注释
注释
霤:屋檐。
法侣:道友。南朝?梁武帝《金刚般若忏文》:“恒沙众生,皆为法侣。”
朝右:位列朝班之右。指朝廷大官。
缶:盛酒浆的瓦器。亦有用铜制造者。亦指瓦质的打击乐器。
金奏:敲击钟镈以奏乐。常用以指庙堂音乐。
此诗共十六句,分三部分。前六句开门见山写虎的凶恶。开始四句以赋的笔法说明戈也不能冲击它,弩也不能弹射它,乳孙哺子,相继为非。五、六两句极言其作恶之甚。当时藩镇拥兵自重,不听朝廷调度,不仅自署文武官吏,征收赋税,甚至以土地传之子孙,父死子握其兵权,企图夺取唐王朝的天下。由于各镇时有叛乱,藩镇和朝廷的战争以及藩镇之间的混战,此起彼伏,严重地破坏了生产,给人民带来无限痛苦。诗人以极大的愤慨面对现实,捕捉住事物最突出的本质特征,以此喻象建立起可感的形象,指摘时弊,切中要害。
中间四句紧承上面的意思指出,有法术能制虎的黄公都怕遇见它,而它看见具有虎形却不食生物的仁义之兽驺虞,心里还感到不舒服,嗔怪驺虞的无用。这是诗人以独特的感受与典型客观事物有机融和创造出来的“猛虎”形象。李贺生活在如上所述的社会环境中,藩镇为害之烈,在他的视觉、听觉、触觉以及头脑中都印象极深。这里不直说虎如何伤人,也不去说虎如何凶猛,而是从别人对它的反应上做出鲜明有力的表现,然后再用仁兽驺虞与它两相矛盾着的因素加以申述,既说明了它的残虐,更指出了它“非仁德所能感化。“这种层次分明”,步步递进的高超的艺术表现力,起到了给人以深刻启示的艺术效果。
最后六句,前两句先说人有宝刀,但悬之壁间无以为用,不能以之除害,宝刀愤激不甘而作雷鸣。这两句诗感情色彩极其浓烈,寄托着诗人愤世的激情。王琦注云“刀作雷鸣似愤人不能见用之意”。李贺热切期望扫平藩镇,完成国家统一,在政治上有所作为:“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南园十三首》其五),但却遭到小人的排挤,沉沦下僚,前进无路,报国无门,这种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在他热情的心里进发出愤怒的火花:“忧眠枕剑匣”,“壮年抱羁恨,梦泣生白头!”后四句把矛头直指官家。意思是说泰山之下有妇人一家死于虎口,官家虽然限期捕虎,但只不过是虚张声势的具文,官吏极怕“猛虎”,不敢去冒险。先从“妇人哭声”着墨,陈述人民在官家对虎无能为力,一味退避的形势下受害之深重,然后引到“吏不敢听”,指出他们不敢听官司之期限,创造出对强藩悍将畏之如虎的官家形象。前者写以妇人为代表的广大受难者,后者写以官家为代表的统治者,它们交织在一起显示出诗人正面现实,异常沉痛的心情。
这首诗古朴无华,意境深邃,用最经济浓缩的笔墨畅述胸怀,从各个侧面充分准确地刻画出猛虎可憎、可恶、可怕、可恨的形象,流露出诗人隐藏在内心深处炽热如焚,忧国悯时的极大痛苦。
古时的文人在不满现实而又无力改变现实时,往往借虚幻的境界寄寓自己的政治理想。王绩这篇文章借用神话传说中的一些情节,塑造了“醉乡”这样一个“其气和平一揆”“其俗大同”的理想王国,其间“无爱憎喜怒”“刑措不用”,无为而治,常人难达其地,只有“爱道者”阮籍、陶潜等十数个“酒仙”,有幸“游于醉乡”。
王绩曾在隋朝为官,年轻时,也有立功封侯的壮怀;入唐后,对新王朝不满,不久就弃官归隐。他仿效陶渊明、阮籍、刘伶诸人,纵情饮酒,蔑视礼法,以这种方式宣泄心中的块垒,企求精神的解脱。他把醉乡看作理想境界,就含有以醉态与现实抗争的意思。《新唐书·王绩传》言王绩“著《醉乡记》以次刘伶《酒德颂》”。刘伶的《酒德颂》直接颂扬酒德,对陈说礼法的“贵介公子、缙绅处士”表示了极度的蔑视;王绩的《醉乡记》则宣扬醉乡功德,以嗜酒来麻醉自己,表露了逃避现实、明哲保身的消极态度。
文中对醉乡的状写受到《老子》《庄子》中有关内容及陶渊明《桃花源记》等多方面的影响,其中有如同桃花源一样平旷开阔的自然环境,有如同庄子《逍遥游》中所描绘的“不食五谷、吸风饮露”的神仙一般的居民,也有类似老子赞美的“使有什佰之器而不用”的生活习俗。作者把这些特征汇聚于笔下,创造出一个无是非纷争、无矛盾差异的境界,人归返于自然之中,呈现出与自然同样质朴率真的风尚。但值得注意的是,陶渊明作《桃花源记》,其记述重点完全在理想国自身,以桃花源没有压迫欺榨、人人平等的社会特征及其与外界隔绝的状态,显示出与现实的区别,表明对现实的否定;而此文虽然也创造了一个与世不同的境界,但作者对其描写却比较简单粗略,更多的篇幅则用于叙述古代各朝君王与醉乡的关系之上,其中有以不同方式与醉乡交往的黄帝、尧、舜和周武王,也有与醉乡隔绝的禹、汤、桀、纣以及幽、厉、秦、汉各代。这样,醉乡就不仅是理想的象征,也成为衡量评判现实社会的标准。
