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庄暴进见孟子，说：“我被大王召见，大王告诉我（他）喜好音乐的事，我没有话应答。”接着问道：“喜好音乐怎么样啊？”
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那齐国恐怕就治理得很不错了！”
几天后，孟子在觐见齐王时问道：“大王曾经和庄子谈论过爱好音乐，有这回事吗？”
齐王脸色一变，不好意思地说：“我并不是喜好先王清静典雅的音乐，只不过喜好当下世俗流行的音乐罢了。
孟子说，“大王如果非常喜好音乐，那齐国恐怕就治理很不错了！在这件事上，现在的俗乐与古代的雅乐差不多。”
齐王说：“能让我知道是什么道理吗？”
孟子说：“独自一人（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与和他人（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哪个更快乐？”
齐王说：“不如与他人（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孟子说：“少数人一起欣赏音乐快乐，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也快乐，哪个更快乐？”
齐王说：“不如与多数人一起欣赏音乐更快乐。”
（“请让我给大王讲讲什么是真正的快乐吧！假如大王在奏乐，百姓们听到大王鸣钟击鼓、吹箫奏笛的音声，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喜好音乐，为什么要使我们这般穷困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假如大王在围猎，百姓们听到大王车马的喧嚣，见到华丽的仪仗，都愁眉苦脸地相互诉苦说：‘我们大王喜好围猎，为什么要使我们这般穷困呢，父亲和儿子不能相见，兄弟和妻儿分离流散。’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不和民众一起娱乐的缘故。）
孟子说：“假如大王在奏乐，百姓们听到大王鸣钟击鼓、吹萧奏笛的音声，都眉开眼笑地相互告诉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要不怎么能奏乐呢？’假如大王在围猎，百姓们听到大王车马的喧嚣，见到华丽的旗帜，都眉开眼笑地相互告诉说：‘我们大王大概没有疾病吧，要不怎么能围猎呢？’这没有别的原因，是由于和民众一起娱乐的缘故。“ 假如大王能和百姓们同乐，那就可以成就王业，统一天下。”
注释
庄暴：人名。
见于王：被齐王召见或朝见齐王。
对：回答。
乐：古代的乐是为了身心合德而作。音乐是道德感情的心声，也是回归天地万物和谐境界的途径。
庶几：差不多。朱熹《集注》云：“近辞也，言近于。”，这里指“差不多治理好了，有希望了”。
变乎色：改变了脸色。朱熹《集注》云：“变色者，惭其好之不正也。”赵注则说是宣王恼怒庄暴把他“好乐”的事告诉孟，色：脸色。
直：不过、仅仅。
独乐乐：独自一人欣赏音乐快乐。前一个“乐”欣赏音乐 名词 后一个快乐作动词用，以下几句类似的句子同。
钟鼓之声，管籥之音：这里泛指音乐。管，籥，两种管乐器，前者跟笛子相似，后者似是排箫的前身。
举：皆、都。
疾首蹙頞：形容心里非常怨恨和讨厌。疾首，头痛。蹙頞，皱眉头。頞，鼻梁。
羽旄：古代军旗的一种，用野鸡毛，牦牛尾装饰旗杆。旄，牦牛尾。
极：《说文》：“栋也。”《通训定声》按：在屋之正中至高处。引申为极致，极端。
田猎：在野外打猎。在春秋战国时代，这是一项带有军事训练性质的活动。由于它要发动百姓驱赶野兽，各级地方官员都要准备物资和亲自参与，所以古人主张应该在农闲时候有节制地举行，以免扰乱正常的主产秩序。
