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坛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坛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坛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坛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译文及注释
译文
所谓的道观就是昌利观,我所认识的张天师就住在这里。
仙家道观光照九州,蓬莱城阙规制天殊。
安静的青石道坛桂树门槛,庄重的丹红洞府松木户枢。
玉饰的书籍记载坛山秘籍,金制的箱子盛装五岳真图。
注释
道观:道教供奉神祖、仙人,进行宗教法式和修行的建筑。
张天师:东汉张道陵曾在昌利山等诸山修道。张道陵,五斗米道的创始人,道教第一代天师。一说张天师是当时一位姓张的道教主持人。
芝廛:道观的美称。芝,一作“枝”。
分野:古天文说,天上星辰的位置与地面州国的位置相对应,星域之划分称分星,地面相对区域称分野。此代指九州、天下。
蓬阙:原指蓬莱宫,神仙居住的地方。多用于借指道观。
规模:规制、程式。
碧坛:青石道坛,道教法事场所。
清:清静,安静。
桂阈:桂木门槛。王勃《平台密略赞·孝行》:“受训椒殿,承辉桂阈。”阈,一作“影”。
丹洞:仙洞。
肃:庄重,严肃。
松枢:松木的门枢(枢轴)。
玉笈:玉饰的书籍。
金箱:金制的箱子。
这首诗应当作于唐高宗咸亨元年(公元670年)夏秋时,当时王勃游蜀地,在金堂(今四川省成都市金堂县)写下了这首诗。
这首诗描写了兴盛时期昌利观周围的事物及环境,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梦幻的仙境,也具有人界富贵阶级意识及积极向上精神,然而诗人眼中的道观并非全是人间的俗物,也有仙界的超凡自然意识及静穆无为精神。
诗序“其观即昌利观,张天师居也”,体现了时昌利观在初唐时是非常兴盛的。而同处唐代的薛能的《过昌利观有怀》(“万仞云峰八石泉,李君仙后更谁仙。我来驻马人何问,老柏无多不种田”)却写的是一派苍凉。李君就是李白。李白晚年经历了安史之乱。安史之乱后的中唐,昌利观已经衰败。而薛能选择昌利观,来感怀家和社会的命运,可以推测王勃时期的昌利观不仅兴盛,可能还是当时的道教圣地或者是具有政治气息的道教中心,表明了年轻的王勃到当时这个顶级的道观求仙问道,心态不仅仅静穆,也是积极向上的。
诗中首联与王维的“分野中峰变,阴晴众壑殊”(《终南山》)大体是一样的意思。王勃写的是山野上光影勾勒出的静态的分割线。而王维诗写得更具云霓动感和朦胧美。看到如此明显的阴晴分界,诗人必定登上了山顶,暗托寻找时间之久和寻找的决心。终于,不负有心,找到了极具规模的宛若仙境的道观。颔联是互文。色彩上,清幽的“碧”对荣盛的“丹”;形态上,外放寂静的坛对深幽自然洞;“清”“肃”二字合意,运用倒装句式,形容词提前,强调道观特点。“松”“桂”属名木,“阈”“枢”合指整个道观的建筑。碧绿和丹红的色彩不仅仅符合道教清肃自然的精神,而且可见时代的富贵繁荣。“桂阈”“松枢”也有门第等级的意思。颈联也是互文,与“楚塞三湘接,荆门九派通”(《汉江临泛》)异曲同工。“记”“图”同义,指让人挂念敬慕。三山是是仙界传说,五岳则是人间实有。三山五岳,泛指名胜,有权威意识;泛指海内,由仙至人,由帝王至百姓。玉芨是仙草,金相则存在世俗感。故玉芨对三山,金箱对五岳。诗人将整个仙界人界各个姿态勾勒出来。尾联表现出一种欲成仙而不得的无奈情绪。诗中的道教仙家思想,既是李唐王朝以老子为先祖、尊奉道教的社会现实的反映,也是王勃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的自然流露。
