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诗作于顺治十四年（1657），这一年自春至夏，北方三月不雨，此诗即咏写此事。
首两联交代背景，描写“春欲晚”的时节的农村风光，并由杖藜老农话农事引入下层。三四两联借田家父老之口描述农村干旱情景。旱情的严重，田家父老的忧虑凸现无遗。下面四联写诗人内心的触动及深深叹息。诗人既为农民在贫瘠的土地上岁岁劳作的悲苦命运而感叹，更为官府的剥削压榨，使农民生活受到极大影响和损害的现象愤懑不已，揭示出农民辛勤劳动反而日益贫困的真正原因并非只是天灾所致，而在于统治者的残酷盘剥，笔锋直指封建统治者及不合理的制度。尾两联又回到眼前现状的描写：土地干旱无法耕种，人们只能用野果野菜充饥，而清兵又要从荆（今湖南、湖北）、益（今四川）向云南发兵进攻，人们在遭受灾荒的侵害、官府剥削压榨的同时，还要蒙受战乱的痛苦。
此诗对劳动人民的不幸命运和生活处境寄予了深深的关切同情，对腐败统治阶级及不合理的制度进行了有力的揭露，极富战斗性和认识价值。
《周西伯昌》是一首咏史诗，诗人意在借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的史事向内外臣僚及天下表明心迹。通篇以时间先后为序，结构层次分明：开头“周西伯昌”十五句写周文王；中间“齐桓之功”十五句写齐桓公；最后“晋文亦霸”十三句写晋文公。曹操写他们，强调了他们的功业和德行。此外还特别突出了他们虽然有盖世的功业，但始终尊奉天子的事迹。
在诗中，曹操赞颂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这样的成就伟业的历史人物，实际上是借他们来抒发自己的雄伟志向。周文王姬昌在殷朝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大好形势下，犹能奉事殷纣，故孔子盛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但纣王亲信崇侯虎仍不免在纣王前还要谗毁文王，并拘系于羑里。曹操举此史实，意在表明自己正在克心效法先圣西伯姬昌，并肯定他的所作所为，谨慎惕惧，向来无愧于献帝之所赏；并大谈西伯姬昌、齐桓公、晋文公皆曾受命“专使征伐”，意在表明当时天下形势与当年西伯、齐桓、晋文之际颇相类似，天子命他“专使征伐”以讨不臣，乃英明之举。他的态度非常明确，就是要效法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终守臣节的事迹。
观汉献帝下诏《册魏公九锡文》全篇，尽叙曹操之功，以为其功高于伊、周，而其奖却低于齐、晋，故赐爵赐土，又加九锡，奖励空前。但曹操被奖愈高，心内愈忧。故曹操在曾早在五十六岁写的《让县自明本志令》中谓“或者人见孤强盛，又性不信天命之事，恐私心相评，言有不逊之志，妄相忖度，每用耿耿。齐桓、晋文所以垂称至今日者，以其兵势广大，犹能奉事周室也。《论语》云‘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可谓至德矣。’夫能以大事小也。”曹操善于总结历史经验教训，并能发挥。鉴于齐桓、晋文当初虽能率诸侯以尊周，但终未能如西伯姬昌终其身而不代商纣，只是为儿子武王姬发创造条件，一旦天地人三才俱备，那就瓜熟蒂落了，不必操之过急而速招恶名。曹操暗欣自己深得文王精义，故亦终其身奉事汉帝而不称孤道寡，故对孙权伺机上表称臣之用心，便洞若观火，使其毒计无所逞其能矣。曹操此诗，是对如孙权辈等外内政敌企图把曹操推向高处不胜寒极端阴谋的粉碎措施。当自己的臣下如陈群、桓阶、夏侯惇等亦诚意敦请曹操称帝时，曹操亦坚定地回答：“若天命在吾，吾为周文王矣。”可见曹操谋略之高超，实非常人所能及。遵循既定方针，实为曹操施政运筹之要略。
