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首传诵很广的名作。它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是写得自然、本 色。岑参这次西行的目的,他自己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万里奉王事,一身 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因 此从道理上讲,他是自愿的,情绪的基调当是昂扬乐观的。只是,理智是一回事,感情又是一回事。当时的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 在通讯、交通都极不方便的唐代,对一个久居内地的读书人来说,要离家数 千里,穿越戈壁沙漠,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岂有不想家的道理?
此诗首联塑造西行途中的旅人形象:“故园东望路漫漫”,在碰到入京使以后, 作者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凝视着东方,思乡的主题一上来便得到有力的揭 示。步步西去,家乡越来越远,“路漫漫”三字不仅指出这种事实,而且很 容易勾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清平乐])一类的感触 来。首句只叙事,不言情,但情感自生。第二句中的“龙钟”是沾湿的意 思,全句说: 揩眼泪已经揩湿了双袖,可是脸上的泪水仍旧不干。这种写法 虽有夸张,却极朴素、真切地再现了一个普通人想家想到极点的情态,没有丝 毫的矫揉造作。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两句是写遇到入京使者时欲捎书回家报平安又苦于没有纸笔的情形,完全是马上相逢行者匆匆的口气,写得十分传神。“逢”字点出了题目,在赶赴安西的途中,遇到作为入京使者的故人,彼此都鞍马倥偬,交臂而过,一个继续西行,一个东归长安,而自己的妻子也正在长安,正好托故人带封平安家信回去,可偏偏又无纸笔,也顾不上写信了,只好托故人带个口信,“凭君传语报平安”吧。这最后一句诗,处理得很简单,收束得很干净利落,但简净之中寄寓着诗人的一片深情,寄至味于淡薄,颇有韵味。岑参此行是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雄心的,此时,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有对帝京、故园相思眷恋的柔情,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胸襟,柔情与豪情交织相融,感人至深。
这首诗语言朴素自然,充满了浓郁边塞生活气息,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人情味,清新明快,余味深长,不加雕琢,信口而成,而又感情真挚。诗人善于把许多人心头所想、口里要说的话,用艺术手法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平易之中而又显出丰富的韵味,自能深入人心,历久不忘。岑参这首诗,正是有这一特色。
译文及注释
译文
向东遥望长安家园路途遥远,思乡之泪沾湿双袖难擦干。
在马上匆匆相逢没有纸笔写书信,只有托你捎个口信,给家人报平安。
注释
故园:指长安和自己在长安的家。
漫漫:形容路途十分遥远。
龙钟:涕泪淋漓的样子。卞和《退怨之歌》:“空山歔欷泪龙钟。”这里是沾湿的意思。
凭:托,烦,请。
传语:捎口信。
这是一首传诵很广的名作。它之所以受到推崇,主要是写得自然、本 色。岑参这次西行的目的,他自己曾作过这样的说明: “万里奉王事,一身 无所求; 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因 此从道理上讲,他是自愿的,情绪的基调当是昂扬乐观的。只是,理智是一回事,感情又是一回事。当时的安西都护府治所在龟兹, 在通讯、交通都极不方便的唐代,对一个久居内地的读书人来说,要离家数 千里,穿越戈壁沙漠,去到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岂有不想家的道理?