此诗主要表达了作者对道教的向往之情,也流露了作者失意于官场之后消极情绪。
此诗的前半写刘蕡冤谪而死。诗先不写自己的看法,而是从引述旁人的议论落笔。行路之人都在议论刘蕡遭贬柳州确是冤屈,都说他在贤良对策中的言论全是为着国家的中兴。言“中兴”而遭“冤谪”,可见蒙冤之深,难怪路人也在为之不平了。诗人借路人之口谈论冤谪,当然比直说更加有力。这不但表现了人们对刘蕡的同情和敬重,也从侧面反映了他们对宦官诬陷刘蕡的痛恨,对朝廷软弱昏庸的谴责。
下面两句接着引贾谊与公孙弘两个历史人物,写诗人对刘蕡之死的痛惜。两句是说:空自听说昔年贾谊被召回朝廷,刘蕡却被远谪柳州,客死异乡,不可能像公孙弘那样再次被举,受到重用了。此联用典妥帖,何焯特别称第四句“最为精切”(《李义山诗集辑评》)。“空闻”、“不待”二语,顿挫有力,透出诗人深感怅惋痛惜之情。
诗人视刘蕡为“师友”,而他竟死于冤屈,不能不使诗人伤心痛哭。五、六两句,即扣住题面,写诗人痛哭情状。刘蕡最后似死在浔阳(今江西九江)。诗人是在长安作此诗的。遥隔大江,只有频频回首南望,望空洒泪;天高难问,沉冤难诉,死不复生,惟有捶胸痛哭。长恸之后,痛定思痛,诗人回想起一年前与刘蕡在黄陵(山名,在今湖南湘阴)相别的最后一面。那时,正当刘蕡冤谪柳州,天空阴暗,春雪凄寒。结尾两句不但烘托着二人相别时的悲凄心情,且与诗人写此诗时悲痛欲绝的心境亦融为一体,留下不尽的哀思。纪昀说:“逆挽作收,结法甚好。”(《李义山诗集辑评》)
这首诗,整篇都浸透着诗人的泪水,贯穿着一个“哭”字:始则是呜咽悲泣,随后是放声痛哭,继而是仰天悲号,最后则又变为抽噎饮泣。读完全诗,仿佛诗人的哭声还萦绕在耳际。写法上,诗人把叙述、议论、抒情三者结合在一起。前面四句全是叙述、议论,但叙述中含着很强的抒情色彩。后面四句抒情,而结联于抒情中又含着叙述成分。如果全是叙述和议论,容易干枯乏味;如纯用抒情,又与引诗所写的具体内容不太相合,难于写出刘蕡的沉冤。此诗将这三者结合起来,使公义私情,都得到了充分的表现,从而增强了诗的感染力。
周昉是约早于杜牧一个世纪,活跃在盛唐、中唐之际的画家,善画仕女,精描细绘,层层敷色。头发的钩染、面部的晕色、衣著的装饰,都极尽工巧之能事。相传《簪花仕女图》是他的手笔。杜牧此诗所咏的“屏风”上当有周昉所作的一幅仕女图。
“屏风周昉画纤腰”,“纤腰”二字是有特定含义的诗歌语汇,能给人特殊的诗意感受。它既是美人的同义语,又能给人以字面意义外的形象感,使得一个亭亭玉立、丰满而轻盈的美人宛然若在。实际上,唐代绘画雕塑中的女子,大都体型丰腴,并有周昉画美人多肥的说法。倘把“纤腰”理解为楚宫式的细腰,固然呆相;若硬要按事实改“纤腰”作“肥腰”,那就更只能使人瞠目了。说到“画纤腰”,尚未具体描写,出人意外,下句却成“岁久丹青色半销”,—由于时间的侵蚀,屏风人物画已非旧观了。这似乎是令人遗憾的一笔,但作者却因此巧妙地避开了对画中人作正面的描绘。
“荷马显然有意要避免对物体美作细节的描绘,从他的诗里几乎没有一次偶然听说到海伦的胳膀白,头发美—但是荷马却知道怎样让人体会到海伦的美。”(莱辛《拉奥孔》)杜牧这里写画中人,也有类似的手段。他从画外引入一个“鸾发女”。据《初学记》,鸾为凤凰幼雏。“鸾发女”当是一贵家少女。从“玉窗”、“鸾发”等字,暗示出她的“娇娆”之态。但斜倚玉窗、拂尘观画的她,却完全忘记她自个儿的“娇娆”,反在那里“妒娇娆”(即妒嫉画中人)。“斜倚玉窗”,是从少女出神的姿态写画中人产生的效果,而“妒”字进一步从少女心理上写出那微妙的效果。它竟能叫一位妙龄娇娆的少女怅然自失,“还有什么比这段叙述能引起更生动的美的印象呢?凡是荷马(此处为杜牧)不能用组成部分来描写的,他就使我们从效果上去感觉到它。诗人呵,替我把美所引起的热爱和欢欣(按:也可是妒嫉)描写出来,那你就把美本身描绘出来了。”(《拉奥孔》)