这首《周西伯昌》是诗人从《史记·殷本纪》中采辑西伯周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犹尊奉殷室“臣节不坠”的美德，从《左传》中掬取齐桓公“一匡天下，不以兵车”、晋文公“躬奉天王”“威服诸侯”的史迹，加以裁剪，成为诗章，既是对“周公吐哺，天下归心”的具体阐释，又是对敌手“妄相忖度”疑其有篡汉自立之心的有力回击。
曹操的四言诗，在《诗经》之后独树一帜。他的四言诗，句式整齐，有明显的节奏感。而这第二首《短歌行》不同，诗中主要主要用四言句式，但又有变化，如有少量的五言、六言句式，还有不少散文句式。这说明曹操在诗歌形式上，并不拘泥，而能灵活地根据所抒发的思想感情随时变化。
曹操的《短歌行二首》，《对酒当歌》是咏怀，在对酒当歌的燕礼现场，就事兴感，即景抒情，心苞天下，思接千载，在沉郁悠长的忧思中，激荡着抗志任事的慷慨之气，抒发了为重建大汉王业而求贤若渴的情怀；《周西伯昌》是咏史，文笔质直，借礼赞周文王、齐桓公、晋文公坚守臣节、以大事小而造福天下的大德，申明自己只有殚精竭虑扶佐汉室之志，而决无代汉自立之心。两诗珠联璧合，全面展现了曹操的人格、学养、抱负和理想，雄深雅健为其诗品。
刘禹锡的《秋词》，一反常调，另辟蹊径，它以其最大的热情讴歌了秋天的美好。更为难得可贵的是，《秋词》还是诗人被贬朗州后的作品，让人佩服刘禹锡的待人处世。原诗两首，这是其第一首。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自宋玉于《九辩》中留下“悲哉，秋之为气也”的名句后，悲，就成了秋的一种色调，一种情绪；愁，也就成了心上的秋了。然而，诗人开篇，即以议论起笔，断然否定了前人悲秋的观念，表现出一种激越向上的诗情。“我言”说出的是诗人的自信，这种自信，尽管染上的，是一种不幸的色彩，然而，诗人阔大的胸襟却非凡地溶解了这种不幸。“胜春朝”就是诗人对于秋景最为充分的认可。这种认可，绝非仅仅是一时的感性冲动，而是融入了诗人对秋天的更高层次的理性思考。
“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诗人抓住秋天“一鹤凌云”，这一别致的景观的描绘，展现的是秋高气爽，万里晴空，白云漂浮的开阔景象。那凌云的鹤，也载着诗人的诗情，一同遨游到了云霄。虽然，这鹤是孤独的，然而它所呈现出来的气势，却是非凡的。一个“排”字，所蕴涵的深意，尽在不言中了。也许，诗人是以“鹤”自喻，也许是诗人视“鹤”为不屈的化身。这里，有哲理的意蕴，也有艺术的魅力，发人深思，耐人吟咏。它给予读者的，不仅仅是秋天的生机和素色，更多的是一种高扬的气概和高尚的情操。
读这样的诗，洋溢在我们心头的，绝非什么悲凉的气息，我们随着诗人的“诗情”，借助诗人想象的翅膀，天马行空般驰骋于碧空之上。于是，鹤飞之冲霄，诗情之旷远，“实”和“虚”便融合在了一起，所获得的全然是一种励志冶情的美的感受。
全诗气势雄浑，意境壮丽，融情、景、理于一炉，表现出的高扬精神和开阔胸襟，唱出的那曲非同凡响的秋歌，为我们后人留下的，却是一份难能可贵的精神财富。
历来写宫怨的诗大多不着“春”字，即使是写春宫之怨的，也没有一首能像杜荀鹤这首那样传神地把“春”与“宫怨”密合无间地表现出来。
前两句是发端。“婵娟”，是说容貌美好。宫女之被选入宫，就因为长得好看，入宫以后，伴着她的却只是孤苦寂寞，因而拈出一个“误”字，慨叹“今日在长门，从来不如丑”（于濆《宫怨》）。此刻，她正对着铜镜，顾影自怜，本想梳妆打扮一番，但一想到美貌误人，又不免迟疑起来，懒得动手了。上句一个“早”字，仿佛是从心灵深处发出的一声深长的叹息，说明自己被误之久；次句用欲妆又罢的举动展示怨情也很细腻。这两句在平淡之中自有自然、深婉的情致。
三、四句用的是流水对，上下句文意相续，如流水直泻，一气贯注，进一步写出了欲妆又罢的思想活动。“若为容”是“怎样打扮”的意思，这里实际上是说打扮没有用。宫女说：“既然被皇上看中并不在于容貌的美好，那么，我再打扮又有什么用呢？”言外之意，起决定作用的是别的方面，例如勾心斗角、献媚邀宠等。
