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周易·系辞》中说：“天下的人倾向是一致的，而心思却是多种多样的，目的相同而采用的途径不一样。”阴阳家、儒家、墨家、名家、法家、道德家，这些都是探讨治国之道使国家强盛的学派，只不过他们所尊奉的理论之间，对于治国所采用的途径不同，有考虑全面与不全面的区别罢了。
我曾私下研究过阴阳家的方术，他们注重吉凶祸福的征兆和众多的忌讳，使人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然而他们排列四时运行的顺序，是不可遗弃丢失的。
儒家学说博大，但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少，所以他们的主张难以全部采纳；然而他们制定的君臣父子次序的礼仪，排列夫妇长幼的分别，是不可更改的。
墨家提倡节约却难以遵循，所以他们的主张不能全部照办；但他们加强本业——农业与工肆之人参加生产劳动——是不可废弃的。
法家严酷而缺少恩德；但他们纠正君臣上下的名分，是不可更换的。
名家使人知道名位不同，礼节也不相同；但繁文缛节却容易失真；但是他们辨正名（概念）和实（实际）的关系，却不能不认真考察。
道家使人精神专一，行动合乎无形的“道”，使万物富足。道家学说是本着阴阳家的四时大顺，采用儒家、墨家之长，提取名家法家的要领，与四时一起変化，适应万物变化，树立风俗，用于人事，无所不宜，主旨简明，容易操作，办事少而功效大。
儒家则不然：认为君主是天下的楷模，君主倡导而大臣应和，君主先行而大臣随从。如此这般，君主劳累而大臣闲逸；至于大道中的要点：舍去贪欲和要强，不玩弄聪明和智慧，放弃了这一重大问题而用智术治理天下。精神使用过度则必会衰竭，体力使用过度则必会疲惫。形神不安而想和天地一起长存不灭，还从来没听说过。
阴阳家对四时、八位、十二度、二十四节气，各有适宜和禁忌的种种规定，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这未必是对的。所以说：“使我感到拘束而畏惧颇多。”可是，春天生，夏天长，秋天收，冬天藏，这是自然运行的大规律，不顺从它则再也没有什么东西可做天的秩序和法纪了。所以说：“四时运行的大顺序，是不可能遗弃丢失的。”
儒家以六经为法度。这些经文和解释文字多得要用千万计算，几代人都弄不通这些学问。一辈子也研究不清礼呀仪呀等的，所以说：“学问博大而缺少治国的切要纲领，出的力气大而收的功效小”。但是他们制定排列君臣父子的身份及相应的礼节，夫妇长幼的区别及次序，即使百家之说也不能替代它。
墨家也崇尚尧舜之道，他们讲到尧舜的道行时说：“尧舜的殿堂高三尺，士阶只有三层，屋顶用茅草、芦苇往上一苫，檐口七长八短也不剪齐，伐木做椽连皮也不制，用粗陶器吃喝，用陶铏喝酒，吃糙米饭，喝藜藿汤。夏穿葛布衣，冬穿鹿皮衣。”他们主张办理丧葬之事时，棺材桐木板厚三寸，哭声不能过分，不能把心中的悲痛抒发完。教丧仪，必须以此作为万民的标准。假使天下之法都像这样，那么尊贵者与卑贱者就没有什么差别了。世代不同，时间变迁，办事不必相同，所以说：“提倡节俭却难以遵循。”但他们的要点：加强生产和节约费用，则说人人富裕，家家丰足的最佳途径。这是墨家的长处，即使百家所说也不能废弃它。
法家不分别亲近和疏远，不分别尊贵和卑贱，一律用法来判断，那么爱戴亲人和尊敬长者的恩德就断绝了。可以用它行一时之计，而不可以久用。所以说：“法家严酷而少恩德。”至于他们尊崇君王，使大臣卑下，使职分明确而不相互逾越的主张，即使有百家之说也是不能更改的。
