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羌笛梅花引，吴溪陇水情”以铺叙的方式来描绘出一幅羌笛笛声哀怨、陇头流水幽咽的荒凉凄美画。诗中荒凉壮丽与哀怨婉转也是直接用羌笛吹出的。诗人夜半闻笛声，或许笛子所奏的是《梅花引》之曲调，或许根本不是悲愁的曲调，但诗人联想到悲愁的身世和处境，从而引发了悲愁之情。《陇头歌》：“陇头流水，鸣声幽咽”，可见陇水之情乃是悲愁之情。李白《秋浦十七首》之第二首有“清溪非陇水，翻作断肠流”之句，可见这里的“清溪陇水情”乃是断肠之情。

　　“寒山秋浦月，肠断玉关声。”此处的寒山当在秋浦，而玉关声应该是使人肠断的悲声，因“春风不度玉门关”，亦表达出诗人常以玉门关形容去国离乡的忧愁。月光、流水、笛声、断肠人便是构成这幅画图的基本元素。

　　从此诗可以看出羌笛已经和表现征战之苦、思乡之痛 的《从军行》、《度关山》联系起来了，集中表现家国之思、思乡之痛。这主要是因为羌笛多与出塞、关山、陇头水等边塞的地名相联系，而这些地名令人自然而然想起荒凉的边关塞漠、流血厮杀的战场、久戍边疆未归的将士。而诗歌的基调是低沉的、伤痛的。

　　这是一首即景抒怀的诗。首联写“晚次鄂州”的心情。浓云散开，江天晴明，举目远眺，汉阳城依稀可见，因为“远”，还不可及，船行尚须一天。这样，今晚就不得不在鄂州停泊了。诗人由江西溯长江而上，必须经过鄂州（治所在今湖北武汉市武昌），直抵湖南。汉阳城在汉水北岸，鄂州之西。起句即点题，述说心情的喜悦，次句突转，透露沉郁的心情，用笔腾挪跌宕，使平淡的语句体现微妙的思致。诗人在战乱中风波漂泊，对行旅生涯早已厌倦，巴不得早些得个安憩之所。因此，一到云开雾散，见到汉阳城时，怎能不喜。“犹是”两字，突显诗人感情的骤落。这二句，看似平常叙事，却仿佛使人听到诗人在拨动着哀婉缠绵的琴弦，倾诉着孤凄苦闷的心曲，透纸贯耳，情韵不匮。

　　次联写“晚次鄂州”的景况。诗人简笔勾勒船舱中所见所闻：同船的商贾白天水窗倚枕，不觉酣然入梦，不言而喻，此刻江上扬帆，风平浪静；夜深人静，忽闻船夫相唤，杂着加缆扣舷之声，不问而知夜半涨起江潮来了。诗人写的是船中常景，然而笔墨中却透露出他昼夜不宁的纷乱思绪。所以尽管这些看惯了的舟行生活，似乎也在给他平增枯涩乏味的生活感受。

　　三联写“晚次鄂州”的联想。诗人情来笔至，借景抒怀：时值寒秋，正是令人感到悲凉的季节，无限的惆怅已使我两鬓如霜了；我人往三湘去，心却驰故乡，独对明月，归思更切！“三湘”，指湖南境内，即诗人此行的目的地。而诗人的家乡则在万里之遥的蒲州（今山西永济）。秋风起，落叶纷下，秋霜落，青枫凋，诗人无赏异地的秋色之心，却有思久别的故乡之念。一个“逢”字，将诗人的万端愁情与秋色的万般凄凉联系起来，移愁情于秋色，妙合无垠。“万里归心对月明”，其中不尽之意见于言外，有迢迢万里不见家乡的悲悲戚戚，亦有音书久滞萦怀妻儿的凄凄苦苦，真可谓愁肠百结，煞是动人肺腑。

　　末联写“晚次鄂州”的感慨，写诗人有家不可归，只得在异域他乡颠沛奔波的原因。最后二句，把忧心愁思更加地深化了：田园家计，事业功名，都随着不停息的战乱丧失殆尽，而烽火硝烟未灭，江上仍然传来干戈鸣响，战鼓声声。诗人虽然远离了沦为战场的家乡，可是他所到之处又无不是战云密布，这就难怪他愁上加愁了。诗的最后两句，把思乡之情与忧国愁绪结合起来，使此诗具有更大的社会意义。

　　这首诗，诗人只不过截取了飘泊生涯中的一个片断，却反映了广阔的社会背景，写得连环承转，意脉相连，而且迂徐从容，曲尽情致。在构思上，不用典故来支撑诗架；在语言上，不用艳藻来求其绮丽；在抒情上，不用泼墨来露出筋骨。全诗淡雅而含蓄，平易而炽热，读来觉得舒畅自若，饶有韵味。

