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48古诗词

　　此诗起首二句就幻化出一个仙女下山的浪漫飘渺的图像。神话传说中舜帝的两名妃子娥皇与女英正依傍了清风在飘飘降临。而九嶷山正是葬舜之处。这二行诗也自然让人想到《楚辞》里屈原的《九歌·湘夫人》中的二行诗句：“帝子降兮北渚，目眇眇兮愁予”。二位仙子又从青山白云之间乘风而下了，她们为何而来？为情而来，为美丽的霞姑而来。

　　接着的二句写仙女的音容面貌，其中也植入了杨开慧烈士，诗人早年的妻子的美丽身影，天上人间神人合一，难以区分。斑竹上凝结了万千晶亮的泪珠，而红霞片片是仙女的衣裙，也象征及比喻为杨开慧的英灵。如唐代刘禹锡《潇湘神》一诗的“斑竹枝、斑竹枝，泪痕点点寄相思”一样，诗人毛泽东也在诗中借“斑竹一枝千滴泪”寄托他对杨开慧的绵绵哀思。这是一种多么深沉的永恒的相思啊！诗人对年轻时的爱侣刻骨铭心的相思，正形象地通过斑竹露珠般的泪花渐渐浸透出来。但英烈的牺牲是美好的，是绚丽的，她已幻化为万千红霞飘荡在祖国万里河山之上

　　“洞庭波涌连天雪，长岛人歌动地诗。”从中固然可以看到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但它却也表现了毛泽东对家乡人民克服困难的殷般期待，以及毛泽东藐视困难欲战而胜之的坚强意志。古代湖南盛产木芙蓉，五代谭用之《秋宿湘江遇雨》中有“秋风万里芙蓉国”之句，一般人认为这是毛泽东诗中“芙蓉国”的出典。但中有一首诗是：“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我以为，娴于中国古典诗词的毛泽东不会不想到它。

　　因此，“我欲因之梦寥廓，芙蓉国里尽朝晖”两句诗，既寄寓了他的怀乡念旧之情，也表达了他对于家乡乃至整个中国的明天的展望。如前所述，这首诗是对古典诗歌中友情诗传统的创造性发展。正是因为古人写友情时视野毕竟有限，格局有的比较狭窄，常常限于个人的天地之间，如明代邢昉的“胸前千斛泪如澜，为不逢君未可弹。何日尽情拼一哭，两人相对却成欢”（《寄吴见未》），如明代顾起元的“与君相见倍相亲，忽漫分携更怆神。此夜高歌在燕市，不知肝胆向何人”（《送顾考敷南还》）等等，均是如此。而毛泽东的《答友人》与它们比较起来，不仅可见新旧之别，古今之异，而且可见毛泽东作品境界之高远。

　　毛泽东这首诗，在艺术上是巨细映衬、点面相形的典范之作。意笔与工笔，概括和精巧，粗犷与细腻，是艺术形象造型的两种不同的手法，在诗歌创作中尤其如此。擅长于思想辩证法的毛泽东，同样讲究艺术的辩证法。毛泽东的诗词包括这首七律，其艺术的总体风貌是继承宋代以苏、辛为代表的豪放派风格而作创造性的发展，诗的境界雄浑壮阔，往往神驰寰宇而目空今古。但是，从诗艺而言，一味豪壮，常常就会空无依傍，大而无当，等而下之的就会堕入凌厉叫嚣之途；一味工细，则容易流于琐屑平庸，天地狭窄，等而下之的就会流于晦涩苍白之境。只有大中取小、以小见大，才会大而不空，小而不仄，大小互补，相得益彰。因此，毛泽东既常以其如椽的健笔，挥洒出大的境界（大景），也注意以较为精细的笔墨点染出小的境界（小景）。唯其如此大小结合、巨细映衬，才能创造出豪气干云而情味绵邈的艺术整体。

　　这首诗是诗人写赠给好友刘景文的。诗的前两句写景，抓住“荷尽”、“菊残”描绘出秋末冬初的萧瑟景象。“已无”与“犹有”形成强烈对比，突出菊花傲霜斗寒的形象。后两句议景，揭示赠诗的目的。说明秋景虽然萧瑟冷落，但也有硕果累累、成熟丰收的一面，而这一点恰恰是其他季节无法相比的。诗人这样写，是用来比喻人到壮年，虽已青春流逝，但也是人生成熟、大有作为的黄金阶段，勉励朋友珍惜这大好时光，乐观向上、努力不懈，切不要意志消沉、妄自菲薄。

　　苏轼的《赠刘景文》，是在元祐五年 (1090)苏轼在杭州任知州时作的。《苕溪渔隐丛话》说此诗咏初冬景致，“曲尽其妙”。诗虽为赠刘景文而作，所咏却是深秋景物，了无一字涉及刘氏本人的道德文章。这似乎不是题中应有之义，但实际上，作者的高明之处正在于将对刘氏品格和节操的称颂。不着痕迹地糅合在对初冬景物的描写中。因为在作者看来，一年中最美好的风光，莫过于橙黄橘绿的初冬景色。而橘树和松柏一样，是最足以代表人的高尚品格和坚贞的节操。