本文就君王“独乐乐”还是“与人乐乐”的问题反复论证，阐明了要取得天下就必须得民心，“与民同乐”体现了孟子的民本思想。他善于抓住齐王心理，逐步将对方的思想引上自己铺设的轨道，使本文独具特色，显示了孟子高超的论辩艺术。在论证过程中，突出地运用了对比法，孟子为齐威王形象地描绘出“与民同乐”和“不与民同乐”两种截然不同的后果，把抽象的道理鲜明具体地呈现于齐王面前，产生了不容辩驳的逻辑力量。
孟子长于言辞，在辩论中经常设譬，以小喻大，逻辑性很强，有极强的说服力；其文气势磅礴，笔带锋芒，又富于鼓动性，对后世散文有很大的影响。文章由叙入议，先通过庄暴和孟子的问答引出话题：“好乐何如”，然后叙述孟子如何就这个话题因势利导地劝说齐王要“与民同乐”。文章围绕着“音乐”这一话题，阐明不“与民同乐”就会失去民心，而“与民同乐”就会得到民心、统一天下的“王道”思想。
这篇对话体议论文，通过孟子与齐王的对话显示了孟子高明的论辩艺术。
1、循循导入，借题发挥。
作者并不是开门见山地把自己的论点摆出来，而是巧妙地运用对话的方式，在谈话中自然地转换话题，借题发挥，从齐王好乐切入，归结到与民同乐的主旨上。在与庄暴的谈话中，孟子只有一句话“王之好乐甚，则齐国其庶几乎”，点出了齐王好乐与齐国政治的关系这个论题，但未加论述。在与齐王谈话中，孟子又从好乐切入，巧妙地重提论题，然后与齐王两问两答，从谈话气氛和思想感情上把齐王引导到自己的论题上后，孟子才进入自己的谈话主题。
2、对比和重复。
本文写国君是否与民同乐，人民的不同感受，造成的不同政治局面，运用的是对比方式。两段话在内容上是对立的，但语言上既有相对之句（如“举疾首……相告”和“举欣欣……相告”），又有重复之语（如“今王鼓乐……之音”和“今王田猎……之美”）。这样论述，就强调了国君同样的享乐活动，引起人民不同的感受，形成不同的政治局面，原因只在于是否与民同乐，从而突出了论题。
3、生动形象的议论语言。
本文虽是议论文，语言却很生动形象，如写齐王的“变乎色”，写老百姓“疾首蹙頞”“欣欣然有喜色”等。孟子在正面论述自己观点时，完全没有用枯燥的说教，而是通过两幅图画，生动自然地得出结论。
4、因势利导，论辩灵活
孟子见到齐王就“好乐”的事向齐王发问。齐王对“乐”的意义并不理解而觉理亏，因而“变乎色”，忙拿“直好世俗之乐”来作托词，不料孟子却抓住齐王的心理，因利势导，借题发挥，转换内容，把“好乐”与治国联系起来，引起齐王的兴趣，缓和了谈话的气氛。此时孟子提出“今之乐犹古之乐”，表现了论辩的灵活性。而后的两个问题“独乐乐，与人乐乐”“与少乐乐，与众乐乐”引导齐王将谈话的话题引入自己的轨道，逐步明确自己的“与民同乐”的政治主张。
这支曲子写隐居生活。曲中这位“烟满吟蓑，风漾闲钩”的渔翁，应该就是作者自己的写照。但他决不是只靠打鱼谋生的不识字的真渔夫。他游逸于山水之间，不再过问世事；读古史只为了消闲而不加评判，对现实则“缄口回头”，更不管其是是非非。一心只求醉赏明月，让水陶情，净化心灵，以花消愁，愉悦身心。从“玩青史低头袖手，问红尘缄口回头”及“水可陶情，花可融愁”数句中可以看出，他平静的漾表下，还藏着一颗士大夫的心。
全曲语言平易，淡入淡出。质朴澹泊的艺术风格，与所咏林泉生活的内容鱼水相谐，作者的艺术素养，正是从平淡中显露出来的。作者遣词造句的功力也不同一般。如“风漾闲钩”句中的一个“漾”字，把微风鼓荡之态及渔翁志不在鱼的神情点染得悠然如见，极为传神。几处对仗，也都工致自然，毫不费力。朱权《太和正音谱》谓“吴西逸之词，如空谷流泉”，可谓深得三昧。
这首诗语言平实清浅，却深刻揭示出苏轼初到黄州时复杂矛盾的心情。
诗以自嘲口吻开头，此前诗人一直官卑职微，只做过杭州通判，密州、徐州、湖州三州知州，到湖州仅两月便下御史台狱，年轻时的抱负均成泡影，只能说为口腹生计而奔忙。“老来”，诗人当时方四十五岁，这个年龄在古人已算不小了，苏轼作于密州的《江城子》词中便有“老夫聊发少年狂”之句。“事业转荒唐”指“乌台诗案”事，屈沉下僚尚可忍耐，无端的牢狱之灾更使他检点自己的人生态度，“荒唐”二字是对过去的自嘲与否定，却含有几分牢骚。面对逆境，苏轼以平静、旷达的态度对待之。