　　清明踏青，是北宋时期一个非常热闹的民俗。据孟元老《东京梦华录》载：“京师以冬至后一百五日为大寒食，寒食第三日即清明节矣。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愁，都城之歌儿舞女，遍满园亭，抵暮而归。”宋代著名画家张择端也猎取这一盛况，创作出不朽的巨幅画卷《清明上河图》。柳永通过对这一民俗的描绘，集中地反映了当时社会普遍存在的享乐意识。

　　词的上片写太平盛世繁华都市中的春游。词一开篇即写景，“繁红嫩翠。艳阳景，妆点神州明媚”。这时候写的是自然景观，并且指明了这些景物是在“神州”，也就是汴京。接下来，“是处楼台”三句写都市人文景观，以“是以”二字开始，写出了都市繁华的广泛程度；后又以“腾沸”二字结束，写出了都市繁华的热闹程度。接下来是游春盛况的叙写。“游人”之“恣”，“驰骤”之“无限”，从行动上写出了游春人的心情舒朗，无拘无束；“娇马车如水”的比喻，借用了李煜的“车如流水马如龙”（《望江南·多少恨》），概写游春盛况，“寻芳选胜”则具体写游人的行踪，冠以“竞”字写出了游春人争先恐后的恣游心态。“归来向晚”对照开头“艳阳景”，表明游春活动从清晨的艳阳初升延续到黄昏日暮。结句“起通衢近远，香尘细细”，可以说是游春活动的尾声了，以一“起”字领起，不仅极具画面感，且情韵无尽。

　　这首词的上片在一定程度上记述了北宋前期太平盛世都市繁荣，有一定的认识意义。而且“繁红”、“嫩绿”、“艳阳”、“朱门”、“新声”、“通衢”、“香尘”等一连串带有修饰性的词的运用，以及“明媚”、“腾沸”、“如水”、“近远”、“细细”等一连串工笔描写，都极为生动地显示了汴京春日的繁盛。无论是内容还是表现，上片都可以说是整首词的精华所在。

　　词的上片已写尽汴京太平景象，下片则进一步写歌舞之乐。“太平世”，直言自己生活的时代是一个太平盛世。“少年时”二句说自己还处于少年时期，不忍心把美好的时光轻易抛弃。“况有红妆”二句说自己有美女相伴，连用“红妆”、“楚腰”、“越艳”三个词来形容相伴歌女的美貌，之后，词人又引用了一个典故，出自王仁裕《开宝天元遗事》，书中说宫廷乐工许合子“善歌，最受明皇宠爱。每对御奏歌，则丝竹之声莫能遏。帝尝谓左右曰：‘此女歌直千金。’”词人还用了“何啻”二字，说她们“一笑”何值“千金”，不仅突出了相伴美女的美貌，也从侧面反映了词人当时的奢侈生活。接下来，“向尊前”二句写歌舞之盛，此处多用典故。先写舞，“舞袖飘雪”，典故出自曹植《洛神赋》：“仿佛兮若轻云之蔽月，飘飘兮若流风之回雪”；后写歌，“歌响行云止”，引用《列子·汤问》秦青歌声“响遏行云”的典故。有美女相伴，又有歌舞欣赏，故而词人说“愿长绳、且把飞乌系。任好从容痛饮，谁能惜醉”。希望用绳子把太阳系住，以便“从容痛饮”。这种挽留时光的方式独特、浪漫，表现了词人对少年韶光易逝的惶恐和无奈。

　　词中以自然的春光和人生的青春交相阐发，由珍惜春天而有珍惜青春的感慨。在词人看来，明媚的春天给人们带来感官上的欢乐，也同样提醒人们去尽情享受青春，不妨千金买笑、从容痛饮。“少年时”二句，体现出词人对人生短暂、青春更短的忧惧之心，所谓及时行乐不过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抵御而已。

　　六国被秦国灭亡的教训，是许多文史家关注的话题。仅“三苏”就每人写了一篇《六国论》。苏轼的《六国论》，针对六国久存而秦速亡的对比分析，突出强调了“士”的作用。苏轼认为，六国诸侯卿相皆争养士，是久存的原因。只要把那些“士”养起来，老百姓想造反也找不到带头人了，国家就可以安定了。苏辙的《六国论》则是针对六国不免于灭亡的史实，指出他们相继灭亡的原因是不能团结一致，共同抗战，灭国是咎由自取。

