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即是第一自然段，重点突出了永州之蛇的特点。
开头至“无御之者”，极力刻画出蛇的毒性异常，令人闻之色变。接下来至“杀三虫”写出了蛇的功用异常。而这也是造成永州捕蛇者命运悲剧的重要原因：封建统治者征集异蛇，每年征收两次，可以抵消应缴纳的租税。作者仅用“争奔走”三个字，就写出了永州百姓争先恐后、冒死捕蛇的情形。百姓惧怕原因即繁重的赋役。文章开篇即写毒蛇之害以衬托重赋苛政之害。捕蛇以抵赋，蒋氏之祖、父死在这上头，而蒋氏却甘愿干此差事，衬托出“赋敛之毒有甚于蛇毒”。
第二部分从“有蒋氏者”到“又安敢毒邪”，是写捕蛇者自述悲惨遭遇，笔法曲折。是全文的重心。
先说蒋氏“专其利三世矣”，但这是以他祖父、父亲的死于非命和自己的九死一生为代价的，不能不说是一大讽刺。既然这样，好心的作者准备帮他解决困境。出人意料的是，蒋氏“大戚”，并“汪然出涕”，开始了沉痛的陈述。蒋氏的这番话大致有以下几层意思：一是恢复他的赋役将会使他遭遇更大的不幸；二是蒋氏祖孙三代在这个地方居住长达六十年，亲眼看到同村的人因为缴纳赋税，背井离乡乃至十室九空，而只有自己因为捕蛇才得以侥幸生存下来；三是凶暴的官吏到乡下催租逼税时飞扬跋扈，到处叫嚣，到处骚扰，弄得鸡犬不宁；四是说自己愿意一年当中冒两次生命危险去换取其余时间的安乐。
作者在文章的第三部分，也就是结尾一段说：“余闻而愈悲”，比听蒋氏讲一家人的苦难时更加悲痛了．想到自己过去对孔子所说说“苛政猛于虎”这句话还有所怀疑，现在从蒋氏所谈的情况看来，这话是可信的。谁知道赋税对人民的毒害竟比毒蛇还要严重呢！于是写了《捕蛇者说》这篇文章，为的是让那些观察民俗的人知道苛重的赋税给老百姓造成的灾难。
在全文这叙述边议论间或抒情的写法中，最后这一番议论．确实起到了画龙点睛的作用．如果说“苛政猛于虎”强调的是一个“猛”字，那么本文就紧扣一个“毒”字，既写了蛇毒，又写了赋毒。并且以前者衬托后者。得出“赋敛之毒”甚于蛇毒的结论。
本文在写作手法方面，除了对比、衬托的大量运用及卒章点明主题外，对蒋氏这一个人物的描绘也是极富特色的。特别是他不愿意丢掉犯死捕蛇这一差使的大段申述，讲得是既有具体事实，又有确切数字；既有所闻所见，又有个人切身感受；既有祖祖辈辈的经历，又有此时此刻的想法；既讲述了自家人的不幸，又诉说了乡邻们的苦难：不仅使人看到了一幅统治者横征暴敛下的社会生活图景，也让人感到此人的音容体貌宛在眼前，有血有肉，生动传神。
全文处处运用对比：捕蛇者与纳税的对比， 捕蛇者的危险与纳税之沉重的对比，捕蛇者与不捕蛇者（蒋氏与乡邻）的对比——六十年来存亡的对比，悍吏来吾乡是我和乡邻受扰的情况，一年受死亡威胁的次数和即使死于捕蛇也已死于乡邻之后等情况。鲜明的对比深刻地揭示了“赋敛毒于蛇”这一中心。
文章通过揭露永州百姓在封建官吏的横征暴敛下家破人亡的悲惨遭遇，有力得控诉了社会吏治的腐败，曲折得反映了自己坚持改革的愿望。
词的上片写他想赴辛弃疾之邀，又不能去。
“斗酒彘肩，风雨渡江，岂不快哉”起势豪放，奠定了全文的基调。这三句用典。使风俗之气变为豪迈阔气。这里的典故，出之于《史记·项羽本纪》。这几句是想象之词，刘过设想在风雨中渡过钱塘江，来到辛弃疾的住所，觉得是一件特别痛快的事情。前三句起笔突兀，似平地而起的高楼，极具气势。
