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蜀葵花歌》是岑参七言歌行的代表作。岑参擅长七言歌行，他的歌行不用乐府旧题，而是自立新题，通过语句长短和押韵形式的灵活变换，使诗歌产生多样化的节奏和蓬勃动人的旋律。
诗歌的前四句“昨日一花开，今日一花开。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通过夸张对比的方法，极言光阴流逝的快。一个“好”字和“老”字，突出了盛衰无常，光阴难再的亘古之理。
接下来，“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花落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由花想到人，花开不能长久，人有限的少年时期更是匆匆易过。由此诗人发出感慨”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
在诗人岑参生活的盛唐时期，种种社会矛盾已经显露出来，诗人有怀抱家国的抱负，但仕途失意，怀才不遇一直未获大用的他，对自己功业无成一直怀着无限的悲痛之情。因此有些诗，被罩上了浓浓的悲感。这首《蜀葵花歌》虽然节奏明快，旋律动人，但读完还是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诗人对光阴难留的慨叹和自己在迅疾的光阴中不能有所成，只能以酒浇愁，借酒自勉。
虽然如此，但诗人并不气馁，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依旧可以看出他还是那个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诗人。
译文
译文
昨天蜀葵花开，今日蜀葵花开。
今日花，娇艳欲滴。昨日花，颓老凋零。
看过花开花败才知道，人的老去还不如这花开花败，有时候，竟比落花败得还快。光阴如梭，人面渐老，劝那扫花的人，还是不要扫那落花吧！
人生不能永远都是少年，想要痛饮一番的时候，就不要吝惜床头买酒的钱。
今朝有酒今朝醉，还是快用钱去换酒喝吧，你没看见那瞬间即败的蜀葵花吗？否则，等你老去的时候，想要喝酒也不能了。
《蜀葵花歌》是题参七言歌行的代表作。题参擅长七言歌行，他的歌行不用乐府旧题，而是自立新题，通过语句长短和押韵形式的灵活变换，使诗歌产生多样化的节奏和蓬勃动人的旋律。
诗歌的前四句“昨日一花惜，今日一花惜。今日花正好，昨日花已老。”通过夸张对比的方法，极言光阴流逝的快。一个“好”字和“老”字，突出了盛衰无常，光阴难再的亘古之理。
接下来，“始知人老不如花，可惜花落君莫扫。人生不得长少年，莫惜床头沽酒钱。“由花想到人，花惜不能长久，人有限的少年时期更是匆匆易过。由此诗人发出感慨”请君有钱向酒家，君不见，蜀葵花。“
在诗人题参生活的盛唐时期，种种社会矛盾已经显露出来，诗人有怀难家国的难负，但仕途失意，怀才不遇一直未获大用的他，对自己功业无成一直怀着无限的悲痛之情。因此有些诗，被罩上了浓浓的悲感。这首《蜀葵花歌》虽然节奏明快，旋律动人，但读完还是有一种淡淡的伤感。诗人对光阴难留的慨叹和自己在迅疾的光阴中不能有所成，只能以酒浇愁，借酒自勉。
虽然如此，但诗人并不气馁，也没有丧失对生活的希望，依旧可以看出他还是那个热爱生活，追求理想的诗人。
这是一首送别之作，诗人所送之人，已不可考。
此诗开篇先点明送别时节及客人南下所经之地。古人有折柳送别的习俗，故诗人特意写到了柳花，切题之送客。春流送客，可以想见友人赴任，春风得意之状。朱雀桥、乌衣巷，皆江宁之名胜，骚人墨客多有咏之。此处诗人写此名胜古迹，乃点题“之江宁”赴任。言其在此“看淮水”“问王家”，写出了客人的悠闲、得意之状。
中间四句叙写江宁之山川景色。城里乡里皆无事，可见江宁百姓安居乐业，正好与上文“看淮水”“问王家”意相联。江宁百姓门对青山，这里用了一个复数，言“闭门开户”皆对青山，可见青山之多，无处不在。复着一“翠”字，更见青山之翠。江宁朝霞满天，一个“下”字，满天红霞呼之欲出。而燕子双飞，莺歌燕舞，一派大好风景，烘托着江宁百姓生活的怡然自得。
最后四句写友人交往之人的高雅，表明友人的雅洁。“日应新”，既是言与吴士相逢嘉赏的惬意，同时也暗喻了友人到任后，吴地日日变新，赞其政绩清明。友人南下赴任，因而诗人结尾处又劝慰其不要担心水土不服，江宁之莼羹比中原之羊酪味更可人，友人只管放心前去。
