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九歌》是屈赋中最精、最美、最富魅力的诗篇。它代表了屈原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九歌》以楚国宗祖的功德和英雄业绩为诗；以山川神祇和自然风物为诗；以神话故事和历史传说为诗，淋漓尽致地抒发了诗人晚年放逐南楚沅湘之间忠君爱国、忧世伤时的愁苦心情和“荡志而愉乐”，“聊以舒吾忧心”，“寓情草木，托意男女”，“吟咏情性，以风其上”的心旨。

　　《九歌》包括11章，前人为了使它们符合“九”的成数,曾作过种种凑合。如清代蒋骥《山带阁注楚辞》主张《湘君》、《湘夫人》并为一章，《大司命》、《少司命》并为一章。《闻一多》《什么是九歌》主张以《东皇太一》为迎神曲,《礼魂》为送神曲，中间九章为“九歌”正文。但多数人的意见，以“九”为虚数，同意汪瑗《楚辞集解》、王夫之《楚辞通释》之说，认为前十章是祭十种神灵，所祭的十种神灵，从古代人类宗教思想的渊源来考察，都跟生产斗争与生存竞争有密切关系。十种神灵又可分为三种类型：①天神──东皇太一（天神之贵者）、云中君（云神）、大司命（主寿命的神）、少司命（主子嗣的神）、东君（太阳神）；②地□──湘君与湘夫人（湘水之神）、河伯（河神）、山鬼（山神）；③人鬼──国殇（阵亡将士之魂）。有人认为，在上述十种神灵里面,篇首“东皇太一”为至尊，篇末“国殇”为烈士，都是男性；其余则是阴阳二性相偶，即东君（男）与云中君（女），大司命（男）与少司命（女），湘君（男）与湘夫人（女），河伯（男）与山鬼（女）。《九歌》原来的篇次，也基本上是按照上述的关系排列的，今本《东君》误倒（闻一多《楚辞校补》）。

　　从《九歌》的内容和形式看，似为已具雏形的赛神歌舞剧。《九歌》中的“宾主彼我之辞”，如余、吾、君、女（汝）、佳人、公子等，它们都是歌舞剧唱词中的称谓。主唱身份不外三种:一是扮神的巫觋，男巫扮阳神，女巫扮阴神；二是接神的巫觋，男巫迎阴神，女巫迎阳神；三是助祭的巫觋。所以《九歌》的结构多以男巫女巫互相唱和的形式出现。清代陈本礼就曾指出：“《九歌》之乐。有男巫歌者。有女巫歌者；有巫觋并舞而歌者；有一巫唱而众巫和者。”（《屈辞精义》）这样，《九歌》中便有了大量的男女相悦之词，在宗教仪式、人神关系的纱幕下，表演着人世间男女恋爱的活剧。这种男女感情的抒写，是极其复杂曲折的：有时表现为求神不至的思慕之情，有时表现为待神不来的猜疑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会的欢快之情，有时表现为与神相别的悲痛与别后的哀思。从诗歌意境上看，颇有独到之处。

　　朱熹曾评《九歌》说：“比其类，则宜为三《颂》之属；而论其辞，则反为《国风》再变之《郑》、《卫》矣。”(《楚辞辩证》)同是言情之作，而《九歌》较之《诗经》的郑、卫之风，确实不同。但这并非由于“世风日下”的“再变”，而是春秋战国时期南北民族文化不同特征的表现。郑、卫之诗，表现了北方民歌所特有的质直与纯朴；而《九歌》则不仅披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而且呈现出深邃、幽隐、曲折、婉丽的情调，别具一种奇异浓郁的艺术魅力。

　　男女之情并不能概括《九歌》的全部内容。作为祭歌，由于它每一章所祭的对象不同，内容也就有所不同，如《东皇太一》的肃穆，《国殇》的壮烈，便与男女之情无涉。《国殇》是一首悼念阵亡将士的祭歌，也是一支发扬蹈厉、鼓舞士气的战歌。它通过对激烈战斗场面的描写，热烈地赞颂了为国死难的英雄，从中反映了楚民族性格的一个侧面。

　　《九歌》是以娱神为目的的祭歌，它所塑造的艺术形象，表面上是超人间的神，实质上是现实中人的神化，在人物感情的刻画和环境气氛的描述上，既活泼优美，又庄重典雅，充满着浓厚的生活气息。

　　文章首先揭示了主试部门所规定的录取标尺有问题：“概以一法考。其不中者而弃之。”就是说主试部门只规定了唯一的一种衡文的尺度，只要应试文章的体式风格不合这种尺度，即使内容再好，艺术成就再高，也概不人选。这必然造成一种形式主义的文风，使天下举子对此时风趋之若鹜，而真正有志于改革形式主义文风，继承韩愈、柳宗元优秀传统的真才实学之士，受到排斥废黜，从而形成考场的流弊。