从美的效果来写美,《陌上桑》就有成功的运用。然而杜牧《屏风绝句》依然有其独创性。“来归相怨怒,但坐观罗敷”,是从异性相悦的角度,写普通人因见美人而惊讶自失:“拂尘犹自妒娇娆”,则从同性相“妒”的角度,写美人见更美者而惊讶自失。二者颇异其趣,各有千秋。此外,杜牧写的是画中人,而画,又是“丹青色半销”的画,可它居然仍有如此魅力(诗中“犹自”二字,语带赞叹),则周昉之画初成时,曾给人无比新鲜愉悦的感受。这是一种“加倍”手法,与后来王安石“低回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明妃曲》)的名句机心暗合。它使读者从想象中追寻画的旧影,比直接显现更隽永有味。
诗和画有共同的艺术规律,也有各自不同的特点。一般说来,直观形相的逼真显现是画之所长,诗之所短。所以,“手如柔荑,肤如凝脂,领如蝤蛴,齿如瓠犀,螓首蛾眉”,穷形尽相的描写并不见佳;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从动态写来,便有画所难及处;而从美的效果来写美,更是诗之特长。《屏风绝句》写画而充分发挥了诗的特长,就是它艺术上的主要成功之所在。
这是一篇驳论型的论说文,即驳斥对方的错误论点,并在驳斥敌论中树立起自己正确的观点。文章一开始便以“上患”与“患”两个否定、肯定的句式,说明了当时的“天下之患”,开门见山地提出了天下所忧虑的事情,即上忧虑人才上够多,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希望他们多;上忧虑人才上为国家做事,而忧虑的是在上的人上让他们做事,从而明确提出人才问题事关重大,“材之用,国之栋梁”,并正反说明了人才的极端重要,“得之则安以荣;失之则亡以辱”,足见人才问题实与国家生死存亡攸关,绝非小事可等闲视之。但恰恰在这个关于国家“安荣”“亡辱”如此重大的人才问题上,当时的“上之人(包括皇帝在内的当权者)”,却“上欲其众”,“上使其为”,上去发现培养人才,上使他们发挥应有的作用,这正是“天下之患”。接着作者用一个“者……也”设问句,指出“是有三蔽”,具体摆出了当时在人才问题上的三种社会偏见,这三种偏见也正是作者在《材论》中要分别驳斥的三种错误观点。
最突出的一种偏见,认为自己处于最高的地位,可以排除掉耻辱,断绝掉危害,一辈子也上会碰上什么祸害,人才的任用与否,与国家的治乱命运无关,因而任意放纵自己,最终使国家陷于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另一种偏见,有的人认为自己的官位和金钱足以引诱天下的才士,荣耀屈辱忧愁悲伤等等都掌握在自己手里,自己可以傲视天下的才士,而他必然会自动归向自己,这样最终也要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还有一种偏见,有的人上探求培养选拔人才的方法,而是忧心忡忡地认为天下实在没有人才,同样最终也陷入败乱危亡和受屈辱的境地。
这样,作者在列述人才问题上的三种偏见的同时,简括而有力地分析了其必然导引的“卒入于败乱危辱”的令人震惊的恶果,与上面指出的“失之则亡以辱”相呼应,再次强调了人才关乎国家生死存亡的极端重要性。对上述三种偏见的驳斥,作者并没有也无必要去平均用力地全面出击,因为前两种自视位高、财足,盲目自安自喜,认为人才无用的观点,其谬误显而易见,是非上言自明,“然而用心非上善犹可论其失者,独以天下为无材者耳”。与前两种相比较,他们的本意还上是上想用天下的人才,而是胡涂无知,一叶障目上见泰山,看上到人才而哀叹天下无人才可用。所以,这种“以为天下诚无材”的错误观点实有详加讨论辨析的必要,这就是作者特意“论其失”,以触“未知其故”的原因,是作者所驳敌论的一个重点。就驳论文章的类别来看,又是属于反数论点之一种,即用新的论据新的论证反证其论点的错误,从而树立起新的正确的论点,得出新的结论。
