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禹治理洪水,要打通轩辕山。禹化作大熊开山,又怕妻子涂山氏看见,便嘱咐妻子:“要送饭,听我敲鼓再来。”禹化熊开山,踏动石块,误落在鼓上。涂山氏听到鼓声,前来送饭。她见丈夫这副样子感到十分羞惭,于是逃开了,来到嵩高山脚下,化作一块大石。她此刻已经怀孕,就要临盆。禹赶来说:“把儿子还我!”大石朝北的一面应声破裂,禹的儿子——启诞生了。
禹巡视治水之事,途中娶涂山氏之女。禹没有来得及与她举行结婚典礼,就到南方巡视去了。涂山氏之女就叫她的侍女在涂山南面迎候禹,她自己于是作了一首歌,歌牢唱遭:“候望人啊”,这是最早的南方音乐。
禹治水,三十岁还没有娶亲,走到涂山,担心自己岁数太大失去礼制,就娶涂山女。
大禹娶涂山氏,叫作女娲,二人在台桑结婚,那天有白狐九尾祥瑞出现,因此被封为攸女。
注释
化为熊:古人觉得熊的力量大,所以认为禹化作熊有了强大的力量。
饷:送饭食给人叫“饷”。
山石:踏动石块。
行:走。
上片写词人对家人的怀念。首句“别绪如丝睡不成”,情意坦诚,多情公子这时正在塞上,分离后的思念令他辗转反侧,无法入眠,而“那堪孤枕梦边城”一句就更进一步地表明了纳兰的愁思之深。一般说来,“梦边城”应当解释为“梦见边城”,可是联系上下文,应该解释成“梦于边城”。孤枕难眠,所以纳兰索性披衣起床,去倾听那夜半塞外的冷雨声。但邢夜雨声就像伤心人拨弄琴瑟的弦声,悲凄彻骨,每一声都敲打着纳兰那颗满是悲愁的心,也更加引发了他的思念,令他不由想起了家里的妻子,心想这时的她会不会也正在想念着自己。
下片从书信落笔,进一步抒发了自己的相思情怀。这时的思念之情好像春天的杂草似的,疯狂生长,所以纳兰拿起了笔,铺开纸笺,写下了一首抒发自己离愁别绪的书信寄给妻子。词中的“书郑重,恨分明”显得语义不清,令人疑惑,谁又能明白当时的纳兰要表达什么意思。“天将愁味酿多情”一句将纳兰的思念和悲愁推向高潮,意思是说:就连上天都在用滴滴答答的绵密雨声来酝酿自己的悲苦。这个“酿”字,可谓是全词的词眼。“偏到鸳鸯两字冰”意为一想到我们天各一方,相见遥遥,又不禁彻骨寒心了。塞外苦寒,纳兰好不容易写完信,呵着冰冷的双手粘好了信封,在为信封签押时,笔尖却被冻住了,四周一片冰冷的寒意。情深意重笔轻,落下“鸳鸯”二字时,心中更凄楚。从“天将愁味酿多情”、“偏到鸳鸯两字冰”来看,颇含悠然不尽之意,“鸳鸯两字冰”,化虚为实,深刻地表达了相思的愁苦。
全词对爱侣的萦思写得回环婉曲,意韵别生。“偏到鸳鸯两字冰”的描画,意味悠长,既渲染出边塞的严寒景象,也折射出心中的清冷景况,亦摹写出这份苦寒对恩爱伴侣儿女情长的阻隔,多重意蕴缭绕字里行间,情韵悠远。
挽歌,即“輓歌”。古人送葬时,执绋挽丧车前行的人所唱的哀悼死者的歌。崔豹《古今注·音乐》:“《薤露》、《蒿里》,并丧歌也。出田横门人。横自杀,门人丧之,为作悲歌。至孝武时,李延年乃分二章为二曲:《薤露》,送王公贵人;《蒿里》,送士大夫庶人。使挽柩者歌之,世亦呼为挽歌。”
此首通篇写送殡下葬过程,而突出写了送葬者。
“荒草”二句既承前篇,又写出墓地背景,为下文烘托出凄惨气氛。“严霜”句点明季节,“送我”句直写送葬情状。“四面”二句写墓地实况,说明自己也只能与鬼为邻了。然后一句写“马”,一句写“风”,把送葬沿途景物都描绘出来,虽仅点到而止,却历历如画。然后以“幽室”二句作一小结,说明圹坑一闭,人鬼殊途,正与第二首末句相呼应。但以上只是写殡葬时种种现象,作者还没有把真正的生死观表现得透彻充分,于是把“千年”句重复了一次,接着正面点出“贤达无奈何”这一层意思。盖不论贤士达人,对有生必有死的自然规律总是无能为力的。这并非消极,而实是因勘得破看得透而总结出来的。