　　古人写秋景，大多气象衰飒，渗透悲秋情绪。然此处却一反常情，写出了深秋时节的丰硕景象，显露了勃勃生机，给人以昂扬之感。因此宋人胡仔以之与韩愈《早春呈水部张十八员外》诗中“正是一年春好处，绝胜烟柳满皇都”两句相提并论，说是“二诗意思颇同而词殊，皆曲尽其妙”（《苕溪渔隐丛话》）。

　　荷与菊是历代诗家的吟咏对象，常给人留下美好的印象，可是为什么此诗一开头却高度概括地描绘了荷败菊残的形象，展示了一幅深秋的画面？这全然是为了强调和突出一年之中的最好景象：橙黄橘绿之时。虽然橙和橘相提并论，但事实上世人正偏重于橘，因为“橘”象征着许多美德，故屈原写《橘颂》而颂之，主要赞其“独立不迁”、“精色内白”、“秉德无私”、“行比伯夷”。此诗的结句正有此意，在表达上融写景、咏物、赞人于一炉，含蓄地赞扬了刘景文的品格和秉性。

　　《硕人》是《诗经·卫风》中的一首，是赞美齐庄公的女儿、卫庄公的夫人庄姜的诗。其中“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句对庄姜之美的精彩刻画，永恒地定格了中国古典美人的曼妙姿容，历来备受推崇。

　　《卫风·硕人》通篇用了铺陈手法，不厌其烦地吟唱了有关“硕人”的方方面面，如第一章主要说她的出身——她的三亲六戚，父兄夫婿，皆是当时各诸侯国有权有势的头面人物，她是一位门第高华的贵夫人。第三、四章主要写婚礼的隆重和盛大，特别是第四章，七句之中，竟连续六句用了叠字。那洋洋洒洒的黄河之水，浩浩荡荡北流入海；那撒网入水的哗哗声，那鱼尾击水的唰唰声，以及河岸绵绵密密、茂茂盛盛的芦苇荻草，这些壮美鲜丽的自然景象，都意在引出“庶姜孽孽，庶士有朅”——那人数众多声势浩大的陪嫁队伍，那些男傧女侣，他们像庄姜本人一样，皆清一色地修长俊美。上述所有这一切，从华贵的身世到隆重的仪仗，从人事场面到自然景观，无不或明或暗、或隐或显、或直接或间接地衬托着庄姜的天生丽质。而直接描写她的美貌者，除开头“硕人其颀，衣锦褧衣”的扫描外，主要是在第二章。这里也用了铺叙手法，以七个生动形象的比喻，犹如电影的特写镜头，犹如纤微毕至的工笔画，细致地刻画了她艳丽绝伦的肖像——柔软的纤手，鲜洁的肤色，修美的脖颈，匀整洁白的牙齿，直到丰满的额角和修宛的眉毛，真是毫发无缺憾的人间尤物。但这些工细的描绘，其艺术效果，都不及“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八字。

　　此诗开启了后世博喻写美人的先河，历来备受人们的推崇和青睐。孙联奎《诗品臆说》拈出“巧笑倩兮，美目盼兮”二语，并揭示出其所以写得好的奥窍。在他看来，“手如柔荑”等等的比拟譬况，诗人尽管使出了混身解数，却只是刻画出美人之“形”，而“巧笑”“美目”寥寥八字，却传达出美人之“神”。还可以补充说，“手如柔荑”等句是静态，“巧笑”二句则是动态。在审美艺术鉴赏中，“神”高于“形”，“动”优于“静”。形的描写、静态的描写当然也必不可少，它们是神之美、动态之美的基础。如果没有这些基础，那么其搔首弄姿也许会成为令人生厌的东施效颦。但更重要的毕竟还是富有生命力的神之美、动态之美。形美悦人目，神美动人心。一味静止地写形很可能流为刻板、呆板、死板，犹如纸花，了无生气，动态地写神则可以使人物鲜活起来，气韵生动，性灵毕现，似乎从纸面上走出来，走进读者的心灵，摇动读者的心旌。在生活中，一位体态、五官都无可挑剔的丽人固然会给人留下较深的印象，但那似乎漫不经心的嫣然一笑、含情一瞥却更能使人久久难忘。假如是一位多情的年青人，这一笑一盼甚至会进入他的梦乡，惹起他纯真无邪的爱的幻梦。在此诗中，“巧笑”“美目”二句确是“一篇之警策”，“倩”“盼”二字尤富表现力。古人释“倩”为“好口辅”，释“盼”为“动目也”。“口辅”指嘴角两边，“动目”指眼珠的流转。可以想象那楚楚动人的笑靥和顾盼生辉的秋波，是怎样的千娇百媚，令人销魂摄魄。几千年过去了，诗中所炫夸的高贵门第已成为既陈刍狗，“柔荑”“凝脂”等比喻也不再动人，“活活”“濊濊”等形容词更不复运用，而“巧笑倩兮，美目盼兮”却仍然亮丽生动，光景常新，仍然能够激活人们美的联想和想像。