　　但是任何原则毕竟要由人来执行，当时的主考官员执行录取原则，者从两方面做了揭示。其一，所谓“良有司”这种人是能够识别文章的好坏的，但他们奉“一法”为圭臬，不敢越雷池一步。只是严格选拔文章之“中尺度”者，对文章“不中尺度”的人，明知人家落第是冤枉的，也不肯录取。充其量只是表面上做出点假惺惺的同情惋惜姿态，实则把责任推得一干二净：“有司有法，奈不中何。”文章惟妙惟肖、人木三分地刻画了这种人对人才所摆出的冷酷虚伪的嘴脸。但问题还不止于此，严重的是当时的社会舆论对此也不加谴责，却一味为主考官员推卸责任：“皆曰：‘其不中，法也。’”这无疑进一步助长了主考官员因循守旧的陋习。其二，更不幸的是，有些主考官员连当时规定的唯一尺度也掌握不好。这样，即使是按既定尺度写应试文章的举子，也会因主考官的误判而落第，造成“不幸有司尺度一失手，则往往失多而得少”的后果。

　　在揭示考场流弊的基础上，作者痛切愤慨地提出质问：“有司所操果良法邪？何其久而不思革也？”实际是否定了主管考试部门所操之“法”，谴责了主考官员因循陈规陋习，不思改革的不负责任的行为。行文至此，作者才以曾巩落第为例，指出这是一种不能容忍的“可怪”的现象，既为曾巩鸣不平，也表达了他本人要求改革考场流弊的迫切愿望。事实上，欧阳修也是这样做的，《宋史·欧阳修传》载：“知嘉韦占二年贡举。时士子尚为险怪奇涩之文，号‘太学体’。修痛排抑之，凡如是者辄黜。场屋之习，从是遂变。”

　　欧阳修置流俗于不顾，大胆改革考场陋习，无疑是对当时人才的解放。据《宋史·曾巩传》载，曾巩恰恰就是“中嘉祐二年进士第”的。两相对照，孰是孰非，非常明显。说到底，这关系到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选拔人才的问题。本文的价值正在于提出了这个关系到国家命运的根本大计。

　　正因为作者的视野开阔，立脚点高，所以在这篇送人落第归乡的文章中并没有对落第者表示廉价的同情。相反，对曾巩“不非同进，不罪有司，告予以归，思广其学而坚其守”大加赞扬：“予初骇其文，又壮其志”。这里充分表现了欧阳修对人才的严格要求。其实这才是对人才的最大爱护与扶植。作者以农夫不因遭逢灾年而中止农事为例，肯定了曾巩决定返乡，“思广其学而坚其守”的行为，并满怀信心地预言曾巩必有发达之日。这是对曾巩最大的激励。

　　文章的最后，追述了作者结识曾巩的始末，表达了自己发现了曾巩这样品学皆优的人才的喜悦心情，对京师之人及主考部门官员不能赏识曾巩表示了莫大的遗憾：不仅写得亲切有味，而且发人深思。结句一“吊”一“贺”这对反义词的运用，揭示了对待人才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思想境界，而作者那种以赏识、扶植天下俊才为己任的文坛领袖的形象，也就在这种鲜明的对照中显现了出来。

　　整篇文章不仅立意高迈，而且写得极有章法。如揭示考场流弊，就用了“剥笋皮”式的层层“曝光”的方法，在内在逻辑上也就是层层推进，层层深入，然后归结到主考官员因循陋习、不思改革这一重心上来；从而和作者自己的思想态度形成反差对照，突出了全文的中心思想，即如何正确地、负责任地替国家识别与选拔人才的问题，可谓丝丝入扣，天衣无缝。

　　此诗前四句开门见山亮出矛盾，将龌龊小人与高怀旷士分列两句，形成对照。“小人自龌龊”构成全诗主脑，是后文穷形极相描绘的张本。在这两句写实诗前用“蓼虫避葵堇，习苦不言非”两句来起兴，既有含义，又增添了文学情趣。蓼虫习惯了辛辣苦味，不喜欢堇葵的甘甜。这两句不仅是兴，而且也是比。其比的含义，前人或谓是指小人不知旷士之怀，犹如蓼虫不知葵堇之美；或谓是指旷士习惯于辛苦生涯，不以辛苦为非。细绎诗意，当以后说为是，因为“避”、“不言非”等语，并无贬义，而以苦为乐，从来就是豁达放旷之士的本色；只有小人，才是趋甘避苦之徒。

