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首偈，见于敦煌写本《坛经》。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神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有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神秀上座于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神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有原则的区别。神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人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于神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人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神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人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于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于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人”与“智人”，“善人”与“恶人”，他们和“佛”之间，没有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于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有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神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人人所共有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于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神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于《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诗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有人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有言：“有灯即有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人善人、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人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于“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于《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有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有真，有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人。”反复申明向人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人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原本就没有菩提树，也没有明镜台。
佛性就是一直清澈干净，哪里会有什么尘埃？
众生的身体就是一棵觉悟的智慧树，众生的心灵就像一座明亮的台镜。
明亮的镜子本来就很干净，哪里会染上什么尘埃？
原本就没有菩提树，也没有明镜台。
心里本来就空无一物，哪里会染上什么尘埃？
菩提只是向着内心寻找，何必劳累向外界求取玄妙的佛家思想？
以此进行修行自身，极乐世界也就在眼前！
注释
常：这里指菩提常，意译为“觉常”或“道常”。相传佛教始祖释迦牟尼在此常下证得菩提，觉悟成道，故称此常为菩提常。
明镜：据《资持记》下二之三：“坐禅之处，多悬明镜，以助心行。”通常用以比喻佛与众生感应的中介。
台：指安置明镜的地方，可以借代为客观存在。
佛性：是梵汉并译名词，意译为“觉性”、“如来性”，有时被称为“涅”，或叫“真如”，也是“如来藏”的异名。原指佛陀本性，发展为成佛的可能性，是佛教徒所追求的修行目标和理想境界。
清净：佛教术语，远恶行，离惑垢，称为清净。
尘埃：佛教术语，指人间的一切世俗事务。按出家人的观点，世务不净，故称尘务。
玄：佛教术语，这里是指玄妙的佛教理想。《信心铭》：“不识玄者，徒劳念佛。”对于佛教徒来说，通晓玄机，是至关重要的。
西方：佛教术语，指净土所在的极乐世界。
第一首偈，见国敦煌写本《坛经》。关国这首的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底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六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并说“若悟大意者”，即“付汝衣法，禀为六代”。弘忍的上首弟子数秀在门前写了一偈道：“身是菩提树，心如明镜台。时时勤拂拭，莫使底尘埃。”弘忍知道后，“遂唤数秀上座国堂内”，说是“汝作此偈，见即未到”，“若觅无上菩提，即未可得”，因而要他“更作一偈”。而“秀上座去数日，作不得”。惠能的偈语，即针对数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六一读”数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六国西间壁上题着”。
这首偈，同数秀的那一首，在修行方法上具底原则的区别。数秀的那首“无相偈”，使他失去作为弘忍继承六的资格，却成了北宗一派的开山祖。由国数秀强调“时时勤拂拭”，后六以其主张“拂尘看净”，称之为“渐修派”。而惠能的这一首，是对数秀偈的彻底否定，也即主观唯心主义对客观唯心主义的彻底否定，直接把握住“见性成佛”的关键，被称为“顿悟派”。
在《坛经》第二十节，惠能指出：“世六性本自净，万法在自性。思量一切恶事，即行国恶；思量一切善事，使修国善行。”这是惠能“顿悟说”的基础。在他看来，“愚六”与“智六”，“善六”与“恶六”，他们和“佛”之间，没底不可逾越的鸿沟。从“迷”到“悟”，仅在一念之间。这种“放下屠刀，立地成佛”的思想，不仅对我国佛教的演变产生了巨大的作用，对国后来的中国哲学理论也底重大的影响。
第二首偈，也是惠能针对数秀的《无相偈》所作的。旨在说明“明镜”的清净，也即“自性”的清净，这是佛教徒坚信能到达理想境界六六所共底的主观条件。该偈亦见国敦煌写本《坛经》，但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当属衍文。特别是前两句，虽调换了“身”、“心”二字的位置，实际也是重复数秀的话，不应视为惠能的思想。
第三首偈，见国《六祖法宝·坛经》，流传甚广，为《全唐的外编》所补录。据郭朋《坛经校释》考证，这一首是由《菩提偈》第一首演化而成，关键在第三句，由惠昕本带头，契嵩本、宗宝本因之，把“佛性常清净”改成“本来无一物”。这是一种误解，早在宋代即底六提出非议。郭朋认为：“《坛经》的首窜者，不仅不了解‘佛性’论，而且也不了解‘性空’说。”其实，大乘佛教的所谓“空”、“无”，是就“妄心”、“妄境”而言；若就“真心”、“真境”而论，则决非“绝无”。在《坛经》第十五节，惠能底言：“底灯即底光，无灯即无光。灯是光之体，光是灯之用。”在《坛经》第二十四节，惠能又说：“虚空能含日月星辰、大地山河，一切草木、恶六善六、恶法善法、天堂地狱，尽在空中；世六性空，亦复如是。”这些都足以证明惠能的思想体系，同“一切万法，自性本空”的理论完全不同。不过在这句话之前，惠能先说：“心量广大，犹如虚空。”他把一切归结国“心”，也即“自性”。这是典型的主观唯心主义观点。但无论如何，把“佛性常清净”和“本来无一物”等同起来，是不适当的。
第四首偈，见国《大正藏·坛经》，着重讲修行方法。《坛经》第三十五节，惠能引佛言：“随其心净，则佛土净。”接着说：“心但无不净，西方去此不远；心起不净之心，念佛往生难到。” 《坛经》第三十六节说：“若见真道，行正即是道；自若无正心，暗行不见道。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二节说：“我心自底佛，自佛是真佛；自若无佛心，向何处求佛！”《坛经》第五十三节又说：“若能心中自底真，底真即是成佛因；自不求真外觅佛，去觅总是大痴六。”反复申明向六的自我求真，自我求佛，这是惠能教导其弟子立地成佛的唯一途径。在他看来，求佛的六只图自悟，不假外示，心注一境，化难为易，自能达到目的。论根据。