此诗首联塑造西行途中的旅人形象:“故园东望路漫漫”,在碰到入京使以后, 作者久久不语,只是默默凝视着东方,思乡的主题一上来便得到有力的揭 示。步步西去,家乡越来越远,“路漫漫”三字不仅指出这种事实,而且很 容易勾起“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 (李煜[清平乐])一类的感触 来。首句只叙事,不言情,但情感自生。第二句中的“龙钟”是沾湿的意 思,全句说: 揩眼泪已经揩湿了双袖,可是脸上的泪水仍旧不干。这种写法 虽有夸张,却极朴素、真切地再现了一个普通人想家想到极点的情态,没有丝 毫的矫揉造作。
“马上相逢无纸笔,凭君传语报平安”,这两句是写遇到入京使者时欲捎书回家报平安又苦于没有纸笔的情形,完全是马上相逢行者匆匆的口气,写得十分传神。“逢”字点出了题目,在赶赴安西的途中,遇到作为入京使者的故人,彼此都鞍马倥偬,交臂而过,一个继续西行,一个东归长安,而自己的妻子也正在长安,正好托故人带封平安家信回去,可偏偏又无纸笔,也顾不上写信了,只好托故人带个口信,“凭君传语报平安”吧。这最后一句诗,处理得很简单,收束得很干净利落,但简净之中寄寓着诗人的一片深情,寄至味于淡薄,颇有韵味。岑参此行是抱着“功名只向马上取”的雄心的,此时,心情是复杂的。他一方面有对帝京、故园相思眷恋的柔情,一方面也表现了诗人渴望建功立业的豪迈胸襟,柔情与豪情交织相融,感人至深。
这首诗语言朴素自然,充满了浓郁边塞生活气息,既有生活情趣,又有人情味,清新明快,余味深长,不加雕琢,信口而成,而又感情真挚。诗人善于把许多人心头所想、口里要说的话,用艺术手法加以提炼和概括,使之具有典型的意义。在平易之中而又显出丰富的韵味,自能深入人心,历久不忘。岑参这首诗,正是有这一特色。
根据刘开扬《岑参诗集编年笺注·岑参年谱》,此诗作于公元749年(天宝八载)诗人赴安西(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库车县)上任途中。这是岑参第一次远赴西域,充安西节度使高仙芝幕府书记。此时诗人34岁,前半生功名不如意,无奈之下,出塞任职。他告别了在长安的妻子,跃马踏上漫漫征途,西出阳关,奔赴安西。
岑参也不知走了多少天,就在通西域的大路上,他忽地迎面碰见一个老相识。立马而谈,互叙寒温,知道对方要返京述职,不免有些感伤,同时想到请他捎封家信回长安去安慰家人,报个平安。此诗就描写了这一情景。
这是一首边塞诗,盛唐时代,是边塞诗空前繁荣的时代,出现了以高适、岑参为代表的边塞诗派,他们的创作为百花齐放的盛唐诗坛,增添了一支奇葩。
此诗约写于天宝八载(749),这年岑参第一次从军西征,他辞别了居住在长安的妻子,跃马踏上了漫漫的征途,充任安西节度使高仙芝的幕府书记,西出阳关,奔赴安西。岑参的从军,思想上有两根精神支柱:一个支柱是建功边陲的理想在鼓舞着他,他曾自言:“功名只应马上取,真正英雄一丈夫。”(《送李副使赴碛西官军》)另一个支柱是,他认为从军出塞。是为了报效祖国,赴国家之急。他曾自我表白:“万里奉王事,一身无所求,也知塞垣苦,岂为妻子谋。”(《初过陇山途中呈宇文判官》)正是基于这两点,所以他的边塞诗多数是昂扬乐观的,表现出唐军高昂的士气和震撼大地的声威。但当一个战士踏上征途之后,他们不可能没有思乡的感情,也不可能不思念父母妻子。高适《燕歌行》云:“铁衣远戌辛勤久,玉筋应啼别离后。少妇城南欲断肠,征人蓟北空回首"。岑参的《逢入京使》所表现的就是对故园和家人的思念,这是真挚健康的感情,虽然调子不怎么高昂。但不能认为是消极的、悲观的,尽管他流下了思乡之泪。