在这里,作者基于其“用心非上善”“其心非上欲用天下之材”的思想基础,所以在反驳中“言咨悦怿”(《文心雕龙·论说》)“烦情入机,动言中务”,并从以下三个方面循循善诱层层递进地驳斥了天下无人才的偏见,阐述了“索天下之材而用之”的观点。
一是以马为喻,强调要在实践中考察人才。在马厩中,劣马好马混杂在一起,其饮水吃草、嘶鸣啼咬并没有多少上同,而等让他们拉车跑路时,好马劣马就看出大上一样了,好马“引重车,取夷路,上屡策,上烦御,一顿其辔而千里已至”,而劣马“虽倾轮绝勒,败筋伤骨,上舍昼夜而追之,辽乎其上可及”。说到人也是如此,平常情况下难见高下,“惟其遇事而治,画策而利害得,治国而国安利”,人才与一般人的区别便可看得清清楚楚了。至此,作者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如果上能精细地考察,慎重地任用,即使本有上古贤人皋陶、乐夔、后稷、殷契那样的才智,也“上能自异于众”,何况是在他们之下的人呢?那种认为人才如锥子在口袋,其尖端会自然显露的看法是片面的。要之,要为人才脱颖而出创造条件。这一点,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所以上认为天下没有人才,而是想尽一切办法去寻找、考察人才,并尽才而用,当今“上之人”若能如此,便上会“諰諰然(忧心恐惧的样子)以为天下实无材”了。
二是以箭为喻,阐明量才为用的道理。作者说,南越的长箭,精金为镞,劲翮为羽,千步之外,可射杀犀牛,可谓“天下之利器”“决胜觌武之所宝”,但如果用之上当,比如用它来敲打东西,那就和枯朽的棍子无多大区别。至此,作者又适时地引出了一个结论:即使得到了天下奇才,如果使用上得法,也同样等于得上到人才,而古代的贤君懂得这个道理,量才而用,人尽其才,所以人才济济,各显其能。后世在位者,上懂量才为用,人才被埋没,反“坐曰天下果无材”,作者语重心长地说,上是没有人才,而是没有动脑筋好好地思索,没有弄懂使用人才的道理。
三是以史为鉴,进一步说明人才应运而出的道理。作者以“六国合纵而辩说之材出”、“刘项并世而筹画战斗之徒起”、“唐太宗欲治而谟谋谏诤之佐来”为例,说明人才的出现在于时势的需要与“上之人”的发现与重用。就某种意义上来说,君主如果想得到他们,他们就来了。因此,以天下之大,人才之众,而硬说果真没有人才,是无论如何也上能令人信服的。至此,“以为天下实无材”的论点,已被反证为是错误的,同时作者重视人才以及如何发现、选拔、使用人才,使人才得以脱颖而出、使人才得以尽才为用等观点也一并得到了阐述。
《材论》一文,篇幅上长,但却能针对时弊,据理以陈,阐明了有关人才的重大社会问题,表达了“索天下之才而用之”的政治改革家的宏图大略,可以说是一篇为改革图新服务的“招贤书”。这篇文章也正体现了作者所倡导的“文者,务为有补于世用”(王安石《上人书》)的创作主张。这篇短文,针对性强,有的放矢,批驳有力量,再加上巧用比喻,类比史实,使之具有浓厚的政治色彩且有较强的说服力和一定的感染力,结语“天下之广,人物之众,而曰果无材可用者,吾上信也”,体现了作者的自信、文章的平易深邃而流畅自然。
“捣练子”既是词牌,又是这首小词的题目。练是一种白丝熟绢,须用木杵在砧石上捶击而成;令指小令,是短歌的意思。作者在这首仅有二十七个字的小令中,着力表现秋夜捣练声给一个因孤独苦闷而彻夜难眠者带来的内心感受,含而不露地传达了一种难言的心理隐秘与情绪气氛。
