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刘邦采用了陈平的计策，离间疏远楚国君臣。项羽怀疑范增和汉国私下勾结，渐渐剥夺他的权力。范增疑怒，说：“天下疑事已经疑致确定了，君王自己处理吧。希望能让我告老还乡。”回乡时，还没到彭城，就因背上痈疽发作而死。
苏子说，范增离去是好事，若不离去，项羽一定会杀他。只遗憾他没有早早离开而已。既如此，那么范增应当在什么时候离开呢？当初范增劝项羽杀沛公，项羽不听；终因此而失去天下；应当在此时离去吗？回答说，不。范增想要杀死沛公，是做臣子的职责。项羽不杀刘邦，还显得有君王的度量。范增怎能在此时离去呢？《易经》说：“知道选择恰当时机，那不是很神明吗？”《诗经》说：“观察那气象，若要下雪，水气必定先聚集成霰。”范增离去，应当在项羽杀卿子冠军的时候。
陈涉能够得民心，因为打出了楚将项燕和公子扶苏的旗帜。项氏的兴盛，因为拥立了楚怀王孙心；而诸侯背叛他，也是因为他谋杀了义帝。况且拥立义帝，范增实为主谋。义帝的存亡，岂止决定楚国的盛衰；范增也与此祸福相关。绝没有义帝被杀，而单单范增能够长久得生的道理。项羽杀卿子冠军；就是谋杀义帝的先兆；他杀义帝，就是怀疑范增的根本。难道还要等到陈平出反间之计吗？物品必定先腐烂了，然后才能生蛆虫；人必定先有了怀疑之心，然后谗言才得以听入。陈平虽说智慧过人，又怎么能够离间没有疑的君主呢？
我曾经评论义帝；称他是天下的贤君。仅仅是派遣沛公入关而不派遣项羽，在稠人广众之中识别卿子冠军、并且提拔他做上将军这两件事，若不是贤明之君能做到这些吗？项羽既然假托君王之命杀死了卿子冠军，义帝必然不能容忍。因此，不是项羽谋杀义帝，就是义帝杀了项羽，这用不着智者指点就可知道了。范增当初劝项梁拥立义帝，诸侯因此而服从；中途谋杀义帝，必不是范增的主意；其实岂但不是他的主意；他必然力争而却没有被接受。不采用他的忠告而杀死他所拥立之人，项羽怀疑范增，一定是从这时就开始了。
在项羽杀卿子冠军之时，项羽和范增并肩侍奉义帝，还没有确定君臣之身份，如果替范增考虑，有能力诛杀项羽就杀了他，不能杀他就离开他，岂不是毅然决然的男子汉吗？范增年龄已经七十岁，意见相合就留下来，意见不合就离开他，不在这个时候弄清去、留的分寸，却想依靠项羽而成就功名，浅陋啊！即使这样，范增还是被汉高祖所畏惧。范增不离去，项羽就不会灭亡。唉，范增也是人中的豪杰呀！
注释
范增：居鄛（今安徽巢县西南）人，秦汉之际，为西楚霸王项羽谋士，被尊为亚父。曾屡劝项羽杀掉刘邦，项羽不听。后项羽中陈平反间计，渐削范增权力，范增忿而离去，途中背上毒疮痈疽发作而死。汉：指汉王刘邦。
陈平：阳武（今河南原阳东南）人，汉初政治家。楚汉相争时，先为项羽部属；后奔刘邦，为刘邦重要谋臣。
楚：指项羽的西楚。
项羽：名籍，秦末楚国贵族。秦二世元年（前209年），在陈胜影响下，跟从叔父项梁起义。梁死，籍为统帅。秦亡后，项羽自称西楚霸王，封刘邦为汉王。随后与刘展开激烈的争夺统治权斗争，最后项羽失败，自刎而死。
骸骨：多指尸骨。赐骸骨，退休回家。
卒伍：秦时乡里基层组织，此指家乡。
疽：毒疮。
沛公：即汉高祖刘邦，他响应陈胜起义于沛（今江苏沛县东），被立为沛公。
几：事物发生变化的细微迹象。
卿子冠军：指宋义。公元前207年，秦围赵，楚怀王封宋义为上将军，项羽为次将军，范增为末将军，救赵，途中，宋义畏缩不前，羽矫诏杀之。
楚怀王孙心：即楚怀王的孙子熊心，项梁拥立他为王，仍称怀王。项羽称霸后尊称熊心为义帝。
关：指关中之地，义帝命宋义、项羽救赵，而命刘邦攻打咸阳，并与诸将约定，先达关中灭秦者为王。
稠人：众人。
矫杀：此处指项羽诈称义帝命令杀卿子冠军宋义。
项梁：楚名将项燕之子，项羽叔父，始立楚怀王熊心者。
《范增论》属于史论，是一篇翻案文章。苏轼善于读书，能从书缝中看出问题。一般人读史，见项羽与范增君臣不能善始善终，常为之叹息，认为这是楚失败的原因之一。苏轼却相反，独恨范增不早离开，认为项羽早有杀增之心，还认为义帝之存亡，关乎楚之盛衰，也关乎范增之祸福。全篇并没有贬低范增，篇末还高度肯定范增是人杰，只是惋惜项羽和范增的关系早有裂痕，范增不明“去就之分”。