诗的第一句“故园东望路漫漫”是写眼前的实景。“故园”指自己的家园,“东望”点明家园的位置,也说明自己在走马西行。“路漫漫”三字,说明离家之远。诗人辞家远征,回首望故乡,自觉长路漫漫,平沙莽莽,真不知家山何处?“漫漫”二字,给人以茫茫然的感觉。下句诗“双袖龙钟泪不干”写思乡的情状。思乡之泪,龙钟交横,涕泗滂沱,这多少有点夸张,但“夸而有节,饰而不诬”(《文心雕龙·夸饰》篇)。仍不失为真实,我们仍然可以说上句写的是实景,下句写的是实情。
“马上相逢无纸笔”句,“逢”字点出了题目,在赴安西的途中,遇到作为入京使者的故人,彼此都鞍马倥偬,交臂而过,一个继续西行,一个东归长安,而自己的妻子也正在长安,正好托故人带封平安家信回去,可偏偏又无纸笔,彼此行色匆匆,只好托故人带个口信,"凭君传语报平安"吧。这最后一句诗。处理得很简单,收束得很干净利落,但简净之中寄寓着诗人的一片深情,寄至味于淡薄,颇有韵味。
如果将这四句诗比高下的话,我以为后两句诗更有味,这两句诗好就好在诗人提炼出特定环境下的典型情节,既自然、合情合理,又别出心裁,诗人摄取的生活镜头,有浓厚的边塞生活气息。“马上相逢”的情节,很有军旅生活的特色,描绘出彼此行色匆匆的情景,因无纸笔而用口信代家书,既合情合理,又给人以新鲜之感。
此诗语言自然质朴,不假雕琢,好似信手拈来,随口而出,既有生活味,又有人情味,清新隽永,耐人寻味。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表面上是说看过“沧海水”、 “巫山云”之后,其它地方的水和云已经很难再入诗人的眼底了,实际上隐喻他们夫妻之间的感情有如沧海之水和巫山之云,其深广和美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除爱妻之外,再没有能让诗人动心的女子了。诗人借“沧海水”、 “巫山云”这世间绝美的景象,表达了自己对爱妻坚贞不渝的感情,表现了夫妻昔日的美好感情。“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意境深远、意蕴颇丰,情感炽烈却又含蓄蕴藉,成为人们喜欢借用的一副联语,后来不仅用来表达爱情深厚坚贞永固,还常被人们用来形容阅历丰富而眼界极高。这首诗也从客观上进一步提升了人们对沧海之水巫山之云的认识。
“难为水”、“不是云”,情语也。这固然是元稹对妻子的偏爱之词,但像他们那样的夫妻感情,也确乎是很少有的。元稹在《遣悲怀》诗中有生动描述。因而第三句说自己信步经过“花丛”,懒于顾视,表示他对女色绝无眷恋之心了。
“取次花丛懒回顾,半缘修道半缘君”。第三句以花喻人,即使走进百花盛开、清馨四溢的花丛里,也懒于回首无心去欣赏那些映入眼帘的盛开的花朵,表示对女色绝无再留恋眷顾之心。第四句承上“懒回顾”的原委,含蓄地说:一、他对世事看破红尘修道的缘故;二、因为失去心爱的人,再不会动心于其他的芳草繁花,这是悲痛无法解脱的感情上的一种寄托;“修道”也可以理解为修身、修德、治学的一种自我操守。“半缘修道”、“半缘君”所表现的忧思之情,完全是一致的,这样写更觉意蕴深厚。
元稹这首绝句,不但取譬极高,抒情强烈,而且用笔极妙。前两句以极至的比喻写怀旧悼亡之情,“沧海”、“巫山”,词意豪壮,有悲歌传响、江河奔腾之势。后面,“懒回顾”、“半缘君”,顿使语势舒缓下来,转为曲婉深沉的抒情。张弛自如,变化有致,形成一种跌宕起伏的旋律。而就全诗情调而言,它言情而不庸俗,瑰丽而不浮艳,悲壮而不低沉,创造了唐人悼亡绝句中的绝胜境界。“曾经沧海”二句尤其为人称诵。