　　“传神写照，正在阿堵”，这原是六朝画家所总结出的创作经验，它也适用于其他艺术创造活动。此“阿堵”即眼睛。眼睛是心灵的窗户，表现人物莫过于表现眼睛。不过“眼睛”应作宽泛的理解，它可以泛指一切与人的内心世界、人的灵性精神息息相关的东西，比如此诗中倩丽的“巧笑”。达·芬奇的名画《蒙娜丽莎》，也是以“永恒的微笑”获得永恒的魅力。总之，任何艺术创作都要善于捕捉与表现关键所在。一个“关键”胜过一打非“关键”。

　　《小雅·鹿鸣》是《诗经》的“四始”诗之一，是古人在宴会上所唱的歌。据朱熹《诗集传》的说法，此诗原是君王宴请群臣时所唱，后来逐渐推广到民间，在乡人的宴会上也可唱。朱熹这一推测该是符合事实的，直到东汉末年曹操作《短歌行》，还引用了此诗首章前四句，表示了渴求贤才的愿望，说明千余年后此诗还有一定的影响。

　　此诗主题，历来有争论，大致有美诗和刺诗两种意见。全诗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体现了殿堂上嘉宾的琴瑟歌咏以及宾主之间的互敬互融之情状。

　　诗共三章，每章八句，开头皆以鹿鸣起兴。在空旷的原野上，一群糜鹿悠闲地吃着野草，不时发出呦呦的鸣声，此起彼应，十分和谐悦耳。诗以此起兴，便营造了一个热烈而又和谐的氛围，如果是君臣之间的宴会，那种本已存在的拘谨和紧张的关系，马上就会宽松下来。故《诗集传》云：“盖君臣之分，以严为主；朝廷之礼，以敬为主。然一于严敬，则情或不通，而无以尽其忠告之益，故先王因其饮食聚会，而制为燕飨之礼，以通上下之情；而其乐歌，又以鹿鸣起兴。”也就是说君臣之间限于一定的礼数，等级森严，形成思想上的隔阂。通过宴会，可以沟通感情，使君王能够听到群臣的心里话。而以鹿鸣起兴，则一开始便奠定了和谐愉悦的基调，给与会嘉宾以强烈的感染。

　　此诗自始至终洋溢着欢快的气氛，它把读者从“呦呦鹿鸣”的意境带进“鼓瑟吹笙”的音乐伴奏声中。《诗集传》云：“瑟笙，燕礼所用之乐也。”按照当时的礼仪，整个宴会上必须奏乐。《礼记·乡饮酒义》云：“工入升歌三终，主人献之。笙入三终，主人献之。间歌三终，合乐三终，工告乐备，遂出。……知其能和乐而不流也。”据陈澔注，乐工升堂，“歌《鹿鸣》、《四牡》、《皇皇者华》，每一篇而一终。三篇终，则主人酌以献工焉。”由此可知，整个宴会上是歌唱以上三首诗，而歌唱《鹿鸣》时又以笙乐相配，故诗云“鼓瑟吹笙”。乐谱虽早已失传，但从诗的语言看，此诗三章全是欢快的节奏，和悦的旋律，同曹操《短歌行》相比，曹诗开头有“人生苦短”之叹，后段有“忧从中来，不可断绝”之悲，唯有中间所引“鹿鸣”四句显得欢乐舒畅，可见《诗经》的作者对人生的领悟还没有曹操那么深刻。也许因为这是一首宴飨之乐，不容许杂以一点哀音吧。

　　诗之首章写热烈欢快的音乐声中有人“承筐是将”，献上竹筐所盛的礼物。献礼的人，在乡间宴会上是主人自己，说见上文所引《礼记》；在朝廷宴会上则为宰夫，《礼记·燕义》云：“设宾主饮酒之礼也，使宰夫为献。”足可为证。酒宴上献礼馈赠的古风，即使到了今天，在大宾馆的宴会上仍可见到。然后主人又向嘉宾致辞：“人之好我，示我周行。”也就是“承蒙诸位光临，示我以大道”一类的客气话。主人若是君王的话，那这两句的意思则是表示愿意听取群臣的忠告。

　　诗之二章，则由主人（主要是君王）进一步表示祝辞，其大意则如《诗集传》所云：“言嘉宾之德音甚明，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当则效。”祝酒之际要说出这样的话的原因，分明是君主要求臣下做一个清正廉明的好官，以矫正偷薄的民风。如此看来，这样的宴会不徒为乐而已，它也带有一定的政治色彩。三章大部与首章重复，唯最后几句将欢乐气氛推向高潮。末句“燕乐嘉宾之心”，则是卒章见志，将诗之主题深化。也就是说这次宴会，“非止养其体、娱其外而已”，它不是一般的吃吃喝喝，满足口腹的需要，而是为了“安乐其心”，使得参与宴会的群臣心悦诚服，自觉地为君王的统治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