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开头先交待了子产写这封信的背景。当时晋国为盟主，范宣子（士匄）为中军将，主持晋国政事。在范宣子执政时，加重征收诸侯对晋国贡献的财物。郑国也以此为患。公元前549年2月，郑简公到晋国朝会，郑大夫子西陪同前往，子产让子西捎带书信，以劝告范宣子。
信的开头故作危激之论：“您治理晋国，四邻的诸侯没有听说您有什么美德，只听到了您加重了各国缴纳的贡物，我对此感到困惑不解。”子产作为小国的大夫。写信给盟主国的执政竟然如此不客气，指出范宣子执政时“不闻令德”，“而闻重币”，这的确是振聋发聩之言。子产故作惊人之语，以期引起范宣子的重视。
子产在信中说：“我听说君子领导国家和家族的，不是担心没有财物，而是担心没有美好的声誉。如果把诸侯的财物都集中到晋国的王室，那么诸侯就会对晋国产生二心。假如您私自占有，晋国的人民就会离心。诸侯有了二心，晋国的盟主地位就会动摇；晋国人民不信任您，您也不能保家。不要再执迷不悟，要这些财物也没有什么用。”子产从“令德”推出“令名”，点出这篇文章的主旨：“君子长（掌）国家者，非无贿之患，而无令名之难。”称霸的大国压榨势力范围内的小国，是春秋时代的一种暴政，它必然引起国家间的冲突，子产警告范宣子，压榨过重，将使诸侯不满，人民离心，从而产生严重的后果：“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范宣子将处于既不能保国又不能卫家的境地。如果家破人亡，钱财这些身外之物就没有用了。既然贪敛财物危害甚大，就不要再一意孤行了。
子产继续写道：“好的声誉，是传播美德的车子；美德，是国家和家族的基础。有了牢固的基础，国家才不会崩溃。还是努力追求美德吧！在位者有美德，人民就快乐，人民快乐，国家就能保持长久。《诗经》中说：‘君子乐和有德，就能奠定国家的基础。’这就是因为有美德啊！《诗经》中又说：‘上天看着你，你不要三心二意。’这就是有美名啊！用宽宥谅解的精神来发扬美德，那么好的名声就能像车载一样传播，因此远方的人来归附，近处的人安居。您是宁可让人家说‘您实在是养活了我，’还是说‘您榨取我的血汗来养活您自己’。大象因为有了象牙而毁了自己，这是因为象牙值钱的缘故。”
子产这一席话酣畅淋漓，进一步阐发了“令名”与“令德”的作用，从“令名”又推回“令德”，反复阐述，不惮其烦。他说，美名是装载美德的工具，美德则是国家的基础。国家依靠这个基础才不致崩溃。在位的执政者如发扬美德，就会声名远播，“远至迩安”。子产认为，具有美德的人绝不会贪重币帛，他尖锐的指出：“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究竟让诸侯国由于盟主采取宽厚政策而心怀感激，还是让诸侯国受尽压榨而心怀怨恨，从而动摇晋国的盟主地位。不言而喻，聪明的执政者一定会采取前一种政策。子产最后用大象因为自己的牙齿贵重而给自身招来祸患的比喻，警告范宣子：不要因为采取贪重币帛的短视政策而给晋国带来灾难。
子产的信收到了效果，范宣子看了信以后很高兴，于是就减轻了诸侯的贡品。
子产致范宣子的这封信立意高远，持论正大，信中虽有危激之语，但并非危言耸听。子产站在为晋国和范宣子个人谋划的立场上，指出国家和家族赖以存亡的道德基础，并为范宣子描绘了一幅道德基础崩溃后国亡家败的图景，不由范宣子不信服。“夫诸侯之贿聚于公室，则诸侯贰；若吾子赖之，则晋国贰。诸侯贰，则晋国坏；晋国贰，则子之家坏！何没没也！将焉用贿？”文笔矫捷雄健，如江河奔流，势不可遏，具有震人心魄的力量。