全诗紧紧围绕“山雨”的题意,首联描写山中未雨之景,颔联写遇雨之景,颈联写雨中之景,尾联写雨后之景。全诗用笔细腻,景象逼真,表达了作者对大自然的喜爱之情。
作者写途中遇雨,共分四层叙。雨前天气很好,一点也没有雨意。作者在山林中穿行,虽只戴短笠,还是被茂密的树枝挂缠和阻挠,他一路观山望景,兴致很好,只觉天气凉爽宜人,没有想到下雨。这一层说明,“山雨”之来,确乎是出人意料的。
山雨的到来,溪上云雾四起,渐渐连成一片,行人只觉山光物态的迷人,而没有意识到这就是雨来的信号。要在别处,“山雨欲来风满楼”(许浑《咸阳城东楼》),雨前的征兆十分显著,贵州山区却全然不同,云雾恰起,阵雨就来了。“溪云到处自相聚,山雨忽来人不知”二句写出雨来迅疾,使人回不过神来。好奇之感,通过“忽来”、“不知”等词语,自然流露出来。
正因为出乎意料,作者事先没有准备雨具,只有一领遮头的短笠,衣襟不免要被打湿了。但反正遇上了,便“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苏轼《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看到雨中村边瓜豆蔓藤散乱纷披,作狼狈状,使他的注意力转移到观望雨中景色,浑忘沾湿之苦。“马上衣襟任沾湿,村边瓜豆也离披。”一个“也”字,从物我同情中得到几分慰藉,而一个“任”字则表现出雨中人的从容与泰然。
突然,雨脚为之一收,天就放晴了。这时比雨前的物象,又有一番清丽:云雾全失,峰峦尽出,斜阳相迎,虹霓随之,一片明朗璀璨景象。山雨虽然住了,但雨水化成无数山泉奔流下山,跳坡注涧,又作“万瀑齐飞”的壮丽景观。“新晴尽放峰峦出,万瀑齐飞又一奇。”是这首写景诗推出的新境界,作者情绪也为之一振。雨前的溪云四起是一奇;雨中的瓜豆离披是一奇;而雨后的万瀑映日是又一奇。
“溪云到处”——山雨之兆,“万瀑齐飞”——山雨所成,来龙去脉,皆扣题面。重心所在是写“山雨”,而非写雨霁。“山雨”非川原如烟之雨——后者是绝不可见“万瀑齐飞”之奇观的。本篇境界层出不穷,恰似张镃赞“诚斋体”所谓:“造化精神无尽期,跳腾踔厉及时追。目前言句知多少,罕有先生活法诗。”(《携得秘监诗一编登舟因成二绝》),何绍基这首诗亦得诚斋体之精髓。
作者原意是用它来说明养生之道的,借此揭示了做人做事都要顺应自然规律的道理。全文可分四段。第一段写庖丁解牛的熟练动作和美妙音响;第二段紧接着写文惠君的夸赞,从侧面烘托庖丁技艺的精湛;第三段是庖丁对文惠君的解答,庖丁主要讲述了自己达于“道”境的三个阶段;第四段写文惠君听后领悟了养生的道理。此文在写作上采用多种手法,结构严密,语言生动简练,体现了庄子文章汪洋恣肆的特点。
第一段惟妙惟肖的“解牛”描写。作者以浓重的笔墨,文采斐然地表现出庖丁解牛时神情之悠闲,动作之和谐。全身手、肩、足、膝并用,触、倚、踩、抵相互配合,一切都显得那么协调潇洒。“砉然响然,奏刀騞然”,声形逼真。牛的骨肉分离的声音,砍牛骨的声音,轻重有致,起伏相间,声声入耳。
第二段紧接着又用文惠君之叹:“善哉!技盖至此乎!”进一步点出庖丁解牛之“神”,这就为下文由叙转入论做好铺垫。