境界的鲜明如画与意象的深蕴含蓄是这首词在意境创造上的主要特征。作者采取了类似电影推摄的手法,运用远、近景跳切镜头,从全景到近景,逐渐推出抒情主人公的特写。前面两个三字句,“院”与“庭”的遣词实际上并非同义反复,那是两个远、近景跳切镜头的巧妙组合。“深院”是世家豪族的深宅大院,所谓“侯门一入深如海”、“庭院深深深几许”是也。这是着眼于全景。“小庭”则是这整体中的一个单元,即千重万落中的一个独立小院,一个小天井。镜头从全景推近,把读者不知不觉地引入画面,置身于一个具体可感的环境之中。以上还只是画面的形,属于表层特征,还未抓住其中的“神”,即画面所蕴内在的深层特征。两幅画面分别用两个极平凡的字“静”和“空”来点化,应细加体味。借大宅院之“静”,当不仅仅是客观外在的安静、清静,在词语的深层结构中融入了强烈的主观情绪。那是静得让人恐惧,静得让人透不过气,是在心理压抑下而产生的一种深在的静谧感。
小庭“空”,更明显不是客观意义的空空荡荡。这样的贵族之家,仆人丫鬟总不会太少,花木池台、金井玉栏大约也是有的,作者偏偏用个“空”字,一笔抹去,就只能说是他的主观感觉在作怪,一切都视而不见了。原来,处在巨大建筑群落中的一个小天井,本身就带有一种压抑感和冷落感,一个寂寥空虚,百无聊赖的人处身于这种氛围,那当然会加倍感到难以忍受的孤独、郁闷和焦虑。
“断续寒砧断续风”,更渲染了这种沉寂、静谧,那木杵捶击石砧的咚咚声被阵阵悲凉的秋风荡来,时轻时重,时断时续,无止无休更加深了主人公的孤寂感。寒砧,即捣练的石板,这里指代寒秋中的砧声。“断续”一词的重复,是有意的安排,不仅体现了作者避巧就拙,崇尚素朴的语言风格,而且逼真地传达出捣练声在秋风中飘忽不定的神韵。更为重要的,这种似往而还,若断若联,飘荡空灵的听觉效果,又与抒情主人公内在情绪的延展变化节奏完全合拍。接着作者进一步把镜头推近,画面上映出抒情主人公的特写:夜深了,秋月如水,随同寒砧声从门窗一起泻入,搅扰得他心神不宁,辗转反侧,无法入睡。“无奈”二字,使读者似乎看见了他那紧皱的眉头和无限焦虑而又无可如何的眼神。这才是词境的核心,画幅的焦点,以上的镜头画面都是这个焦点的烘托和铺垫。几声寒砧就会把主人公折磨得彻夜失眠,是因为它是一个特定的情感符号,包含着特定的情感信息。
在古代诗歌中,捣衣或捣练声常常用来表现征人妇对远戍边关的丈夫之思怨。如,南朝刘宋文学家谢惠连有一首著名的《捣衣诗》,保存在《文选》里,写的就是这种征妇怨;北周庾信的《夜听捣衣诗》,主题是“谁怜征戎客,今夜在交河”;初唐诗人沈佺期的《古意呈补阙乔知之》一诗,其中有这样的句子:“九月寒砧催木叶,十月征戍忆辽阳”;李白的《子夜吴歌》“长安一片月,万户捣衣声。秋风吹不尽,总是玉关情”自是任人皆知了。由此可见,寒砧声作为一种情感的形式或象征,逐渐抽象化、符号化,已经凝固到文学传统之中。既是一种情感的符号,就有引发特定心理情绪的心理导向功能,当然就不仅仅限于征妇怨,也可以是一般夫妇、情人的思忆之情,甚或是实际并无具体对象而纯属某种心理感觉的类似情绪。而这首小词却具有这样的特点:境界单纯,明晰,确定,而意象却扑朔迷离,模糊朦胧。那么,这里是指情人,征夫,故旧,或是故国。作者或许当时确有具体所指,或许本来就是一种莫名的心理情绪和感受,所谓“此情可行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是也。有些作品,越是意象朦胧,留给读者参与想象、创造的余地就越大,其审美价值也越高。
这首小词可以说就是这样一首优美的朦胧诗。对于这一点,清代著名词人纳兰性德已有所发现,他曾说李后主“兼饶烟水迷离之致”(《渌水亭杂识》)。纳兰氏十分准确地指出了李煜词直抒胸臆之外的另一种含蓄风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