　　从“鸡鸣人城里”至“钟鸣犹未归”八句是此诗第二层，写“小人”的龌龊行为。“鸡鸣”“平旦”“日中”“钟鸣”是贯串八句的时间线索。其人物则是“冠盖”，他们的一天，从“平旦”起，天子的“禁门”刚刚打开，就蜂拥而至了。“纵横至”、“四方来”，来势汹涌如潮水，笔端带有揶揄调侃之意。乘他们车马驰骤之际，诗人迅速为他们的风尘尊容勾勒了一幅生动无比的漫画：“素带曳长飙，华缨结远埃。”这些颇有身分的人，他们的素带在急驰的大风中乱飘，华丽的帽缨上结聚了远道而来的尘埃。这幅画有色彩，有动态，有细节，形象传神，耐人品味。句中未著一字褒贬，却“写尽富贵人尘俗之状”（沈德潜《古诗源》），把角逐名利场者的丑态刻划得入木三分，不愧为神来之笔。他们到处奔竞，“日中”不可能会停止钻营。就连夜深“钟鸣”后他们犹未回家。一个“犹”字，有多少惊讶、感叹、挖苦之意。后汉安帝《禁夜行诏》云：“钟鸣漏尽，人阳城中不得有行者。”这里说“钟鸣未归”，可见奔竞日盛，古风荡然无存。

　　“夷世不可逢”以下是此诗第三层，记录了奔竞小人对道旁旷士的谈话，他们对旷士说道：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太平盛世，君王也是真正爱才的贤君。他英明的考虑出于自己的判断，不受任何外来影响而猜疑动摇。这些正经话出自小人之口，就显得肉麻阿谀与不伦不类，因而具有极大的讽刺性。接着，小人们又向旷士津津乐道地夸说起了进入仕途的容易和当官的好处。这四句是说才能之士只要有一言之美，片善之长，就会受贤君青睐，被封官赐爵，辞别田野，登上朝堂。而贤君爱才，岂但只赏赐白璧，还将仿效燕昭王筑黄金台来重金招聘你们呢。这四句虽是小人们的劝诱、夸说之辞，但也是他们一心只想升官发财的灵魂大曝光，写得真是笔锋辛辣，利如刀锥。“今君有何疾，临路独迟回？”最后，小人以嘲弄的口吻诘问旷士：你到底有什么毛病，竟面对阳关大道还独自徘徊不前？全诗至此顿住。对于无耻小人的挑衅，诗人没有也不屑回答，但不回答并不等于没有答案。读者若试着掩卷思索，就会发现，答案已在开头“小人自龌龊，安知旷士怀”之中了。这一结回应开头，使通篇皆活，旷士形象虽未著墨，但在对照中自显出其迥异小人的品格。这个结尾让应受嘲弄的人去厚颜嘲弄别人，真是幽默滑稽而有波澜，可谓味蕴言外，冷峻隽永。

　　《代放歌行》在《乐府诗集》中属《相和歌辞·瑟调曲》。《歌录》曰：“《孤生子行》，亦曰《放歌行》。”《孤生子行》，又题作《孤儿行》，在乐府古辞中写的是孤儿备受兄嫂折磨，难与久居的内容。鲍照的拟作，旧瓶装新酒，用以揭露黑暗，抨击时政，大大拓宽和加深了这一乐府旧题的表现力。在这个方面，也同样显示了诗人非凡的艺术勇气和独辟蹊径的创新精神。

　　这是一首描写农村生活的词。上片写农女买酒，下片写醉汉的醉态，真切地反映了朴素的农村生活和民风民习。词中妙用双关语，把鸟语和写实结合起来，又表现了词人用传神之笔刻画人物的功夫。文字清新活泼，诙谐幽默。

　　上片写村女听鸟鸣。不知哪里跑来的年轻女子三三两两聚集树下，悄没声地倾听枝上巧舌如簧的鸟儿啼叫。你听那提壶鸟声声叫“提壶！提壶！”似乎在提醒一个受令出来打酒的女子：还不快买酒回家！更有趣的是那高叫着“婆饼焦！婆饼焦！”的饶舌鸟，似乎是在戏谑另一个贪玩忘归的小媳妇：婆婆已把烙饼烧焦了，还不快去帮忙！词人写到这里打住，下面的情景由读者去想象和补充。也许听完鸟叫后几个女子围着那女子打趣，于是一片追逐笑闹之声，也许女子们将禽语当作玩笑，嘻嘻哈哈继续逗它学舌，也许鸟叫声真的提醒了贪玩忘归者，于是大家互相伸伸舌头，一哄而散……短短四句，的确蕴含了丰富的农村生活的内容。

　　下片写词人对农村风光迷而忘返。这种沉迷是用酒醉来体现的。词人边欣赏包括上片所写的动人风光，边将随身携带的酒呷上几口。时间不知不觉过去了，词人也不知不觉大醉了。风一吹，他清醒过来，想到应该回家了。可醉眼陶然，辨不清来时的道路了。于是只好向行人去打听。词的末二句，是善良而热情的乡间行人指路的话。指路指得那样耐心，那样认真，真是神态活现。词到这里戛然而止。词人知路后的情景，依然留给读者去想象补充。

　　全词语言通俗平易，明白如话，而又含蓄幽默。巧用禽言诗体、拟人手法，又极力渲染主客颠倒情景，写来鲜龙活跳，富有谐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