名家苛刻繁烦的考察名分，往往纠缠不清，使人不能回味其意，专用名称决断而失去了情理，所以说：“使人名位不同，礼节也就不同，但容易失真。”至于他们的规定概念，考察实际，错综比较验证，这是不能不察究的。
道家提倡“无为”，又说“无不为，”他们的主张容易执行，其文辞与思想难以明白通晓。他们的主张以虚无为根本，以顺乎自然为实用原则。事没有固定不变之势，物有固定不变之形，所以能察万事万物的情状。不被物推于前，不被物牵于后，所以能成为万物的主宰。有法而无一成不变之法，顺因时事而成就其业；有度而无一成不变之度，顺因事物而与其相合。所以说：“圣人不朽的原因，至于坚守顺时变化的规律。虚无是道的常规，因循是君主的治世纲领。”群臣一起来，使他们明白各自的职分。实际情况符合其语言叫做端；实际情况与其语言不符叫做窾。窾言不相信，奸佞就不会产生，贤与不贤就自然分明，白与黑就自然区别明显。不过在于运用这些原则罢了，如果运用这些原则，还有什么事办不成呢？这样就合乎大道，进入“混沌”的无知无欲状态。光辉照耀天下，又返回到无名的原始状态。大凡人能活着，是因为有精神，精神的寄托在形体上。精神用得多了则衰竭，形体劳累过度则疲惫。死了的人不能再生，形神分离以后不能再结合起来。因此，圣人特别注重形神问题。由此看来，精神是生命的本体，形体是生命的器具。不先安定精神和形体，而侈谈“我有治理天下的办法”，凭借的又是什么呢？
注释
易大传：即《易·系辞》。
直：不过。
从言之异路：各自持论不同。
省：省察，明白。
博而寡要：太广博而不够扼要。
尽从：全部遵从实行。
俭：通“检”，咬文嚼字。
彊本节用：注重发展生产，节制用度。彊，同“强”。本，指农耕蚕织。
正名实：指名称和实际相符合。
动合无形：一切举措都合乎自然。
去健羡：去掉刚强贪欲。
绌聪明：不用耳目之聪明。
此：指儒学。
术：指道术。
骚动：分散动摇，此谓消耗。
四时：春夏秋冬四季。
八位：八卦方位。
十二度：十二星次。
二十四节：二十四节气。
教令：戒律。
大经：主要规律。
六艺：即六经。
经：六经本文。
传：解经文字。
累世：一辈子。
当年：丁壮之年。
椽：柞木为椽。
簋：椭圆形食器。
刑：盛汤的鼎器。
粝粱：粗粮。
藜藿：泛指野菜。
桐棺三寸：以桐木为棺，厚三寸。
事业：此指社会的一切礼俗制度。
亲亲尊尊：亲近亲者，尊崇尊者。
苛察缴绕：烦琐纠缠。
反其意：寻思究竟。
控名责实：循名责实。控，引，引申为依据、遵循。
参伍：参差交互，即综合各方面加以考察。
因循：犹顺应。
成势：一成不变的势态。
复反无名：复归于自然。
该诗着重抒写诗人赴湘水途中的感受。首句说：“湘流绕南岳”，展示出一幅气势壮阔的山水图画，同时在写景中暗寓行旅的路线。该句虽不事刻画，但着一“绕”字便可使人想见山形的曲折、水流的婉蜒。次句承上写舟行所见，极目望去，进入视野的都是青青的山色。一个“转”字颇值得玩味，它既与“绕”字呼应，传达出舟绕山而行的逼真感受，而且隐约透露出诗人的内心情绪。因为青青山色固然令人赏心悦目，但如果一路行来，转过一山又是一山，眼前唯见青山白水，久而久之，自不免觉得单调乏味，更何况从下文可知诗人此行并非为着游山玩水，所以开头两句虽只是写景叙事，已为全诗奠定了倦游的基调。
“怀禄未能已，瞻途屡所经。”是该诗的主旨，全诗的写景抒情都从这两句生发。上句揭示了行旅“未能已”的原因乃在于“怀禄”，具体到该首诗不过是作官的一种委婉的说法，从中可见诗人身不由己、无可奈何的处境。下句接着说因“屡所终”之故，旅途的自然山水在他的眼里统统失去了新鲜感和吸引力。这两句诗语调低沉，其中不仅流露出诗人的羁旅之感、飘泊之叹，还有诗人对宦游生涯的厌倦。