一篇最精彩处,全在最后六句。“向来”犹言“刚才”。刚才来送殡的人,一俟棺入穴中,幽室永闭,便自然而然地纷纷散去,各自回家。这与上文写死者从此永不能回家又遥相对照。“亲戚”二句,是识透人生真谛之后提炼出来的话。家人亲眷,因为跟自己有血缘关系,可能想到死者还有点儿难过;而那些同自己关系不深的人则早已把死者忘掉,该干什么就干什么去了。《论语·述而篇》:“子于是日哭,则不歌。”这是说孔子如果某一天参加了别人的丧礼,为悼念死者而哭泣过,那么他在这一天里面就一定不唱歌。这不但由于思想感情一时转不过来,而且刚哭完死者便又高兴地唱起歌来,也未免太不近人情。其实孔子这样做,还是一个有教养的人诉诸理性的表现;如果是一般人,为人送葬不过是礼节性的周旋应酬,从感情上说,他本没有什么悲伤,只要葬礼一毕,自然可以歌唱了。
陶渊明是看透了世俗人情的,所以他反用《论语》之意,爽性直截了当地把一般人的表现从思想到行动都如实地写了出来,这才是作者思想上的真正达观而毫无矫饰的地方。陶之可贵处亦正在此。而且在作者的人生观中还是有着唯物的思想因素的,所以他在此诗的最后两句写道:“死去何所道,托体同山阿。”死只是意味着一种人际关系的脱落,尘缘的结束。这只是一种极其正常的生命代谢,是托身大山魂归自然的皈依。这在佛教轮回观念大为流行的晋宋之交,实在是十分难能可贵的唯物观点。这种自然的死亡观也让诗人本来贫病交加的命运化为诗化的人生。
澶渊之盟距李纲时期有一百多年,已成为历史。但历史往往有某些相似之处。宋钦宗时金国对大宋的侵略无异于当年辽对宋的侵略,且又过之。李纲在词中叙述史事,目的是以古喻今,对当朝皇帝进行讽喻:“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他希望皇帝能从真宗幸澶渊的史实得到启示,振作起来,抗金卫国,不要一味怯懦逃跑。
首句“边城寒早”。从边境自然气候的早寒,烘托战争威胁之严重。骄横恣肆的胡虏,竟敢远来侵占中国甘美的泉水,丰茂的草原,“铁马嘶风,毡裘凌雪,坐使一方云扰”。敌人的铁骑纵横,他们披着毡裘,冒着大雪,使一方国土受到严重的骚扰。在强敌压境的情况下,“庙堂折冲无策,欲幸坤维江表”。庙堂,指朝廷。折冲,指抗击敌人。坤维,地的四角。江表,指长江以南地区。宋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兵大举入侵,“急书一夕凡五至”,真宗惊慌失措,无计抗击辽兵,召群臣商议对策。宰相寇凖力主真宗御驾亲征,真宗感到很为难。参知政事江南人王钦若主张驾幸金陵;四川人陈尧叟主张驾幸成都。成都远离汴京,故说“坤维”,即地角之意。不论南逃或西逃,都是主张放弃中原,包括汴京在内。把辽兵在战场上得不到的土地,拱手送出去。真宗问寇凖:到底怎么办?寇凖答道:“谁为陛下画此策者,罪可诛也。今陛下大驾亲征,贼自当遁去。奈何……欲幸楚蜀远地?所在人心崩溃,贼势深入,天下可复保耶?”(《宋史·寇凖传》)真宗不得已,勉强同意亲征。真宗到澶渊南城,群臣畏敌,又请求圣驾就此驻扎,不再前进。又是寇凖力排众议,据理力争。真宗乃渡澶渊河(即“径渡大河清晓”),直达前军。所以李纲满怀热情地写道:“叱群议,赖寇公力挽,亲行天讨。”“亲行天讨”就是天子代表上天亲自讨伐有罪的人。此指抗击辽军。“銮辂动,霓旌龙旆,遥指澶渊道。日照金戈,云随黄伞,径渡大河清晓。”对真宗亲征澶渊,李纲在词中极力夸张、铺叙,热情地、形象地描绘了天子御驾亲征的仪仗之盛,威仪之大,恰与钦宗、高宗的畏缩逃跑构成鲜明对比,一扬一抑,从侧面对当朝皇帝作了委婉的批评。“六军万姓呼舞,箭发狄酋难保。”皇帝亲征,大大鼓舞了宋军的士气,大大振奋了民心,宋辽两军在澶州对峙,当辽国统军挞览出来督战时,被宋军用弩箭射死,挫败辽军。于是,“虏情慑,誓书来,从此年年修好。”宋辽议和,互立誓书,订立“澶渊之盟。”
作者对寇凖功绩的赞扬,是希望能有像寇凖这样的忠臣力挽狂澜,也寄托着他的自勉和身世之感。他对真宗的歌颂,也是对当朝皇帝的激励,因为曾御驾亲征的真宗,比起一味逃跑的皇帝毕竟大不相同,结果也不一样。
