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唐尧、虞舜、夏禹、商汤、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时候,他们是多么地深爱着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担忧,而且用君子长者的态度来对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奖赏他之余,又用歌曲赞美他,为他有一个好开始而高兴,并勉励他坚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处罚他之余,又哀怜同情他,希望他抛弃错误而开始新生。欢喜和忧伤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声音,见于虞、夏、商、周的历史书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继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开始衰落。然而穆王还是吩咐大臣吕侯,告诫他使用“祥刑”。他说的话忧愁却不悲伤,威严却不愤怒,慈爱而能决断,有哀怜无罪者的好心肠。因此,孔子把这篇《吕刑》选进《尚书》里。
古书上说,“奖赏时如有可疑者应该照样留在应赏之列,为的是推广恩泽;处罚时遇有可疑者则从应罚之列除去,”为的是谨慎地使用刑法。尧当政时,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处死一个人,皋陶三次说当杀,尧帝却一连三次说应当宽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执法坚决,而赞美帝尧用刑宽大。四岳建议:“鲧可以任用。”尧说“不可!鲧违抗命令,毁谤同族。”过后,他还是说“试用一下吧。”为什么尧不听从皋陶处死犯人的主张,却听从四岳任用鲧的建议呢?那么圣人的心意,从这里可以看出来了。
《尚书》说:“罪行轻重有可疑时,宁可从轻处置;功劳大小有疑处,宁可从重奖赏。与其错杀无辜的人,宁可犯执法失误的过失。”唉!这句话完全表现出忠厚之意。可以赏也可以不赏时,赏就过于仁慈了;可以罚也可以不罚时,罚就超出义法了。过于仁慈,还不失为一个君子;超出义法,就流为残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过,义法是不可超过的。古人奖赏不用爵位和俸禄,刑罚不用刀锯。用爵位、俸禄行赏,只对能得到爵位、俸禄的人起作用,不能影响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禄的人。用刀锯作刑具,只对受这种刑的人起作用,对不受这种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赏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禄来奖赏;也知道天下的罪恶是罚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锯来制裁。所以当赏罚有疑问时,就以仁爱之心对待。用君子长者的宽厚仁慈对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继回到君子长者的忠厚仁爱之道上来,所以说这就是赏罚忠厚到了极点啊!
《诗经》说:“君子如果高兴纳谏,祸乱就会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谗言,祸乱也会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祸乱,难道有异术吗?他不过是适时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离仁慈宽大的原则罢了。《春秋》的大义是,立法贵严,责人贵宽。根据它的褒贬原则来制定赏罚制度,这也是忠厚之至啊!
注释
吁俞:吁,疑怪声;俞,应词也。
欢休:和善也。
惨戚:悲哀也。
吕侯:人名,一作甫侯,周穆王之臣,为司寇。周穆王用其言论作刑法。
祥刑:刑而谓之祥者,即刑期无刑之意,故其祥莫大焉。
赏疑从与:言与赏而疑,则宁可与之。
罚疑从去:言当罚而疑,则宁可去之。
士:狱官也。
四岳:唐尧之臣,羲和之四子也,分掌四方之诸侯。一说为一人名。
鲧:传说大禹之父,四凶之一。
方命:逆名也。
忍人:谓性情狠戾之人也。
祉:犹喜也。
遄:速也。
沮:止也。