第三段妙在庖丁的回答并不囿于“技”,而是将“技至此”的原因归之于“道”。“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并由此讲述了一番求于“道”而精于“技”的道理。此段论说,为全文精华所在。为了说明“道”如何高于“技”,文章先后用了两种反差鲜明的对比:一为庖丁解牛之初与三年之后的对比,一为庖丁与普通厨工的对比。庖丁解牛之初,所看见的是浑然一牛;三年之后,就未尝见全牛了,而是对牛生理上的天然结构、筋骨相连的间隙、骨节之间的窍穴皆了如指掌。普通厨工不了解牛的内在组织,盲目用刀砍骨头;好的厨工虽可避开骨头,却免不了用刀去割筋肉,而庖丁则不然,他不是靠感官去感觉牛,而是“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凭内在精神去体验牛体,顺应自然,择隙而进,劈开筋肉间隙,导向骨节空处,按照牛的自然结构进行。
顺应自然,物我合一,本是道家的追求,庖丁以此为解牛之方,才使他由“技”进于“道”,达到炉火纯青、技艺超群的地步。“动刀甚微,謋然已解,如土委地”,这十二字是对庖丁解牛效果的描绘,方法对头,不仅牛解得快,刀子也不受损害。十九年来,解牛数千头,竟未换过一把刀,刀刃还是锋利如初。这当然是每月换一把刀的低级厨工所不可思议的。区别就在于他们求于“技”,而庖丁志于“道”。
在“技”与“道”的关系上。庄子学派认为“技”与“道”通。“道”高于“技”,“技”从属于“道”;只有“技”合乎“道”,技艺才可以纯精。“道”的本质在于自然无为,“技”的至善亦在于自然无为。只有“以天合天”(《庄子·达生》),以人的内在自然去合外在自然,才可达到“技”的最高境界。庖丁深味个中三昧,所以才能成为解牛中的佼佼者。反过来,“技”中又有“道”,从“技”中可以观“道”。“技兼于事,事兼于义,义兼于德,德兼于道,道兼于天”(《庄子·天地》)。文惠君正是通过庖丁之“技”,悟得养生之“道”。养生,其根本方法乃是顺应自然。显然,庖丁解牛,乃是庄子对养生之法的形象喻示。
不过庄子所说的“依乎天理”、“因其固然”,客观上又揭示了人在实践中如何达于自由的问题。文中所说的“天理”、“固然”,若引申开来看,亦可理解为人们面临的外界客观事物。它虽然会给企望达于自由的人们带来这种那种限制或妨碍,但睿智的人们又不是在它面前显得束手无策,只要认识它,顺应它,就能够如庖丁那样自由洒脱。对此,庄子曾作过一番极为精妙的分析:“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节”固然不可逾越,但毕竟有间隙,这就为人们“游刃”提供了天地,只要善于在这一天地里施展本领,是同样可以自由自在的。“游刃”二字,活现出解牛者合于自然而又超于自然的神化境界。当然,对于“固然”的认识并非一劳永逸,即使庖丁那样技艺高超者,每逢筋骨盘结处,总是谨慎从事,“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来不得半点麻痹大意,只有孜孜不倦地追求,毫不懈怠才是。
此则寓言立意在于阐明“养生”,实则还阐述了一个深刻的美学命题,即艺术创造是一种自由的创造。庄子认为“技”中有“艺”。庖丁解牛的动作,就颇具艺术的观赏性。他的表演,犹如一场优美绝伦的音乐舞蹈,其舞步合于《桑林》舞曲,其韵律合于辉煌的《咸池》乐章。作为一种具有美的意味的创造活动,是令观赏者心醉神迷的。而庖丁解牛后“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的神情,又使人们看到创造者在作品完成后内心满足的喜悦。
庄子正是通过庖丁其言其艺,揭示美是一种自由的创造。这种美的创造必须实现合规律(“因其固然”)与合目的(“切中肯綮”)的统一,以达到自由自在(“游刃有余”)的境界。“以神遇而不以目视,官知止而神欲行”,则是创作必备的心境,强调要排除一切感官纷扰,全神贯注,这与《庄子·达生》篇中梓庆削鐻时所说的“斋以静心”,“忘吾有四枝形体”,是一致的。此种“心斋”、“坐忘”境界,与近现代西方美学注重的“静观”、“观照”殊途而同归,不过却早于叔本华、尼采两千一百多年。