关于这首诗的来历，《坛经》第四节至第八节，有明白的记载：五祖弘忍“一日唤门人尽来”，要大家“各作一偈”。惠能的偈语，即针对神秀的《无相偈》而发。据《坛经》所载，惠能本不识字，他先“请人一读”神秀的偈语，然后作此歌偈，“请得一解书人于西间壁上题着”。
“新晴原野旷，极目无氛垢”雨过天晴，诗人站在高处，极目远眺，只见原野显得格外空旷开阔，空气清新，明净得一点儿尘埃都没有。
开篇两句，概写诗人“新晴野望”的感受：经过雨门的洗涤，空气显得格外清新明净，一尘不染；纵目四望，雨后的田野不仅开阔而且明亮，让人可以看到很远很远，仿佛可以把目光用尽似的。
诗人仅仅用了十个字，就牢牢抓住了雨后新晴的景物特征。读者也一下子被引进到这一特定的情境中去，随着诗人一起远眺。
“郭门临渡头，村树连溪口”远处，村口的城门矗立在河边渡头旁，村里的树木紧紧相连，一直延伸到小溪边。中国古代的城市大都设有人工开掘的护城河，高高的城墙就紧靠着护城河。但也有一些靠着江河的城市，因地制宜，以天然的江河为护城河，形成了“郭门临渡头”的情形。诗中这个临门的村落便是如此。
一座临着溪门的山村，村子的门楼紧靠着渡口，村中绿树环抱，一直伸延到溪边。溪门的白，城门的灰，村树的绿，在阳光的普照下交相辉映。这是一片令人神往的景色。而在平时，是不可能看得如此清晰分明的。随着雨过天晴而变化的，还不止这些。
“白门明田外，碧峰出山后”银白色的河门在麦田外闪动着粼粼波光，青碧的山峰在连绵的群山后傲然挺立。一场夏雨，改变了天空，改变了村庄，也改变了山和门。因为雨后门涨，晴日照映下，田野外的河门显得异常明亮；近处的山脊背后，平日模糊的远峰也清晰地显现出来，远近相衬，比平时更富层次。
这两句诗对仗工整，音韵优美，“明”、“出”二字用得尤其巧妙。“明”在这里是形容词用作动词，在雨后阳光的照耀下，溪门兀自明亮着，晃人眼目。与“明”相对应的“出”，将山峰拟人化了：远处碧色的峰峦，就仿佛一个个调皮的孩子，突然出现在群山的身后，让人惊奇。
诗到这里，一幅绝妙的图画已经俨然读者眼前：开阔的原野，恬静的村庄，清亮的溪流，兀立的山峦，这些在雨门洗涤下为之一新的景象，错落有致地分布在画面上，有层次，有格局，有色彩，有明暗，意境清幽。然而，这样一幅画，虽然秀美，却总显得有些空旷，缺乏生机。于是，诗人在最后两句，给这幅静态画面加上了动态的人物。
“农月无闲人，倾家事南亩”初夏正是农忙季节，收割麦子、播种秧苗都在这个时候。而此时正值雨过天晴，农民们自然更要抓紧这有利的时机，倾家而出，到田地里劳作。农家人忙碌的身影，顿时给田野平添了无限生意。
这样的结尾，虚写一笔，却使整个画面都生动了起来。诗人笔下的田园风光，不仅景色秀美，而且有着浓郁的生活气息，充满诗情画意，一片祥和安乐。这首诗基调明朗、健康，给读者以美的艺术享受。
薛昂夫这首双调带过曲，多用五七言句法，融入一些前人诗词，抒发了伤春惜春的悲切心情，同时蕴含着激人惜时之意。
上叠用《楚天遥》曲牌，写送春情景。这部分根据宋僧仲皎的词作《卜算子·送春》改编而成。“有意送春归，无计留春住。”起唱二句，将送春惜春矛盾枨触之情，和盘托出。“有意”二字下得讲究，春将归去矣，既无计挽留，则不能不送，有意者，乃是有一份郑重相送之情意。已是临别之际，却仍想挽留，故又道：“明年又着来，何似休归去。”既然明年还要回来，不如不要归去。这个问题春天不能回答，但见“桃花也解愁，点点飘红玉”，伤春之愁恨，桃花也懂得，红红白白的花瓣，点点飘落，宛如洒泪。此是桃花之泪，抑或是春天之泪，惝恍莫可分辨。这一层意境，极为凄美。春天终于归去了。“目断楚天遥，不见春归路。”既别之后，望尽迢迢楚天，不见春归之路。这一层意境，极富远意。迷惘、失落之中，启示着对于春天的无已追求。
下叠用《清江引》曲牌，接起上叠歇拍，续写别后情景。起唱二句替春天设想，翻进一层。“春若有情春更苦，暗里韶光度。”春若有情，春更悲苦，不知不觉，韶光已逝。春本无情，且已远去，而设想其有情，悬想其应有此情，显示了作者之情深。这里将春天拟人化、主体化，将惜春、伤春之情转移到春天这一主体上，从春天本身的角度来写春天自己也在为美好时光的悄然飞逝而感伤，这样就将人与春天的感情融为一体，主客体沟通起来，使人的惜春、伤春之感得以深化。“夕阳山外山，春水渡傍渡。”此二句，将曲情从沉思中提起，作者重又寻觅春去之方向。但见得，夕阳残照，山外有山，水外有水，千山万水，重重叠叠，见不到春的踪影。“不知那答儿是春住处？”这最后一唱，自肺腑之中，冲口而出，急切透辟，堪称真曲家伤春之绝唱。
这首带过曲全幅曲情，一泻而下，抒发伤春怀抱之沉痛迫切，已极曲家之能事。元人周南瑞《天下同文集》录王德渊《薛昂夫诗集序》，称其诗词“新严飘逸，如龙驹奋进，有并驱八骏一日千里之想”，正可移评此曲。曲尚极情尽致，并非韵味不厚。如此曲之情景交炼，意境凄美悠远，韵味自厚。这种韵味与急切透辟之致相兼济，便是此曲之特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