正因为诗人怀着这样一种心情并且移情于物，所以湘江上的一切景物便都蒙上了一层凄清黯淡的色彩。“烟屿”以下四句所展示的就是这样一幅处处渗透着诗人主观感情的图景。五、六两句，一从视觉着笔，一从听觉入手，传达出旅人白天、夜晚的不同感受，运笔极为简练。“烟屿”本是美景，惜乎只“禄春望”，言外之意是眼下却不能给人带来审美愉悦；猿啼本自凄哀，在万籁俱寂的夜里，格外显得凄厉，使人伤情。这两句一“禄”一“莫”，正反成对，使诗意跌宕不平。接着两句继续写旅途情景，但变换了一种角度。江水迢迢，长途漫漫，一叶孤舟从日出到日落，从黄昏到夜晚，日复一日，简直不知何日是归期、何处是尽头！如果说上两句侧重抒发的是诗人凄凉感伤的情怀，那么这两句更多地带有孤寂苦闷的意味。
以上八句层层蓄势，结末的抒慨虽语气直露却情真意切、水到渠成。“浮没”一词，语意双关，既指行舟的随波逐流，也喻宦海的沉浮，“浮没从此去”一句似乎很旷达，但紧接着便是一声嗟叹：“嗟嗟劳我形。”并在此沉重的叹息中收束全诗。
该诗将山水同行旅结合起来写，却又不同于一般的山水行旅诗。它没有对沿途风光多作刻画，而主要用赋的手法抒写行旅感受，即或写到景物，也是为这一主旨服务。联系诗人的际遇，不难理解，这行旅中的种种感受，正是他屡遭迁谪的经历和他厌仕途的心结在诗中的折射。诗人将它们不露痕迹而又富于启示地融进长途跋涉的体验中，从而创造出既真实动人又含蓄蕴藉的独特意境。
诗中的“粤人国”，本指广东，因秦末赵佗曾建南越国，封为南越王。赵鼎曾被贬至潮州，因此此处“粤人国”应指潮州。赵鼎在潮州五年，即绍兴十至十四年（1140-1144），至潮州时是绍兴十年闰六月，故此诗应为绍兴十一年至十四年期间所写。
此诗虽题为《寒食》，但写的是从寒食到清明。前两联写的是当时民间风俗。南宋周密《武林旧事》卷三《祭扫》记其时江南风俗：“清明前三日为寒食节，都成人家皆插柳满檐，虽小坊曲幽，亦青青可爱。……从人家上冢者……南北两山之间，车马纷然，而野冢者尤多”从此诗可得知，南宋时潮州民间在寒食节也有插柳的习俗，即使偏僻村落也不例外，只是没有禁烟寒食，而清明节却像东汉末襄阳隐士庞德公一样携带女儿上山扫墓（即“上冢”）。
后两联在记事中寄寓抒情。颈联写所见：汉唐帝王的陵墓连粗粝的麦饭也没有人祭拜，而山溪野径之间开满梨花。尾联写所感所闻：我还是开怀畅饮吧，醉后卧倒在青苔之上，不必去管城头上傍晚吹起的军号。
通过清明郊游，作者悟得了不少哲理:权贵、富贵不过是短暂的、无常的，而人间确实永恒的、常新的。我还是得醉且醉吧，天下世事我不能管，也不必去管。这种心态看似消极，但却是作者当时处于贬谪逆境中的苦闷、痛楚心情的反应。
其实，赵鼎是不屈的。他在由潮州移吉阳军的谢表中曾说：“白首何归，怅余生之无几；丹心未泯，誓九死以不移！”秦桧见了，说：“此老倔强犹昔！”（《宋史》本传）
新丰在今陕西临潼县西北，《汉书·地理志》新丰县注：“高祖七年置。”应劭曰：“太上皇思东归，于是高祖改筑城市街里以象丰，徙丰民以实之，故号新丰。”所以新丰这个地名本身便隐含着刘邦之父怀旧的感情。如今诗人与阔别十年之久的友人忽然在新丰市相遇，更易引发起对往日归事的追忆。几杯酒下肚，感情更加激动，情不自禁地慷慨悲歌起来。觥筹交错，热泪纵横，其场面是可以想象的。
三、四句忽发议论，“掬诚而出，人人所欲道，恰是人人所不能道。”（王文濡《历代诗评注读本》）。以相逢之喜泪反衬阔别十年之悲泪，又以阔别时间之久长烘托会面时间之短暂，把极其丰富复杂的感情表达得十分充分，使这两句议论成为全诗点睛之笔。此诗艺术上的成功又一次证明，诗歌并不绝对排斥议论，但“议论须带情韵以行”（沈德潜《说诗晬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