“被香山居士，约林和靖，与东坡老，驾勒吾回”。就在他要出发之时，却被白居易、林逋、苏轼拉了回来。“驾勒吾回”四字写出了他的无可奈何。接着词人概括三位诗人诗意，说明他不能前去的理由。作者把本不相干的三人集于同一场景进行对话，构思巧妙新奇，“二公者，皆掉头不顾，只管传杯”，林逋、白居易两人只顾着喝酒，对苏东坡的提议丝毫不感不趣。
下片开端打破了两片的限制，紧接着上文写白居易的意见。
“白云天竺去来，图画里、峥嵘楼观开。爱东西双涧，纵横水绕；两峰南北，高下云堆。”自居易在杭州做郡守时，写过不少歌咏杭州的诗句，其中《寄韬光禅师》就有“东涧水流西涧水，南山云起北山云”之语。这六句也是化用白诗而成，用“爱”字将天竺美景尽情描绘而出，给人以如临其境之感。
“暗香浮动，争似孤山先探梅”，词人化用三位诗人描写杭州风景的名句，更为杭州的湖光山色增添了逸兴韵致和文化内涵，再现了孤山寒梅的雅致与芬芳．给人美好的想象。词人笔意纵横。杂糅了涛的特点于词作之中，正是其创新之处，虽然没有正面写杭州之美，但却使我们看到了杭州的旖旎风光。不同时代的诗人跨越了时空的界限．相聚一堂。他们的音容笑貌、言谈口吻鲜活地呈现在我们面前，体现出作者丰富的想象力。
“须晴去，访稼轩未晚，且此徘徊”三句顺势而出了，这里“须晴去”的“晴”字，当然与上片的“风雨渡江”遥相呼应，可当作“晴天”讲。但是，从词旨总体揣摩，它似含有“清醒”的意味，其潜台词中似乎是说自己目前正被杭州湖山胜景所迷恋，“徘徊”在“三公”争辩的诱惑之中。那么，赴约之事，且待“我”“清醒”过来，再作理会吧!这样理解，可能更具妙趣。这几句也回应开头，使全词更显得结构严谨，密不可分。
“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两句所指自然是大和二年（828年）诗人回到长安的事与情，但这话同时也就告诉了读者“二十余年”前，诗人曾在帝京，并且听过“天乐”。这表明诗人当年并非长安一布衣。一别多年，帝京重返，且又听到熟悉的“天乐”，此时此地，直教诗人情难自已。这“情”的内涵是喜，还是悲，是伤，抑是慨，并没有明确说出，要知道答案，就必须了解诗人“二十余年”前在长安的情况，而后又是怎样“别帝京”的，“别”后这二十多年又是怎么度过的，还有与他一样告“别帝京”的朋友们，又有着怎样的遭遇。这些问题，事实上就是一段“永贞革新”的兴起和失败的历史，保守势力对革新派残酷迫害的历史，这里有包括诗人在内的“二王八司马”的悲剧，还有这些悲剧人物之间的相互激励、相濡以沫的动人的篇章。只有思索回味了这些，读者才能体会到“二十余年别帝京，重闻天乐不胜情”的深沉的内涵，和无限的悲慨。对此，诗人有时也表现得比较明快直率，比如“昔年意气结群英，几度朝回一字行。海北天南零落尽，两人相见洛阳城”（《洛中逢韩七中丞之吴兴口号》）。这是头一年（827年）回长安途中在洛阳遇到韩泰时写的，可见这种悲愤之情，久已郁积于胸，“洛中逢韩七”，“重闻天乐”，都不过是遇事则动、借题发挥而已。
一二两句由今而入昔，思绪万端，言简意丰，情溢于词，而对于全诗来说还只是开始，它给与何戡重逢创造了环境和心理的背景。第三句折转入正题，妙以何戡之在，点出“旧人”之不在，如此情景，则“在”亦悲，“不在”亦悲，无限悲痛，隐于字背。况且唯有的一位旧人何戡，又偏不忘旧事，又为他唱起了当年送别的离歌《渭城曲》——“西出阳关无故人”——可没有人能想到重入长安无故人。何戡一曲，往日的“别帝京”，此时的耆旧凋零，更是齐袭心头，千层浪，万重波。滔滔难平。有人说艺术贵在引人思索，此诗之妙，大概也在于此。