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文及注释
译文
眺望远处重重叠叠的高山上红叶一片白云悠然,持酒对饮坐看日已黄昏。
唱一首离歌,不禁泪流满面;此刻一别,真不知何时何地才能与你相见。
注释
曛:暮,昏暗。
这篇游记散文采用了夹叙夹议的写法,第一段为叙述部分的前导,说明富贵人家修建林园别墅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中间两段是记叙,以精练的笔触叙写了三次游览万柳堂的情况。最后一段写万柳堂的变化,进一步引起作者的议论。
开篇劈曲而立,引出一节满含愤敌的议论,指出自古以来,官僚们“贵极富溢,则往往为别馆以自娱,穷极上木之工,而无所爱惜”。但真正建成之后,也只是偶然去一次两次,而“不得久居其中”。有的甚至终身没机会去。他们耗费巨资搜刮人民。建筑这些园林别墅,实际上只有一个目的,就是显示自己的富贵和显赫,“欲以真此震耀乡里之愚”。冯溥之修万柳堂无疑正属此类。
文章转入第二部分则叙冯溥其人与其园,在政绩上,他是位很平庸而义显赫的官吏,“在廷时,无可訾,亦无可称”。但他耗费巨资修筑的万柳堂却是气度恢弘,景致超群,“其广三十亩,无杂树,随地势之高下,尽植以柳,而榜其堂曰‘万树之堂’。短墙之外,骑行者可望而见其中,径曲而深,因其洼以为池,而累其土以成山,池旁皆蒹葭,云水萧疏可爱。”刘大櫆去游历时,万柳堂已是面目全非了,这一节所写的景物特征及园林布局。只能是借助前人如毛奇龄、朱彝尊等咏颂万柳堂的诗赋,并依据自己对衰败园林观察中的想象来记叙,景物着墨不多,但淡笔工墨,将其恢弘的气度与幽雅的景致写得非常得体。
然而曾几何时,这京都名苑便随着主人的失势而迅速败落了,文章第三节便集中笔墨,以简洁而陡峭的笔势直写其破败:“一至犹稍有亭榭。再至,则向之飞梁架于水上者,今欹卧干水中矣。三至,则凡其所植柳,斩焉无一株之存。”这节文字。气随声转,峻洁峭拔,给入一种江河日下,一落千丈之感,和上文所作渲染铺陈形成鲜明对照,给人以历史桑沧的震动和感喟。
文章也顺势而下,引出自己的议论:“人世富贵之光荣.其与时升降,盖略与此园等。”他因而认为,学有所成之后左做官的读书入不应去迫某富贵;而身聘高位者,则应倾全力以勤劳国事,不要“胺民之膏”去营建自己的安乐窝。写万柳堂的美景是为了反衬今日的衰败,而万柳堂的衰败又警怵人们明白富贵不可久恃的道理,归结到劝告求仕者和为官者应将精力放到国计民生上,不去做那种搜刮民脂民膏以供自己无度挥霍的蠢事。
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此诗实写一女子的爱情纠葛。
“误语成疑意已伤”,按杨亿原作之一:“才断歌云成梦雨,斗回笑电作雷霆。”可知此女子与当时的爱人原本相恩爱,然而因自己无意间说错了括,引起猜疑,欢笑顿然变作雷霆之怒。杨诗又说“不待萱苏蠲薄怒,闲阶斗雀有遗翎”,说的是其爱人发怒的意思,虽有忘忧的萱草,亦未可缓解,因此这女子只得独自神伤,“春山低敛翠眉长”,她低首蹙额,那涂着黛翠的修眉,如同春山般秀美,如今却也染上了一抹薄雾愁云。相传卓文君容貌娇好,“眉色如望远山,脸际常若芙蓉”(《西京杂记》),又传西施常患心痛,以手捧心,眉尖若蹙,二句合用二典,刻画出含愁佳人楚楚可怜的情态。
