流传。朝廷中的博士之官要备皇帝的顾问，要参与政治的决策，仍然需要广泛的知识，故皇家图书馆中收藏的“《诗》、《书》、百家语”不在禁焚之列。因此，秦始皇的焚书是为了在民间实行禁学而愚民的政策，行为虽严酷，焚毁的书籍种类与范围都是有限的。

　　梁元帝萧绎的焚书就不同了。萧绎自幼好学，酷爱读书，手不释卷，甚至在患眼疾时也是如此。他在一眼失明之后，不便执卷而读，就安排了专人为他朗读，以代自读。而且是每晚五人轮流值班，通宵达旦，诵读不歇。萧绎涉猎甚广，颇以学问自许，曾言：“我韬于文士，愧于武夫。”（《南史》卷八）又在《金楼子序》中说：“窃重管夷吾之雅谈，诸葛孔明之宏论，足以言人世，足以陈政术，窃有慕焉。”他以管仲、诸葛亮为期许，自信有治国平天下之才，而将书籍视为知识与智慧的宝库。因为爱书，故收藏丰富。萧绎在江陵藏书之多，有十四万卷之巨。这里有他的收藏，还有从金陵运来的历代皇家藏书，不仅是经、史、子、集俱全，儒、道释、仙兼备，而且多是珍本。这十四万卷图书是自秦汉以来数百年的精神财富又历尽战乱之后的珍藏。当西魏攻破江陵之夕，萧绎将这批珍藏一炬焚之，又将自己的佩剑在柱上砍折，自叹曰：“文武之道，今夜尽矣！”不将珍藏留于敌人，在萧绎，这是血与泪的共泣，是悲与愤的并发。但看他焚书与折剑，有用则珍藏，无用则焚毁，十四万卷历代珍藏与一把佩剑一样，都不过是他个人的私产。萧绎虽然爱书，却并不尊重文化知识的历史公有性。这样的焚书，对文化传承带来的破坏就要远胜于秦始皇的焚书。

　　李煜此诗正是着眼于萧绎与秦始皇两件焚书事件的区别而发表感慨。前二句以书卷的华丽装饰与“火烧”对比，说萧绎曾有感于荆州焚书而使王粲作品仅存一篇，但是当他自己焚书之时，却连王粲仅存的一篇也一同焚毁了。这是以沉重的感慨来印证序文中两次出现的“尽焚其书”。后二句说即使酷烈的秦始皇，当年也是有选择性的焚书，民间书籍虽然无存，宫廷典籍尚可流传，因此后人才有可能读到“遗篇”。相比于萧绎行为的绝对与自私，秦始皇的焚书可以说是网开一面，对书籍的文化价值有手下留情之意。这层意思以反问出之，与前二句写萧绎事不仅有对比的效果，也加强了语气，对萧绎之举深感痛心。

　　古人素来有谶语一说，即本来是偶尔言之的事情，最后却成了事实，仿佛冥冥之中有命运之神在聆听与拨弄，人则“不幸而言中”。李煜就萧绎焚书而作的历史批评，表达了他对书籍价值的认识与珍惜，也见出他有超越一己之私的历史识见。可是当北宋攻破金陵城池之际，他却将南唐三代君主所收藏的典籍字画同样付于火烛，这首诗在某种程度上因此而具有谶语的意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