王逸说:“《大招》者,屈原之所作也。或曰景差,疑不能明也。”汉代既已不能明,则后世更是聚讼纷纷。洪兴祖认为“《大招》恐非屈原作”,朱熹则斩钉截铁地说:“《大招》决为(景)差作无疑也。”黄文焕、林云铭、蒋骥、牟廷相等皆主屈原作。梁启超以其中有“小腰秀颈,若鲜卑只”一语,定为汉人作,刘永济、游国恩从之,朱季海则更具体地说是淮南王或其门客所作。我们认为,《大招》是屈原所作是可信的,但它不应当是王逸所说屈原放逐九年,精神烦乱,恐命将终,故自招其魂;也不是林云铭、蒋骥所肯定的“原招怀王之词”。这篇作品语言古奥,形式上不及《招魂》有创造性,应当是反映了较早的楚宫招魂词形式。所以,不当产生在《招魂》之后,而只能在它之前。公元前329年,楚威王卒,《大招》应是招威王之魂而作。其时屈25岁(胡念贻)班究认为屈原生于前353年,在诸家推算屈原生年中最为可信)。以“大招”名篇是相对于《招魂》而言,《招魂》是屈原招怀王之魂所作,《大招》是招怀王之父威王之魂所作,故按君王之辈份,名曰“大招”。
本篇开始按招魂词的固定格式陈述四方险恶,呼唤魂不要向东、向南、向西、向北,然后即写楚国宫廷的美味佳肴,音乐舞蹈美女之盛,宫室之富丽堂皇,苑圃禽鸟之珍异,最后夸饰楚国之地域辽阔、人民富庶、政治清明。其中对楚国遵法守道、举贤授能、步武三王一段的描写,实际上是屈原理想化了的美政。《离骚》中回顾年青时的政治理想,正由此而来,且一脉相承。全篇末尾云:“魂乎来归,尚三王只。”这同《离骚》中称述“三后之纯粹”,《抽思》中“望三王(原误作“五”)以为像”的情形一样,都反映出屈原作为楚三王的后代,追念楚国最强盛的时代,既要尊称国君先祖,又要光耀自己始祖的心情。因此,《大招》已不是单一的招魂祝辞,而是于其中蕴含了一定的思想。一方面,通过极言东南西北四方环境的险恶,极力铺陈楚国饮食、乐舞、宫室的丰富多彩、壮伟华丽,来招唤楚威王的亡魂,表达了对楚君的无限忠心和眷恋之情;“自曼泽怡面以下,皆帝王致治之事。永宜厥身,则本身之治也。室家盈庭(廷),则劝亲之经也。正始必自孤寡,文王治岐之所先也。阜民必本田邑,周公《七月》之所咏也。发政而禁苛暴,省刑薄敛之功。举杰而诛讥罢(疲),举直错枉之效也。直赢者使近禹麾,所以承弼厥辟。豪杰者使流泽施,所以阜成兆民也。末章归之射礼,则深厌兵争之祸,而武王散军郊射之遗意也。于此可以见原志意之远,学术之醇,迥非管韩孙吴及苏张庄惠游谈杂霸之士之所能及。”(蒋骥《楚辞余论》)这样,作品的现实意义和战斗性便大大加强了。
本篇在结构上也具有特点。采用开门见山的手法,直接点题,一气而下。环环相扣,所以诸家分章颇分歧。由“青春受献”而时光飞逝,春色盎然而万物竞相展现自己的生命力,点出招魂的具体时节。下文“魂乎归来,无东无西,无南无北”的呼唤,入题自然,干净利索。在对四方险恶环境的夸张描述之后,以“魂魄归徕,闲以静只。自恣荆楚,安以定只”转入到对楚国故地的环境描写,阐联顺当,一点也不显得突兀。并以“闲以静只”、“安以定只”、“逞志究欲,心意安只”、“年寿延只”作为主题,给下文的大肆铺叙作纲领。在对楚国饮食、乐舞、美人、宫室等的铺排和炫耀中,以“定空桑只”、“安以舒只”、“静以安只”、“恣所便只”等与它们相呼应,前后照应,相互关联。下一层紧承“居室定只”,由室内而扩展到室外的“接径千里”,由此联想到“出若云只”的楚国人民,以此为出发点,很自然地引出作者对治理国家、造福人民的清明政治的向往,使文章在结构上浑然一体。
《大招》在语言描写上虽然比不上《招魂》的浪漫奇诡,但仍以其华丽多采的语言,给我们展现出一幅幅奇谲诡异、绚丽多姿的画面。尤其是描写美人的一段,不仅描绘她们的容貌、姿态、装饰,而且深入展现其心灵性情,不同气质、不同状貌的美人纷纷登场亮相,具有浓郁的楚民族风范。全诗几乎都用四言句,显得简洁整齐、古朴典雅,反映了屈原早年的创作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