《说苑·善说》记鄂君子皙泛舟于中流,为他摇桨的越女歌道:“今夕何夕兮,搴洲中流;今日何日兮,得与王子问舟……山有木兮木有枝,心悦君兮君不知。”于是鄂君“乃掩修袂而拥之,举绣被而覆之。”又东汉荀彧是有名的美男子,他曾为尚书令,人称荀令君,《襄阳记》载其衣带生香,“至人家,坐处三日香”。三四二句用此二典,承上而言,朝来还是唱随绸缪,恩爱犹如鄂君之与越女,而曾几何时,“斗回笑电作雷霆,他已一怒而去,只剩得他常日熏衣的香炉中的氤氲余香在勾起无尽的忆念。
“有恨”、“无言”二句,继写女子的幽思并暗点这一场纠葛的原由。《飞燕外传》记汉成帝后赵飞燕与其妹一起私通官奴燕赤凤,争风反目,遂为先帝察觉。《左传》记楚国灭息国,载息夫人归,她三年不说话,楚王问她,她回答说:“吾一妇人,而事二夫,纵弗能死,其又奚言!”诗中“燕凤”、“息侯”均代指女子过去的情人。这两句说,自己现在含恨抱愁,并非因恋着过去的情人,而默默无言亦非为思念以往的恋情。因此,“误语”一句,原来是她对爱人戏说起旧时的情人,所谓“误”,这个情人可能并不是真有其人,而大抵为有失考虑的戏言。
然而一时的失误,却产生了严重的后果,《古今注》说:“欲蠲人之忿,则赠之青堂,青堂一名合欢,合欢则忘忿。”又“丁香体柔弱,乱结枝犹垫”(杜甫《江头四咏·丁香》),因此一直作为愁结不解的象征,李商隐诗即说“芭蕉不展丁香结,同向春风各自愁”(《代赠》)。此刻,这女子纵有合欢在手,亦不能消去爱人的忿怒,而空落得满腹排遣不去的愁怨,正如杨亿原诗之二所说“合欢蠲忿亦休论,梦蝶翩翩逐怨魂”,子是她只得独处烛光似泪的空房而凄切怅惘。
此诗虽然没有深刻的寄托,然而在表现手法上却深得李商隐无题诗的神韵。张采田评李商隐诗说“哀感沉绵刀、“宛转动情”(《李义山诗辨正·无题》),钱惟演此诗从造型、布局两方面都较完美地体现了这一特色。
此诗活用典故与句法,运用巧妙,言简意长,耐人寻味。如“春山”句合用卓文君、西施二典,将美与愁相揉合,又以“翠眉长”作垫,女子楚楚可怜的神态毕现。中间二联,上下句均各用一典。二联上句正用,下句反用,又通过“朝犹掩”、“冷自香”中“犹”、“自”二虚字的勾联,表现了女子无限叹惋的心情。“朝”字言变化之迅疾,“冷”而仍“香”状恋情之绵长,更得氤氲吞吐之致。三联句法与二联相异,出句与对句同意,而均不明言,却用“岂因”,“宁为”连续二问,更将委婉曲折之情表现得百回千折。
在布局上,先用“误语成疑”造成悬念,前四句引而不发,只是反复极写愁怨之态,直至三联方打转,呼应首句的“误语”,点明本末缘由,四联合拢,反照“意已伤”,起结开合;包蕴密致而舒回迂徐,尤能切合当事人的潜流的思绪。因为失意人总是在目睹身边事物(如绣被、熏炉),触发联想后,再进而反省事件的起由(如燕凤、息侯)的。如在“误语”后直接写燕凤、息侯,则全诗就直致而索然寡味了。这些就是此诗在艺术上的成功处。
诗以“狼”的进退皆狼狈不堪的情景,来衬托周公进退从容,无所往而不宜的智慧品德。也有人认为这是讽刺贵族王孙的诗。全诗二章,每章四句。此诗语带调侃,但有分寸,先以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作比来揶揄人,后又在结句弱化了揶揄份量,使整首诗的氛围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