五、六句忽然荡开，诗笔从镜前宫女一下子转到室外春景：春风骀荡，鸟声轻碎，丽日高照，花影层叠。这两句写景，似乎与前面描写宫女的笔墨不相连属，事实上，仍然是围绕着宫女的所感（“风暖”）、所闻（“鸟声”）与所见（“花影”）来写的。在欲妆又罢的一刻，透过帘栊，暖风送来了动听的鸟声，游目窗外，见到了“日高花影重”的景象。临镜的宫女怨苦之极，无意中又发现了自然界的春天，更唤起了她心中无春的寂寞空虚之感。景中之情与前面所抒写的感情是一脉相承的。
“风暖”这一联设色浓艳，《诗人玉屑》（卷三）把它归入“绮丽”一格。风是“暖”的；鸟声是“碎”的──所谓“碎”，是说轻而多，唧喳不已，洋溢着生命力，刚好与死寂的境界相对立；“日高”，见出阳光的明丽；“花影重”，可以想见花开的繁茂。绮丽而妙，既写出了盛春正午的典型景象，反衬了怨情，又承上启下，由此引出了新的联想。
眼前声音、光亮、色彩交错融合的景象，使宫女想起了入宫以前每年在家乡溪水边采莲的欢乐情景：荷叶、罗裙，一色裁成，芙蓉似脸，脸似芙蓉，三人一队，五人一群，溪声潺潺，笑语连连。“越溪”即若耶溪，在浙江绍兴，是当年西施浣纱的地方，这里借指宫女的家乡。这两句以过去对比当下，以往日的欢乐反衬出此时的愁苦，使含而不露的怨情具有更为悠远的神韵。诗的后四句虽是客观的写景与叙事，然而揭开字句的帷幕，却可以听到宫女隐微而又极其伤痛的啜泣之声。
从诗的意境来看，《春宫怨》似不只是诗人在代宫女寄怨写恨，同时也是诗人的自况。人臣之得宠主要不是凭仗才学，这与宫女“承恩不在貌”如出一辙；宫禁斗争的复杂与仕途的凶险，又不免使人憧憬起民间自由自在的生活，这与宫女羡慕越溪女天真无邪的生活又并无二致。它不仅是宫女之怨情，还隐喻当时黑暗政治对人才的戕杀。
这首诗以“风暖”一联饮誉诗坛，就全篇而论，也是一首意境浑成的好诗。
这首诗开篇以鸟自喻，鸾鸟在乌云滚滚、凶隼横行的天空中欲飞不能，徘徊不前；飞翔时遭到弓箭的射击，栖地则常被罗网束缚。这“冤颈折翼”的不幸遭遇，正是作者恐惧时刻遭害的身世象征。同时，鸾鸟所处的险恶环境，也暗示了作者所处的时代社会的黑暗和周围人群的凶险。接下由鸟而人，见物伤怀，抒写心中的忧思。作者在“心结伤肝”的言情之后，通过想像构境再现出自己的困境，最后表达了逃离社会、远游避祸的人生诀择。这首诗善于借物构景以显情，形象而委婉，言少而意深。
此诗主要采用比体抒情写志，以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显示出作品的特色。开头四句先写自己的恶劣处境，诗人自比鸾鸟—传说中凤凰一类的神鸟，一开始即写出天空布满乌云，鹞鹰正无所顾忌地在空中疾飞，鸾鸟则无可奈何地在一旁徘徊，无处可去。诗人以鹰隼与鸾不同处境的对比，暗示凶残小人的得势与自己受到的倾压排挤。他还进一步指出，政敌随时都可能置自己于死地：快如疾风的箭已安好在弩机上，只要自己稍有不慎，对方便会扳动机关。进既不能，又无法后退：到处长满荆棘，没有自己的栖身之地。
在写足环境之后，接着的四句转写自己的不幸遭遇与悲痛心情。从“发忠忘身”到“自绕罔”是一个过程，二者之间是一因一果的关系。“冤颈折翼庸得往”，具体写出“绕罔”的惨状，扭歪了脖子，折断了翅膀，再也不能自由地飞翔。“涕泣兮萑兰，心结愲兮伤肝”，是自诉悲痛之辞，是不幸遭遇引起的心灵震颤。诗人忠而得谤，故泪水滂沱，内心烦乱。在以上四句中，“自绕罔”的“自”字，看似对自己不计后果的行为的委婉自责，实际上表现的是诗人对“发忠忘身”、独力奋斗的自信与自豪。“发忠忘身”四字，尤其是一个“忠”字，是这几句的重点，也是一篇《绝命辞》的主旨所在。诗人写作《绝命辞》的良苦用心，无非是为了表明心迹，即使冤死，也希望求得当世与后代人的理解。