全文围绕“去就之分”这一中心论旨，逐层展开：首先，简叙历史史实，提出论点：“增之去善矣。不去，羽必杀增。独恨其不早耳。”“增之去，当于羽杀卿子冠军时也。”其次，具体论证观点。文章反复分析了项羽杀掉宋义之后，势必要谋害义帝，而范增必然力谏，项羽肯定不从，最终必然疑忌范增等等情势，论证了范增应当在此时离开项羽的主张，批驳了那种认为陈平反间计离间项范二人的传统看法。然后，作者替范增设想，“合则留，不合则去”，“力能诛羽则诛之，不能则去之”，仍然不失为大丈夫作为；批评范增不明去就之分，“而欲依羽以成功名，陋矣！”最后，又从另一侧面论述：“增不去，项羽不亡”，“增亦人杰也哉”。作者对范增的谋略、才干表示了肯定，实际上批评了项羽的不知人、不善任。
该文学《公羊传》《谷梁传》解《春秋》经文的表现手法，设为问答，层层推论。如由义帝之立，范增为谋主，推断义帝之兴废关乎范增之祸福，又进而推断项羽弑义帝，范增必反对。由义帝之明推测项羽之杀宋义，义帝必不能堪，又推测义帝必杀项羽，项羽故必杀义帝。一环套一环，有很强的逻辑性。作者征引史料不多，才识、才气胜过才学；在语言表达上多用反诘句，多用感叹句。全文共有七个反诘句、六个感叹句，冷静的理性思考与热烈深切的赞叹、惋惜相结合，使文章笔调变幻无端，抑扬顿挫之至。
苏轼，（1037年1月8日-1101年8月24日）字子瞻、和仲，号铁冠道人、东坡居士，世称苏东坡、苏仙，汉族，眉州眉山（四川省眉山市）人，祖籍河北栾城，北宋著名文学家、书法家、画家，历史治水名人。苏轼是北宋中期文坛领袖，在诗、词、散文、书、画等方面取得很高成就。文纵横恣肆；诗题材广阔，清新豪健，善用夸张比喻，独具风格，与黄庭坚并称“苏黄”；词开豪放一派，与辛弃疾同是豪放派代表，并称“苏辛”；散文著述宏富，豪放自如，与欧阳修并称“欧苏”，为“唐宋八大家”之一。苏轼善书，“宋四家”之一；擅长文人画，尤擅墨竹、怪石、枯木等。与韩愈、柳宗元和欧阳修合称“千古文章四大家”。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易传》《东坡乐府》《潇湘竹石图卷》《古木怪石图卷》等。 ▶ 3359篇诗文
词的开头一句就把最足以作为春天表征的桃花盛开，柳条垂拂这两种典型景物描写出来。第二句“春色满江南”，用个“满”字似乎表明不必再写其他景物了，其实这是承上启下，着意于过渡。一切景物都是相互关联着的，美景还要有良辰衬托。如果碰到风雨如晦的天气，即使是盛开的桃花，扶疏的柳条，看起来也会令人黯然魂销。所以接下去转向对天气的描写：“雨晴风暖烟淡，天气正醺酣。”这里边包括四种意思：宿雨初晴，惠风和畅，烟霭澹淡，着人如酒的天气。这样的天气，使人心旷神怡，正可以游目骋怀，饱览自然风光。
下片前三句“山泼黛，水挼蓝，翠相搀”连贯而下，以浓重的色彩，绘出了江南山水的春容。“泼”字，“挼”字用得很有魄力，非崇尚纤巧者所能办。
色彩浓丽的山和水，正承上阕“雨晴风暖烟淡”句而来，只有新雨之后，和风之中，天宇澄澈，万木争荣，才能为山水增辉。“泼黛”、“挼蓝”二句不仅画出了山色、水色，也反映了万物春天里的勃勃生机。写到这里为止，已经构成了一幅完整的色彩明丽的江南春景画面。“良辰美景”都有了，但似乎还缺少点什么，抬头望处，看到了“歌楼酒旆”。楼外的酒旗迎风飘动，足以惹人神飞。“故故招人”，生动地写出了词人的心理状态。“故故”这里是故意、特意之义，酒旗当然谈不上故意招人，只是因为词人想喝酒，才产生这种感觉。这一句是移情手法的巧妙运用。酒兴发作了，而阮囊已空，回去吧，却又败兴，所以只好“权典青衫”。这一句是化用杜甫“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曲江》二首之二）诗意，集中体现了词人的性格、情趣。
黄庭坚这首小令，短短的四十四个字，江南春景层层叙写，逐步展现。桃柳、天气、山水、“歌楼酒旆”到结语，层层勾勒，上下呼应，脉理分明，语言沉着有力，意境风神曳，情景兼备，堪称佳作。
首句“万家墨面没蒿莱”，用悲愤感人的笔触，描写中国人民的苦难生活。国民党的统治和日本的侵略，使无数城乡化为废墟，千家万户流离失所。“万家”言受害者之多，“墨面”状悲苦的形象；“蒿莱”形容破败荒凉的社会环境。一个“没”字，融形象与环境为一体，活画出广大人民饥寒交迫，蓬头垢面，辗转荒野，出没蔓草之中的悲惨生活画面。诗人对人民命运的深切关怀渗透于字里行间。
