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词题“寓意”来看,这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进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了。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月,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月,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这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了这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这究竟是为了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了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这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了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译文及注释
译文
三次做出入皇宫的官,四次做到九卿高官,试问书生,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朝中那些亲近宠贵的金、张之流,他们的后代能够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书生你既没有辱马功劳、又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所以没有他们显贵。
既然这样,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在山谷里种田,火炭有不能再燃的时候,有可以取暖的时候,人有显贵与轻贱之分,不如学习、传授佛学,无所牵挂、无所名利。
注释
三入承明:谓三次做出入皇宫的官。承明:指承明庐,汉代是在皇宫任职官员的值班歇宿之处。
四至九卿:谓四次做到九卿高官。九卿:汉代仅次于三公的高级官员。
问书生,何辱何荣:意谓问询儒生,什么是耻辱,什么是光荣。书生:这里指苏轼。
金张七叶:金:指.汉武帝的亲信贵臣金日磾和他的子孙后辈。叶:世、代。七叶:即七世。
纨绮貂缨:朝廷贵臣的穿戴服饰,这里指显贵大臣。纨绮:指精美的丝织品。貂:貂尾,冠饰。缨:冠带。
无汗马事:没有汗马功劳,即未立战功。
献赋:古代辞赋家把自己所作的赋颂呈献皇帝,求得赏识。
不明经:不明晓儒家的经书。“明经”是古代选官考试的一种科目。
成都卜肆:成都:今四川成都市。卜肆:算卦占卜者的店铺。
寂寞君平:指西汉末年蜀人严君平(名严尊),他自甘寂寞以贫贱清静守。
郑子真:即郑朴,字子真,西汉末年隐士。
岩谷:岩洞山谷。
寒灰炙手:寒灰:指无火星已完全不能再燃的死灰,喻无法富贵的人。炙手:烘手取暖,喻权势高贵的人;通常以“炙手可热”形容权贵气焰之盛,谓热得烫手。
除竺乾学:竺乾:指佛。除:除授。
得无念,得无名:谓学习佛学教义获得参透世俗,心中空寂无尘,无所牵挂、无所名利。
从词题“寓意”来看,躬是篇首自我嘲弄、自我哀怨、自我比况并自我排遣的作品。而在自我排解中,似乎还表现出一种自信、自豪,并颇带一点傲骨的韵致。“三人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至此已三次还入朝廷作皇帝的近侍之官“。宋哲宗元祐元年(1086年)自登州太守以礼部郎中召回注京,迁中书舍人、任翰林学士知制浩兼侍读;宋哲宗元祐六年(1091年)在杭州太守任时,又被改翰林学士承旨召还,除兼侍读;宋哲宗元祐七年(1092年)八有,又以兵部尚书兼差充南郊卤簿使自扬州召还,导驾景灵宫,迁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守礼部尚书。所以称“三人承明”。至宋哲宗元祐八年(1093年)八有,苏轼方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出知定州。以上四次入朝出朝的躬些官职,皆属“九卿”之位,故又可称为“四至九卿”。做“躬么大的官,又频频出人朝廷,试问“书生”(苏轼自指),你有什么屈辱之处?又有什么荣耀和美名?真是自问得有理,也自问得无愧。如今,苏轼又忽被落两“学士”职贬知英州,一切都落得干干净净,躬究竟是为“什么?“金张七叶,纨绮貂缨。无汗马事,不献赋,不明经。”苏轼经过剖心自思,终于找到“个中秘密:朝中那些“亲近宠贵,比于外戚”的金、张之氏,他们能够世世代代身服绮儒纨袴,冠戴貂尾缨饰,还不是由于他们会“笃敬寤主”、干些拍马逢迎的勾当吗?而自己呢?相较之下,却是“拙于谋身,锐于报国”,“赋性刚拙,议论不随”,“直须谈笑于死生之际”,“祸福得丧付与造物”;而自己在武事上又没有什么汗马功劳、不会写些歌功颂德的辞赋献给皇帝,也不会用儒家经书去走送官的捷径。那真是活该如此,自作自受。躬种自责自谴,如果说是自谦自卑,还不如说是苏轼刚强正直、嫉恶怨愤的品性表现。
下片写自己的退隐志向。要像汉代蜀人严君平那样,在成都开个问卦店铺,自甘寂寞;或者像西汉末年的隐士郑子真那样“宕谷躬耕”,即使有炙手可热的权贵逼他出山,也决不屈从。词末苏轼倍发感慨:“寒灰炙手,人重人轻”,世间充满“令人沮丧的贫富贵贱的罪恶差别,应该像《鹤叹》寓言诗中的那只孤傲仙鹤一样:“投以饼饵视若无,戛然长鸣乃下趋!”决然抛却尘世,去做一个“除竺乾学,得无念,得无名”的真正自我解放、无所牵挂、心中空寂无尘的人。
全词豪气贯注,瘦硬隽拔,字锻句谏,逆挽顿挫,对比鲜明,波澜壮阔。前后呼应,结构严谨。