庄子散文善于运用形象化说理的手段。这则寓言采用夸张、对比、映衬、描摹等多种手法,表现庖丁解牛技巧的纯熟,神态的悠然,动作的优美,节奏的和谐,身心的潇洒。具体说来,此文在写作方面的主要特点是:
一、结构严密。全文分两大部分,先讲述故事(第一、二段),再点明寓意(第三段)。就故事说,又分两层,即由写“技”到说“道”。先描述庖丁解牛的高超技艺,再由庖丁阐述他的解牛之道。写庖丁的技,先是直接描写,再通过文惠君的赞叹加以小结,并转入庖丁的谈道。对道的阐述又分为三个方面:首先,从纵的方面介绍掌握道的三个阶段,突出掌握道以后的特点;其次,从横的方面将庖丁与良庖、族庖进行比较,以说明得道与否的异同;第三,说明成功地解决了难以处理的“族”的问题。这是从一般写到特殊。这三个方面都紧紧扣住“依乎天理”“因其固然”之“道”进行阐述。庖丁答文惠君的第一句话,将写技与谈道两方面自然地联系起来。文惠君所说由庖丁之言获得养生之道的话,又起到统摄全文、揭示主题的作用。全文围绕解牛的事件,阐述一个“道”字,由具体到抽象,条分缕析,环环相扣,将道理说得晓畅透彻。
二、语言生动简练。如写庖丁解牛时手、肩、足、膝的动作,只用触、倚、履、踌四字,便反映出各自的特色。用“嘻!善哉!技盖至此乎?”这么八个字(实词、虚词各半)三句话,就将文惠君看到庖丁高超的解牛技术而产生的惊异、赞叹与疑惑不解的思想感情真实地反映出来。“怵然为戒,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几句,将庖丁解决特殊困难时那种专心致志、小心谨慎而又充满信心的内心活动、目光和动作特点,刻画得淋漓尽致,又与后面写庖丁因困难获得解决而悠然自得的动作、神态形成鲜明对照。
这是祭祀周族祖先后稷以配天的乐歌。周颂中祭祀先王之作,大都篇幅简短。如《周颂·维清》祭祀文王,只有短短五句;此篇祭祀后稷,也不过八句。究其原因,便是周朝历代先王的丰功伟绩,已家喻户晓,深入人心,无须赘述。就此篇而论,后稷的传奇性经历和“诞降嘉种”、“是获是亩”赐民百谷的无量功德,在同属《诗经》的《大雅·生民》中便有详尽的叙述与颂扬。《大雅·生民》即使未能创作于《周颂·思文》之前,而它的富有神话色彩的内容则必然早就广泛流传于民间。
当时的祭祀是具有重大意义的政治活动,祭祀的程序随着乐歌(这里是《周颂·思文》)曲调缓缓进行(据王国维《说周颂》),简短的歌辞一再回环重复,气氛非常庄严,人们会感觉置身于神奇力量的控制之中,参与盛典的自豪荣幸和肩负上天使命的虔诚在此间密切融合。
正因为如此,后稷开创农事、养育万民的功德也是在上天授意下完成的:“帝命率育。”从创作结构上看,“天”“帝”之间是一种紧扣和呼应;就创作意旨而言,又是天人沟通印象的有意识加深。在“人定胜天”观念形成之后,天人沟通、天人感应的思想仍然绵延不绝,并且时时占据着正统地位,何况在其形成之前。在《周颂·思文》产生的当时,天人沟通应该具有甚至不需要任何艺术手段就具有的强烈的感染力量。这样说自然不是说《周颂·思文》毫无艺术性,其实这种祭祖诗本身是一首乐歌,具有娱乐的艺术审美功用。
西周当时已经是君临天下的政权,“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自然是这种权威的宣告,但又是秉承天命子育万民的一种怀柔。昌盛的、向上的政权不会在立威的同时忘记立德,西周政权也保持着这种明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