子产的信中还巧妙设喻，以加强自己的论点。如“夫令名，德之舆也；德，国家之基也。”将声誉比喻成装载美德的车子，将美德比喻成国家大厦的基石，既形象生动，又深化了文章的内涵。其“象有齿以焚其身”的比喻，更是紧紧扣住文章的主题，阐明了君子为政不能贪贿，贪贿只能招来祸患的深刻道理。子产信中还恰当地引用了《诗经》中的语言，具有很强的说服力和良好的艺术效果。
子产的这封信中，还采用了对比的写法，使文章更加生动有力。整篇文章都以对比的手法阐明“重币”与“轻币”的不同后果，说明“令名”与“令德”的关系，以印证“重币”之害。写“重币”处，作危激语；写“德名”处，作赞叹语，层次井然，褒贬分明。信中“毋宁使人谓子，子实生我，而谓子浚我以生乎？”对比强烈，令人警醒。
子产这封书信，虽然持论堂堂正正，但由于注意引文长短交替，顿挫有致，并多方设喻对比，援引《诗经》，所以丝毫不使人感到枯燥和说教的气味。子产以其严密的推理和精警的语言使范宣子倾心受谏，减轻了各诸侯国的负担。《子产告范宣子轻币》堪称是先秦书信散文的代表作品。
孟浩然诗多写自己的日常生活，常常“遇景入咏，不钩奇抉异”（皮日休评价），故诗味的淡泊往往叫人可意会而不可言传。这首《舟中晓望》，就记录着他约在开元十五年自越州水程往游天台山的旅况。实地登览在大多数人看来要有奇趣得多，而他更乐于表现名山在可望而不可即时的旅途况味。
船在拂晓时扬帆出发，一天的旅途生活又开始了。“挂席东南望”，开篇就揭出“望”字，可见情切。诗人大约又一次领略了“时时引领望天末，何处青山是越中”的心情。“望”字是一篇的精神所在。此刻诗人似乎望见了什么，又似乎什么也没望见，因为水程尚远，况且天刚破晓。这一切意味都包含在“青山——水国——遥”这五个平常的字构成的诗句中。
既然如此，只好暂时忍耐些，抓紧赶路吧。第二联写水程，承前联“水国遥”来。“争利涉”以一个“争”字表现出心情迫切、兴致勃勃，而“来往接风潮”则以一个“接”字表现出一个常与波涛为伍的旅人的安定与愉悦感，跟上句相连，便有乘风破浪之势。
到此自然想要知道他“何往”了，第三联于是转出一问一答来。这其实是诗人自问自答：“问我今何适？天台访石桥。”这里遥应篇首“东南望”，点出天台山，于是首联何所望，次联何所往，都得到解答。天台山是东南名山，石桥尤为胜迹。这一联初读似口头常语，无多少诗味。然而只要联想到这些关于名山胜迹的奇妙传说，就会体味到“天台访石桥”一句话中微带兴奋与夸耀的口吻，感到作者的陶醉和神往。而诗的意味就在无字处，在诗人出语时的神情风采之中。
正因为诗人是这样陶然神往，眼前出现的一片霞光便引起他一个动人的猜想：“坐看霞色晓，疑是赤城标。”在诗人的想象中，映红天际的不是朝霞，而当是山石发出的异彩。这想象虽绚丽，然而语言省净，表现朴质，没有用一个精美的字面，体现了孟诗“当巧不巧”的特点。尾联虽承“天台”而来，却又紧紧关合篇首。“坐看”照应“望”字，但表情有细微的差异。一般说，“望”比较着意，而且不一定能“见”，有张望寻求的意味。而“看”则比较随意，与“见”字常常相联，“坐看霞色晓”，是一种怡然欣赏的态度。可这里看的并不是“赤城”，只是诗人那么猜想罢了。如果说首句由“望”引起的悬念到此已了结，那么“疑”字显然又引起新的悬念，使篇中无余字而篇外有余韵，写出了旅途中对名山向往的心情，十分传神。
此诗似乎信笔写来，却首尾衔接，承转分明，篇法圆紧；它形象质朴，却又真彩内映；它没有警句炼字，却有兴味贯串全篇。从声律角度看，此诗是五言律诗（平仄全合），然而通体散行，中两联不作骈偶。这当然与近体诗刚刚完成，去古未远，声律尚宽有关；同时未尝不出于内容的要求。这样，它既有音乐美，又洒脱自然。