这篇文章是作者应礼部试而写。文章以忠厚立论,援引古仁者施行刑赏以忠厚为本的范例,阐发了儒家的仁政思想。全文文辞简练而平易晓畅,结构严谨,说理透彻。主考官欧阳修认为此文脱尽五代宋初以来的浮靡艰涩之风,十分赏识,曾说“读轼书不觉汗出,快哉!老夫当避此人,放出一头地”。
策论是国家向知识分子寻求关于某某问题之对策的一种形式。这篇文章虽然是考卷,却不是为了应付考试而写,也没有推测考官的喜好,思考的问题很是深刻。试题出自《尚书·大禹漠》:“罪疑惟轻,功疑惟重。”孔安国传注文:“刑疑附轻,赏疑从重,忠厚之至。”苏轼误记为“赏疑从与,罚疑从去”,于是紧紧抓住这一题目,主要阐明古代的贤君赏善惩恶,都是本着忠厚宽大的原则,主张“使天下相率而归于君子长者之道”。应试之文,佳作极少,但这篇文章却是佼佼者,有其鲜明特色。
由于文章的题目出自《尚书》,所以先以咏叹先王爱民之深,忧民之切开头,紧扣主旨。接着从赏善与罚不善两方面说明,总归于“忠厚”二字。周道衰落之后,穆王还是把要善于用刑的方法,告诉吕侯。所谓“祥刑”,是说要善于且谨慎地使用刑罚从事。王先谦《孔传参正》认为“祥”当为“详”。按《汉书・明帝纪》:“详刑慎罚,明察单辞。”又《刘恺传》:“非先王详刑之道也。”引《尚书》郑玄注云:“详,审察之也。”“详刑”实际上就是要“慎刑”,所以说孔子对此还是给予了肯定。衰世尚且如此,何况盛世。这是退一步说,从而更加夯实了主旨的深厚基础。
但是,完全掌握赏罚之道,并不是容易的事情。其中轻重也难以掂量准确。所以文章从经文中括出了一个“疑”字。解决疑难问题的原则就是“罪疑惟轻,功疑惟重”。所谓“广恩”“慎刑”,都体现了“忠厚”之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作者引用了唐尧不从皋陶执法杀人的意见,而同意四岳任用鲧的例子,体现先王刑赏之道,一本忠厚。通过叙事中的剖析,文章又引用《书经》的警句加以论断,复以咏叹出之,不仅使主旨更加突出,而且与开头遥相呼应,使人有浑然一体的感觉。
行文至此,主旨似乎已经完全阐明了,但是,作者并没有就此结束,反而蓄足气势,横生波澜,展示了他不可羁縻的才思。关于可赏可不赏,可罚可不罚的提示,这自然是上承“疑”字而来,但它并不是前者的重复。“疑”是有问题,而此则认识上已经基本明确,其概念和前者又不完全相同。而在这个范围内的过赏过罚问题,苏轼认为“过乎仁,不失为君子;过乎义,则流而入于忍人”,通过这一层挖掘,既深化了主旨,又体现了作者认识事物剖细入微的能力。而其断语“仁可过也,义不可过也”,则又表现了极大的概括力,显得斩钉截铁,十分精悍有力。
赏和罚的范畴剖析明白之后,接着进一步又探讨赏和罚(刑)的方式。作者认为,古代赏赐有功者不一定用爵禄,处罚有罪者不一定用刀锯;加之“善不胜赏”,“恶不胜刑”,范时和方式实际上都被扩大了。如此发挥,真是处处贯通,无往而不可。但是既要放得开,又要收得拢。“是故疑则举而归之于仁”,仍然再括出“疑”字,使文眼在笔阵墨浪中豁然透气,又复归结到“忠厚之至也”这个主旨上来。余波振荡,最后又引用《诗经》《春秋》之义,十分鲜明地捧出了题目。题目亦即结论,在结构上显得非常紧密而完整。
其实此文立论不过是儒家的施仁政,行王道,推崇尧舜周孔,属于当时的滥调。但是作者在扣紧题目布局谋篇,引用圣经贤传与论据紧密结合等方面的技巧是很高的。文笔酣畅,说理透辟,概括力非常的强,结构紧密且完整。作者用这些手段成功的引起了考官的注意并受到主考官欧阳修的高度赞赏。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作为千古形胜之地的武关,诗人跋涉至此,不能不驻足凭吊一番。所以首联开门见山,用拟人的艺术手法,把自己在武关的盘桓说成是“碧溪”的相留,这就将诗情十分自然地转到对这一历史陈迹的临风联想上来。
“一笑怀王迹自穷”,是诗人对楚怀王的悲剧结局的嘲弄,其中更有对怀王其人其事的感叹、痛恨和反思。因此,颔联紧承这一脉络,以历史家的严峻和哲学家的深邃具体地分析了“怀王迹自穷”的根源。楚怀王原任命屈原为左徒,内政外交均很信任他。后来由于上官大夫的诬陷,怀王渐渐疏离了屈原。秦国见有隙可乘,就派张仪至楚,以重金收买了上官大夫靳尚之流,并贿赂了怀王稚子子兰和宠姬郑袖,谗害屈原。怀王在郑袖、靳尚等一群佞臣小人的包围下,终于走上绝齐亲秦的道路,放逐了屈原。最后怀王为秦伏兵所执而客死秦国。此后楚国国运日益衰败,一蹶不振。从这段历史可以看到,怀王的悲剧结局完全是由于他亲小人、疏贤臣的糊涂昏庸所致,是咎由自取,罪有应得。因此,诗人在颔联中以形象化的语言,极为深刻地揭示了这一内在的根源。这两句诗对比强烈,内涵丰富。郑袖“娇娆”,可见其娇妒、得宠之态,而“酣似醉”,足见怀王对他的宠幸和放纵;屈原“憔悴”,可见其形容枯槁、失意之色,而“去如蓬”,足见屈原遭放逐后到处流落,无所依归的漂泊生涯。诗人正是通过小人得势、贤臣见弃这一形象的对比,婉转而深刻地指责了怀王的昏聩,鞭挞了郑袖的惑主,以及痛惜屈原的被逐。由此思之,诗人在瞻眺武关时,面对“怀王迹自穷”的现实,不能不付之一笑。