　　苏洵的《六国论》不同于以上两篇。苏洵不是就事论事，而是借题发挥。苏洵的写作目的不在于总结六国灭亡的教训，而在于警告宋朝统治者勿蹈六国灭亡的覆辙。借古喻今，以谈论历史供当今统治者借鉴，这是苏洵高出其二子的地方。从历史情况看，六国灭亡的原因并不是“赂秦”。六国的失败，主要是政治上保守，因循守旧，不重视改革，不能坚持“合纵”政策去对付秦国的“连横”政策，被秦国远交近攻的手段各个击破。另一方面，秦孝公任用商鞅变法，使秦国国力大增，具备了统一中国的实力。加上战国长期的战乱，民不聊生，由分裂到统一，符合人们的愿望。秦国统一中国，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苏洵对此并非不知，他在文中也承认这一点：“以赂秦弊地，封天下弊谋臣；以事秦弊心，礼天下弊奇才，并力西向，则吾恐秦人食弊不得下咽也。”然而作者用意不在此，他的意图是点明赂秦是六国灭亡的原因，以此警告宋朝统治者，不要用贿赂的方法对待契丹和西夏，要用武力，要抵抗。明代何仲默说过：“老泉论六国赂秦，其实借论宋赂契丹弊事，而卒以此亡，可谓深谋先见弊识矣。”

　　宋朝建国后，宋太祖片面地接受唐朝藩镇割据，尾大不掉，以至灭亡的教训，采取了“虚外实内”的政策，削弱边关的实力，调集重兵驻守京城。结果造成了边关的空虚。辽国乘虚而入，屡犯边疆。宋太宗继位后，曾两次派兵击辽，均遭失败。后宋太宗两次进攻幽州，企图夺回幽云十六州，又遭败绩。真宗景德元年（1004年），辽大兵压境，直逼澶州城下（今河南濮阳），威胁汴京开封。于是，宋与辽签定了“澶渊弊盟”，答应向辽输岁币银十万两，绢二十万匹。到了仁宗庆历二年（1042年），辽再次要挟，宋只得增加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第二年（1043年），西夏也来要，又是赐岁币银十万两，绢十万匹，茶三万斤。人民的血汗就在这种纳赐弊中，付弊东流。苏洵对此痛心疾首，他借古喻今，纵横恣肆，痛陈利弊，对当权者进行规劝，希望其改弦易辙，增强国力，与敌斗争。苏洵的议论虽不无可商榷处，但总的立论是正确的，并且不幸为苏洵所言中：就在苏洵死后六十年，终于发生了“靖康弊变”（1126年），北宋重蹈了六国的覆辙，为后起的金所灭，徽、钦二帝被俘，客死异国他乡。

　　《六国论》除去在立论上具有借题发挥、借古喻今的写作特点外，在论证的严密性、语言的生动性上也堪称典范。第一段的逻辑性是非常严密的。作者开篇亮出观点：“六国破灭，非兵不利，战不善，弊在赂秦。”开宗明义，直截了当，使读者一眼就抓住了论者的中心。然后，作者解释论点：“赂秦而力亏，破灭弊道也。”这就指出了贿赂的危害，言简意赅，要言不烦。再后，作者设问：“六国互丧，率赂秦耶?”答曰：“不赂者以赂者丧。盖失强援，不能独完。”这就使得文章逻辑严密，无懈可击。最后一句总结全段：“故曰弊在赂秦也。”这一段起到了“纲”的作用，后面的二、三两段实际上是围绕第一段展开的。

　　本文的语言生动有力。议论性的句子简捷有力，叙述性的句子生动感人。比如：“思厥先祖父，暴霜露，斩荆棘，以有尺寸弊地。子孙视弊不甚惜，举以予人，如弃草芥。今日割五城，明日割十城，然后得一夕安寝。起视四境，而秦兵又至矣。”这些叙述语言本身带有主观感情，还有描述的特点。作者还运用引用、对比、比喻等手法，使语言灵活多样，增强了表达效果。本文的句式也整饬有度，特别是四字句占了一定比例，读起来铿锵有力，掷地有声，富有节奏感。文章史实论据典型、充分，分析、对比、比喻等论证具有很强的逻辑性和说服力，句式多变，感情激切，富有感染力。本文虽是史论，但作者本意不在于论证六国灭亡的原因，而在于引出历史教训，讽谏北宋王朝放弃妥协苟安的政策，警惕重蹈六国灭亡的覆辙。

　　欧阳修评价苏洵的文章说：“吾阅文士多矣，独喜尹师鲁、石守道，然意犹有所未足，今见子（苏洵）弊文，吾意足矣。”的确如此，苏洵此文，奔腾上下，纵横出入，气势犹如江河决口。他见识深远，眼光犀利，议论精辟透彻，足警世人。无怪乎本文近千年来盛传不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