词的上阕以虚实相生、正反对比等艺术手法着重叙事而又渗透着热烈而深沉的情感活动。“六月天兵征腐恶”，起句突兀而来，首先推出“天兵”与“腐恶”两个对立的意象，并以“征”字相关联，直有一股令人振奋的摧枯拉朽的磅礴气势，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效果。以“天兵”指作者所率的工农红军，既显其神威，又张其正义。以“腐恶”指敌人，是形容词名物化的用法，既暴露了敌人腐朽丑恶的本质，又反衬了“天兵”的正义和不可抗拒。中间着一“征”字，可谓兴师有名，仁义自见。这一句从时令“六月”落墨，看似寻常，其实多有包孕。
“万丈长缨要把鲲鹏缚”，就其喻指的事物而言，是前句的复现；就其意象创造而言，却发生了耐人寻味的推移和转换。“万丈长缨”与“天兵”语意相承，是意象的推移；“鲲鹏”与“腐恶”相应，用以吟指作者所要否定的对象，则是一种出人意料的意象转换。此前，作者在《七古·送纵宇一郎东行》中有“鲲鹏击浪从兹始”句；此后，在《七律·吊罗荣桓同志》中有“斥鷃每闻欺大鸟”句；在《念奴娇·鸟儿问答》中有“鲲鹏展翅，九万里，翻动扶摇羊角”句。其中“鲲鹏”、“大鸟”都被用来喻指作者所赞美和肯定的对象。这里，作者之所以进行异乎寻常的意象转换，以“鲲鹏”属应“腐恶”，意匠在于既真实地揭示当时国民党蒋介石政权虚弱而又暂时强大的两重性本质，又隐约披露作者对当时攻取中心城市的不可能性与危险性的深层的情感判断。“万丈长缨”要缚住那大而“不知其几千里”的鲲鹏，气不可谓不壮，然而谈何容易！
正是沿着上述已经隐约披露的深层的情感潜流，作者的思绪很自然地流向了另外的意象空间：“赣水那边红一角，偏师借重黄公略。”“赣水那边”，是以切入的远景转换了意象空间；“红一角”则以鲜明的色彩造成了耀人眼目的视觉形象。这种空间的跳跃转换和鲜明意象的创造，无疑显示了作者强烈的情感流向，透露了作者对已经是“红一角”的“赣水那边”分外瞩目的眷顾之情。这种深刻的情感潜流，毕竟是难以抑而不发的，至“偏师借重黄公略”一句，可谓情不自禁而溢于言表了。作者之所以在作品中对黄公略赞赏有加，不仅仅是因为黄公略所率的红三军在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中确实是足可倚凭的“偏师”，黄公略本人在关键时刻赞同并支持了毛泽东抵制攻取南昌的决策；更重要的是，他向来理解和支持工农武装割据的主张，坚持在粤北至赣西南赣水一带开展武装斗争，深入进行土地革命，建立工农红色政权，为创建革命根据地作出了重要贡献。可以说，黄公略与毛泽东在革命战略上是志同道合、心心相印的，是毛泽东足可信赖与借重的。
词的上阕一、二句与三、四句构成了层次分明而又相互联系、相映成趣的艺术思维空间，笔调也前后相承而又显出变化。如果说一、二句是作者立足于现实而在幻化的意象空间进行形象思维，豪情浩气之中隐然生出一缕深沉的忧思，笔调雄浑而凝重；那么，三、四句则是从虚境回复现实，于深情眷顾中流露出对正确的战略道路及其成功实绩的热情赞美，笔调也显得活脱轻灵。
词的下阕，作者挥洒酣畅的笔墨，紧扣意脉进一步状写革命气势，抒发强烈而深沉的情怀。“百万工农齐踊跃”，是上阕“天兵”、“万丈长缨”等虚拟意象的现实具体化，是对如火如荼的工农武装斗争形势的真实描写与概括。“齐踊跃”三字，极富动感，极有力量，既讴歌了广大工农群众革命的热情和昂扬的斗志，又为下句意象空间的开拓引弓蓄势。
“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紧承前句笔力豪气，一泻万里，势不可遏。从汀州向长沙的军事行动，自闽西、赣南北上，纵贯江西，几及全省，而后自赣西北取进逼湘鄂态势，状以“席卷江西直捣湘和鄂”，并非“虚笔”。句中驱遣“席卷”、“直捣”这两个力度极强的词语，意锐词锐，如同雷轰电掣，使得上阕开辟的“万丈长缨”、“红一角”的意象空间急剧伸张拓展，令人心驰神往，了无滞碍，似觉锋芒所向，红旗漫天，以至席卷江西、直捣湘鄂意犹未尽，情不能已。