颈联在构思上是个转折,从对历史的沉思、叙述过渡到抒发眼前的感喟。诗人通过对江山依旧、人事全非的慨叹,说明“兴废由人事,山川空地形”(刘禹锡《金陵怀古》)的历史教训。楚怀王正是因为在人事上的昏庸才导致了丧师失地、身死异国的悲剧。从这一意义来说,这一联的感慨实际上是对上联所叙述史事的寓意的进一步延伸。
最后,诗人的眼光再次落到武关上。如今天子神圣,四海一家,天下统一;武关上长风浩荡,戍旗翻卷,残阳如血。这一联是全诗的出发点。杜牧不但才华横溢,而且具有远大的政治抱负,他的理想社会就是盛唐时期统一、繁荣的社会。但是晚唐时期,尽管形式上维持着统一的局面,实际上,中央王朝在宦官专权、朋党交争的局面下势力日益衰败,地方藩镇势力日益强大,几乎形成了“无地不藩,无藩不叛”的局面。这不能不使怀有经邦济世之志和忧国忧民之心的诗人忧心忡忡。面对唐王朝渐趋没落的国运,诗人站在武关前,思绪万千。于是对历史的反思,对现实的忧思,一齐涌上心头,形于笔底。他希望唐王朝统治者吸取楚怀王的历史教训,任人唯贤,励精图治,振兴国运。同时也向那些拥兵割据的藩镇提出了警戒,不要凭恃山川地形的险峻,破坏国家统一的局面;否则,不管弱吐强吞,其结局必将皆成空。
此诗是白居易创作的组诗《秦中吟十首》的第三首,一作《伤大宅》。诗人心系百姓的困苦,在诗中对豪门显贵的奢侈之风进行了无情的揭露和抨击。身为朝廷大臣不思躬身节俭,却竞相攀比,广造豪宅,完全不顾人民的饥寒困苦,竟异想天开想“保千年”富贵。诗人对这些达官贵人极为愤慨,对其进行了无情的嘲讽。全诗语言朴实,描写细腻。前半描绘宅第,简约明快;后半转入批判,直率尖锐。感情悲愤沉郁,最后六句的责问一气之下,极有力量。
这首词是女子对薄情郎分别时的寄语。开头三句写分别时的凄苦。“马嘶”二句写行者远去,送者伫立。最后是女主人公对薄情郎的寄语,意在以痴情感动男子。这写出了封建时代被侮辱的女子的共同心理与命运。
这是一首闺中词,咏女子盼望情郎不归的怨恨。从体式看,这是一首小令,单调不分开。从情节结构看,它包含三层意思:一忆惜别,二叙等待,三寄情思。每层之间,既有内在联系,又留下大块想象余地。词的发端运用追忆手法,以突兀而来的“东风急”领起,似乎有一种紧迫感。东风劲吹,百花争艳,这是一个春意盎然的季节。在此良辰美景,一对情人双手紧握,离别在即。那依依惜别,难舍难分,万语千言之情,全从这个富有动作性的“频”字中传达出来。两情是何等的深挚、热切。“东风”、“花时”,点明了“惜别”的物候和时令。作品以美好的景致和环境,反衬离愁凄恻之情,收到相反相成之效。第三句补上一笔,正面点出“愁”来。这个“愁”字,把女主人公闷闷不乐、郁郁寡欢的情态和心境写出来了。而“独人”,更点出她从此孤居寂寞的处境。正当她沉浸在痛苦的回忆时,突然远处传来了马嘶声。“倚门立”应“马嘶”,为有所盼的动作。不言而谕,以为“郎骑青骢马”归来了。但竟不所愿,门外只见“残雨春芜湿”。此句当从杜诗“雨露洗春芜”化出。牛词用此,语意双关,既点明此时此际的实景:淅淅沥沥、时断时续的雨水,春草都沾湿了;又隐喻这位女子暗暗抽泣,泪痕斑斑,如同残雨。“马嘶”声没有给她带来希望,反而倍增其凄楚之情。难怪她要责骂那个无情无义的“薄情郎”了。
牛峤此词在布景造情、章法安排、选调用韵等方面,颇具特色。它以女主人公“倚门立”为轴心,思路朝两个方向延伸:一是对往事的追忆、惜别的难舍,勾画出一幅情深似海的“惜别图”,切望情人归来的思想基础。一是对未来的思考,遥寄相思的深沉,倾诉别后的情怀。哀怨、惆怅、失望、期待各种思绪错综交织,弹出一曲“诉衷情”。今朝与昔日沟通,景物是个触媒。此时眼前所见的“春芜”,触发往日彼时的“花时”;由“残雨湿”引出“和泪泣”,又从昔时的“手频执”,反照今日的“薄情郎”。而“薄情”却从“马嘶残雨春芜湿”的写景中透露出消息。俞陛云说此词“情调凄恻”。其实不甚然。“马嘶”声虽然没有给她带来喜讯,但她不灰心,不气馁,不从此罢休,相反,她仍然充满信心,寄予希望,托人捎信,一吐衷情为快。“粉香和泪泣”,与李煜《望江南》“多少泪,断脸复横颐”有类似之处,但李词写得切直显露,牛词则柔中藏刚,绝望中隐含着希望,纤弱中带着一股劲气。有怨愤,有离恨,但更表现了她的痴顽、执着和追求。
用入声韵是此词的另一个特点。此词单调三十五字,七句六韵:急、执、入、湿、立、泣。入声韵气急而短促,它与离妇等待情郎归来急切之情、失望之怨和厚笃痴顽之性甚相吻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