显而易见,作者肯定的是与醉乡有交往的君王,而否定与醉乡隔绝的君王。他以这样的褒贬方式,进一步揭示了醉乡所象征的理想社会的思想内涵,而同时,也流露出他思想上存在的矛盾。他没有让历史上有贤君之称的禹、汤与醉乡发生联系,原因是“禹汤立法,礼繁乐杂”,这表明他把醉乡与封建礼法相对立,反映了他反对封建礼法的态度。但另一方面,他的褒贬又基本符合儒家的传统标准。他肯定了周武王的政绩,赞美周武王统治的社会“四十年刑措不用”,说明他并非笼统地一概反对封建礼法,因为西周恰恰是孔子最推崇的朝代,复辟周礼是孔子孜孜以求的目标,历代封建统治者也把西周视作礼法制度最完美的典范。他更渴求的不是取消封建礼法,而是祈求一个合其心意的贤君。他的不满产生于自身所处的社会环境,当他以一种特殊形式表示与现实的对抗时,思想深处并没有真正背离儒道的基本原则。
他写到在与醉乡隔断的朝代,总有爱道者私至醉乡,而自己也得以游历醉乡。显然,他是把阮籍、陶渊明引为同调,同时也暗示自己所处的正是不能与醉乡相通的朝代。他以醉乡对抗封建礼法,主要是出于对现实的不满,他把能与醉乡相通者称为“爱道者”,以与丧乱的时代相对立,说明他终究还是把封建之道作为立身准则,并非真是醉乡之人。
这篇文章以醉名乡,所举的人和事都与酒有关联,如夏桀与糟丘,黄帝立酒人氏之职,阮籍、陶渊明的酣饮等。这些都有史可查,巧用于文中,自然而富有趣味,足见构思的精妙。在用字上,也很见作者的苦心,如写与醉乡的关系,禹汤用“隔”,桀纣用“不见”,幽厉等则用“绝”,用字的差异表明作者对他们的贬抑程度的不同,他对后两者的态度显然比对禹汤更为严厉。
这首词的写法是:“紧扣别宴,思前想后”。他把离别的情绪融贯到对过去的回忆和对前途的想像之中去,不同一般,别有一番风味。
词的上片由别宴写起,进而追忆到过去相聚的时日。一开篇就说船已经挂起帆来了准备离去,久久不能离去,只是一杯杯地饮着好友送别的酒。这就把不得不离去又不忍离去的矛盾心理形象地表现出来。为什么“张帆欲去”?因为“携家作客真无策”、“长乘舴艋竟安归?”(《元日》)词人在战乱之中,携家南奔,屡次寄居,终非长策,但却非走不可。为什么“仍搔首”?因为与义和大光友情诚笃,不忍分别,所以搔首踟蹰。这里词人很自然地追忆起在腊月间相聚的时日,朋友们饮酒赋诗;同时,更盼望着春天的到来,以与友人更好地流连吟咏,然而春天到了,桃花才吐蕊,而自己却要与友人告别了!“匆匆”之中,包含了无限惜别之意。“吟诗”两句,清刘熙载《艺概。词曲概》赞为“好在句中”,就是说其本身即为佳句,不待上下文关照,自然映发,自见妙处。
词的下片仍写别宴。写过了酒,紧接着从歌上落笔。古人送别时唱“骊歌”,如苏轼《江城子。孤山竹阁送述古》所写“且尽一樽,收泪听《阳关》”宋代州郡长官设宴,有官妓陪侍,歌舞酒声远远飘去,可见宴会的盛大,此“歌声”就是歌妓所唱。“歌声频为行人咽”,临别之际,歌妓也为之动情,几度呜咽不能成声。因此感动了词人:“记著樽前雪”。“雪”为“雪儿”省略,而“雪儿”又是指代歌妓的。雪儿为隋末李密歌姬,善歌舞,能够根据音律填词而歌,称“雪儿歌”,后来泛指歌妓。词人因歌而记着歌者,即记着此别,记着饯别的主人,一语而三得。酒醉人,而歌声也足以醉人。“明朝酒醒大江流”,此笔回旋一转,想到明朝酒醒之后,此身已随舟漂到湘江。此行何去?相距一百二十里的衡州(今衡阳)是第一站。
“满载一船离恨向衡州”:载人而曰“载离恨”,“离恨”而曰“一船”,“一船”而且“满载”,即满载离恨表达了作者不忍惜别的情意,与首句“张帆欲去仍搔首”紧密关连,也同作者《别大光》诗的“滔滔江受风,耿耿客孤发”相补衬。这最后两句,化用苏轼在扬州别秦观的《虞美人·波声拍枕长淮晓》词的“无情汴水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而这里情感更为丰富。运用前人成句时切忌字句意义完全相同,但又不可距原句意思过远。与义此处构句可谓运用前人之后,却自然切合己事,变化处又别出心裁,较之上片之结,艺术上也不相上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