至此，作者顺势翻笔，凌空一变，由已经极大地伸展开来的外在的意象空间转向逐渐亢奋起来的内在的心灵世界：“国际悲歌歌一曲，狂飙为我从天落。”红了一角的古老土地上红旗跃动，百万奋起的工农正迈开排山倒海的行进步伐，“席卷”、“直捣”旧世界的革命气势……此情此景，本身就构成了大气磅礴、悲壮动人的时代旋律、人类史诗。而呼唤“饥寒交迫的奴隶”、“全世界受苦的人”起来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让鲜红的太阳照遍全球”的《国际歌》，正是这种时代旋律、人类史诗汇集而成的全世界无产者革命的歌，心中的歌。毛泽东身在此情此景之中，扮演着“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的时代主角，是我唱《国际歌》，还是《国际歌》唱我，自是浑然难分而神思飞越了。所谓“狂飙为我从天落”，正是这种物我浑然的诗家妙语。“狂飙”何物？它既指革命风暴，此为物；又指内心的情感波涛，此为我。二者交激鼓荡，奔突于天，深沉于心，以“为我从天落”言之，信不虚也！
《赠王粲》是三国时期曹魏文学家、“三曹”之一曹植的一首赠人之作。作者通过该诗劝勉王粲不要思虑太多并流露出自己虽有心提携却无能为力的遗憾。该诗写得委婉深厚，十分感人。
该诗的头两句“端坐苦愁思，揽衣起西游”就点出游于邺城之西的原因：端坐愁思当然是苦闷的，所以要去找朋友们聊聊，使苦闷得以排遣。“揽衣”二字用得生动传神。
“树木”二句写景，“发春华”点明是春天的景色，“清池”句写水景。在这个山明水秀的幽静景致中，作者发现了“中有孤鸳鸯，哀鸣求匹俦”。作者用“孤鸳鸯”喻王粲。用“求匹俦”指寻求同辈间的友谊。不过从后两句诗的意思看，似乎还有潜台词。大约对方希望与曹植既是朝夕相处的好友，又愿在曹植的麾下做事。否则，“我愿执此鸟，惜哉无轻舟”两句就不好理解。曹植对王粲这样的人才和朋友当然是珍惜的，可是愿望终究代替不了现实，“无轻舟”就是比喻作者自己没有权势，无力重用王粲。
“欲归忘故道，顾望但怀愁。悲风鸣我侧，羲和逝不留”。这四句是写作者不能“执此鸟”而依恋回顾、不忍离去，“悲风”从身边吹过，久立其地直到太阳落山。这与王粲诗有相似之意：“徘徊不能去，伫立望尔形。风飙扬尘起，白日忽已冥。”只是该诗在表达眷念之情时显得更深厚些、更悲切些。
最后四句，作者宽慰王粲：“重阴润万物，何惧泽不周。谁令君多念，遂使怀百忧。”劝勉对方不必多虑多忧，相信雨露会润泽万物的。这里以“重阴”喻曹操，暗示曹操会给他好处的。可谓用心良苦。有人认为：“多念”和“百忧”是指王粲整个诗歌创作中所表现的感情，例如遭乱伤时，目睹民生疾苦，发悲怆之词等等，虽然有一定道理，但从全诗立意与创作背景来看，主要还是为王粲在《杂诗》中所涉及到的具体思想而发的。王诗的末四句是这样写的：“回身入空房，托梦通精诚。人欲天不违，何惧不合并。”末二句与前面“褰袵欲从之，路险不得征”呼应，这样，意思就够清楚了。
作者在这首诗中采用了比兴寄托的手法，以“鸟”比喻对方，从“鸟”对人和人对“鸟”的态度和情意方面着笔，表达自己对朋友的诚意和自己力不从心的歉意。比兴寄托的手法虽然比较隐微曲折，然而读者一旦明白其中喻义，也就不难理解其中的用意了。这首诗所描写的客体是“鸟”，这是含蓄的一面，但诗的主体（作者）却是明朗化的，在表露自己的情感方面则是真诚坦率的，做到与朋友交心，不掺半点虚假成分。
这首诗的语言清新流畅，具有文采。节奏舒缓，韵味悠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