全诗洋洋洒洒，语言繁富。高仲武《中兴间气集》评韩翃的诗：“兴致繁富，一篇一咏，朝士珍之。”又说：“比兴深于刘长卿，筋节成于皇甫冉。”这是说韩翃的诗意较为深隐，风格较为矫健。这个评语对此诗也还合适。然而此诗内容较为空疏，流于形式，缺乏真情实感，乃应酬之作。
此诗开头两句对宿紫山北村的缘由作了说明，原来他是因“晨游紫阁峰”而“暮宿山下村”的。诗人之所以要“晨游”，是为了欣赏山峰上的美景。早晨欣赏了紫阁的美景，悠闲自得往回走，直到日暮才到山下村投宿，碰上的又是“村老见余喜，为余开一尊”的美好场面，作者的心情是很愉快的。但是，“举杯老及饮”，不愉快的事发生了。
开头四句，点明了抢劫事件发生的时间、地点和抢劫对象，表现了诗人与村老的亲密关系及其喜悦心情，为下面关于暴卒的描写起了有力的反衬作用，是颇具匠心的。中间的十二句，先用“暴卒”“草草”“紫衣挟刀斧”等贬义词句刻画了抢劫者的形象；接着展现了两个场面：一是抢酒食；二是砍树。
写抢酒食的四句诗，表现出暴卒、作者和主人的三种不同表现。“夺”和“掣”两个词，包含着一方不给，一方硬抢的丰富内容。诗人用这两个词作“诗眼”，表现出他自己毕竟是个官吏，敢于和暴卒争，但还是败下阵来，这就不仅揭露了暴卒的暴，而且暗示了暴卒敢这样“暴”的原因，为结尾的点睛之笔留下了伏线。
写两个抢劫场面，各有特点。抢酒食之时，主人退立敛手；砍树之时，却改变了态度，这表明主人对树有特殊感情。诗人为了揭示其心理根据，先用两句诗写树：一则指明那树长在中庭，二则称赞那是棵“奇树”，三则强调那树是主人亲手种的，已长了三十来年。这说明它在主人心中的地位，远非酒食所能比拟。暴卒要砍它，主人当然会“惜”，“惜不得”，是“惜”而“不得”的意思。于是，发自内心的“惜”就表现为语言、行动上的“护”，虽然迫于暴力，没有达到目的，但由此却引出了暴卒的“自称”和作者的悄声劝告。
结尾的四句诗，在当时很好懂；时过一千多年，就需要作些注解，才能了解其深刻的含义。所谓“神策军”，在唐代天宝（唐玄宗年号，742—756）年间，本来是西部的地方军；后因“扈驾有功”，变成了皇帝的禁卫军。唐德宗时，开始设立左、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由宦官担任。他们以皇帝的家奴身份掌握禁卫军，势焰熏天，把持朝政，打击正直的官吏，纵容部下酷虐百姓，什么坏事都干。元和（唐宪宗年号，806—820）初年，皇帝宠信宦官吐突承璀，让他做左神策军护军中尉；接着又派他兼任“诸军行营招讨处置使”（各路军统帅），白居易曾上书谏阻。这首诗中的“中尉”，就包括了吐突承璀。所谓“采造”，指专管采伐、建筑的官府。唐宪宗的时候，经常调用神策军修筑宫殿；吐突承璀又于唐元和四年（809年）领功德使，修建安国寺，为宪宗树立功德碑。因此，就出现了“身属神策军”而兼充“采造家”的“暴卒”。做一个以吐突承璀为头子的神策军人，已经炙手可热了；又兼充“采造家”，执行为皇帝修建宫殿和树立功德碑的“任务”，自然就更加为所欲为，不可一世。
诗是采取画龙点睛的写法。先写暴卒肆意抢劫，目中无人，连身为左拾遗的官儿都不放在眼里，留下悬念，引导读者思考这些家伙究竟凭什么这样暴戾。但究竟凭什么，作者没有说。直写到主人因中庭的那棵心爱的奇树被砍而忍无可忍的时候，才让暴卒自己亮出他们的黑旗，“口称采造家，身属神策军”。一听见暴卒的自称，作者很吃惊，连忙悄声劝告村老：“主人慎勿语，中尉正承恩！”讽刺的矛头透过暴卒，刺向暴卒的后台“中尉”；又透过中尉，刺向中尉的后台皇帝。前面的那条“龙”，已经画得很逼真，再一“点睛”，全“龙”飞腾，把全诗的思想意义提到了惊人的高度。