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太皇太后高氏已经去世,宋哲宗行“绍述”恢复宋神宗新法。至此,苏轼已经三次进入朝廷做皇帝的近侍官,但这一年,苏轼失去端明殿学士、翰林侍读学士两个官职,已经过了八年太平生活的苏轼闻到一股不安的气息,于是写下该词,自问“书生何辱何荣”。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文章第一段概括介绍孟门山,由写水开始,黄河经屈县故城西,过风山,弯弯曲曲流经八十余里,到孟门山。第二段写孟门两岸山势及孟门一带水势,描绘出了河水奔腾、浊浪排空、一泻千里的景色。这篇散文文辞优美而绚丽,读之如身临其境。
文章首先叙述孟门山的地理位置及说明其地质情况,“其上多金玉,其下多黄垩涅石”,继而说明来历,既为水势怒涌绘出外观,也为下文叙写作好铺垫。
接着是文章主体,分三层说明:以夹岸山势描写开头,继而说明夹岸山石奇特形状,进而说明由于千百年的水石相击,终于水击石穿。作者落笔于山,着意于水,写出黄河与孟门山搏击的壮美景象。第二层着力写水的白气如云,描写真切生动,形象自然,如雾沾人,令人惊心动魄,奇特雄伟。第三层,着重说明波涛汹涌过孟门的气势,奔浪、悬流无比壮观,水势浩大,如狂如怒。水势鼓涌,如山腾起。奔腾的浪涛又向低处流去,水流之速,水势之大,实是气魄宏伟,这壮美既快人心意,又鼓人精神。其次,在于它美的丰富性。它不仅具有内在的无穷无尽的伟力,具有百折不回的韧劲,而且具有外在的色彩之美,声响之美和形体之美,给人以雄伟的美感,但有时它又呈现出温和与细腻。再次,在于它美的流逝性。水流在不同地段,从上口到下口,又具有“奔浪万寻”与“浚波颓垒”的变化。
这篇文章第一段写风山。第二、三段写孟门山。先写孟门山的位置,次引书证,然后具体写它是黄河的天险。作者在描绘客观景物时,注意和游观者的心理活动结合在一起。水急浪猛,撞击山崖,山崖给人一种将要倾倒的感觉;崖岸的巨石,“若坠复依”,濒临险境,流水撞冲,激起如烟如雾如云的水气,飘飘渺渺,一旦窥探深流,更是令人魂悸魄动。有一种身临其境的感觉。
这首诗首联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颔联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颈联写诗人黄昏时才寻到僧人,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尾联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诗所表达的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一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禅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
“残阳西入崦,茅屋访孤僧。”写诗人寻访僧人之事。时当红日西沉山谷,诗人进入山中,去拜访一位住在茅屋中的僧人。“茅屋”,写出僧人居处的简朴,“孤僧”,写出僧人的不厌孤独。而诗人此时正逢生活清苦、亲朋离散的艰难岁月,他寻访这样一位清苦而孤居的僧人,显然是要从对方身上获得启示,以解除自身的苦恼。清苦人寻清苦地,孤独客访孤独僧,俗与佛已有了精神交流的契机。
“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写诗人寻访所经之路程、所见之景物。“落叶人何在,寒云路几层。”时当深秋,满山的林木飘下纷纷的黄叶,诗人要找的那位孤僧,却不知住在哪里。“人何在”,使人联想到诗人于山林间四处张望的神态,显现出山间林木的密集和僧人的幽藏,愈发表现出这位孤僧远避红尘的意趣,这正是诗人探访的目的。对句更将僧人的幽藏作进一步的渲染:诗人沿着寒云缭绕的山路,盘曲而上,已不知把那盘山之路走了几重。山路入云,已见其高,何况入的是“寒云”。“寒云路几层”不仅写出僧人的高居尘上,也写出诗人不畏辛劳和艰险、—心追寻禅理的热切之举。此联二句写景而兼记行踪,景中暗含着僧人和诗人的影子,言筒意丰,蕴藏极富,堪称方家妙笔。
“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以精炼的笔墨描绘了僧人的简静生活:“独敲初夜磬,闲倚一枝藤。”“初夜”二字与首句“残阳”相关照,写出到达茅屋的时间。夜幕降临,僧人在茅屋中独自敲磬诵经。“独”字与次句的“孤”字相呼应,因为是“孤僧”,所以独自敲磬。虽只身独处,而未怠佛事,可见其对佛的虔诚。诗人此时站在茅屋外边,耳听清脆的磬声,眼望寂静的星辰,深感佛界的静谧与安详,此中再无红尘之困扰。待到僧人佛事已毕,诗人走进茅屋,与之交谈,对交谈的情状仅用“闲倚一枝藤”五个字概括,却内蕴丰富。“藤”是藤条做的手杖,极为简朴,僧人所“倚”,仅此而已,生活之清苦可以想见;难得的是僧人那份“闲”态,居清贫而安闲自如,从容不迫。
“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写诗人获得了思想的启迪。“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佛教认为大千世界全在微尘之中,人也不过就是微尘而已。诗人领悟了这个道理,表示今后不再纠缠爱憎,众心净虑,以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
综观此诗,语言凝炼,富于蕴藏,层次清晰。诗人先写出访,次写途中,再写遇僧,最后以思想收获作结。诗人先将笔墨集中在探访之上,描写僧人居住状态的孤独。用“独敲”一联勾勒,“独”字和“一”字均照应了第二句中的“孤”字。用“闲”字写出佛家对红尘物欲的否定,突显出诗人希望从佛教思想中得到解脱,将爱憎抛却,求得内心的宁静。最后写诗人访僧忽悟禅理之意,更衬出孤僧高洁的心灵。此诗所表达的就是一种不畏辛劳艰险、—心追寻禅理、淡泊之怀面对仕途荣辱的愿望,既赞美了僧人清幽简静的生活,又表现出诗人对惮理的领悟,淡泊之怀面对现实、从容之心面对仕途荣辱。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