关于这首诗的主旨,长期以来即有美刺两种观点相对立。旧说是“赞美”,现代研究者则多判为是对贵族“丑态”的“讽刺”。持美诗说者或径取前人成说,不予发挥;持刺诗说者大都以“狼固非喻圣人之物”为据;或言狼喻管蔡小人之流,曲意弥缝,二者均未对《豳风·狼跋》一诗之比兴特点作深入体察。主赞美者,着眼在“赤舄几几”“德音不瑕”,这只能是颂赞;但“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却分明带着揶揄的口吻,与“赞美”并不协调。
主讽刺者,着眼在喻比公孙的“狼”,既凶残、又狼狈,若非讽刺,不会以此为喻。此诗以狼之进退形容公孙之态,亦非必含有憎恶、挖苦之意。闻一多指出,《豳风·狼跋》“对于公孙,是取着一种善意的调弄的态度”。还有一种观点,把“狼跋其胡”解释为天狼星停滞在尾宿,认为这是一首讽刺的山歌,讽刺公孙贵族不懂、不关心天象的变化而只关心自己的鞋子。
此诗二章,入笔均从老狼进退的可笑之态写起。但体味诗意,却须先得注意那位“公孙”的体态。诗中一再点示“公孙硕肤”。“肤”即“胪”,腹前肥者之谓;“硕胪”,则更胖大累赘了。一位肥硕的公孙,而穿着色彩鲜明的弯翘“赤舄”走路,那样子一定是非常可笑的。“舄”是一种皮质、丝饰、底中衬有木头的屦,形状与翘首的草鞋相仿。
据闻一多考证,周人的衣、冠、裳(下衣)、履,在颜色搭配上有一定规矩。公孙既蹬“赤舄”,则其带以上的衣、冠必为玄青,带以下的韠、裳则为橙红,还有耳旁的“瑱”、腰间的“佩”,多为玉白。正如闻一多所描摹的,给公孙“想像上一套强烈的颜色……再加上些光怪陆离的副件(按:即瑱、佩之类)的装饰物,然后想像裹着这套‘行头’的一具丰腴的躯体,搬着过重的累赘的肚子,一步一步摇过来了”(《匡斋尺牍》)——这便是诗中那位贵族“公孙”的雅态,令人见了会忍俊不禁,而生发一种调侃、揶揄的喻比欲望。
然后再体味“狼跋其胡,载疐其尾”的比喻,便会忽如搔着痒处,而为此喻之维妙维肖绝倒了。古人大抵常与校猎、御射中的猎物打交道,对于肥壮老狼的奔突之态早就熟稔。所以《易林·震之恒》即有对此形态的绝妙描摹:“老狼白獹(即“胪”),长尾大胡,前颠从踬,岐人悦喜”。此诗对公孙的体态,即取了这样一只腹白肥大、“前颠从踬”的老狼作喻比物。
闻一多对此二句亦有精彩的阐发:“一只肥大的狼,走起路来,身子作跳板状,前后更迭的一起一伏,往前倾时,前脚差点踩着颈下垂着的胡,往后坐时,后脚又像要踏上拖地的尾巴——这样形容一个胖子走路时,笨重,艰难,身体摇动得厉害,而进展并未为之加速的一副模样,可谓得其神似了。”(《匡斋尺牍》)
本来,这样的调笑,对于公孙来说,也确有颇为不恭之嫌的。但此诗的分寸把握得也好,一边大笑着比划老狼前颠后踬的体态为喻,一边即又收起笑容补上一句:“您那德性倒也没什么不好!”“德音不瑕”句的跳出,由此化解了老狼之喻的揶揄份量,使之向着“开玩笑”的一端倾斜,而不至于被误解为讥刺。所以其所造成的整首诗的氛围,便带上了一种特有的幽默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