“敢有歌吟动地哀”，深入一层写人民精神上的哀痛和怨愤。诗言志，歌咏言，“故哀乐之心感，而歌吟之声发。”人民受深重的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必然要唱出震天动地的哀歌。但在那样的年代，却因横遭当局压抑而钳口结舌，哑了声音。一个“敢”字领出全句，又以反诘的语气抑住下文，把人民这种欲吐不能，只有把仇恨积压在心底的愤激感情，表达得十分含蓄，深沉，有力。这悲愤的诗句，燃烧着被压迫人民对反动派的深仇大恨。
前两句诗，以高度的艺术概括力，勾画出一幅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前期灾难深重而又默默无言的旧中国的悲凉图景，揭示了中国人民同帝国主义和国民党统治者的尖锐矛盾，为全诗高潮的涌起作了铺垫。
诗的第三句“心事浩茫连广宇”，笔锋一转，从状写社会现实转入直抒胸怀。诗人“心事”万千，思连“广宇”，充分显示他和人民心心相印，同革命息息相通的博大胸襟；也包含着他对时局发展和革命形势的探索，对中国革命前途的殷切期待。
结句“于无声处听惊雷”，激情奔涌，雄健有力。诗人对时局发展作出马克思主义的响亮回答。“无声”与“惊雷”，辩证地写出局势的对立统一。“无声”是表面的沉默，它准确地概括了局势的一个方面——压迫越来越深，黑暗越来越浓，但郁结着人民仇恨的沉默，如同地下奔突的地火，终究要爆发出来。“惊雷”象征人民革命的风暴，抗击日本侵略的怒吼，它形象地揭示了局势的另一方面——“新的民族革命高潮的到来，中国处在新的全国大革命的前夜”。
这首词是朱敦儒的晚年之作，全词表现了一种出尘旷达的悠闲境界。
“先生筇杖是生涯”，开头一语是全词意蕴的形象的总概括，“筇杖”，乃竹杖；“先生”，乃自谓。词人把自己的晚年生活以“筇杖生涯”进行涵盖，就表明他已无心于世事，完全寄情于自然山水之间。“挑月更担花”写出了山野风情之美与身在山野的惬意。以竹筇挑月、担花既能令人想见他在花前月下悠然自得的神态，也可体味出词人吟风弄月的情趣。“把住都无憎爱，放行总是烟霞”二句仍是承“筇杖”的意象进行生发，前句以“把住”筇杖作为眼前社会现实的象征，词人看透了世事的云翻雨覆，对它们‘已无所谓爱憎可言，后句把倚杖而行作为他对生活的向往，他所行之处烟霞缭绕，不啻是他理想生涯的寄托。词人在“筇杖”这一意象上该凝聚很多思想情感，寄寓了十分丰富的意蕴。
下阕仍承“竹筇”的意象进行放逸之情的抒发。“飘然携去”之句就是写他倚杖而行的处处踪迹，他携着它（筇杖）到“旗亭问酒”，到“萧寺寻茶”，一“寻”一“问”暗示词人生计的清寒，神情潇洒落拓。结尾二句尤为妙笔，词人比喻自己是一只飞止无定的黄鹂，性之所至不知会飞到谁家，朱教懦晚年犹如此风趣诙谐，以活泼小巧的黄鹂自喻，表现作者有一颗天真的赤子之心。
诗开篇就说，虽然内地与边疆相隔甚远，但唐朝与渤海在文化上属于“一家”。这指出了双方文化上的一致性。既然文化“本一家”，那么，双方就不会因为地域不同而影响精神上的联系。首联是临别时的劝慰，也表达出双方间的厚谊深情，特别是唐人对东北边疆渤海人的情谊。颔联是对王子文化素养的赞誉。王子勤奋学习，如今博学多才，载誉而归，值得庆贺；王子美妙的文章、诗句都留在中国，为人传诵，这又是值得称道与感谢的。颈、尾联两联诗笔折转，想象王子归途情况及归国后对长安内地的思念。越过赤岭勋碑，顺着东流江水，王子扬帆直进，向朝霞曙光出现的东方故国驶去。“曙霞”暗含着对“海东盛国”的赞美。王子到达本国后，追忆在长安时的美好生活，定然会回首遥望，可那时已天遥地远，各在一方了。尾联透露出送行者依依不舍之情，于此可见篇首的劝慰，不仅含有王子的眷恋惜别之情，而且更有送行者本身强作笑容的离愁别绪。
此诗语言清浅朴素，感情色彩浓郁，是一首较好的赠别诗。作为我国各族人民之间亲密交往的历史记载，此诗更有其独特价值。尤其是这首反映了一个重要史实：当时渤海国重视学习、吸取中原文化，以至于中原文化渗透融合进渤海文化的各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