该书信全篇托物喻志，譬喻到底，文末一句点出自己，乃是要旨。但波兴浪作，层层深入揭示主题。全文可分四个层次。第一层首先点出“怪物”，气质不凡，富有才能，然而处境困窘，急需援引。此所以为怪物的缘由，在于不俗，其不俗之处有三：生活处所不凡，南冥天池，影射了要津之地；素质不凡，非一般鳞甲属类所能比，若有一定条件能够变化风云，驰骋天宇；欲愿不凡，不甘心于囿于困，才能压抑不展，更不愿受俗人戏虐。笔锋一转，希盼援引，即可“转运之”，而这只不过是举手蹬足之劳。这既为转入下文做过渡，又巧妙地流露了怪物的心态。继而用一“然”字转入第二层次，点明怪物的骨气。言辞卑中有亢，情则恳切，希望得到同情和援助。但有力者明明看到而熟视无睹，一味责怪则仍不能达到目的，因此用死活不可预料的哀叹做了回旋，俾使进一步打动对方，于是下面的“鸣号”也顺理成章了。第三层还是从怪物入手，它具有为展翅鹏飞而不断希求援引的韧性，它仰首号鸣，怀有希望，确是委婉哀切，刺心的悲鸣。这虽告以穷困，仍与摇尾者相异，为了表露真诚的心迹，接用三个不同可能的“命运安排”来加深，似乎是做最后的诉说了，感情弥见深沉和凄切。行文至此，作者把怪物的品行和内心世界充分表达出来了，然而这仅是一种譬喻，其题旨还在于最后层次，即托物喻志，寄寓了怀才不遇的悲愤和亟望援引的希望，实际上也反映了在封建时代有识之士往往受困，才华得不到施展的严峻现实。
作者毕竟生活在那个时代，只有在一定地位上才能施展济世抱负，走援引之路也不得不然，再说作为一个长期受封建儒家思想的熏陶，不愿屈膝与急切求援引的内心矛盾也可以理解的，对于那种穷通利达，戚戚于心，也应从历史时代上来加以掂量了。文章在艺术上值得称道的是，借助于形象生动的譬喻、委婉含蓄的语言和结构上的曲折回荡等手段表达了主题。比如，信中的“怪物”指的是作者本人，而能解救它的“有力者”指的是能举荐人才的显贵，文章写怪物和有力者的关系，其实是在暗示人才与显贵的关系。怪物周围有水的时候，“变化风雨，上下于天不难也”。但是如果离开水，那就没有什么作为了，这是暗指人才遇上困境而不能施展抱负。有力者有能力救怪物，而且是“一举手、一投足之劳”，可见人才能否被举荐，只在显贵们的一念之间。除此之外，该书信虽是写给当时韦舍人的求荐信，但作者下笔不是直接陈述自己的过人才华，也不是赞赏对方的推贤举能，而是借类似庄子寓言的风格与色彩以言志这一别出心裁的方式，熔书信体与寓言于一炉，写法新奇。全文托物寓意，含蓄深沉，字里行间自有一种自命非凡的倔强和慷慨凛然的气概。
在《原道》中，韩愈开宗明义地提出了他对儒道的理解：“博爱之谓仁，行而宜之之为义，由是而之焉之谓道，足乎己、无待于外之谓德。仁与义为定名,道与德为虚位。”以此为据，他批评了道家舍仁义而空谈道德的“道德”观。他回顾了先秦以来杨墨、佛老等异端思想侵害儒道，使仁义道德之说趋于混乱的历史，对儒道衰坏、佛老横行的现实深表忧虑。文章以上古以来社会历史的发展为证，表彰了圣人及其开创的儒道在历史发展中的巨大功绩，论证了儒家社会伦理学说的历史合理性，并以儒家正心诚意、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人生理想为对比，批评了佛老二家置天下国家于不顾的心性修养论的自私和悖理，揭示了它们对社会生产生活和纲常伦理的破坏作用，提出了“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明先王之道以道之，鳏寡孤独废疾者有养也”的具体措施。
《原道》最引人注目之处，在于提出了一个“道统”的授受体系。韩愈在重申了儒家的社会伦理学说后，总结说:“斯道也，何道也? 曰：斯吾所谓道也,非向所谓老与佛之道也。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轲。轲之死，不得其传焉。”宋儒所乐道的“道统”的形态即由此而来。关于韩愈的“道统”说，《原道》最直接的打击对象是佛老,韩愈所要诛的“民”，也是士农工贾四民之外的佛老二民，这已是人所共知的事实。《原道》的指责显然是不合适的。韩愈从国计民生的角度指责佛老破坏了社会的生产和生活，这种基于现实功利的批判无疑是有力的。唐代的僧道不纳赋税，不服徭役，所以逃丁避罪者，并集于寺观，“至武宗会昌灭佛时，官度僧尼已达二十六万多人”。
《原道》强调“君君臣臣”的等级秩序，还隐隐地将矛头指向了另一个强大的对手，藩镇。对于这一点，陈寅恪先生在他的文章中已经揭示。他认为，韩愈在文章中屡申“夷夏之大防”,其中实包含着对安史之乱后藩镇割据局面的深忧，因为安史是“西胡杂种，藩镇又是胡族或胡化的汉人”。此说虽有理，似略显迂。相比之下，倒是蒋凡先生之说更为显明。《原道》中说:“臣者，行君之令而致之民者也，臣不行君之令而致之民。则诛。”藩镇割据之地，朝廷政令不行，租赋不入，这样的乱臣贼子，正在可诛之列。只是由于当时藩镇势力正炽，才不得已以曲笔加以诛伐《原道》之作，实有着强烈的干预现实的用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