诗人虽忠而见诬，但并不就此罢休。以下“虹蜺”等四句，从环境与自身二者的结合上写出自己的抗争与进一步的失望。“虹蜺”，指空中水气受阳光照射出现的彩晕，传统上认为颜色鲜艳的为雄，称虹，暗淡的为雌，称蜺。写环境的前两句说，天空虹彩夺目，太阳的光辉反而晦暗不明；邪气（孽）弥漫，天色幽暗，看不到远方。这两句赋中有比，写景之中兼有象征：“虹蜺”与“孳”象征得势的邪佞小人，“日微”与“（天色）未开”，象征君王受到小人的蒙蔽。接着的“痛入天”二句说自身。从“呜謼”二字中可以看出，诗人仍是以鸾鸟自比。鸾鸟在“寃颈折翼”之后，忍痛冲出罗网，直入高空呼叫，但他天大的冤屈无处诉说。诗人以“冤际绝”说自己的冤屈，可见他蒙冤忍辱的深重。在封建社会中，昏君重用小人，常被委婉地说成小人蒙蔽昏君。诗人求告无门，说明汉哀帝早已与群小沆瀣一气。后来李白在诗中说“为有浮云能蔽日，长安不见使人愁”（《登金陵凤凰台》），诗意正与此相近。
诗人在现实世界中既得不到理解，便转而求助于自然界冥冥之中的最高统治者“上帝”。“仰天光兮自列”，“列”是说“陈列其心”（《汉书》颜师古注），也就是袒露自己的内心世界；“招上帝兮我察”，光是“自列”还不够，又请天帝来察看。这两句，相当于常说的“昭昭此心，天日可表”的意思。以下两句写天帝的反应：“秋风为我唫，浮云为我阴”。“风”、“云”似都受到诗人的忠诚与不幸的感染，发出了吟叹之声，天色变得阴暗起来。诗人这样写，一方面在于表明自己的至诚足以感天动地，同时也从对面映衬出自己在人间不被人理解的寂寞以及忠贞反遭不幸的悲愤。正是顺着这一感情的脉络，篇末的四句表明了自己对恶浊世道的决绝的态度。
末四句以“嗟”字领起，长声唱叹，感慨不尽。“嗟若是兮欲何留”，以“若是”总括上述的种种情况，包括环境的险恶，小人的迫害，帝王的昏瞆，等等；以“欲何留”表明自己已无意于久留于人世。“抚神龙兮揽其须，游旷迥兮反亡期”，形象地写出将离人世而去的情状。龙是传说中腾云驾雾的神物，诗人想抓住神龙的胡须直上九霄，遨游于无边无际的太空，永远不再返回。政治黑暗，处境危殆，前途无望，使诗人对人世毫无眷恋之意，故他将死写得十分超脱，这就愈见其内心的凄苦了。“世我思”是说：日后在天下大乱之时，世人痛定思痛，才会重新想起有过“发忠忘身”但在当时受到误解的“我”这个人。从末句中不难看出诗人对时局的严重忧虑，也表现了他对自己切中时弊的“危言高论”的正确性抱有坚定不移的信念。
此诗在形式上采用句中夹入“兮”字的楚辞体，这是一眼就看得出来的。此诗对楚辞的继承，则不局限于个别用字。强烈的主观抒情色彩，打通天上人间的丰富想象，广为采用的比喻、象征、夸张的表现手法，以及在精神实质上的大义凛然与孤高自伤，都使此诗十分贴近屈原的作品。具体说来，与屈原《九章》中的《惜诵》尤为接近。整篇《绝命辞》所要表达的，即是《惜诵》开头四句所陈述的精神：“惜诵（痛惜陈述）以致愍（表达忧痛）兮，发愤以抒情。所非忠而言之兮，指苍天以为正（证）。”《绝命辞》与《惜诵》相关的字句更多，如“矰若浮猋动则机兮”与“矰弋机而在上兮，罻罗张而在下”，“发忠忘身自绕罔兮”与“吾谊先君而后身兮，羌众人之所仇”，“仰天光兮自列，招上帝兮我察”与“令五帝以折中兮，戒六神以向服（令五帝公平判断，请六神检验是否有罪）”，等等，都可以清楚看出《惜诵》的影响。但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绝命辞》自身的价值。诗人对《惜诵》的学习，是建基于个人独特的生活体验之上的“凭情以会通”（《文心雕龙·通变》），是在自己生活实感的基础上水到渠成的自然化入，而非生搬硬套的阿拙劣仿效。《绝命辞》基本上通篇以鸟自喻的写法，也是明显有别于《惜诵》的。这一写法后来又直接影响到东汉末年著名辞赋家赵壹的《穷鸟赋》的创作。从文学史的角度说，《绝命辞》本身的思想艺术成就固然值得肯定，而其继往开来的历史功绩也是不可埋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