初到黄州，正月刚过，又寄居僧舍，却因黄州三面为长江环绕而想到可有鲜美的鱼吃，因黄州多竹而犹如闻到竹笋的香味，把视觉形象立即转化为味觉嗅觉形象，表现出诗人对未来生活的憧憬，紧扣“初到”题意，亦表露了诗人善于自得其乐、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苏轼这种“能从黄连中嚼出甜味来”的精神是最应令人钦敬的，这种豁达、乐观的精神，使他在黄州的五年政治上的低谷时期（政治上不可能有任何作为），却在创作上达到炉火纯青的境界，《前赤壁赋》、《后赤壁赋》、《念奴娇·赤壁怀古》等大批著名词篇均写于这一时期，苏轼成了古代文学家中身处逆境而大有作为的典范，苏轼“敢于直面惨淡的人生，敢于正视淋漓的鲜血”（鲁迅语）的高尚思想境界成为后人之表率。
后四句为作者自嘲，颈联写以祸为福的宽慰心态，用典自况。“为口”而至此，可以说是人生的大不幸了，诗人却以苦为乐，以祸为福，在扫兴的“员外置”前加了一个“不妨”，在倒霉的“水曹郎”前加了一个“例作”，安之若素，自我调侃。其心胸开阔，个性旷达便跃然纸上。尾联写无功受禄的愧怍，质朴自然。身为“员外”，却没能为国家出力办事，而又要白白花费国家的钱银，实在是惭愧。“压酒囊”就是工钱，虽然钱不多，可对于一个“无补丝毫事”的人来说，还要费这工资，确实惭愧。 在就表现了诗人的豁达和自得。
“诗穷而后工”，“只惭”句有几分无奈，但并不把它作为完全无所作为的理由，政治上不能有所作为，文学上却可以大有作为。黄州成了苏轼一生词与文章创作的顶点，也奠定了他在中国文坛的地位。这首诗一反古代诗人在遭受打击时鸣冤叫屈、叹老嗟卑的惯例，虽自嘲不幸，却又以超旷的胸襟对待，后世诗作唯有鲁迅的一首“运交华盖”与其相似。
桃花坞里，金阊遗迹足千秋。风流才子唐伯虎，从小便有着非凡的才气，在绘画、诗文方面都有优秀的造诣。弘治十一年，中解元，才华横溢的他仿佛已经看到了未来的进士之路。偏偏造化弄人，弘治十二年，卷入徐经科场舞弊案，坐罪入狱。遭此打击的唐寅，坚决不再做官，回到家乡，靠卖画维持生活。
“不炼金丹不坐禅，不为商贾不耕田。”前二句一连用了四个“不”，写诗人在摒弃功名利禄之后的有所不为。“不炼金丹不坐禅”，即不学道，不求佛。唐伯虎是一个不肯趋炎附势，但又并不放弃世俗生活快乐的漂泊者，读者对他“高楼大叫秋觞月，深幄微酣夜拥花”的放浪形骸的生活方式不妨批判，但对其作为封建礼教的叛逆者那点精神是应予肯定的。“不炼金丹不坐禅”，大有“子不语怪力乱神”意味。“不为商贾不耕田”，则是不事人间产业。“不为商贾”是不屑为；“不耕田”是不能为，即孔夫子所谓“吾不如老农”、“吾不如老圃”也。四个“不”一气贯注。语极痛快干脆。
“闲来写就青山卖，不使人间造孽钱！”唐伯虎可以自居的头衔是画家，其画与祝允明、文徵明齐名。他不慕荣华，不耻贫贱，以鬻文卖画、自食其力为荣。“闲来写就青山卖”是非常值得敬佩的，这是从事精神财富的创造者应有的豪言壮语，能“写青山”而“卖”之，自有可参造化之笔，此为实话，亦自负语。假清高的人往往以卖画讨润笔为可羞，殊不知这是卖知识产权，和写文章“拿稿酬”一样的天经地义。所以作者敢于大呼：“谁来买我画中山！”这样挣来的钱花着舒心。由此，诗人又反跌一意：“不使人间造孽钱！”这一笔尤其显得豪迈。一竹竿打一船人，一切的巧取豪夺、贪污受贿、投机倒把、偷盗抢劫、诈骗赌博……而获得的非法收入，得之即“造孽”，花之亦“造孽”，“不是不报，时候未到”而已。此句足使人深长思之。
这首诗描写了作者心中淡泊名利、专事自由读书卖画生涯之志。诗中平铺直述，开门见山不仅表明出唐寅自命清高的处世态度，还反映出他那不羁的性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